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On the Rematerialization of the Body of Ecofeminism
【出 处】
：
国外文学
【发表日期】
：
2017年3期
其他文献
阿诺德在《诗歌新编》中删去《恩培多克勒斯在埃特纳火山》,并增添《索赫拉布与鲁斯塔姆》的举动标明其在创作思想上的转折,即在诗作中表达对分裂时代的无尽失望不再是其创作的动机,他认识到诗歌不应表现毫无希望和出路的病态情绪,而应效法以索福克勒斯悲剧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学经典,选择伟大的行动为主题,充分反映时代精神。这预示着阿诺德反对分裂、追求整一的批评思想正逐渐清晰明确。但与此同时,思想上的统一与明晰性使得阿诺德忽视了诗作自身的复杂多义,也导致其诗歌创作力的衰减。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主要描绘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反文化运动中的老年犹太知识分子赛姆勒与年轻一代社会革命者的冲突图景。小说出版后,很多新左派研究者批评小说和作者贝娄'政治不正确'。然而,小说内外的政治分歧模糊了其真正主题。赛姆勒与黑人扒手的凝视和反凝视抗争映射了小说对民权运动的辩证性思考,此外,还有另外两幅次要图景与主图景拼贴、并置,共同揭示了政治冲突下的反暴力主旨。身心病态的赛姆勒不仅深陷死亡心景与大屠杀记忆闪回,他的持续病发也隐喻对种族主义暴力迫害的控诉。在他主动参与的暴力冲突图景中,种族意识也
2017年11月25-26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东方文学插图本史料集成及其研究'课题组协办的北京大学首届'文学与图像'学术论坛在北大民主楼举行,来自国内高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论坛开幕式由中心暨北大南亚学系陈明教授主持。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北大艺术学院李凇教授、南京大学赵宪章教授、上海师大杨剑龙教授分别作了简要发言,充分肯定了此次学术论坛的意义。
本文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卡莱尔的社会批评为研究对象。他的思想发展分为德国思想研究和社会批评前后两段。与之相对应,社会批评建立在德国思想背景基础之上,由之发展而来。理论和批判可以从中区分出来。其中,理论以灵实论这一最为重要的德国思想要素为基础,并主要阐述了社会由盛向衰的发展模式。批判紧承理论,确定现时代所处发展阶段,分析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以及实现社会由衰向盛的转变。结构二元性是卡莱尔社会批评的主要特征。
“否叙述”讲述故事世界中的未发生事件,其在推进故事情节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反作用,但“否叙述”通过讲述未发生事件,构成一种对故事情节作特殊处理的叙述行为和叙述策略。自被提出以来,“否叙述”理论引发了不少辨析和争论,且出现了将其与“解叙述”、“不可述”等理论概念相混淆的现象。鉴于此,有必要从学理意义上厘清“否叙述”这一理论概念,以及它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纠缠和互动关系。本文聚焦“否叙述”理论,重点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1)“否叙述”的定义以及它与“不可述”、“解叙述”等相关概念的区别;(2)“否叙述”作
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早在1898年,上海的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就已刊登了澳大利亚小说家盖伊·纽厄尔·布思比的短篇小说《乔叔叔的遗产》,这是最早被介绍入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而第一部被翻译为中文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则是小说家弗格斯·休姆的侦探小说《白巾人》。根据本文的考察,清末民初共有20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被译为中文,其中19部作品是被作为英美文学译入中国的。这些译作皆为通俗小说,包括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清末民初的澳大利亚文学译作代表了澳大利亚文学中文翻译的起源,具有一定的翻译史意义
罗伯特·瓦尔泽的日记体小说《雅各布·冯·贡腾》充满辩证元素,集中表现为传统与现代在叙事技巧以及文本内涵两个层面的共生现象。“滚圆的零蛋”既是仆人学校的教育目标,也是主人公的自我宣称。然而,这看似谦卑的宣称却包裹着前瞻和反叛意识,口头的认可和低姿态都不过是一种策略。实际上,主人公在仆人学校的经历见证了传统价值观的沦陷,20世纪初柏林所代表的都市社会以及现代人之综合病症也随之一一显露。
传记小说是英美小说创作的新潮流,也标志着戴维·洛奇小说创作类型的重大转向。自反性是洛奇传记小说《作者,作者》与《风流才子》的重要属性,为研究这两部作品提供了重要视角。在文本叙事层面,自反性主要体现为打破写实框架、作者“闯入”、斜体文本的入侵等;在历史素材的选用层面,自反性主要体现为传记素的运用,传记素沟通了传记小说中现实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在二者之间形成叙事张力。
作为活跃在20世纪20、30年代日本诗坛上的中日混血诗人,黄瀛的口吃构成了其话语行为和诗歌语言的一大特征。本文通过将黄瀛的口吃还原到他的个人境遇和所置身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试图分析其口吃形成的精神机制,以及与其诗歌创作和身份建构等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而透视黄瀛诗歌作为一种“混血文学”的生成机制和微妙机理。
拉伊奥斯被杀事件是《奥狄浦斯王》中“晦暗的中心”,而文本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也足够晦暗。伊奥卡斯特和奥狄浦斯分别提供了关于此事的两个版本,令人疑心他们所说的并非同一回事;伊奥卡斯特的叙述还出现了两个不能兼容的时间顺序,使得《奥狄浦斯王》几乎成了荒诞剧。但可以认为,索福克勒斯在这段文本中有意安排了一个时间的“分岔口”,以与地点的“分岔口”构成互涉关系。这个“时间分岔口”也暗合了传说中的第二个斯芬克斯之谜,即时间的“白天”与“黑夜”。从“黑夜时间”角度来理解,奥狄浦斯“杀父娶母”就具有了更切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