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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美经济的双向关系类似于心理学中“相互依赖”的概念。这种关系始自毛泽东与尼克松的首次接触，巩固于双方在各自艰难的发展历程中生发出的相互需要感。未来，这种关系很可能也将如过去几十年一般，继续发挥深刻作用。离开中国，美国的繁荣难以想象。中美关系并非特例，经济互赖的某些特征普遍存在于世界主要经贸关系中，这种关系也隐藏着破坏性基因。全球化的多边特征已经造成中美许多冲突，且还将继续下去，因为全球化自有其弊端。理论过时不是全球化面临的唯一危机，世界贸易近期趋势也在不断发出警告。随着“美国第一”原则的提出，不少人相信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乃至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世界领袖的接力棒不会交接得如此顺利。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和新规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绕过这个阶段而盲目寻求世界大国地位是严重的战略错误。国内实力决定国际领导力，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重新认识这个道理。
【关键词】中美关系 相互依赖 全球化 孤立主义 全球领导地位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1972年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尼克松总统，中美恢复邦交。同样面对苏联威胁的二人走到一起，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对经济关系埋下种子。自此，关系复杂的两国形成联盟。然而，曲折中前进的中美关系如今却遭遇困境。在竞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曾屡次发出尖锐的反华言论，其中以贸易问题为首。他指责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工资，伤害了一度卓越的美国制造业。
人们一开始希望这只是一种竞选策略，结束了激烈的大选，他的立场就会温和下来。然而，上任伊始，他就宣布了多项可能的对华经济、政治制裁措施，包括征收惩罚性关税、指责中国为“货币操纵国”、抨击中国关于南海主权的声明，甚至还亲近台湾、把历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中国”政策当作谈判筹码。
这是严重的战略错误。特朗普误以为强势的新美国有足够筹码对付它的假想敌，不需要考虑中国的反应。就经济、金融而论，尤其大错特错。
双向关系
与常识不同，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任何一方的改变都会严重影响对方发展。未来，这种关系很可能也将如过去几十年一般，继续发挥深刻作用。
确实，美国历来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带来的可观利润也支撑着中国35年来的高速发展。对美出口贸易额占中国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5%增长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36%，是同期中国国内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自2000年以来，对美出口平均占中国出口额的19%。虽然2006年以后略逊于作为整体的欧洲，但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国。毋庸置疑，如果真的封锁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将遭重创，对此中方绝不敢掉以轻心。
而美国对华依赖同样严重。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过去十年中对“美国制造”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此外，除2016年末略低于日本外，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持有超过1.25万亿美元及其他美元计价资产，对填补美国长期以来的预算赤字至关重要。换言之，中国不仅为美国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为美国出口商提供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还将大量储蓄盈余投向储蓄不足的美国以维持其经济运转。美国近年的零利率政策使得这些借款几乎等同于捐赠，但中国的主要考虑也不在回报率，而是意在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相对稳定。
总之，无论是干扰中国资本流入，还是破坏双边贸易，美国都将为之承担后果。少了中国的支持，美国经济将如同遭遇进口限制的中国一样陷入困境。
深厚根基
中美经济的双向关系类似于心理学中“相互依赖”的概念。这种关系始自毛泽东与尼克松的首次接触，巩固于双方在各自艰难的发展历程中生发出的相互需要感。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破冰之时，这种需要感已开始深入人心。脱胎于外交的双边经济关系很快开花结果，在兩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80年代初，刚刚经历文革的中国经济一团糟，急需增长新源头。另一方面，1980年前后美国遭遇大规模停滞性通货膨胀，亦需提振经济的良方。美国消费者成了两边的救星——他们的购买需求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增长，同时窘迫的美国家庭也受益于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
于是，两国进入一种各取所需的“权宜婚姻”状态。中国逐渐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终极生产者”，美国则欣然走向“终极消费者”之位。日渐愉快的交往使两大经济体愈加密不可分，双方急于提升对方的经济地位。2001年末，美国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大门，这是中国走向“终极生产者”之路的里程碑。同时，中国在本世纪初买入的大量国债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和资本市场泡沫，使这个入不敷出的“终极消费者”能够寅吃卯粮，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
然而，这桩“婚姻”也有它的缺陷。两国都陷于固定的增长模式，造成发展的明显不平衡。过于专注生产使中国的个人消费比重迅速下降，到2010年仅占GDP的35%，约是美国的一半。同时，过于专注消费也使美国生产商优势不再。
这种不平衡，尤其是它对工厂工人造成的影响，构成了特朗普政纲的一大基础。美国制造业就业状况长期处于下滑趋势，人口比重从1952年峰值的32%下降到2016年末的8.5%。此趋势的发生主要源于技术变革、国际分工和全球化影响，其过程早在中国崛起之前就已开始。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的减少有80%发生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前。然而，特朗普政府似乎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故意把制造业岗位缩减的责任推到新近崛起的中国头上。
其实，中美并非特例，经济互赖的某些特征普遍存在于世界主要经贸关系中。国际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直到近期都在平稳增长。跨国贸易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构成，出口占世界GDP的比例从1986年的17%增长到2008年的31.5%，创下历史新高，后因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才有所回落。 “误读”贸易逆差
尽管中美经济纽带日益强化，特朗普总统仍片面地用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证明所谓“中国威胁论”，只可惜漏洞百出。
这位新总统断言“糟糕的贸易协议”给曾经强大的美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如今的贸易逆差就是证明。他多次把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列为美国经济最大的威胁，还将贸易逆差称作“就业杀手”。似乎只要消除逆差，美国很快就能恢复繁荣富强。
但特朗普似乎忘了美国同101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这个事实——没错，是同超过全世界一半的国家，而非个别国家的贸易摩擦。从经济学上讲，这是一个多边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高额赤字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另一个难题——储蓄赤字。据最新数据，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国民净储蓄率仅为3%，还不到上世纪后30年平均值（6.3%）的一半。净储蓄率是计算储蓄的最宽泛指标，即所有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当然，通常是赤字）经贬值折算后的总和。
储蓄赤字是美国贸易问题的关键。储蓄不足又谋求增长，美国只得从中国、德国和日本这样拥有大量储蓄盈余的国家引进资本，为此则必须维持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或经常帐赤字），这就是美国与101个国家贸易逆差的根源。自2000年起，美国贸易赤字总量8.6万亿美元，几乎等同于同期8.3万亿美元的国际收支缺口，这绝非巧合。
因此，针对某个国家的强硬姿态不过是逞口舌之快。若不能解决储蓄不足这一根源，即使消除了与上述某一个、两个甚至全部四个国家的贸易逆差，也不过是将其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经济体储蓄不足，它就只能在不同国家间转移逆差。
特朗普政府攻击中国的行为很快会证明，诉诸某一双边关系以解决多边问题只会事与愿违。想象一下，由于中国造成了近一半的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美国利用惩罚性关税停止了对华贸易——这看起来是正确的决策。
事实却正相反，在国民储蓄不增加的情况下，同中国的这部分逆差势必被转移到美国其他的贸易伙伴那里，而任何国家的商品成本结构及产品价格都远超中国。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计算过，与美国前十名其他供应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报酬大概只有他们的10%。若靠它们填补停止对华贸易产生的空隙，则相当于大幅增加了美国消费者需缴纳的消费税。
这些都表明，解决美国贸易赤字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国民储蓄。美国不应过分依赖外资，不应为吸引外资而维持多边贸易逆差。然而，增加储蓄需要美国量入为出，而这是华盛顿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事实显而易见：恢复储蓄需要联邦削减预算，然而特朗普时代更可能发生的是增加预算赤字；恢复储蓄还需要更多私人储蓄激励措施。做不到这两点，美国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新总统上任以来忙于会见企业界人士，考虑到他的商业背景，这并不奇怪。但这只是浅层的尝试，他更需要做的是从宏观上把握美国与101国贸易逆差的真正根源。
全球化的断裂
国际贸易惊人的体量增长得益于全球供应链的形成，这说明全球經济融合的规模正不断扩大。因此，类似中美相互依存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其他主要贸易关系中。
全球化的多边特征已经造成中美许多冲突，且还将继续下去，因为全球化自有其弊端。全球化理论看似优雅，实践中却遭遇诸多问题，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就是教训。从法国、意大利到荷兰甚至德国，欧洲大陆也正经历类似的事。对于笃信自由贸易的人来说，是时候好好思考这些反全球化浪潮了。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严谨的全球化理论，最接近的也只是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框架：一个国家如果集中生产其在资源和人工方面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它很快就会受益于增长的跨境贸易。贸易自由主义承诺互惠互利，是全球f匕的精髓。
长远看实现这个承诺是可能的，但短期内人们一定会遭遇无情的现实打击，比如英国“脱欧”。英国民众反对区域一体化的诸多关键前提，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表面上无限制的移民、听命于布鲁塞尔等；且欧洲货币联盟存在固有缺陷，缺少成员国间的财政转移机制。经济一体化并不等同于全球化，但二者都建立在李嘉图式的自由贸易原则之上，而这个原则却在英国政界被忽视了。
回到美国，从特朗普的上台和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时获得的政治支持中，都能看到类似英国“脱欧”前那些情绪的影子。从移民问题、贸易自由主义，到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停滞的工资增长，中产阶级在经济压力下无处可逃，不再相信全球化能带来互利共赢。
面对这些难题，尤其在大选期间，美国的政客通常会选择推卸责任。特朗普在竞选初期把枪口指向中国和墨西哥。同时，桑德斯反对与11个泛太平洋国家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如今美国已退出），迫使希拉里也采取类似立场。特朗普上任后立即宣布退出TPP，还提出凸显国家主义意识的“美国第一”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几乎截断了美国重返全球化之路。
简言之，全球化在政治上已经不受欢迎。这也不奇怪，毕竟世界已经和两个世纪前李嘉图的时代完全不同了。李嘉图讨论的是当时英国、葡萄牙分别在纺织、葡萄酒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今天的人们则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连接的知识型社会中。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晚年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分析李嘉图的理论，指出像中国这样工资低、又有能力进行技术模仿的国家，可以彻底颠覆比较优势理论。
理论过时不是全球化面临的唯一危机，世界贸易近期趋势也在不断发出警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2009至2016年全球贸易体量年平均增长率为3%，仅相当于1980至2008年间的一半。究其原因，除经济大衰退之外，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也罕见的缓慢。国际贸易跌入低谷，全球化的政治阻力便加剧了。
这并非全球化第一次受到阻力。19世纪未20世纪初，全球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形成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直到一战和“大萧条”期间才开始式微。1929至1932年，大国纷纷转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臭名昭著的美国1930年《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这些措施使全球贸易锐减六成。 今天的全球化过程比那时来得更加猛烈，其衰退的后果也会更加严重。从三个维度比较两波全球化浪潮，可以更清楚的解释这个问题：
（1）覆盖领域。全球化1.0主要限于有形商品（制造业）的跨边境交易。全球化2.0大大拓宽了交易范围，囊括诸如“服务”等无形商品。
（2）连接方式。全球化1.0主要依靠海运及后来的铁路、公路运输，今天的交通系统则复杂先进得多，这也得益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发展。此外，互联网实现了软件编程、工程设计、医疗检查、会计核算、法律及咨询服务等知识服务的即时跨境传播。
（3）更新速度。两波全球化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上。今天的信息技术更新极快，美国只用了五年就实现五千万家庭通网，而当年让同样数量的家庭拥有收音机却等了38年。
可惜经济学界至今没有抓住当今全球化的本质问题。他们紧盯一个过时理论不放，却无视越来越多的工人抵抗运动。全球化2.0覆盖范围广、发展速度快，需要新的方式来缓冲其断裂造成的后果。
人们曾制定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以帮助失业或窘迫的工人，但这些制度最终也如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被淘汰。比如美国1962年出台《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AA）》，希望能够拯救美国的制造业。但皮特森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自1974年以来只有200万美国工人受益于此计划。
很明显，现在亟需有效的政策以帮助更多工人渡过难关。在全球化2.0超高速发展压力下，政府必须迅速反应并制定出受助面更广的计划，包括工人再培训、搬迁补助、求职帮助、大龄工人收入保障以及更长久的失业救济期限等。
除此之外的任何方法，无论是英国的“脱欧”还是特朗普治下的孤立主义，都迟早会显现弊端。要想解决大量工人面对的难题，需要的是那些捍卫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人提出的具体措施。
脆弱的依存关系
不安定的国际现状并没有让中美交往变得更顺利。经济互赖关系隐藏着破坏性基因，因为双方都深陷身为对方“救星”这一角色带来的满足感，而失去了经济上的自我意识。久而久之，总有一方为了找回缺失的那部分身份意识，将目光转向国内并开始攻击对方，这对关系就此产生扭曲。
特朗普就是在此时接手中美关系的。他矛头对准中国，将其称作处心积虑阻碍美国强大的“恶棍”。未来两国冲突可能还会加剧，这无论如何都令人不安。特朗普还组建了国家贸易委员会，招揽和他持相同立场的高级贸易顾问，共同制定攻击中国的方案。这些顾问中有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他曾写过极具煽动性的《致命中国》一书；还有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西泽以及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可以说，这是当代最反华的一届美国政府。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相互依赖关系具有高度回应性。当一方态度改变时，另一方会因被怠慢而以牙还牙。事实上，由于特朗普早先的某些行为已经破坏了中美关系，中國正在开始反击。
去年12月2日，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这一颇具挑衅意味的行为表明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新立场，中方最初并未对此做出回应。随着后来特朗普任命贸易顾问、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等一系列动作，他的反华倾向日渐清晰。中国官媒终于发出警告，表示将在必要时使用“大棒”捍卫国家利益。
在2月9日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特朗普放弃了早先关于台湾问题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暂时平息了事态。但鉴于新政府反复无常的特性，很难断定日后不会再生龃龉。4月在弗罗里达进行的“习特”峰会或许能使两国关系的未来道路更加明晰，但是，自去年底大选以来的论战时刻警示着北京，美国面对中国时没有一成不变的事。
很快内阁便开始转移目标。例如国务卿蒂勒森在自己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暗示可能对南海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也威胁欲废除美国减排承诺，此举将破坏此前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巴黎气候协议》。另外，他还表示日本和韩国有权开发核武器，这些动作都会深刻影响中国的亚洲安全战略。
如前所述，相互依存不能仅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商品、服务的跨境贸易还与国防安全紧密相关，这明显体现在美国与其亚太盟友，尤其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上。在跨境贸易和地缘安全之间寻找平衡、尤其是建立美国军事基地的做法，是双边关系重要的粘合剂。毫无疑问，中国南海紧张局势的加剧只会破坏这种微妙的平衡。
中美关系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走向失衡。唇枪舌战只是个开始，如果美国把语言化为行动，或仅仅有这个倾向，受到侵犯的中国必将迅速还击。到那时美国只能默默吞下苦果。
危险的结局
特朗普政府自信中国构不成威胁，这绝对是误判。一旦他将曾经的言语付诸实践，美国的经济、金融很快就会遭到中国“大棒”政策的报复。
中国将立即制裁在华美国企业，并增加进口关税，这对增长乏力的美国经济可不是小事。
中国还可能减持美国国债。特朗普曾承诺大规模减税并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预算，这表明新政府的预算赤字会进一步增加。这时中国的减持将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储蓄不足的美国将不得不在一些政策上做出让步，比如对利率施加上行压力、对美元施加下行压力，扭转近期美元走强的势头等。另外，如果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制裁，中国还可以抛售其大量的美元计价资产。
最终受害者是美国消费者。无论以中美关系恶化为代价，还是依靠“边境调节税”（基本等同于对进口征税而对出口免税）等新税政，“美国第一”政策的实行都会打破现有全球供应链，使美国消费者无法继续享受商品的低廉价格。
如果没有各国的低成本生产商，或其数量因征税而减少，那么所谓的“沃尔玛价值链”就不再成立。美国薪资增长普遍缓慢，消费者已经习惯了购买低价外国商品来维持生计。如果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导致物价被提升，他的主要支持者一一中产阶级将沦为最大的输家。
中国会领导世界吗？ 特朗普政府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同时，也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多边主义政策。从美国迅速退出TPP协定可以看出，它比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国内。随着“美国第一”原则的提出，不少人相信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乃至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这也不奇怪，中国毕竟是16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主导者。尽管RCEP没有TPP的关税减让和高标准，这项协议仍有潜力在全球发展最快地区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可借此巩固其地区领袖的地位，并迈出走向世界领袖的重要一步。
批准RCEP，发起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一系列机构，都显示出中国想要领导世界的决心。另外，中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60余国“一带一路”跨境投资合作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人民币新近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最近还抛下美国倒向中国。看起来中国正逐渐取代美国的地位。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世界领袖的接力棒不会交接得如此顺利。虽然特朗普有孤立主义倾向，但美国从未放弃它的国际责任。的确，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过后，美国想要维护其全球霸权极其困难。8年来，美国经济复苏缓慢，速度只有前几次经济回暖的一半。民粹主义因此抬头，特朗普借此上台。类似的还有“脱欧”的英国，以及荷兰、法国等民粹势力上升的欧洲国家。随着国内经济问题激化，各国自然无暇争当世界霸主。
但这不代表中国就可以高枕无忧。经过35年惊人的增长，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关头，需要从制造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从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种转型存在风险，比如会造成债务密集性增长、国有企业僵化，带来银行低质量贷款和一线城市新一轮楼市泡沫。就连中国的“权威人士”都认为，若不能良好地应对这些风险，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态势将持续下去，“全球领导地位”这个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梦”中展露的雄心壮志也将难以实现。
对于美国，TPP的意义超出贸易范畴。前总统奥巴马说过，“不能让中国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的“亚洲轴心战略”意在遏制中国，而把中国排除在外的TPP就是此战略的重要杠杆。尽管如此，TPP的终止也不表示中国能就此轻易成为亚洲乃至世界领导者。
大国走向兴盛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认为，没有强劲经济实力作支撑，地缘政治的过度伸张注定失败。美国如今虽挣扎于困境，但它有身为富裕国家的底气。中国则不然，以人均收入看中国仍是一个较贫穷的国家，同时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那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绊脚石。
中国主导的RCEP也不会在TPP之后重塑世界格局。的确，从贸易自由化、多边机制建设，到“一带一路”计划及南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中国确实显现出成为新兴地区霸主的趋势，但要说称霸全球还为时过早。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和新规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绕过这个阶段而盲目寻求世界大国地位是严重的战略错误。国内实力决定国际领导力，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重新认识这个道理。
美新政府还陷入两难境地——如前所述，无论考虑到可行性还是潜在后果，竞选时承诺的高关税和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都无法实现。但纵横商场的特朗普面临一个绝好时机，可以利用他自称的最大优势，打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尴尬的谈判僵局。对于一个企业家总统来说，没有比替本国企业打开快速扩张的中国市场更具诱惑力的了。自2008年BIT正式启动以来，中美进行了25轮艰难的谈判。双方已经就跨境投资，特别是开放透明、技术转让、所有权限制以及无差别待遇等原则达成广泛共识。
分歧在于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指的是被一方政府列为外资所有权禁区的某些敏感行业清单，包括通讯、国防、技术、航空、物流以及金融服务等。目前，中美已就清单进行了三轮交换，双方分歧正在减少。但若特朗普采取保护主义措施，BIT将随着谈判的破裂重蹈TPP覆辙。只要能结束市场准入谈判，把所谓的“中国威胁”变为机遇，特朗普就有希望快速实现他的经济增长计划。对增长乏力的美国来说，要想搭上中国这个未来最大市场的发展快车，这是最好的办法。
人们都知道特朗普的世界里没有不可能。与其哀叹美国在TPP之后失去了全球领导地位，不如转换思维。中国也一样。公平合理的全球秩序能否形成仍是未知数。
美国的社会契约会解除吗？
总而言之，互相依存的状态可能会削弱美国社会契约的效力，并改变全球化和贸易对支撑这个契约起到的作用。财政收入决定经济实力，然而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面临财政收入压力。尽管如此，它依旧寅吃卯粮，依靠减少国内储蓄来勉强维持平衡。
巨大压力下，美国政治决策者冒着长期经常项目赤字和外贸逆差的巨大风险，向储蓄盈余国家大量借款以维持经济的增长。中国就是在此时凭借大量廉价商品和储蓄盈余进入游戏的。
中国也乐于进入角色大展宏图。换句话说，中美相互依存的状态其实源于美国为自救而制定的巧妙战略。特朗普政府如果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就必须找到其他替代国。然而一旦失败，经济增速将放缓，美国也将不得不为了寻找储蓄盈余国而付出更大代价。这些都会危及美元及其利率，进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
无论是否刻意为之，美国经济现已陷入危险境地，难以承受资本市场的大跳水或境外资金的中断。这加剧了围绕政治经济关系的争论。当“美国梦”的承诺难以实现、国家没有一代更比一代富裕时，华盛顿只能依靠中国这样的外国贷款国（同时也是生产国）。这些国家不仅向美国输入储蓄盈余，还帮助利率低、资本市场虚浮且资产依赖型的美国经济恢复增长。
不论承认与否，向中国施加压力只会使储蓄不足的美国雪上加霜。没有中国提供低成本的商品和外部资本，多年累積的经济、金融压力会令美国处境更加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相互依存状态对双方有利，颠覆现有的游戏规则只会打破脆弱的平衡。这总归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最终落脚到各国为维持经济繁荣而在地缘政治上做出的妥协。
特朗普政府已经瞄准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第二、第三大储蓄盈余国家。寻找新的境外资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失败，联邦只得靠削减预算赤字来增加国内储蓄，然而特朗普的经济计划里没有这个选项。美国未来经济繁荣的根基在于投资，国内储蓄不增加，投资状况就会一直萎靡。
中美相互依存的结果就是，不仅特朗普难以实施打压中国的政策，人们更被迫仔细思考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坚称“只有保护才能带来繁荣富强”。且不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前车之鉴，假如美国真的打压中国，不仅当今世界最重要经济伙伴关系行将破裂，其他国家也要遭殃。这些隐患正说明中国的关键作用，离开中国，美国的繁荣难以想象。
【关键词】中美关系 相互依赖 全球化 孤立主义 全球领导地位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1972年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尼克松总统，中美恢复邦交。同样面对苏联威胁的二人走到一起，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对经济关系埋下种子。自此，关系复杂的两国形成联盟。然而，曲折中前进的中美关系如今却遭遇困境。在竞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曾屡次发出尖锐的反华言论，其中以贸易问题为首。他指责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工资，伤害了一度卓越的美国制造业。
人们一开始希望这只是一种竞选策略，结束了激烈的大选，他的立场就会温和下来。然而，上任伊始，他就宣布了多项可能的对华经济、政治制裁措施，包括征收惩罚性关税、指责中国为“货币操纵国”、抨击中国关于南海主权的声明，甚至还亲近台湾、把历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中国”政策当作谈判筹码。
这是严重的战略错误。特朗普误以为强势的新美国有足够筹码对付它的假想敌，不需要考虑中国的反应。就经济、金融而论，尤其大错特错。
双向关系
与常识不同，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任何一方的改变都会严重影响对方发展。未来，这种关系很可能也将如过去几十年一般，继续发挥深刻作用。
确实，美国历来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带来的可观利润也支撑着中国35年来的高速发展。对美出口贸易额占中国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5%增长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36%，是同期中国国内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自2000年以来，对美出口平均占中国出口额的19%。虽然2006年以后略逊于作为整体的欧洲，但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国。毋庸置疑，如果真的封锁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将遭重创，对此中方绝不敢掉以轻心。
而美国对华依赖同样严重。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过去十年中对“美国制造”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此外，除2016年末略低于日本外，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持有超过1.25万亿美元及其他美元计价资产，对填补美国长期以来的预算赤字至关重要。换言之，中国不仅为美国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为美国出口商提供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还将大量储蓄盈余投向储蓄不足的美国以维持其经济运转。美国近年的零利率政策使得这些借款几乎等同于捐赠，但中国的主要考虑也不在回报率，而是意在维持人民币与美元的相对稳定。
总之，无论是干扰中国资本流入，还是破坏双边贸易，美国都将为之承担后果。少了中国的支持，美国经济将如同遭遇进口限制的中国一样陷入困境。
深厚根基
中美经济的双向关系类似于心理学中“相互依赖”的概念。这种关系始自毛泽东与尼克松的首次接触，巩固于双方在各自艰难的发展历程中生发出的相互需要感。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破冰之时，这种需要感已开始深入人心。脱胎于外交的双边经济关系很快开花结果，在兩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80年代初，刚刚经历文革的中国经济一团糟，急需增长新源头。另一方面，1980年前后美国遭遇大规模停滞性通货膨胀，亦需提振经济的良方。美国消费者成了两边的救星——他们的购买需求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增长，同时窘迫的美国家庭也受益于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
于是，两国进入一种各取所需的“权宜婚姻”状态。中国逐渐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终极生产者”，美国则欣然走向“终极消费者”之位。日渐愉快的交往使两大经济体愈加密不可分，双方急于提升对方的经济地位。2001年末，美国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了大门，这是中国走向“终极生产者”之路的里程碑。同时，中国在本世纪初买入的大量国债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和资本市场泡沫，使这个入不敷出的“终极消费者”能够寅吃卯粮，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
然而，这桩“婚姻”也有它的缺陷。两国都陷于固定的增长模式，造成发展的明显不平衡。过于专注生产使中国的个人消费比重迅速下降，到2010年仅占GDP的35%，约是美国的一半。同时，过于专注消费也使美国生产商优势不再。
这种不平衡，尤其是它对工厂工人造成的影响，构成了特朗普政纲的一大基础。美国制造业就业状况长期处于下滑趋势，人口比重从1952年峰值的32%下降到2016年末的8.5%。此趋势的发生主要源于技术变革、国际分工和全球化影响，其过程早在中国崛起之前就已开始。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的减少有80%发生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前。然而，特朗普政府似乎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故意把制造业岗位缩减的责任推到新近崛起的中国头上。
其实，中美并非特例，经济互赖的某些特征普遍存在于世界主要经贸关系中。国际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直到近期都在平稳增长。跨国贸易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构成，出口占世界GDP的比例从1986年的17%增长到2008年的31.5%，创下历史新高，后因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才有所回落。 “误读”贸易逆差
尽管中美经济纽带日益强化，特朗普总统仍片面地用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证明所谓“中国威胁论”，只可惜漏洞百出。
这位新总统断言“糟糕的贸易协议”给曾经强大的美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如今的贸易逆差就是证明。他多次把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列为美国经济最大的威胁，还将贸易逆差称作“就业杀手”。似乎只要消除逆差，美国很快就能恢复繁荣富强。
但特朗普似乎忘了美国同101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这个事实——没错，是同超过全世界一半的国家，而非个别国家的贸易摩擦。从经济学上讲，这是一个多边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高额赤字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另一个难题——储蓄赤字。据最新数据，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国民净储蓄率仅为3%，还不到上世纪后30年平均值（6.3%）的一半。净储蓄率是计算储蓄的最宽泛指标，即所有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当然，通常是赤字）经贬值折算后的总和。
储蓄赤字是美国贸易问题的关键。储蓄不足又谋求增长，美国只得从中国、德国和日本这样拥有大量储蓄盈余的国家引进资本，为此则必须维持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或经常帐赤字），这就是美国与101个国家贸易逆差的根源。自2000年起，美国贸易赤字总量8.6万亿美元，几乎等同于同期8.3万亿美元的国际收支缺口，这绝非巧合。
因此，针对某个国家的强硬姿态不过是逞口舌之快。若不能解决储蓄不足这一根源，即使消除了与上述某一个、两个甚至全部四个国家的贸易逆差，也不过是将其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经济体储蓄不足，它就只能在不同国家间转移逆差。
特朗普政府攻击中国的行为很快会证明，诉诸某一双边关系以解决多边问题只会事与愿违。想象一下，由于中国造成了近一半的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美国利用惩罚性关税停止了对华贸易——这看起来是正确的决策。
事实却正相反，在国民储蓄不增加的情况下，同中国的这部分逆差势必被转移到美国其他的贸易伙伴那里，而任何国家的商品成本结构及产品价格都远超中国。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计算过，与美国前十名其他供应国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报酬大概只有他们的10%。若靠它们填补停止对华贸易产生的空隙，则相当于大幅增加了美国消费者需缴纳的消费税。
这些都表明，解决美国贸易赤字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国民储蓄。美国不应过分依赖外资，不应为吸引外资而维持多边贸易逆差。然而，增加储蓄需要美国量入为出，而这是华盛顿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事实显而易见：恢复储蓄需要联邦削减预算，然而特朗普时代更可能发生的是增加预算赤字；恢复储蓄还需要更多私人储蓄激励措施。做不到这两点，美国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新总统上任以来忙于会见企业界人士，考虑到他的商业背景，这并不奇怪。但这只是浅层的尝试，他更需要做的是从宏观上把握美国与101国贸易逆差的真正根源。
全球化的断裂
国际贸易惊人的体量增长得益于全球供应链的形成，这说明全球經济融合的规模正不断扩大。因此，类似中美相互依存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其他主要贸易关系中。
全球化的多边特征已经造成中美许多冲突，且还将继续下去，因为全球化自有其弊端。全球化理论看似优雅，实践中却遭遇诸多问题，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就是教训。从法国、意大利到荷兰甚至德国，欧洲大陆也正经历类似的事。对于笃信自由贸易的人来说，是时候好好思考这些反全球化浪潮了。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严谨的全球化理论，最接近的也只是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框架：一个国家如果集中生产其在资源和人工方面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它很快就会受益于增长的跨境贸易。贸易自由主义承诺互惠互利，是全球f匕的精髓。
长远看实现这个承诺是可能的，但短期内人们一定会遭遇无情的现实打击，比如英国“脱欧”。英国民众反对区域一体化的诸多关键前提，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表面上无限制的移民、听命于布鲁塞尔等；且欧洲货币联盟存在固有缺陷，缺少成员国间的财政转移机制。经济一体化并不等同于全球化，但二者都建立在李嘉图式的自由贸易原则之上，而这个原则却在英国政界被忽视了。
回到美国，从特朗普的上台和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时获得的政治支持中，都能看到类似英国“脱欧”前那些情绪的影子。从移民问题、贸易自由主义，到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停滞的工资增长，中产阶级在经济压力下无处可逃，不再相信全球化能带来互利共赢。
面对这些难题，尤其在大选期间，美国的政客通常会选择推卸责任。特朗普在竞选初期把枪口指向中国和墨西哥。同时，桑德斯反对与11个泛太平洋国家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如今美国已退出），迫使希拉里也采取类似立场。特朗普上任后立即宣布退出TPP，还提出凸显国家主义意识的“美国第一”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几乎截断了美国重返全球化之路。
简言之，全球化在政治上已经不受欢迎。这也不奇怪，毕竟世界已经和两个世纪前李嘉图的时代完全不同了。李嘉图讨论的是当时英国、葡萄牙分别在纺织、葡萄酒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今天的人们则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高度连接的知识型社会中。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晚年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分析李嘉图的理论，指出像中国这样工资低、又有能力进行技术模仿的国家，可以彻底颠覆比较优势理论。
理论过时不是全球化面临的唯一危机，世界贸易近期趋势也在不断发出警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2009至2016年全球贸易体量年平均增长率为3%，仅相当于1980至2008年间的一半。究其原因，除经济大衰退之外，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也罕见的缓慢。国际贸易跌入低谷，全球化的政治阻力便加剧了。
这并非全球化第一次受到阻力。19世纪未20世纪初，全球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形成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直到一战和“大萧条”期间才开始式微。1929至1932年，大国纷纷转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臭名昭著的美国1930年《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这些措施使全球贸易锐减六成。 今天的全球化过程比那时来得更加猛烈，其衰退的后果也会更加严重。从三个维度比较两波全球化浪潮，可以更清楚的解释这个问题：
（1）覆盖领域。全球化1.0主要限于有形商品（制造业）的跨边境交易。全球化2.0大大拓宽了交易范围，囊括诸如“服务”等无形商品。
（2）连接方式。全球化1.0主要依靠海运及后来的铁路、公路运输，今天的交通系统则复杂先进得多，这也得益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发展。此外，互联网实现了软件编程、工程设计、医疗检查、会计核算、法律及咨询服务等知识服务的即时跨境传播。
（3）更新速度。两波全球化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上。今天的信息技术更新极快，美国只用了五年就实现五千万家庭通网，而当年让同样数量的家庭拥有收音机却等了38年。
可惜经济学界至今没有抓住当今全球化的本质问题。他们紧盯一个过时理论不放，却无视越来越多的工人抵抗运动。全球化2.0覆盖范围广、发展速度快，需要新的方式来缓冲其断裂造成的后果。
人们曾制定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以帮助失业或窘迫的工人，但这些制度最终也如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被淘汰。比如美国1962年出台《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AA）》，希望能够拯救美国的制造业。但皮特森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自1974年以来只有200万美国工人受益于此计划。
很明显，现在亟需有效的政策以帮助更多工人渡过难关。在全球化2.0超高速发展压力下，政府必须迅速反应并制定出受助面更广的计划，包括工人再培训、搬迁补助、求职帮助、大龄工人收入保障以及更长久的失业救济期限等。
除此之外的任何方法，无论是英国的“脱欧”还是特朗普治下的孤立主义，都迟早会显现弊端。要想解决大量工人面对的难题，需要的是那些捍卫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人提出的具体措施。
脆弱的依存关系
不安定的国际现状并没有让中美交往变得更顺利。经济互赖关系隐藏着破坏性基因，因为双方都深陷身为对方“救星”这一角色带来的满足感，而失去了经济上的自我意识。久而久之，总有一方为了找回缺失的那部分身份意识，将目光转向国内并开始攻击对方，这对关系就此产生扭曲。
特朗普就是在此时接手中美关系的。他矛头对准中国，将其称作处心积虑阻碍美国强大的“恶棍”。未来两国冲突可能还会加剧，这无论如何都令人不安。特朗普还组建了国家贸易委员会，招揽和他持相同立场的高级贸易顾问，共同制定攻击中国的方案。这些顾问中有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他曾写过极具煽动性的《致命中国》一书；还有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西泽以及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可以说，这是当代最反华的一届美国政府。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相互依赖关系具有高度回应性。当一方态度改变时，另一方会因被怠慢而以牙还牙。事实上，由于特朗普早先的某些行为已经破坏了中美关系，中國正在开始反击。
去年12月2日，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这一颇具挑衅意味的行为表明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新立场，中方最初并未对此做出回应。随着后来特朗普任命贸易顾问、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等一系列动作，他的反华倾向日渐清晰。中国官媒终于发出警告，表示将在必要时使用“大棒”捍卫国家利益。
在2月9日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特朗普放弃了早先关于台湾问题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暂时平息了事态。但鉴于新政府反复无常的特性，很难断定日后不会再生龃龉。4月在弗罗里达进行的“习特”峰会或许能使两国关系的未来道路更加明晰，但是，自去年底大选以来的论战时刻警示着北京，美国面对中国时没有一成不变的事。
很快内阁便开始转移目标。例如国务卿蒂勒森在自己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暗示可能对南海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也威胁欲废除美国减排承诺，此举将破坏此前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巴黎气候协议》。另外，他还表示日本和韩国有权开发核武器，这些动作都会深刻影响中国的亚洲安全战略。
如前所述，相互依存不能仅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商品、服务的跨境贸易还与国防安全紧密相关，这明显体现在美国与其亚太盟友，尤其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上。在跨境贸易和地缘安全之间寻找平衡、尤其是建立美国军事基地的做法，是双边关系重要的粘合剂。毫无疑问，中国南海紧张局势的加剧只会破坏这种微妙的平衡。
中美关系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走向失衡。唇枪舌战只是个开始，如果美国把语言化为行动，或仅仅有这个倾向，受到侵犯的中国必将迅速还击。到那时美国只能默默吞下苦果。
危险的结局
特朗普政府自信中国构不成威胁，这绝对是误判。一旦他将曾经的言语付诸实践，美国的经济、金融很快就会遭到中国“大棒”政策的报复。
中国将立即制裁在华美国企业，并增加进口关税，这对增长乏力的美国经济可不是小事。
中国还可能减持美国国债。特朗普曾承诺大规模减税并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预算，这表明新政府的预算赤字会进一步增加。这时中国的减持将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储蓄不足的美国将不得不在一些政策上做出让步，比如对利率施加上行压力、对美元施加下行压力，扭转近期美元走强的势头等。另外，如果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制裁，中国还可以抛售其大量的美元计价资产。
最终受害者是美国消费者。无论以中美关系恶化为代价，还是依靠“边境调节税”（基本等同于对进口征税而对出口免税）等新税政，“美国第一”政策的实行都会打破现有全球供应链，使美国消费者无法继续享受商品的低廉价格。
如果没有各国的低成本生产商，或其数量因征税而减少，那么所谓的“沃尔玛价值链”就不再成立。美国薪资增长普遍缓慢，消费者已经习惯了购买低价外国商品来维持生计。如果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导致物价被提升，他的主要支持者一一中产阶级将沦为最大的输家。
中国会领导世界吗？ 特朗普政府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同时，也动摇了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多边主义政策。从美国迅速退出TPP协定可以看出，它比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国内。随着“美国第一”原则的提出，不少人相信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乃至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这也不奇怪，中国毕竟是16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主导者。尽管RCEP没有TPP的关税减让和高标准，这项协议仍有潜力在全球发展最快地区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可借此巩固其地区领袖的地位，并迈出走向世界领袖的重要一步。
批准RCEP，发起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一系列机构，都显示出中国想要领导世界的决心。另外，中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60余国“一带一路”跨境投资合作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人民币新近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最近还抛下美国倒向中国。看起来中国正逐渐取代美国的地位。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世界领袖的接力棒不会交接得如此顺利。虽然特朗普有孤立主义倾向，但美国从未放弃它的国际责任。的确，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过后，美国想要维护其全球霸权极其困难。8年来，美国经济复苏缓慢，速度只有前几次经济回暖的一半。民粹主义因此抬头，特朗普借此上台。类似的还有“脱欧”的英国，以及荷兰、法国等民粹势力上升的欧洲国家。随着国内经济问题激化，各国自然无暇争当世界霸主。
但这不代表中国就可以高枕无忧。经过35年惊人的增长，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关头，需要从制造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从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种转型存在风险，比如会造成债务密集性增长、国有企业僵化，带来银行低质量贷款和一线城市新一轮楼市泡沫。就连中国的“权威人士”都认为，若不能良好地应对这些风险，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态势将持续下去，“全球领导地位”这个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梦”中展露的雄心壮志也将难以实现。
对于美国，TPP的意义超出贸易范畴。前总统奥巴马说过，“不能让中国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的“亚洲轴心战略”意在遏制中国，而把中国排除在外的TPP就是此战略的重要杠杆。尽管如此，TPP的终止也不表示中国能就此轻易成为亚洲乃至世界领导者。
大国走向兴盛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认为，没有强劲经济实力作支撑，地缘政治的过度伸张注定失败。美国如今虽挣扎于困境，但它有身为富裕国家的底气。中国则不然，以人均收入看中国仍是一个较贫穷的国家，同时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那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绊脚石。
中国主导的RCEP也不会在TPP之后重塑世界格局。的确，从贸易自由化、多边机制建设，到“一带一路”计划及南海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中国确实显现出成为新兴地区霸主的趋势，但要说称霸全球还为时过早。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和新规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绕过这个阶段而盲目寻求世界大国地位是严重的战略错误。国内实力决定国际领导力，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重新认识这个道理。
美新政府还陷入两难境地——如前所述，无论考虑到可行性还是潜在后果，竞选时承诺的高关税和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都无法实现。但纵横商场的特朗普面临一个绝好时机，可以利用他自称的最大优势，打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尴尬的谈判僵局。对于一个企业家总统来说，没有比替本国企业打开快速扩张的中国市场更具诱惑力的了。自2008年BIT正式启动以来，中美进行了25轮艰难的谈判。双方已经就跨境投资，特别是开放透明、技术转让、所有权限制以及无差别待遇等原则达成广泛共识。
分歧在于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指的是被一方政府列为外资所有权禁区的某些敏感行业清单，包括通讯、国防、技术、航空、物流以及金融服务等。目前，中美已就清单进行了三轮交换，双方分歧正在减少。但若特朗普采取保护主义措施，BIT将随着谈判的破裂重蹈TPP覆辙。只要能结束市场准入谈判，把所谓的“中国威胁”变为机遇，特朗普就有希望快速实现他的经济增长计划。对增长乏力的美国来说，要想搭上中国这个未来最大市场的发展快车，这是最好的办法。
人们都知道特朗普的世界里没有不可能。与其哀叹美国在TPP之后失去了全球领导地位，不如转换思维。中国也一样。公平合理的全球秩序能否形成仍是未知数。
美国的社会契约会解除吗？
总而言之，互相依存的状态可能会削弱美国社会契约的效力，并改变全球化和贸易对支撑这个契约起到的作用。财政收入决定经济实力，然而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面临财政收入压力。尽管如此，它依旧寅吃卯粮，依靠减少国内储蓄来勉强维持平衡。
巨大压力下，美国政治决策者冒着长期经常项目赤字和外贸逆差的巨大风险，向储蓄盈余国家大量借款以维持经济的增长。中国就是在此时凭借大量廉价商品和储蓄盈余进入游戏的。
中国也乐于进入角色大展宏图。换句话说，中美相互依存的状态其实源于美国为自救而制定的巧妙战略。特朗普政府如果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就必须找到其他替代国。然而一旦失败，经济增速将放缓，美国也将不得不为了寻找储蓄盈余国而付出更大代价。这些都会危及美元及其利率，进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
无论是否刻意为之，美国经济现已陷入危险境地，难以承受资本市场的大跳水或境外资金的中断。这加剧了围绕政治经济关系的争论。当“美国梦”的承诺难以实现、国家没有一代更比一代富裕时，华盛顿只能依靠中国这样的外国贷款国（同时也是生产国）。这些国家不仅向美国输入储蓄盈余，还帮助利率低、资本市场虚浮且资产依赖型的美国经济恢复增长。
不论承认与否，向中国施加压力只会使储蓄不足的美国雪上加霜。没有中国提供低成本的商品和外部资本，多年累積的经济、金融压力会令美国处境更加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相互依存状态对双方有利，颠覆现有的游戏规则只会打破脆弱的平衡。这总归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最终落脚到各国为维持经济繁荣而在地缘政治上做出的妥协。
特朗普政府已经瞄准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第二、第三大储蓄盈余国家。寻找新的境外资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失败，联邦只得靠削减预算赤字来增加国内储蓄，然而特朗普的经济计划里没有这个选项。美国未来经济繁荣的根基在于投资，国内储蓄不增加，投资状况就会一直萎靡。
中美相互依存的结果就是，不仅特朗普难以实施打压中国的政策，人们更被迫仔细思考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坚称“只有保护才能带来繁荣富强”。且不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前车之鉴，假如美国真的打压中国，不仅当今世界最重要经济伙伴关系行将破裂，其他国家也要遭殃。这些隐患正说明中国的关键作用，离开中国，美国的繁荣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