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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
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
用最典雅的文学体裁——诗,去写琐细的生活情状,杜甫是一个典范,例如这首《送路六侍御入朝》就是如此。题目中的“路六”,注家已经不能确知是什么人,能够猜得出的,这应该是诗人的一位发小,“童稚情亲四十年”,开门见山,点明两人身份。
“中间消息两茫然”,一别几十年,音讯不通,甚至互相不知道死生。“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分别之后,从未想过会在什么地方相逢,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家重逢的时候,却是在一个离别的筵席上。这颇令人伤感,所以杜甫接着说,“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仇兆鳌说,“不分”是“不能分辨”的意思。这个解说有误,这里的“分”只能是去声,要读fèn,否则就不符合格律了。“不分”义同“不忿”,意思是桃花红胜锦,如此胜景却更为恼人。“生憎柳絮白于绵”,古人送别,常折柳相赠,柳意味着离别,因此柳絮惹来诗人的憎厌之情。这两句是写心中的烦恶。末联是承接桃红柳白而作的收结:春色大好,却更触动人的愁绪,何以消愁?唯有举酒。
这首诗没有惊人之语,甚至不用典故,像拉家常一般说开,这种完全白描的做法,所成的文字却极为浑成,自然而有味。老杜笔下,常常给人这种惊喜,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都是此类,看似平淡无奇,却非常耐读。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琐事猥语,皆着不得。即李白诗酒轶荡,怀奇负气,亦不屑意世故。独杜甫抒所欲言,意到笔随,以尽天下之情事,逢源而泛应。”这段话点出了杜甫的一大贡献:拓宽诗路。杜甫用其艺术实践告诉世人,好诗是多样的,并不只有特定的某几种类型。
将生活琐事入诗,宋人在这一点上更加身体力行,但他们的一些做法,有时又走向了极端。譬如苏轼的这首七绝:“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如此句子,令人啼笑皆非,谐趣是有了,也让人看到了东坡的可爱之处,然而就诗本身来说,却没有多少情致,只能算是游戏之笔。
在词的创作上,宋人也不避忌生活琐事。黄庭坚《归田乐引》这样说:“拼了又舍了,定是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旧。”写情侣之间的相处情景,然而笔调过于戏谑,迹近侮慢词体,与他写诗时的严肃态度完全不相称,这也是游戏之笔,难以成为后学通衢。要以言之,杜甫开示给后人一条宽广的路,然而如何落笔,可谓存乎诗家之心。
对于诗来说,写不寻常的事,总是天然地占了一些便宜,历来受赞赏的好作品,不少就跟重大题材有关。然而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人的大部分生活,其实都是平常的,并不总是波澜壮阔。如果说诗只适宜对应重大题材,那么诗未免就离人太远了。
实际上,诗离古人并不远,它就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所谓诗的国度,包含了这么一个意思:诗是一种生活方式,浸润在人们的日常言行当中。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是不需要提倡所谓“诗和远方”的,朋友相聚、花间对月、登山临水,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面,都可以有诗,甚至是不能没有诗。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时代是不可能粗鄙的,偶尔的游戏之作,减损不了其雅正程度。
当诗不再与生活熔铸为一体的时候,当一个时代真诚地对那些文理不通甚至犯下平仄通押大忌的“诗”拍案赞赏的时候,那只能说明,诗国已经远去。
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
用最典雅的文学体裁——诗,去写琐细的生活情状,杜甫是一个典范,例如这首《送路六侍御入朝》就是如此。题目中的“路六”,注家已经不能确知是什么人,能够猜得出的,这应该是诗人的一位发小,“童稚情亲四十年”,开门见山,点明两人身份。
“中间消息两茫然”,一别几十年,音讯不通,甚至互相不知道死生。“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分别之后,从未想过会在什么地方相逢,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家重逢的时候,却是在一个离别的筵席上。这颇令人伤感,所以杜甫接着说,“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仇兆鳌说,“不分”是“不能分辨”的意思。这个解说有误,这里的“分”只能是去声,要读fèn,否则就不符合格律了。“不分”义同“不忿”,意思是桃花红胜锦,如此胜景却更为恼人。“生憎柳絮白于绵”,古人送别,常折柳相赠,柳意味着离别,因此柳絮惹来诗人的憎厌之情。这两句是写心中的烦恶。末联是承接桃红柳白而作的收结:春色大好,却更触动人的愁绪,何以消愁?唯有举酒。
这首诗没有惊人之语,甚至不用典故,像拉家常一般说开,这种完全白描的做法,所成的文字却极为浑成,自然而有味。老杜笔下,常常给人这种惊喜,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都是此类,看似平淡无奇,却非常耐读。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琐事猥语,皆着不得。即李白诗酒轶荡,怀奇负气,亦不屑意世故。独杜甫抒所欲言,意到笔随,以尽天下之情事,逢源而泛应。”这段话点出了杜甫的一大贡献:拓宽诗路。杜甫用其艺术实践告诉世人,好诗是多样的,并不只有特定的某几种类型。
将生活琐事入诗,宋人在这一点上更加身体力行,但他们的一些做法,有时又走向了极端。譬如苏轼的这首七绝:“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如此句子,令人啼笑皆非,谐趣是有了,也让人看到了东坡的可爱之处,然而就诗本身来说,却没有多少情致,只能算是游戏之笔。
在词的创作上,宋人也不避忌生活琐事。黄庭坚《归田乐引》这样说:“拼了又舍了,定是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旧。”写情侣之间的相处情景,然而笔调过于戏谑,迹近侮慢词体,与他写诗时的严肃态度完全不相称,这也是游戏之笔,难以成为后学通衢。要以言之,杜甫开示给后人一条宽广的路,然而如何落笔,可谓存乎诗家之心。
对于诗来说,写不寻常的事,总是天然地占了一些便宜,历来受赞赏的好作品,不少就跟重大题材有关。然而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人的大部分生活,其实都是平常的,并不总是波澜壮阔。如果说诗只适宜对应重大题材,那么诗未免就离人太远了。
实际上,诗离古人并不远,它就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所谓诗的国度,包含了这么一个意思:诗是一种生活方式,浸润在人们的日常言行当中。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是不需要提倡所谓“诗和远方”的,朋友相聚、花间对月、登山临水,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面,都可以有诗,甚至是不能没有诗。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时代是不可能粗鄙的,偶尔的游戏之作,减损不了其雅正程度。
当诗不再与生活熔铸为一体的时候,当一个时代真诚地对那些文理不通甚至犯下平仄通押大忌的“诗”拍案赞赏的时候,那只能说明,诗国已经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