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经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由于媒介本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社会影响,媒介管理凸显了其重要性和必要生。本译丛选取了在欧美等媒介经济和媒介管理发达的国家和非常著名和畅销的书目,
本书分导论,思想篇,实践篇和制度篇,对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治国经验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传承了中国古代治理,改革,制度创新与运行的精度,代表了我国当代研究古代治国制度、
本书以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为例,对美国的城市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市政管理模式,城市财政预算管理,城市经济发展策略与管理,城市科技发展策略与管理,
本书全面阐述了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历史和发展现状,总结了发达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实施情况及对我国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的启示,对加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有着推动作用。
本书兼顾通俗性和学术性,既为非专业人士解读了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厘清了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的脉络,又为专业人士提供了翔实的关于社会保障决策和学术研究的资料。
文本指出:第一,同意《亘先》第12号简那两个被李零读作“恒”的字应当隶作“[亟止]”和“[亟心]”,并读作“极”。至于第1—9号简那六个被裘锡圭读作“极”的“亘”字,文本认为应当读作“恒”。由此,这篇竹书可直接称名为《恒先》;第二,“恒”概念包含“恒先”在内,后一概念是从前一概念分化出来的。学者多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甚至以“恒先”为此一概念的优先表达形式,这是不正确的;第三,竹书的“恒”有别于老子的“道”。在《恒先》中,“恒”只是表示宇宙生化的初始阶段,而“恒先”则推至其极。表示宇宙的端初,跟《淮南子》
在社会学和语言学里存在着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以把社会和个体分离开来,且特别强调前者及其规则为特征,另一条线索则坚持以统一的视角看待社会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把社会规范视为内在于个体行动或实践,而非强加于日常生活具体实践的外部力量。第一条线索至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达到顶峰,而第二条线索则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里提高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度。分析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这两条发展线索,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符号的本质属性。文本旨在揭示实现于戈夫曼,但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所忽视的这一符号学思想的重要转折。这一重要转折可以表述
人类的历史进程总是伴随着创新,在现代社会,创新具有更加显著的地位和重大的作用。中国近代以来的创新实践,既有经验又有许多教训,需要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加以检视。创新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其依据,有所遵循,但也有风险。从主体角度看,创新活动体现的是人自身的目的性;从对象角度看,体现的是事物变化的现实可能性。无论社会哪个领域的创新,都是将人的目的性与对象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并给予实现。传承、学习与创新,构成了内在贯通、三位一体的关系,共同推动着人类的文明进步。
1957年4月,毛泽东主席阅读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王方名和黄顺基在《教学与研究》发表的《关于形式逻辑和逻辑——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问题的质疑》等文章后,邀请了他们两位及金岳霖、周谷城、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胡绳等著名学者到中南海讨论逻辑学问题,讨论长达6个小时。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活动五十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于2007年4月22日联合举办了“纪念毛泽东主席邀请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五十周年座谈会”。下面特刊发两篇学者的发言和座谈会综述,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