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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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此文原为本刊去年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而撰，文章完成时，那组纪念五四的笔谈已进入清样校对程序，故未能编人，便拟适时发表。孰料，去年9月2日王先生竞驾鹤西归。哲人逝世已届周年，适因今年是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30周年，本刊借此机会刊发长期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等领导职务的王桧林先生此文，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和纪念。王先生一生学问之大、之深、之精，非吾辈所能妄加评述。惟先生在此文中，以治思想史的博大视野（世界史的视野）对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透视和解剖，思考问题之大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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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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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此文原为本刊去年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而撰，文章完成时，那组纪念五四的笔谈已进入清样校对程序，故未能编人，便拟适时发表。孰料，去年9月2日王先生竞驾鹤西归。哲人逝世已届周年，适因今年是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30周年，本刊借此机会刊发长期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等领导职务的王桧林先生此文，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和纪念。王先生一生学问之大、之深、之精，非吾辈所能妄加评述。惟先生在此文中，以治思想史的博大视野（世界史的视野）对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透视和解剖，思考问题之大，角度立意之高，当由读者细察。据王先生高足朱汉国教授言，王先生在逝世前的一两天，曾对他一再谈及此文。据此以观，此文似有王先生思想遗嘱之性质。
其他文献
罗马帝国边患集中表现为境外蛮族入侵，边境危机日益加剧。边境安全系数与军队实力成正比。当帝国国力强盛，军队强大，有能力、有实力抵御外来入侵时，帝国边防巩固，边患问题并不突出。当帝国内部混乱频仍（尤其是“3世纪危机”以后），国力下降时，边境安全随之缺失，边患加剧，国门洞开。考察罗马帝国边患，军队蛮族化是重要内容。军队堕落以及蛮族化的完成，使帝国“有边无防”，最终走向衰亡。
无论是人民出版社于1951年9月首次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还是1991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一文，都有这样的题注：
抗战胜利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原为协调大国利益关系而设计的雅尔塔体系，演变成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国际“冷战”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国共两党在选择和平与战争的战略方针的同时，也选择了自身的国际生存环境。战后的远东格局，一方面是美苏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斗争，一方面是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在中国内部围绕国家政权而进行的角逐。国际因素使国共两党的分歧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由于美苏的对抗则削弱了其干预中国局势的能力，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通史、史学理论、史学史、民族史、宗教史、中国交通史等领域都有高深的造诣。《白寿彝文集》是白先生七十年学术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出版，全书共七卷，近300万字。除收录已结集出版的论著外，还增补了大量以前未曾出版的内容，是目前收录白寿彝著述最全面、最权威的大型文集。第1卷《论中国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
在历史研究中，材料与问题密切关联，“论从史出”、“材料即史学”之类的说法都是学者从一定意义上对材料与问题间关系认识的表述。如何解读材料，如何从材料中发现问题，如何运用材料最终解决问题，是史学研究者始终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材料与问题的把握方式影响着研究水平的高下。为此，我们特推出由邓小南、吴宗国、李裕民、张邦炜、龚延明等5位学者撰写的“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问题笔谈”。这组笔谈或从理性高度予以阐发，或结合自身实践进行探讨，希望能对史学研究者尤其是史学后进开拓研究视野、端正研究方法有所裨益和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数千份有关1948-1976年中国的情报和报告中，“国家情报评估”（NIE）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的综合性报告反映了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政策取向及发展趋势的阶段性认识和判断。通过从总体评估、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五个方面对这些文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情报分析部门和官员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以及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在整体上对中国认知所发生的变化。
留学归国人员是民国前期海军的骨干力量,他们人数众多,并占据着许多关键岗位。他们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军事理论,有力地促进了海军的发展。他们参与进步活动,也参加了军阀混战,深刻地影响了民国政局。留学生文化交流桥梁的地位、海军留学特殊的制度以及复杂的社会背景是留学归国人员得以发挥重大作用的原因。
因古《逸礼·王度记》有“庶人驾一”的记载，《尚书大传》说“庶人单马木车”，考古发掘中也有个别一马配一车的现象，以致古今学者认定两周时期存在着庶人一马驾车的礼俗。其实，仔细考察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知：首先从当时车子自身特点来看，一马不可能驾车；其次从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看，不具备庶人驾车的条件。考古所见的庶人车马坑，年代皆在战国之后，并且都是双马驾车，故上村岭虢国墓地的一车配一马不属于正常现象。新疆和内蒙古岩画中也有一马配一车的画面，其突出的仍然是两轭，即二马驾车。古人认定的驾一之车——安车，是汉代的双辕马车
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昭示法币信用而成立的机构。其成立是中央银行不健全、国内政治不统一的结果，成立之初对于推行法币、检查公告发行准备、提高法币信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组织的不完备和职能的缺陷，非但没有达到最终确立法币信用的初衷，而且成为检验国民政府屡次失信的晴雨表。
教会学校进行宗教教育，灌输基督精神，旨在塑造学生于“内心与习惯上，都印有耶稣基督的记号”，“对于一切事情的见解，皆能以基督的主张为标准”（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然而，历史发展的结局，并未以教会的意志为转移，近代中国的宗教教育发生始料未及的“异化”，学子们在养成了奉献和救世的人格、接受基督教伦理的同时，却摒弃了基督教神灵，从基督文化中萃取奉献精神、平等博爱观念，神格逐渐被人格质素取代，养成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人格模式，以至于其浓厚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