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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新一学年的到来，一则《各地中学教材大换血，看看被踢出教材的课文》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多篇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课文从教材中消失，引起不小的争议的同时，也让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到语文教材上。事实上，60年来，我们的语文教材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直在变化。
建国初期
1.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2.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3.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务会议，就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4.1949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开学，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5.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谈能力和写作能力。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6.1950年12月1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教育部视导司司长柳缇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7.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出炉，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8.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议，把苏联语文课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法推荐给中国。随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法”，风行数十年。
9.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叶圣陶认为：
“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六册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六册，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俄罗斯文学的不少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
10.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这份大纲提出，汉语教学要“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养成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就能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11.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止使用以前的课本，1956年版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1958年版教材中，则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60年代
12.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文汇报》曾展开过两次有关语文教育中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关系的讨论。此后，1963年5月，国家再次颁布《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修正。这一大纲提出语文学科的性质是：“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大纲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大綱还提出了“文质兼美”的课文选录标准，要求选人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应“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多读多写多练。根据这一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着手编写新的语文教材。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新教材只出了一部分，但课文选材广泛，着重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加强了课外阅读和写作指导，成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材，其体系框架成为“构建现行人教版语文教材体系的基础”。
13.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这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规定》，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
14.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以来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课本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70年代
15.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曾在《人民日报》著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认为学生用“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又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16.1978年，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这些课文依次是：“水电站电灯电话电视机电的用处大”、“水稻小麦棉花花生今年又是丰收年”、“老师学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新村里，人人爱学习，个个爱劳动”、“太阳地球月亮人造卫星我们住在地球上”、“年月日时分秒我们和时间赛跑，奔向000年”。
17.1978年，颁布《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有关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同样于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也要求，语文教材的选材标准是“思想内容 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
80年代
18.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逐渐增多，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据有关研究者统计，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课本中仅党史、革命史等相关内容所占的比例就达到34％，而这一比例在10年后则减为8.5％。
19.1986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是新中国建国后颁布的第一个“正式”的大纲。该大纲第一次从素质教育及培养“四有”公民的高度来强调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并在教学目的中增加了“开拓视野、发展智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观”的要求。指出，小學语文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格和爱美的情趣。
20.1990年，国家再次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除了继续降低难度减轻学生负担外，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
21.1995年，国家再次颁布了针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这份大纲仍把思想政治教育列入教学要求，但把能力训练作为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重视语感和语境意识的培养，并对思路分析和表达方式作了强调。此后，语文作为重要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功能越来越受到强调，能力、思维、个性越来越受到鼓励。
22.1997年《北京文学》第十一期刊登了邹静之、王丽、薛毅等人围绕中小学语文教育所写的一组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随后，《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语文教育误尽苍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审视中学语文教学》等文章进一步都对语文教材和教学进行了反思。
新世纪
23.2000年，新世纪第一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炉，在重视语文能力之外，新大纲对语文课本的思想教育功能进行了这样的表述：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爱美的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同年发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则在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之外，特别强调了“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意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24.2001年起，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真正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有的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在国家审定通过的各版教材中，尤其以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使用量较大。
建国初期
1.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2.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3.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务会议，就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4.1949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开学，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5.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谈能力和写作能力。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6.1950年12月1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教育部视导司司长柳缇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7.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出炉，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8.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议，把苏联语文课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法推荐给中国。随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法”，风行数十年。
9.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叶圣陶认为：
“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六册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六册，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俄罗斯文学的不少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
10.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这份大纲提出，汉语教学要“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养成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就能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11.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止使用以前的课本，1956年版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1958年版教材中，则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60年代
12.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文汇报》曾展开过两次有关语文教育中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关系的讨论。此后，1963年5月，国家再次颁布《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修正。这一大纲提出语文学科的性质是：“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大纲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大綱还提出了“文质兼美”的课文选录标准，要求选人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应“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多读多写多练。根据这一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着手编写新的语文教材。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新教材只出了一部分，但课文选材广泛，着重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加强了课外阅读和写作指导，成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材，其体系框架成为“构建现行人教版语文教材体系的基础”。
13.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这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规定》，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
14.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以来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课本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70年代
15.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曾在《人民日报》著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认为学生用“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又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16.1978年，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这些课文依次是：“水电站电灯电话电视机电的用处大”、“水稻小麦棉花花生今年又是丰收年”、“老师学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新村里，人人爱学习，个个爱劳动”、“太阳地球月亮人造卫星我们住在地球上”、“年月日时分秒我们和时间赛跑，奔向000年”。
17.1978年，颁布《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有关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同样于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也要求，语文教材的选材标准是“思想内容 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
80年代
18.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逐渐增多，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据有关研究者统计，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课本中仅党史、革命史等相关内容所占的比例就达到34％，而这一比例在10年后则减为8.5％。
19.1986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是新中国建国后颁布的第一个“正式”的大纲。该大纲第一次从素质教育及培养“四有”公民的高度来强调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并在教学目的中增加了“开拓视野、发展智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观”的要求。指出，小學语文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格和爱美的情趣。
20.1990年，国家再次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除了继续降低难度减轻学生负担外，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
21.1995年，国家再次颁布了针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这份大纲仍把思想政治教育列入教学要求，但把能力训练作为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重视语感和语境意识的培养，并对思路分析和表达方式作了强调。此后，语文作为重要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功能越来越受到强调，能力、思维、个性越来越受到鼓励。
22.1997年《北京文学》第十一期刊登了邹静之、王丽、薛毅等人围绕中小学语文教育所写的一组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随后，《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语文教育误尽苍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审视中学语文教学》等文章进一步都对语文教材和教学进行了反思。
新世纪
23.2000年，新世纪第一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炉，在重视语文能力之外，新大纲对语文课本的思想教育功能进行了这样的表述：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爱美的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同年发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则在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之外，特别强调了“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意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24.2001年起，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真正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有的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在国家审定通过的各版教材中，尤其以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使用量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