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中旬，改革开放初期，恢复了“高考”。我是从街口听到这个消息的。恢复“高考”全国人心大振，十多年没有正常招生了，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应届高中毕业生，那时大学的招生能力也十分有限，竞争之激烈完全可以想象。
　　对大学的向往是我那个时候的最大愿望。
　　为买一本新华字典，我要早早起床排长队，我还是在两天排队后才买到的。为了学画画，记得有一个晚上，补习完语文课，又要去和同学约好的地方去画模特儿，为了赶时间，车骑得很快，不小心撞上了路障，连车带人一起飞起，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待我爬起来时，四处寻摸自行车，看车还能骑，再寻摸画夹，画夹的背带也撕断了，画纸散落了一地，收拾好画具后，继续赶路，到了画画的地方才发现脸上身上到处是血，腿上还有两个大肿块。
　　找不到模特儿，就面对镜子画自画像。家里的每个人都画了无数遍了。父亲四处寻访他的朋友，说服他们来我家做模特儿。我记得有一个姓贺的叔叔少年时期也学过画，与我谈得来，他时常主动来给我做模特。1979年我报考了西安美术学院，没有考上。当年年底西安二轻工业学校为了争取好生源，把西安美术学院没有录取的成绩不错的学生招收到他们那里，我有幸进入了该校学习。两年的学习结束后，我因成绩优秀，留校担任了西安二轻工业学校的老师。然而考大学还是我无法忘却的，也是每天早晨起床后最大的、最常想的心愿。
　　在西安二轻工业学校任教期间，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画画上，为了能寻找到一个画画的地方，我主动向学校申请管理学校的道具仓库，这样我可以在仓库里腾出一块地方画画，有一天画画晕倒在仓库，学校通知了我的父亲，父亲叫了车带我回家，请了医生给我看病，医生说是营养不良所致，母亲追问我原由，我只好说了实话，我把学校发我的工资几乎全买了画画用的颜料，除了馒头、大饼，我几乎很少吃菜和其他副食。也许，如今我对生活的不讲究也是那时候的习惯养成的。
　　在中专任教期间，我住在学校，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去画日出，下午下课后，马上带着画箱到学校边上的“十里铺”农村画风景，那时候我画日出和日落的风景很多。刻苦学习和充满理想是那时我最浓挚的热情。
　　这个期间我对绘画的理解是准确地造型和在阳光下对色彩的生动表达。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各地兴起了广泛的艺术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西安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不仅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艺术土壤，而且自古以来有着活跃的艺术氛围。生活在那里的艺术家们总是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们以足够的清醒加入到了这一场全国性的文化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当中。那时的我也积极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我和当时的一群热衷于艺术的青年们行走着、观察着、学习着、体悟着。我将眼睛看到的贮存于大脑之中，将心灵体悟到的转变成了思想的财富。那时的我非常喜欢读书，正是在那个思想活跃的年代，我的心灵触摸到了萨特、卡夫卡、弗洛伊德和贡布里希，使得我在冷漠、单一的思想体系中，初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思想”的丰富。正像泰戈尔所描述的：“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绊倒在物体上，我们抓牢这些物体，相信它们便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光明来临时，我们放松了我们所占有的东西，发觉它们不过是与我们相关的万物之中的一部分而已。”我的思想在不断读书过程中得到了深刻的解放，这种解放使得我眼前的光明更加广阔。我努力读我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的书，我期望光明会永远照耀在我的心中。
　　这个时期，我对绘画的理解是希望自己能成为当时中国艺术“新民子”的一员。明白、晓畅，带有浓情去表现我所看到的风景和人物。
　　在一个细雨蒙蒙宁静的秋日早晨，我来到了心中的艺术圣殿中国美术学院，开始了我全新的艺术之旅。当时的中国美术学院招收的本科绘画专业学生很少，一个本科班级仅有8个学生，设计类专业一个班级仅有12个学生。我当时报考的是油画系，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了设计班，我的大学生活不由我选择地就此展开了。同学们选我为班长，我一边操持好班里的工作，一边努力地从自己最心爱的绘画热情中转变为对于设计艺术的热情追求上，那时的我努力不被忧虑与琐事占据自己的心灵，让心灵拥有宽阔的空间，在学习完设计课程后我总是怀着确定的目标走进图书馆。
　　四年的大学生活好像仅是一个季节，就在图书馆与教室之间走完了。
　　四年本科的答卷，我的毕业设计获得当年的国家设计奖，我在大学三年级画的水彩画被选入“中国高等美术学院作品全集”，作为中国美术学院作品部分的首页。
　　198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留校后我用双倍的精力开始了我的艺术设计与水彩画创作。大学时期中国美术学院良好的艺术氛围和大学期间在图书馆的生活给了我丰富的创作灵感，我画了大量的水彩画作品，并于两年后赴哈尔滨和银川成功地举办了“周刚水彩画作品展”，同时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了作品和文章。
　　这个时候，我对绘画的理解是：水彩是一个系统而又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我必须做认真的专业梳理与研究，正如德国哲学家列勃涅慈所说：“我们是看不见一切的，但一切都在那里，达到无穷尽，无穷期。”
　　展览回来，我开始认真思考，怎样才能使自己不会被外部生活的诱惑和压力扰乱而迷失了前行的路，我努力把外部生活的收获迅速地总结和转化为心灵的财富。同时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艺术设计以及设计思考与设计9币的工作方法，对于我从事水彩画创作的深刻影响。我决定进一步在设计领域深造，并从以往的平面设计研究转入环境空间设计研究，为此我考取了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四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村落的规划，村落中的民居、建筑的装饰、居民的生活状态，这使得我的思想与视野以及所描绘对象的观察角度与深度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我的水彩画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早期我的水彩画作品相对显得比较“潇洒”，用笔用色比较快捷、亮丽。然而，我不希望沿着照抄、写实般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而是企图把我对时代气息的体会通过作品表现出来，我试图将客观现实与主观感受和想象、内部与外部、有限与无限结合起来，将颠倒错位的时空关系、迷惘彷徨的逻辑思维、主观臆造的光色处理演绎到我的作品之中，使得自己的作品在理性的内涵中以独特的表现彰显出来。在创作完成了《都市红茶》《挥逝流年》等一系列作品之后，我毅然决定重归自然，在自然与生活中体悟艺术的“真”，体悟灵魂的存在。 　　这个时期，我对所表现对象的形与神的理解是“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
　　现代生活使得人们不得不卷入不得安宁的快节奏，失落了传统，远离了自然。人际间挚情的交流渐失，人们的生活是满的，而心灵是空的，艺术作品中画面是满的而思想是空的。在我看来，人的生活质量取决于他的心灵是否是空虚的，艺术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作品中灵魂是不是在场。我选择了距杭州不远的一个较为封闭的古村落俞源村，俞源村有庞大的按照典型中国文化精神规划的古建筑群，至今不变地演绎着一脉相承的生活方式和宗族文化。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的朋友，有老人有孩子也有同龄人，我和他们的交往很动真情。有人问我，你在俞源村这么多年，你除了画了许多的作品之外你还找到了什么？我回答，我找到了“家”，找到了乡愁。家，就是村口大树下的小亭子，男人们每次外出劳作，路经小亭子他便觉着自己离开了家，每次拖着疲惫的身躯看到村口的大树和小亭子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家，他到家了。每逢过年过节，村里的女人们总要到村口的小亭子边，点上一炷香祈求自己在外未归的男人们平安归来。20来岁的青年觉着自己长大了，小小的村子已经不能容纳他了，他执意要到外面去闯世界，母亲和多病的父亲到村口送他，就在村口的小亭子旁，母亲把煮好的鸡蛋塞进了他的手里，父亲无言地站在一边，他毅然地走了，远离村口他回头看见父母还站在那里，泪眼中他看到了父亲那张惆怅的难看的脸……30年后，他带着妻儿回家，远远看到了村口的大树和小亭子，他泪如雨下，他再也看不到站在村口的父亲和母亲……30年在外啊，他梦里都想着这个家。这个对家的记忆，我们大家共同的记忆是我们民族对家的记忆，为了这个家我们可以为此献出生命。俞源给了我丰富的创作灵感，我每年都多次去俞源，回这个“家”，一回就回了20多年了。
　　这个时期，我对绘画的理解是艺术必须有深厚的文化依托与背景、独立的思想和积极的开拓精神。一个自由平等的艺术王国绝不是靠一群奴性的追随者建立起来的。我必须以明确的态度、主张面对我的艺术创作。
　　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的画风在不断转变，我的精神也不断丰满，我的观察更显细微，我的艺术脚步走得更加踏实，对生命、对生活带着感恩的心，追寻着生命和历史赋予我的奇想，在画面中赤裸地呈现自我，用生涩的笔触表现着我所体悟和寻求到的艺术的本原形态。俞源这个家，让我变成了水彩画的一个铺路工人或是种田的农夫，也使我明白了绘画主张要最强烈，态度要最鲜明，其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如若让自己的作品能对社会有益，其情必真，其内容必实。
　　进入21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已在各个方面都有显现。然而，人们为理想奋斗的精神却有了动摇，拜金者、唯利者的声音四起。各种媒体上常常报出煤矿矿难的消息，黑心矿主和唯利是图者不顾矿工的安全造成了让人心痛的桩桩矿难。为了真正了解第一线矿工们的生活，2006年我决定去煤矿了解矿工、画矿工。到了煤矿，眼前一切都让我十分震惊和感动。我眼前的，是一群在黑暗中努力采掘光明的人们，他们深沉、坚韧、朴实、向上。矿工对我有很大的震撼，一开始我画矿工，仅仅带着画矿工的心情去画矿工，之后则不然了。在和他们的交往中，矿工也在改变着我，我曾到井下和矿工们一同体验生活，近十年间我到过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西等许多矿区。矿工们艰苦的生活是常人们难以想象的。然而，他们对人生、对幸福、对社会的体验是那样的真切和彻悟。对我而言，其受益匪浅，让我明白绘画语必由衷，言必有物，所作主题万不可不接地气的无病呻吟。
　　这个时期，我希望我的绘画具有“本土现实主义”精神。面对脚下的真生活，摒弃一切虚假、软弱和无病呻吟的东西，创作出真正符合时代精神的“真”形象。
　　我们把艺术界定为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行为，目的在于对艺术有全面的认识与把握。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艺术是那些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丰富的心灵活动”。艺术是衡量从事艺术的人的感觉解放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衡量艺术家的生存质量的尺度。在我看来，艺术家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的表述方式，因为那是艺术家精神的感性呈现，因此，任何的艺术风格、样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20世纪的艺术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然而我却十分谨慎地面对这种自由。在我看来，过分强调艺术家的主观认识与表现，很可能会落入另一个极端，即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在丰富的个人艺术实践中我们却终究不能回避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艺术作品不能不反映艺术的“真”，无论这个“真”是来源于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个“真”应当是艺术家对于其所处时代的真切把握，而不是艺术家脱离时代的想入非非。
　　在我的作品中有不少探索与尝试的痕迹，然而我却从不损害其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目标，我不屑追求视角和表达对象的转换，不屑玩弄新奇来讨好观众和掩饰自己内心的不踏实。我十分清楚今天的艺术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在污染着物质与心灵，我着意从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情感中吸收和汇集艺术创作的能量，努力在我的作品中构建艺术的原始的理性秩序。
　　近十年来，我将自己的很大精力投注到了对国学的学习与研究中。在进行根性研究上，找寻自己生长的根和民族所特有的气质。同时，我也在系统地研究整理西方水彩史和东方水彩史。2009年出版了以研究西方水彩史为目的的《世界水彩600年》，2014年完成并出版了《东方水彩史》。我的作品努力传达着一个行者的心声。我的艺术作品是具象的、写实的、清晰的和真实的，然而我却没有像我的前辈艺术家那样去画，我想努力表达我身边的真实的人、事与物，真切地表达出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一路走来，我的许多朋友，有的还坚持画画，有的却在其他领域做得很有成就，每一年我们同行画画的朋友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你来了，他走了。对我而言，我一直相信那些意志决绝者即使是沉而必将再起，败而必将再战，睡而必将再醒，待到回首时，沧海已成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