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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源基金会成立三年，“家·春秋”计划第三季开启，2016年，永源基金会决定向社会全面开放资源。相较于理事长崔永元此前对口述历史产品化的保守态度，如今，秘书长李国武看到的未来显然更乐观
“我们那是前现代社会，不要说手机，我们什么都没有，顶多就有个纸笔。”第二届“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颁奖典礼上，画家陈丹青有些错愕。“今天你们居然可以在这玩影像，我操，这牛逼啊！”
他年轻时，人们绕着些宏大议题转，“家”是一个琐碎而个人的概念，他没兴趣，反而跟爹妈吵，希望逃离家庭。当他看到80后、90后架起摄像机，问爹妈的事，与祖辈对话，他感叹这反应早得有些“错位”。
“我们长久在一个不鼓励你知道过去的文化当中，太久了已经。所以现在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都觉得，哎呦不行，我们不能这样下去，我们从家里人开始，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不去的故乡
去祖居的严坑村，潘超满眼倾颓凋敝，父亲出生的老宅早已消失，地基塌陷为坑，“连当年搭房子的废朽木都没找见”。不远处老井还在，那口井曾养活几代人，装满祖辈过往，而今，砂石堆满井底。几位守村的耄耋老人像井口的青苔，死也不肯离开，迷信地生怕魂灵难觅归路。19岁的潘超与父亲站在老井旁，沉默无言。
潘家迁居至严坑附近的下坪村后，这里也成了家族后代们要极力逃离的故乡。祖母告诉潘超，“这往先的事也是要跟你们说说，这是祖祖辈辈的根。”
2015年春节刚过，潘超带着单反相机回老家。他看到父亲儿时住过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听父亲回忆怎样从墙上的洞里找土蜂烤来吃。他跟祖母深谈，才知道她如何经历战乱年代，在丈夫从军时撑起一个家，最终变成潘超眼中那个要强的人。他终于知道83岁的曾祖母的姓名，那本应是他再熟悉不过的人。
“曲兰姐姐早上做好饭叫我吃，她对着坳子这边喊‘红秀你来吃饭啦，吃完早点回去，’她用米汤泡了旧饭，吃完我就归去，就回家了。”曾祖母嘟嘟囔囔，没头没尾地说起这个场景。潘超猜想，在那个片段中，曾祖母是个小女孩，与山坳另一头的姐姐相望，吃过了饭，小女孩又绕过山坳回家。这是此行拍摄口述家史过程中，他触碰到的最遥远的画面，他决定将这一段放在纪录片《往先》的开头。
“往先”即过去，是家族中人的人生，也是潘超血液中流淌的基因。他不过19岁，便感慨人在时代洪流中如草芥般被席卷、漂泊，叹息遥远的出处已不再真切。父亲开车带他出村到下坪口，他执意下车。拍下群山之间的云蒸雾绕后，他站在那，心里反复念着，“我从这里来，我从这里来。”
2016年4月10日，第二届“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颁奖典礼上，潘超执导的纪录片《往先》获最佳文字记录奖。他没打算就此终结，“往先”哪里是说得完的。
典礼当天，尚雪红也在现场。她是第一届“家·春秋”计划的参赛团队成员。她们的纪录片《敖鲁古雅》虽未获奖，但听说第二届颁奖典礼召开，她为此做了一部宣传片，又专程来京做志愿者，当晚再乘高铁回南京。
与潘超团队寻找“家族史”不同，尚雪红的团队在2014年冬走进大兴安岭，记录正在消失的敖鲁古雅鄂温克部落。团队四人分头前往，最远者来自广东，其中一人，为节约成本，坐了30几个小时火车。他们先在哈尔滨汇合，再乘硬座火车到海拉尔，火车开了一夜，又换乘大巴，车行4个小时，终于到达大兴安岭深处的根河。
他们为此次拍摄做了精心准备，甚至带了滑轨和斯坦尼康，并为设备做了保暖。虽带任务前往，一路上，尚雪红仍难以抗拒“旅游”的兴奋。上午10点，太阳还未照破迷雾，四周蒙蒙一片幽白。当雾气渐散，阳光又被折射出斑斓炫光，远处的美逐渐清晰。一下车，雪闪得像钻石，“卟灵卟灵的”，靴子踏上去，咯吱吱响，“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纯净的雪，”尚雪红说，自己兴奋得像个孩子。
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原本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中，以游猎使鹿为生，千百年来延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解放后，在政府组织下几度搬迁，2003年后，猎人们不得不放下猎枪，向过往告别。他们住进芬兰设计师设计的别墅式木质结构住所，看有线电视，用抽水马桶，尝试跟现代生活并轨，在旅游区中艰难地变换自己的角色。少数人拒绝下山，也有一些人随民族文化的湮灭而迷失，难以安身立命。
这里走出的第一个女大学生叫柳芭，是个很有天分的画家，她曾痛苦地徘徊在森林与城市之间，酗酒痛哭是家常便饭。42岁那年，她不幸酒后溺亡于敖鲁古雅河。
尚雪红尝试探寻这一古老民族的变迁，与敖鲁古雅人的攀谈中，她的游人心态消失不见。“我一直在想多数人少数人的问题，到底怎样才恰当。”她如今已在南京找到工作，返回南京的火车上，她发过来几张书影，那些文字是关于她正在思考的民族文化变迁融合的合理性问题。
给参与者一个起点
“家·春秋”计划始于2014年，两届活动均未局限于某个主题框架。除了潘超式的大学生拍摄家史之外，参赛团队的选题五花八门，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都被涵盖在内。
关于划定选题范畴的必要性，项目联合主办方曾有过争议。永源基金会秘书长李国武说，最初，从发起方的角度把划定选题范畴这个提议舍弃了，“要开放到最大尺度，让所有人进来的时候都没有一个选题的门槛。”
项目执行过程中，主办方会以“工作坊”等形式，为拍摄团队做基础培训。但专业能力并未被主办方视为最重要因素，李国武说，随着项目的不断升级，团队的专业水平自然会水涨船高，他看重的，是团队的参与热情。
潘超与尚雪红对选题的热情，在其他团队中普遍存在。李国武说，自项目启动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团队中途放弃。除了提供专业指导，项目发起方还为入围团队提供5000块支持资金，很多时候，这些钱远不够完成一个选题。
尚雪红拍摄《敖鲁古雅》时，自己也拿出了差不多数额的资金，那是她课余做家教所得。她学影视广告，团队其他成员都是学地理出身。在“家·春秋”计划的第一季中，一些团队甚至由不同国别的大学生跨越大洋组合而成。 李国武将这种热情视为项目的“生命力”。
唐建光曾任《看历史》杂志总编辑，一直与历史打交道。他创立“中学生写家史”公益项目，后又创办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成立“新历史合作社”，不仅搭建专业团队，还汇聚了大量专家资源。2014年，“家·春秋”计划启动，唐建光团队主要负责项目的具体运作和执行。他告诉《中国慈善家》，“口述历史” 上世纪在美国诞生以来，关于其价值和意义的分歧一直存在，他认为“家·春秋”的目的并非是供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做原料，“这些故事本就有存在的必要，经由讲述、倾听这样的互动，参与者对历史、社会、家国会有更深的了解，这很重要。”
第一季中，一位大学生原打算拍摄重庆一条老街上的古建筑，跟专家一同实地考察时，在老街背后偏僻之地遭遇一处无名红卫兵墓。经询问，得知长眠者不过是如他一样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丧命于凶狠的武斗。他问：为什么？发生了什么？那一刻，他决定放弃原选题，寻找与那些无名墓碑相关的故事。他打电话给母亲，描述他的所见所闻，将死者父母丧子的伤痛加于己身，泣不成声。鉴于选题敏感难以适度把控，在母亲委婉建议下，他将原选题完成。
李国武说，这是他们要提供的“起点”。他说“家·春秋”希望看到人的自我启蒙，让人与社会多一种彼此关照的方式。
从实际效果来看，主办方或许无需过多为团队的专业能力提升而忧虑。尚雪红告诉《中国慈善家》，在拍摄之初，她很困惑，关于口述历史材料与纪录片的专业边界在何处，如何才能将历史记录与镜头美学恰当融合，团队始终没有放弃思考。她本身已是半专业水平，但认为自己的片子还是过于“青涩”。“家·春秋”第二季启动时，尚雪红正准备考研，未能报名参加，但她看到了“家·春秋”成果水平的提升。“第二届作品质量比第一届提高很多，青年组特别特别好。”她说，无论是否获奖，无论是否有资金支持，她会拍下去。
全面开放
项目成立之初，问津“家·春秋”者无几，李国武曾一度很头疼。唐建光说，最开始，多数人对“口述历史”并不了解，他们便派出两三个人的小组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做路演、组织工作坊。在各种尝试下，第二届报名团队数量激增，从第一届的50支，翻倍为100多支。两年以来，由雷颐、左玉河、沈志华、熊景明、吴文光等业内专家、学者、纪录片导演组成的导师团队已有近40人。
随着第三届“家·春秋”计划的启动，李国武说，将对项目进行大幅升级。
在主办方的设计下，新一届“家·春秋”将强化导师参与。李国武说，有很多不错的作品，只要稍加点拨，便可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社会价值。同时，项目传播方面，也会考虑加入更多新手段。第二届启动时，腾讯视频便对应开设“口述历史频道”，李国武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再做细化和拓展，联合电视、新媒体资源，提供内容，打开项目出口。
在永源基金会，口述历史有两大项目，其一是专业级的口述历史研究，由专业领域内的机构、学者、团队操作，另一个是非专业的“家·春秋”计划，参与主体是在校学生。2016年，永源基金会将引导“家·春秋”选题范围向“身边人、身边事”收缩，同时，推出定位为半专业级的新项目“微光”，选题类别、参与者身份均不设限，面向社会。由此，口述历史形成了专业、半专业、非专业的全面覆盖。
“家·春秋”项目的主要资助机构是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首届“家春秋”由敦和基金会资助100万元，随着项目规模扩大，第二届，敦和基金会提供了180万元资助。预计第三届报名团队数量会再创新高，李国武希望能将机构支持资金维持在一个合理数额，同时大幅提高参赛团队自筹资金的占比。另外，将加强项目的成果化和产品化。
对于专业历史研究项目是否要走产品化道路，永源基金会理事会向来有分歧。从历史研究层面考量，产品化有可能损害专业性，崔永元反对；从成本考量，口述历史资料保存需要巨大的物质支撑，理事们头疼。“家·春秋”“微光”项目定位不同，没有包袱，推动产品化更为从容。
2016年，永源基金会将向社会全面开放其资源。“不管你是个人还是机构，不管你是企业还是NGO，有名的没名的，写家史的或是社会史的，只要你在口述历史这个范畴内，我们都可以发生关系。”
相较于崔永元对口述历史产品化的保守态度，李国武看到的未来显然更乐观。他说，永源基金会有打通业内资源的优势，也能为成果找到出口，存储、管理口述历史素材的专业能力原本就是其长项。他希望永源基金会能在口述历史领域内扮演专业平台的角色，给业内专业人士提供服务。“如果能达到那样的目标，从崔永元老师的角度，我觉得可以好好睡一觉，从李国武的角度，我也可以退休了，我觉得已经善莫大焉了。”李国武说。
“我们那是前现代社会，不要说手机，我们什么都没有，顶多就有个纸笔。”第二届“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颁奖典礼上，画家陈丹青有些错愕。“今天你们居然可以在这玩影像，我操，这牛逼啊！”
他年轻时，人们绕着些宏大议题转，“家”是一个琐碎而个人的概念，他没兴趣，反而跟爹妈吵，希望逃离家庭。当他看到80后、90后架起摄像机，问爹妈的事，与祖辈对话，他感叹这反应早得有些“错位”。
“我们长久在一个不鼓励你知道过去的文化当中，太久了已经。所以现在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都觉得，哎呦不行，我们不能这样下去，我们从家里人开始，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不去的故乡
去祖居的严坑村，潘超满眼倾颓凋敝，父亲出生的老宅早已消失，地基塌陷为坑，“连当年搭房子的废朽木都没找见”。不远处老井还在，那口井曾养活几代人，装满祖辈过往，而今，砂石堆满井底。几位守村的耄耋老人像井口的青苔，死也不肯离开，迷信地生怕魂灵难觅归路。19岁的潘超与父亲站在老井旁，沉默无言。
潘家迁居至严坑附近的下坪村后，这里也成了家族后代们要极力逃离的故乡。祖母告诉潘超，“这往先的事也是要跟你们说说，这是祖祖辈辈的根。”
2015年春节刚过，潘超带着单反相机回老家。他看到父亲儿时住过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听父亲回忆怎样从墙上的洞里找土蜂烤来吃。他跟祖母深谈，才知道她如何经历战乱年代，在丈夫从军时撑起一个家，最终变成潘超眼中那个要强的人。他终于知道83岁的曾祖母的姓名，那本应是他再熟悉不过的人。
“曲兰姐姐早上做好饭叫我吃，她对着坳子这边喊‘红秀你来吃饭啦，吃完早点回去，’她用米汤泡了旧饭，吃完我就归去，就回家了。”曾祖母嘟嘟囔囔，没头没尾地说起这个场景。潘超猜想，在那个片段中，曾祖母是个小女孩，与山坳另一头的姐姐相望，吃过了饭，小女孩又绕过山坳回家。这是此行拍摄口述家史过程中，他触碰到的最遥远的画面，他决定将这一段放在纪录片《往先》的开头。
“往先”即过去，是家族中人的人生，也是潘超血液中流淌的基因。他不过19岁，便感慨人在时代洪流中如草芥般被席卷、漂泊，叹息遥远的出处已不再真切。父亲开车带他出村到下坪口，他执意下车。拍下群山之间的云蒸雾绕后，他站在那，心里反复念着，“我从这里来，我从这里来。”
2016年4月10日，第二届“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颁奖典礼上，潘超执导的纪录片《往先》获最佳文字记录奖。他没打算就此终结，“往先”哪里是说得完的。
典礼当天，尚雪红也在现场。她是第一届“家·春秋”计划的参赛团队成员。她们的纪录片《敖鲁古雅》虽未获奖，但听说第二届颁奖典礼召开，她为此做了一部宣传片，又专程来京做志愿者，当晚再乘高铁回南京。
与潘超团队寻找“家族史”不同，尚雪红的团队在2014年冬走进大兴安岭，记录正在消失的敖鲁古雅鄂温克部落。团队四人分头前往，最远者来自广东，其中一人，为节约成本，坐了30几个小时火车。他们先在哈尔滨汇合，再乘硬座火车到海拉尔，火车开了一夜，又换乘大巴，车行4个小时，终于到达大兴安岭深处的根河。
他们为此次拍摄做了精心准备，甚至带了滑轨和斯坦尼康，并为设备做了保暖。虽带任务前往，一路上，尚雪红仍难以抗拒“旅游”的兴奋。上午10点，太阳还未照破迷雾，四周蒙蒙一片幽白。当雾气渐散，阳光又被折射出斑斓炫光，远处的美逐渐清晰。一下车，雪闪得像钻石，“卟灵卟灵的”，靴子踏上去，咯吱吱响，“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纯净的雪，”尚雪红说，自己兴奋得像个孩子。
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原本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中，以游猎使鹿为生，千百年来延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解放后，在政府组织下几度搬迁，2003年后，猎人们不得不放下猎枪，向过往告别。他们住进芬兰设计师设计的别墅式木质结构住所，看有线电视，用抽水马桶，尝试跟现代生活并轨，在旅游区中艰难地变换自己的角色。少数人拒绝下山，也有一些人随民族文化的湮灭而迷失，难以安身立命。
这里走出的第一个女大学生叫柳芭，是个很有天分的画家，她曾痛苦地徘徊在森林与城市之间，酗酒痛哭是家常便饭。42岁那年，她不幸酒后溺亡于敖鲁古雅河。
尚雪红尝试探寻这一古老民族的变迁，与敖鲁古雅人的攀谈中，她的游人心态消失不见。“我一直在想多数人少数人的问题，到底怎样才恰当。”她如今已在南京找到工作，返回南京的火车上，她发过来几张书影，那些文字是关于她正在思考的民族文化变迁融合的合理性问题。
给参与者一个起点
“家·春秋”计划始于2014年，两届活动均未局限于某个主题框架。除了潘超式的大学生拍摄家史之外，参赛团队的选题五花八门，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都被涵盖在内。
关于划定选题范畴的必要性，项目联合主办方曾有过争议。永源基金会秘书长李国武说，最初，从发起方的角度把划定选题范畴这个提议舍弃了，“要开放到最大尺度，让所有人进来的时候都没有一个选题的门槛。”
项目执行过程中，主办方会以“工作坊”等形式，为拍摄团队做基础培训。但专业能力并未被主办方视为最重要因素，李国武说，随着项目的不断升级，团队的专业水平自然会水涨船高，他看重的，是团队的参与热情。
潘超与尚雪红对选题的热情，在其他团队中普遍存在。李国武说，自项目启动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团队中途放弃。除了提供专业指导，项目发起方还为入围团队提供5000块支持资金，很多时候，这些钱远不够完成一个选题。
尚雪红拍摄《敖鲁古雅》时，自己也拿出了差不多数额的资金，那是她课余做家教所得。她学影视广告，团队其他成员都是学地理出身。在“家·春秋”计划的第一季中，一些团队甚至由不同国别的大学生跨越大洋组合而成。 李国武将这种热情视为项目的“生命力”。
唐建光曾任《看历史》杂志总编辑，一直与历史打交道。他创立“中学生写家史”公益项目，后又创办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成立“新历史合作社”，不仅搭建专业团队，还汇聚了大量专家资源。2014年，“家·春秋”计划启动，唐建光团队主要负责项目的具体运作和执行。他告诉《中国慈善家》，“口述历史” 上世纪在美国诞生以来，关于其价值和意义的分歧一直存在，他认为“家·春秋”的目的并非是供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做原料，“这些故事本就有存在的必要，经由讲述、倾听这样的互动，参与者对历史、社会、家国会有更深的了解，这很重要。”
第一季中，一位大学生原打算拍摄重庆一条老街上的古建筑，跟专家一同实地考察时，在老街背后偏僻之地遭遇一处无名红卫兵墓。经询问，得知长眠者不过是如他一样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丧命于凶狠的武斗。他问：为什么？发生了什么？那一刻，他决定放弃原选题，寻找与那些无名墓碑相关的故事。他打电话给母亲，描述他的所见所闻，将死者父母丧子的伤痛加于己身，泣不成声。鉴于选题敏感难以适度把控，在母亲委婉建议下，他将原选题完成。
李国武说，这是他们要提供的“起点”。他说“家·春秋”希望看到人的自我启蒙，让人与社会多一种彼此关照的方式。
从实际效果来看，主办方或许无需过多为团队的专业能力提升而忧虑。尚雪红告诉《中国慈善家》，在拍摄之初，她很困惑，关于口述历史材料与纪录片的专业边界在何处，如何才能将历史记录与镜头美学恰当融合，团队始终没有放弃思考。她本身已是半专业水平，但认为自己的片子还是过于“青涩”。“家·春秋”第二季启动时，尚雪红正准备考研，未能报名参加，但她看到了“家·春秋”成果水平的提升。“第二届作品质量比第一届提高很多，青年组特别特别好。”她说，无论是否获奖，无论是否有资金支持，她会拍下去。
全面开放
项目成立之初，问津“家·春秋”者无几，李国武曾一度很头疼。唐建光说，最开始，多数人对“口述历史”并不了解，他们便派出两三个人的小组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做路演、组织工作坊。在各种尝试下，第二届报名团队数量激增，从第一届的50支，翻倍为100多支。两年以来，由雷颐、左玉河、沈志华、熊景明、吴文光等业内专家、学者、纪录片导演组成的导师团队已有近40人。
随着第三届“家·春秋”计划的启动，李国武说，将对项目进行大幅升级。
在主办方的设计下，新一届“家·春秋”将强化导师参与。李国武说，有很多不错的作品，只要稍加点拨，便可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社会价值。同时，项目传播方面，也会考虑加入更多新手段。第二届启动时，腾讯视频便对应开设“口述历史频道”，李国武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再做细化和拓展，联合电视、新媒体资源，提供内容，打开项目出口。
在永源基金会，口述历史有两大项目，其一是专业级的口述历史研究，由专业领域内的机构、学者、团队操作，另一个是非专业的“家·春秋”计划，参与主体是在校学生。2016年，永源基金会将引导“家·春秋”选题范围向“身边人、身边事”收缩，同时，推出定位为半专业级的新项目“微光”，选题类别、参与者身份均不设限，面向社会。由此，口述历史形成了专业、半专业、非专业的全面覆盖。
“家·春秋”项目的主要资助机构是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首届“家春秋”由敦和基金会资助100万元，随着项目规模扩大，第二届，敦和基金会提供了180万元资助。预计第三届报名团队数量会再创新高，李国武希望能将机构支持资金维持在一个合理数额，同时大幅提高参赛团队自筹资金的占比。另外，将加强项目的成果化和产品化。
对于专业历史研究项目是否要走产品化道路，永源基金会理事会向来有分歧。从历史研究层面考量，产品化有可能损害专业性，崔永元反对；从成本考量，口述历史资料保存需要巨大的物质支撑，理事们头疼。“家·春秋”“微光”项目定位不同，没有包袱，推动产品化更为从容。
2016年，永源基金会将向社会全面开放其资源。“不管你是个人还是机构，不管你是企业还是NGO，有名的没名的，写家史的或是社会史的，只要你在口述历史这个范畴内，我们都可以发生关系。”
相较于崔永元对口述历史产品化的保守态度，李国武看到的未来显然更乐观。他说，永源基金会有打通业内资源的优势，也能为成果找到出口，存储、管理口述历史素材的专业能力原本就是其长项。他希望永源基金会能在口述历史领域内扮演专业平台的角色，给业内专业人士提供服务。“如果能达到那样的目标，从崔永元老师的角度，我觉得可以好好睡一觉，从李国武的角度，我也可以退休了，我觉得已经善莫大焉了。”李国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