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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学那会儿，老师是绝对受人敬重的。
故乡的小山村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学校，小到就像一户人家：一栋两层楼房，房前一带院落，房侧一间低矮木屋，如此而已。不知道村委会领导作了怎样努力，从外面觅得两位民办教师，又在本村物色了一位，本村的那位是我四叔。三个小青年，高中肄业，心思不在做农民上，就做了民办教师。
两位民办教师家远，就在村里住下来。学校并没有宿舍，只有大队部隔壁小屋里一个厨房，里面一眼土灶，可供做饭。两个老师的住宿就在村民家自发解决。村里人谁家有空房间，就领一个老师回家住。他们东家住一个月，西家住一个月，百来户的小山村，如此一轮一轮循环下来，倒一点没碍事，老师们住得舒适干净，村民们心里也乐意。
小山村里，大家都不拿老师当外人。隔三差五，有人送柴来，也有学生放学后留下帮老师烧火做饭的，这自然也是大人的意思。有时候，哪家烧了好吃的菜，也会想着端一碗到老师黑乎乎的餐桌上去，菜荤素好坏不论，只是主人家觉得新鲜，有新杀的猪肉，有新摘下的时蔬，有新烙的饼……都透着欢喜，放到老师饭桌上时，还冒着热气。老师也不扭捏，有肉来吃肉，有酒来喝两口小酒，要不，有热腾腾的土豆红薯来，就吃土豆红薯。
老师既谓之“民办”教师，并不仅限于一种身份和编制，似乎他们就是全村百姓们共同请下的先生。当然也不限于在课堂上教娃娃们读书识字了，他们是很需要发挥一些先生的作用的。帮村里不识字的老人们读信、回信，那会儿年轻人已成群结队外出打工了，写信是和家里联络的唯一方式。帮新添了一台收音机的人家看说明书，并将调频调到正确的指针上。遇红白喜事，他们还得操起毛笔来，写几对诗联，或者写下一个大大的喜字，供办酒的人家张贴。那时候，老师是没有架子的，记忆中，一个老师姓沈，另一个姓洪。姓沈的那位奇瘦，鼻子高而尖，颧骨清晰可见，喉结凸显，看起来很是不苟言笑。洪老师则要和善得多，矮矮的身材，四方脸，眼睛有点小，脸上常挂着腼腆的笑。但他们俩都不显得鹤立鸡群，倒是和村民们打成一片的，仿佛是后来新晋的两个村民。有段时间，沈老师和洪老师住到我祖父家。他们一般晚饭后来，冬天里就和祖父祖母叔叔伯伯们围着一个大铁锅烤火取暖，有时，祖父祖母请他们来吃晚饭，他们就会拎起水桶跑到溪里帮祖母打水，或者坐到小凳子上头，拿一捆毛豆子，帮着剥豆荚。赶上农忙时节，沈老师和洪老师放课后，将裤脚一卷，就下地了，帮着祖父耘田插秧，村里人才发觉，老师种起田来手脚麻利，一点也不生疏。更难忘的是，有一天沈老师拿着皮尺在我身上比划一阵。过了些日子，竟然给我做了一条裤子。我妈说沈老师手巧，会做裁缝的，不但会踩缝纫机，还会自己裁剪呢。他给我做的是一条紧身喇叭裤，在那个时候真很时尚的。
我穿着喇叭裤从村前小石桥上走过，晨光正慢慢爬上来，照亮了石桥，照亮了石桥边的藤蔓，也照亮了我的布鞋，照亮了喇叭裤倏然变大的两个裤管。
一年级结束后的暑假，我告别小山村到了另一个城市，在一个乡村小学里继续学业。仍是一所很小的学校，只有四个年级，六七个老师。学校外面有一片稻田，到了夏天，稻子黄熟了，金色的稻穗摇曳着，甚是好看。带我的是刘老师，那会儿刘老师四十多岁，高挑清瘦，很爱干净，随身带好几块手帕，一进教室必先用抹布擦拭讲台和椅子，再坐下来。刘老师是上海知青，姑娘时分派到我们这儿插队，就落户在乡村了。她说话的语气，有一种上海人的腔调，即便骂人，也和其他老师不同，上海话骂人明显比宁波话要软，调子要婉转些，就像某种地方戏的唱腔。印象中刘老师特别严格，凡有不完成作业和调皮捣蛋的，到了她那儿，都绝不姑息狠狠批评，也用小竹棒打手心，棒子落向手心时咻咻地响，于我们心里很是产生了一些震慑，尽管刘老师从未打过我手心。刘老师严厉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格外仁慈的心，她下班后，走路回家，恰好经过我家的小出租屋。有那么几回，她会拐进来，留下一个大大的面包，或者一个当时我从未见过的蛋糕。她跟我母亲说，前几天上海亲戚来过了，面包给孩子吃。刘老师一定是知道的，我和妹妹从未吃过那样的面包，那么蓬松，那么大，金黄的，散发着麦子实诚的香气。我们只吃过那种小小的一块钱一只的面包，扁平一如流浪儿的腹部，里面有一团干巴巴的红豆馅。刘老师还把自家女儿穿下来的衣服一袋一袋拎来，送给我的一个小伙伴。那个小伙伴是移民到这儿的种田大户的孩子，平时成绩不好，爱打架，满肚子顽劣心思，自然常常挨她批评。但批评是一回事，并不影响老师看到他家里的贫穷，他上头有三个姐姐，一共四个孩子，靠父母种田维持生计。他们家人是很少有新衣服的，几个孩子出门都穿着打补丁的衣裤，贫穷有如田边的野草，怎么都拔除不尽。我印象里，那个小伙伴有一项特别的生活技能，他总能在田野里寻到吃的，还能在小学校角落里寻到吃的。我记得那会他告诉我话梅核可再利用变成美食，心里很是诧异。有段时间，他带着我在小学校墙角寻找话梅核，找到一把后，再用石头将其核一一敲开，露出类似杏仁一样的浅黄色坚果，放嘴里一嚼，味道还真不懒！
刘老师仅只带了我一年，但她似乎一直关注着我的生活，尤其在我家遭遇了一场艰难的变故后，她更是常常牵挂着。待到我读六年级，换到另一个村级的完小，每天早上，我骑一辆单车，穿过一条弯弯绕绕的小路去上学，单车前面车篮上的网兜里放着两个饭盒。巧的是，刘老师也调到了那个学校。她托人带话给我母亲，说她现在离家近了，中午回家吃饭，她的工作餐留给我，她会跟食堂烧饭伯伯招呼好，让我午间放学后去取就好了。可童年时代，我是一個特别自尊和羞怯的孩子，我拒绝了老师的好意。又过了两年，刘老师把这份午餐给了我妹妹。那时的老师，似乎她带过的学生，就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一个孩子的冷暖和不幸，时隔几年都在牵动她。因了自尊和敏感，刘老师有时要捎带点吃的给我，我都回绝了。她后来想到一个办法，把住我家不远的那个小伙伴找去，让他拎五六个苹果给我，有时是一袋橘子，有时是两盒精致的点心。直到现在，我还会遇到我的老师，她已年逾古稀了。我们站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寒暄，秋阳灿烂，树上的叶子正在飞离枝头。和煦的阳光照亮了老师脸上的皱纹，照亮了皱纹里无处不在的慈祥，她仿佛端详着自己多年不见的儿孙。临别时，老师总会叮嘱，“当心身体啊，当心身体”。她的关心和疼爱，让我总有一种恍然重逢老祖母的感觉。 刘老师之后，小学三年级带我的是施老师。施老师相当讲究教学艺术，是旧式老师中的典范，写一首好字，又博古通今，除了语文数学，他还教音乐。透过时光的窗棂，我还能清晰地看见他坐在一台旧风琴前，弹响两句问候语，先让我们唱：施老师好……我们唱得逶迤多姿。随后，他自己再次弹响另一句问候语，冲我们唱：同学们好……我们在琴声里互道问候。他时常穿着一件中山装，领子洗得发白，袖子磨得破了好几处，戴一副年代久远的眼镜，骑一辆叮当作响的28寸自行车。那会儿，我到这个新地方不久，只学会了一部分当地话，面对同学，我只很聪明地选择说少数几句，那样他们才不会耻笑我是个外地人，说起话来带一股土不拉几的泥腥味。不过我确实被他们耻笑过，在家乡，自行车是说自háng车的，而这里人就是自xíng车了，我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一群男生发出怪里怪气的大笑，扯着嗓子喊：自háng车来了，你家有几辆自háng车啊？这种语言上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我年少时最初体会到的孤独滋味。有一回午后，我在操场上和人说话，问一个同学，大致是你饭吃了吗？是用当地话问的：“你饭zéi过了吗？”
过了十几分钟，有人喊我，说施老师让你去办公室。我心里擂起小鼓来，担心是不是哪道题做错了。到了办公室，施老师正在办公桌前坐着。这是一个光线暗淡的小屋，六七张办公桌排成两列，靠着墙，中间让出一条过道。办公桌上陈设简单，几叠本子，一个豁了口的水杯，几本教参……“你刚才在操场上和同学聊天吧？”施老师表情严肃，语气是温和的。我点点头，猜不透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们当地话里吃饭不叫zéi饭，叫quē饭。zéi是一个很不文雅的词语，显得比较粗鲁的，你不能随口就拿来用它。”
从老师办公室出来，午后的阳光像瀑布一般灌注到我身上，显得晃眼极了。我现在已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却常常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想起老师的告诫，想起白亮亮的阳光，恐怕这情形要让我记忆一辈子了。
我是一个老师缘特别好的人，在少年时代，老师们大多器重我，让我觉得生活有明亮的方向，一个孩子在希冀的目光里往前走去，大抵不会走向一条下坡路的。到了初中，教我的语文老师姓王，他是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前些天，中学同学请客，王老师也在列。餐桌上，一个女同学回忆往事。
那时她到我们所在的学校借读，寄居在另一个女同学家，往往一周才回一趟家。女孩独自在外，很少想着打理自己。有一回她穿着一件黄色的衬衣，一连穿了四天。这是一件几年前的衣服，已发白了，原本像小鸭子身上绒毛一般的嫩黄已褪尽，领子袖口边沿黑乎乎一片，还出现了好几处毛毛糙糙的破损。一堂语文课后，王老师找她单独谈话：“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老师看你一天到晚穿一件衬衫，也没有换，女孩子还是要把自己打理得漂漂亮亮的。”小姑娘赶紧摇头：“老师……我们家还好……不困难的。”确实，他们家并不困难，父母做点小生意，还有能力送孩子到比较好的中学念书。
新的周一，小姑娘穿着新衣服去上学，还特意梳了辫子，在上头夹了一个造型别致的头饰，仿佛一朵洁白的玉兰花跃上了黑亮亮的藤蔓。她一身鲜亮地走进教室，同学们纷纷将埋在书堆里的头抬起来，眼睛亮了亮，教室上空都是目光和目光碰撞的声响。可接着有意思的事发生了，数学课后，数学老师将她请了出去，在走廊上单独谈了话。数学老师说：“现在都初二了，马上就毕业考，你应该把心思花在学习上，不要想着穿衣打扮。”这番话，让小姑娘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的这位女同学后来学了服装设计专业，现在是一个大学老师。她说她的专业选择和当年两个老师关于衬衣的纠结不无关系。
她讲完这件事的时候，两位老师都笑了。王老师说：“我这个人嘛，还是有点浪漫主义的。”确实，他小小的身体里是有相当的浪漫主义成分的，他的那点浪漫主义也彻彻底底地传给了我。
王老师个头矮，长相不出众，戴一副厚如啤酒瓶底的近视眼镜，可这些一点不影响他的风姿绰约。在一群少年的眼睛里，他是潇洒的，尤其走进课堂，开口讲课，那种肆意和挥洒令人激动。他以前在课堂上给我们读过一篇梁实秋先生写梁任公演讲的文章，他对梁任公的演讲格外仰慕：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他读这个段落时，我有时空交错之感，仿佛面前突地冒出一个梁任公来。确确实实，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除了头发茂盛些之外。课讲到激动处，真是唾沫横飞，手舞足蹈。有一回，语文课本里出现了一个描写秋天田野的章节，面对金秋的丰收情形，王老师激动了：“老师给大家唱一首歌。”然后，他放开嗓子，用民族唱法在课堂上高歌了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王老师最崇拜的人还不是梁任公，而是苏轼，在这一点上，他和林语堂先生观点一致，认为东坡先生是五百年来出一个的完人，以至于我们常常有机会在课堂上听他讲苏轼种种，听他情绪激昂地高声诵读东坡先生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到最末一句时，他将面前白色长围巾一甩，那段时间正流行白色马海毛围巾，男男女女脖子上都挂一条，手上做出一个江边灑酒的动作，嘴里会加一句：“苏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也”。听他念叨苏轼如何喜欢食肉，扬言“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以至于成功研发了东坡肉，听他讲苏轼和佛印和尚无事相互抬杠，就有了“水漂东坡诗，狗啃河上骨”这样充满谐趣的对子。总之，他谈起苏轼的神情，与一个饿汉谈起记忆里的红烧肉一模一样的，就差掉口水了。
他不仅在课堂上讲苏轼，他还讲托尔斯泰，讲《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讲《红与黑》里的于连，也讲余光中和舒婷。多年后，我的记忆里时常流淌着一种声音，像山间流水的回响。那是一个雨声淅沥的日子，老师用他浑厚的声音为我们朗读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于是乎，我的心头一直涌动着一缕化不开的乡愁了。老师家藏书千册，每个假期，我都能从他那借到一叠书，他的书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精神的源头。
王老师酷爱书法，喜欢国画，拉过二胡，还爱种植花花草草。他寻到一个破了口的大水缸，搁在门前河埠头旁角落里。他带我们去看过那个水缸，颇为骄傲地告诉我们，那是他手植的荷花。他考我们荷花又叫什么，我们几个孩子左右顾盼，他就自己答了：“荷花啊，也叫莲花，还叫芙蓉、水华和芙蕖。”我看到水缸里平铺着几片荷叶，其间有两枝新荷挺立而出，头上顶着一个羞涩的花苞。
他读我文章，大概感觉到里面一股少年愁绪，遂对我颇有寄望，每回见面，总说，你是王老师理想的延续，老师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学生里出个作家。
受这样浪漫主义的浸润和殷切希望的照耀，我也开始习字、读诗、写小说，一头扎进了文学的丛林，从此再也没离开过。
直到今天，每回见到老师，他还是那句话：“说实在，我最骄傲的事就是课堂上走出了一位真正的作家，你实现了王老师的梦想。”老师的厚望让我深感汗颜，竟说不出一句豪壮的话来。我只好跟他老人家承诺：“老师，我写的每一本书，都会放到你书架上去。”
我是幸运的，在少年时代遇到这些朴素的老师，并被他们的人格深深照耀过。他们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都是真真正正的老师，像古老中国的汉字，横平竖直，堂堂正正，用一颗赤诚之心教会了我做一个有温度有趣味的人。
故乡的小山村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学校，小到就像一户人家：一栋两层楼房，房前一带院落，房侧一间低矮木屋，如此而已。不知道村委会领导作了怎样努力，从外面觅得两位民办教师，又在本村物色了一位，本村的那位是我四叔。三个小青年，高中肄业，心思不在做农民上，就做了民办教师。
两位民办教师家远，就在村里住下来。学校并没有宿舍，只有大队部隔壁小屋里一个厨房，里面一眼土灶，可供做饭。两个老师的住宿就在村民家自发解决。村里人谁家有空房间，就领一个老师回家住。他们东家住一个月，西家住一个月，百来户的小山村，如此一轮一轮循环下来，倒一点没碍事，老师们住得舒适干净，村民们心里也乐意。
小山村里，大家都不拿老师当外人。隔三差五，有人送柴来，也有学生放学后留下帮老师烧火做饭的，这自然也是大人的意思。有时候，哪家烧了好吃的菜，也会想着端一碗到老师黑乎乎的餐桌上去，菜荤素好坏不论，只是主人家觉得新鲜，有新杀的猪肉，有新摘下的时蔬，有新烙的饼……都透着欢喜，放到老师饭桌上时，还冒着热气。老师也不扭捏，有肉来吃肉，有酒来喝两口小酒，要不，有热腾腾的土豆红薯来，就吃土豆红薯。
老师既谓之“民办”教师，并不仅限于一种身份和编制，似乎他们就是全村百姓们共同请下的先生。当然也不限于在课堂上教娃娃们读书识字了，他们是很需要发挥一些先生的作用的。帮村里不识字的老人们读信、回信，那会儿年轻人已成群结队外出打工了，写信是和家里联络的唯一方式。帮新添了一台收音机的人家看说明书，并将调频调到正确的指针上。遇红白喜事，他们还得操起毛笔来，写几对诗联，或者写下一个大大的喜字，供办酒的人家张贴。那时候，老师是没有架子的，记忆中，一个老师姓沈，另一个姓洪。姓沈的那位奇瘦，鼻子高而尖，颧骨清晰可见，喉结凸显，看起来很是不苟言笑。洪老师则要和善得多，矮矮的身材，四方脸，眼睛有点小，脸上常挂着腼腆的笑。但他们俩都不显得鹤立鸡群，倒是和村民们打成一片的，仿佛是后来新晋的两个村民。有段时间，沈老师和洪老师住到我祖父家。他们一般晚饭后来，冬天里就和祖父祖母叔叔伯伯们围着一个大铁锅烤火取暖，有时，祖父祖母请他们来吃晚饭，他们就会拎起水桶跑到溪里帮祖母打水，或者坐到小凳子上头，拿一捆毛豆子，帮着剥豆荚。赶上农忙时节，沈老师和洪老师放课后，将裤脚一卷，就下地了，帮着祖父耘田插秧，村里人才发觉，老师种起田来手脚麻利，一点也不生疏。更难忘的是，有一天沈老师拿着皮尺在我身上比划一阵。过了些日子，竟然给我做了一条裤子。我妈说沈老师手巧，会做裁缝的，不但会踩缝纫机，还会自己裁剪呢。他给我做的是一条紧身喇叭裤，在那个时候真很时尚的。
我穿着喇叭裤从村前小石桥上走过，晨光正慢慢爬上来，照亮了石桥，照亮了石桥边的藤蔓，也照亮了我的布鞋，照亮了喇叭裤倏然变大的两个裤管。
一年级结束后的暑假，我告别小山村到了另一个城市，在一个乡村小学里继续学业。仍是一所很小的学校，只有四个年级，六七个老师。学校外面有一片稻田，到了夏天，稻子黄熟了，金色的稻穗摇曳着，甚是好看。带我的是刘老师，那会儿刘老师四十多岁，高挑清瘦，很爱干净，随身带好几块手帕，一进教室必先用抹布擦拭讲台和椅子，再坐下来。刘老师是上海知青，姑娘时分派到我们这儿插队，就落户在乡村了。她说话的语气，有一种上海人的腔调，即便骂人，也和其他老师不同，上海话骂人明显比宁波话要软，调子要婉转些，就像某种地方戏的唱腔。印象中刘老师特别严格，凡有不完成作业和调皮捣蛋的，到了她那儿，都绝不姑息狠狠批评，也用小竹棒打手心，棒子落向手心时咻咻地响，于我们心里很是产生了一些震慑，尽管刘老师从未打过我手心。刘老师严厉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格外仁慈的心，她下班后，走路回家，恰好经过我家的小出租屋。有那么几回，她会拐进来，留下一个大大的面包，或者一个当时我从未见过的蛋糕。她跟我母亲说，前几天上海亲戚来过了，面包给孩子吃。刘老师一定是知道的，我和妹妹从未吃过那样的面包，那么蓬松，那么大，金黄的，散发着麦子实诚的香气。我们只吃过那种小小的一块钱一只的面包，扁平一如流浪儿的腹部，里面有一团干巴巴的红豆馅。刘老师还把自家女儿穿下来的衣服一袋一袋拎来，送给我的一个小伙伴。那个小伙伴是移民到这儿的种田大户的孩子，平时成绩不好，爱打架，满肚子顽劣心思，自然常常挨她批评。但批评是一回事，并不影响老师看到他家里的贫穷，他上头有三个姐姐，一共四个孩子，靠父母种田维持生计。他们家人是很少有新衣服的，几个孩子出门都穿着打补丁的衣裤，贫穷有如田边的野草，怎么都拔除不尽。我印象里，那个小伙伴有一项特别的生活技能，他总能在田野里寻到吃的，还能在小学校角落里寻到吃的。我记得那会他告诉我话梅核可再利用变成美食，心里很是诧异。有段时间，他带着我在小学校墙角寻找话梅核，找到一把后，再用石头将其核一一敲开，露出类似杏仁一样的浅黄色坚果，放嘴里一嚼，味道还真不懒！
刘老师仅只带了我一年，但她似乎一直关注着我的生活，尤其在我家遭遇了一场艰难的变故后，她更是常常牵挂着。待到我读六年级，换到另一个村级的完小，每天早上，我骑一辆单车，穿过一条弯弯绕绕的小路去上学，单车前面车篮上的网兜里放着两个饭盒。巧的是，刘老师也调到了那个学校。她托人带话给我母亲，说她现在离家近了，中午回家吃饭，她的工作餐留给我，她会跟食堂烧饭伯伯招呼好，让我午间放学后去取就好了。可童年时代，我是一個特别自尊和羞怯的孩子，我拒绝了老师的好意。又过了两年，刘老师把这份午餐给了我妹妹。那时的老师，似乎她带过的学生，就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一个孩子的冷暖和不幸，时隔几年都在牵动她。因了自尊和敏感，刘老师有时要捎带点吃的给我，我都回绝了。她后来想到一个办法，把住我家不远的那个小伙伴找去，让他拎五六个苹果给我，有时是一袋橘子，有时是两盒精致的点心。直到现在，我还会遇到我的老师，她已年逾古稀了。我们站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寒暄，秋阳灿烂，树上的叶子正在飞离枝头。和煦的阳光照亮了老师脸上的皱纹，照亮了皱纹里无处不在的慈祥，她仿佛端详着自己多年不见的儿孙。临别时，老师总会叮嘱，“当心身体啊，当心身体”。她的关心和疼爱，让我总有一种恍然重逢老祖母的感觉。 刘老师之后，小学三年级带我的是施老师。施老师相当讲究教学艺术，是旧式老师中的典范，写一首好字，又博古通今，除了语文数学，他还教音乐。透过时光的窗棂，我还能清晰地看见他坐在一台旧风琴前，弹响两句问候语，先让我们唱：施老师好……我们唱得逶迤多姿。随后，他自己再次弹响另一句问候语，冲我们唱：同学们好……我们在琴声里互道问候。他时常穿着一件中山装，领子洗得发白，袖子磨得破了好几处，戴一副年代久远的眼镜，骑一辆叮当作响的28寸自行车。那会儿，我到这个新地方不久，只学会了一部分当地话，面对同学，我只很聪明地选择说少数几句，那样他们才不会耻笑我是个外地人，说起话来带一股土不拉几的泥腥味。不过我确实被他们耻笑过，在家乡，自行车是说自háng车的，而这里人就是自xíng车了，我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一群男生发出怪里怪气的大笑，扯着嗓子喊：自háng车来了，你家有几辆自háng车啊？这种语言上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我年少时最初体会到的孤独滋味。有一回午后，我在操场上和人说话，问一个同学，大致是你饭吃了吗？是用当地话问的：“你饭zéi过了吗？”
过了十几分钟，有人喊我，说施老师让你去办公室。我心里擂起小鼓来，担心是不是哪道题做错了。到了办公室，施老师正在办公桌前坐着。这是一个光线暗淡的小屋，六七张办公桌排成两列，靠着墙，中间让出一条过道。办公桌上陈设简单，几叠本子，一个豁了口的水杯，几本教参……“你刚才在操场上和同学聊天吧？”施老师表情严肃，语气是温和的。我点点头，猜不透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们当地话里吃饭不叫zéi饭，叫quē饭。zéi是一个很不文雅的词语，显得比较粗鲁的，你不能随口就拿来用它。”
从老师办公室出来，午后的阳光像瀑布一般灌注到我身上，显得晃眼极了。我现在已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却常常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想起老师的告诫，想起白亮亮的阳光，恐怕这情形要让我记忆一辈子了。
我是一个老师缘特别好的人，在少年时代，老师们大多器重我，让我觉得生活有明亮的方向，一个孩子在希冀的目光里往前走去，大抵不会走向一条下坡路的。到了初中，教我的语文老师姓王，他是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前些天，中学同学请客，王老师也在列。餐桌上，一个女同学回忆往事。
那时她到我们所在的学校借读，寄居在另一个女同学家，往往一周才回一趟家。女孩独自在外，很少想着打理自己。有一回她穿着一件黄色的衬衣，一连穿了四天。这是一件几年前的衣服，已发白了，原本像小鸭子身上绒毛一般的嫩黄已褪尽，领子袖口边沿黑乎乎一片，还出现了好几处毛毛糙糙的破损。一堂语文课后，王老师找她单独谈话：“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老师看你一天到晚穿一件衬衫，也没有换，女孩子还是要把自己打理得漂漂亮亮的。”小姑娘赶紧摇头：“老师……我们家还好……不困难的。”确实，他们家并不困难，父母做点小生意，还有能力送孩子到比较好的中学念书。
新的周一，小姑娘穿着新衣服去上学，还特意梳了辫子，在上头夹了一个造型别致的头饰，仿佛一朵洁白的玉兰花跃上了黑亮亮的藤蔓。她一身鲜亮地走进教室，同学们纷纷将埋在书堆里的头抬起来，眼睛亮了亮，教室上空都是目光和目光碰撞的声响。可接着有意思的事发生了，数学课后，数学老师将她请了出去，在走廊上单独谈了话。数学老师说：“现在都初二了，马上就毕业考，你应该把心思花在学习上，不要想着穿衣打扮。”这番话，让小姑娘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的这位女同学后来学了服装设计专业，现在是一个大学老师。她说她的专业选择和当年两个老师关于衬衣的纠结不无关系。
她讲完这件事的时候，两位老师都笑了。王老师说：“我这个人嘛，还是有点浪漫主义的。”确实，他小小的身体里是有相当的浪漫主义成分的，他的那点浪漫主义也彻彻底底地传给了我。
王老师个头矮，长相不出众，戴一副厚如啤酒瓶底的近视眼镜，可这些一点不影响他的风姿绰约。在一群少年的眼睛里，他是潇洒的，尤其走进课堂，开口讲课，那种肆意和挥洒令人激动。他以前在课堂上给我们读过一篇梁实秋先生写梁任公演讲的文章，他对梁任公的演讲格外仰慕：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他读这个段落时，我有时空交错之感，仿佛面前突地冒出一个梁任公来。确确实实，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除了头发茂盛些之外。课讲到激动处，真是唾沫横飞，手舞足蹈。有一回，语文课本里出现了一个描写秋天田野的章节，面对金秋的丰收情形，王老师激动了：“老师给大家唱一首歌。”然后，他放开嗓子，用民族唱法在课堂上高歌了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王老师最崇拜的人还不是梁任公，而是苏轼，在这一点上，他和林语堂先生观点一致，认为东坡先生是五百年来出一个的完人，以至于我们常常有机会在课堂上听他讲苏轼种种，听他情绪激昂地高声诵读东坡先生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到最末一句时，他将面前白色长围巾一甩，那段时间正流行白色马海毛围巾，男男女女脖子上都挂一条，手上做出一个江边灑酒的动作，嘴里会加一句：“苏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也”。听他念叨苏轼如何喜欢食肉，扬言“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以至于成功研发了东坡肉，听他讲苏轼和佛印和尚无事相互抬杠，就有了“水漂东坡诗，狗啃河上骨”这样充满谐趣的对子。总之，他谈起苏轼的神情，与一个饿汉谈起记忆里的红烧肉一模一样的，就差掉口水了。
他不仅在课堂上讲苏轼，他还讲托尔斯泰，讲《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讲《红与黑》里的于连，也讲余光中和舒婷。多年后，我的记忆里时常流淌着一种声音，像山间流水的回响。那是一个雨声淅沥的日子，老师用他浑厚的声音为我们朗读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于是乎，我的心头一直涌动着一缕化不开的乡愁了。老师家藏书千册，每个假期，我都能从他那借到一叠书，他的书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精神的源头。
王老师酷爱书法，喜欢国画，拉过二胡，还爱种植花花草草。他寻到一个破了口的大水缸，搁在门前河埠头旁角落里。他带我们去看过那个水缸，颇为骄傲地告诉我们，那是他手植的荷花。他考我们荷花又叫什么，我们几个孩子左右顾盼，他就自己答了：“荷花啊，也叫莲花，还叫芙蓉、水华和芙蕖。”我看到水缸里平铺着几片荷叶，其间有两枝新荷挺立而出，头上顶着一个羞涩的花苞。
他读我文章，大概感觉到里面一股少年愁绪，遂对我颇有寄望，每回见面，总说，你是王老师理想的延续，老师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学生里出个作家。
受这样浪漫主义的浸润和殷切希望的照耀，我也开始习字、读诗、写小说，一头扎进了文学的丛林，从此再也没离开过。
直到今天，每回见到老师，他还是那句话：“说实在，我最骄傲的事就是课堂上走出了一位真正的作家，你实现了王老师的梦想。”老师的厚望让我深感汗颜，竟说不出一句豪壮的话来。我只好跟他老人家承诺：“老师，我写的每一本书，都会放到你书架上去。”
我是幸运的，在少年时代遇到这些朴素的老师，并被他们的人格深深照耀过。他们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都是真真正正的老师，像古老中国的汉字，横平竖直，堂堂正正，用一颗赤诚之心教会了我做一个有温度有趣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