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来，我采访拍摄北京民间艺人百余位，“聚元号”弓箭铺就在其中，后收入民间艺术知性之旅《手艺北京》第一集。一晃6年多过去了，今日的“聚元号”有何变化？我带着这个问题重返弓箭铺，作了追踪拍摄。
　　从“聚元号”传承人杨福喜先生的电话中得知，铺子已迁至通州农村。一天，我应约而至。杨先生兴奋地向我介绍说，这6年变化太大了！首先是弓箭作坊，三年前搬到此地，租下了整个院子，二层楼，200多平米，既有作坊，又有居室。与原来10平方米的蜗居作坊相比，那可是鸟枪换炮了。人员上，儿子高中毕业后跟他学了徒，另外，还收了两名外省大学生徒弟。如今的“聚元号”，可以说是后继有人，蒸蒸日上。
　　问及目前弓箭制作、销售情况，杨先生讲，几个徒弟已学了两年，初步掌握了一些制作技艺。虽然离独立制作成品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在一部分工序的制作上比较熟练，已经能助他一臂之力了。因此，在工作效率上有了很大提高，一年下来能做近50张弓和300余根箭，基本能满足源源不断的订货。在销售方面，主要靠预定，其中国外占一半以上。在国内，随着收藏热升温，销售量也在逐年增长。为方便顾客以及弓箭爱好者参观、学习、定货，又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租了一间房作为弓箭展示厅，由夫人田女士在那里做接待工作。每周六他去协助，应答一些来宾的咨询。
　　最后，杨先生颇有感慨地说，“聚元号”从“文革”险遭灭绝后到90年代的时来运转、兴旺发达，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机。特别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经过各方媒体的不断报道，“聚元号”的名声越来越响，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相信全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棵“独苗” 会生长得越来越壮。
　　
　　附
　　弓箭的历史与“聚元号”弓箭铺之兴衰
　　弓箭是人类古代发明之一，具有世界性。据说在距今2.5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先民便已经掌握了制造弓箭的技能。我国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有许多射艺的神话故事，诸如“羿射九日”“逢蒙学射”“纪昌学射”“百步穿杨”“一箭双雕”等。商代甲骨文有许多关于狩猎活动的记载，其中包括用弓箭射杀鹿、猪，甚至大象和犀牛。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商朝时期，军队便在战车上射箭，公元前300年左右采用了骑马射箭的方式。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中使用了“伏马弩射”，不久又出现了连弩。随着时代的变迁，弓箭由狩猎到兵器，最后成为体育竞技器械。如今，传统弓箭制造行业已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
　　据相关资料记载，“聚元号”弓箭铺诞生于1723年，隶属清宫造办处。1823年道光三年，迁往东四大街，目前铺里仍珍藏着当时纪念“聚元号”建铺百年而制作的一张弓。1910年，杨瑞林以40块大洋盘下“聚元号”成为第8代传人。1945年，其子杨文通随父学艺，成为第9代传人。1956年，杨家成为北京市首批公私合营“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的成员。1957年，杨瑞林为毛泽东制作了一套弓箭。1966年“文革”爆发，乾隆题写的“聚元号”牌匾被砸毁，后“聚元号”弓箭铺停业。
　　1988年，杨文通工作之余开始恢复制作传统弓箭，“聚元号”重见天日，杨文通正式向其子杨福喜传授弓箭制作技艺。杨福喜成为第10代传人。2001年全年，只卖出一张弓，“聚元号”处于濒临关张之边缘。2004年，《北京“聚元号”弓箭制作方法调查》一文发表，并开始在网上传播。2005年，全国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聚元号”弓箭成为第一批被列为应予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杨福喜的父亲杨文通，为了让“聚元号”弓箭铺延续香火，用口传心授的方法，认真地向他传授祖传的制弓箭手艺。
　　
　　 弓箭制作技艺无文字可考，唯一之方式是口传心授。杨福喜便是用此方法将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技艺再教给儿子杨焱。当儿子高中毕业之后，被他收入膝下为徒，成为“聚元号”第十一代传人。此图为杨福喜教儿子做弓。
　　
　　 徒弟在弓上画的龙，已与老活相差无几，杨福喜表示满意。
　　
　　 杨福喜手拿的这张弓是“聚元号”建铺百年时（道光三年）为作纪念特制的，现成为杨家的镇宅之宝。
　　
　　 为将弓箭制作技艺发扬光大，杨福喜打破了过去艺不外传的旧习俗，收下外地两位大学生为徒弟，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技艺。
　　
　　 既要会做弓箭，又要会射箭，杨福喜在用这个标准授徒。
　　
　　 画活是制弓的最后一道活。因为父亲杨文通的突然离世，此活杨福喜未能全部学到手。为让画活不再缺失，他在认真地教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