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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不敢多要，向中央报了12.5万，领导说，老杨啊，你怕什么?要上就上30万的，12.5万已经过时了”
1979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题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较之1978年社论《光明的中国》，领导人对未来的憧憬显然更为迫切。
在目睹发达国家的现状之后，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120个大项目”得到了决策层的大力支持。与过去一味坚持自主研发不同，实现这个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规划的主要手段，将是引进境外资金和设备。
1977年，国家计委曾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当年11月增加为150亿；1978年春天增加到180亿；到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向国务院务虚会汇报时，又提到了550亿。
事实上，李人俊原本講道，按照扩大技术引进规模的设想，用汇要超过11300亿美元。整理汇总后改为850亿美元。由于准备工作不足等原因，才从中挑选出550亿美元的项目。“可先对外开展工作，其余300亿美元抓紧做好调查研究和准备。”
整个1978年。引进项目签约58亿美元，是中国过去28年全部引进项目金额的90％。
蛰伏之后的急速奔跑，就这样开始了。
大工程
我们还比较落后，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引进过来。
在山东半岛的烟台，为了解决数亿人民的穿鞋问题，一个建国以来最大的合成革厂已与日本厂商签约完毕。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波今天还清楚地记得这个项目：引进设备及国内配套工程总投资预算为4.6亿元人民币，在1979年进入设计实施。
烟台合成革厂的计划最早始于1962年。当年毛泽东提出解决人民生活问题，李先念即有了从国外引进合成革设备的设想。1975年国务院再次提出这个计划。前后均因“文革”及“四人帮”的干扰没有实现。
杨波回忆说，1978年，计划引进一条年产300万平方米的合成革生产线，可生产2000万双皮鞋。
4.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预算，在1978年批复的项目中并不显眼。上海宝钢总投资214亿元人民币，包括大庆石油化工厂在内的9个化工成套设备总额160亿元。另有22项重点工程共需外汇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总投资600多亿元。
杨波那时也在筹备齐鲁石化的新项目，“我开始不敢多要，向中央报了12.5万，领导说，老杨啊，你怕什么?要上就上30万的，12.5万已经过时了。”
大工程在求发展的迫切期待中陆续上马。
此时，中国最好的工业、制造业设备几乎还来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当时这些花费外汇27亿美元的项目，曾在不到10年时间里，使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缩短到20年之内。
按照国家计委提出的“120个大项目”，到20世纪末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将接近、赶上或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
1978年9月，国务院务虚会。此时上半年派出的出国考察团都已形成报告，给中央领导人很大震动。李先念在听取汇报时说：我们还比较落后，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引进过来。
国务院务虚会上，将近40个部委的负责人发言。今天本刊记者仍能查询到发言题目，其中绝大多数以引进技术和设备为主题。
不过，会上对于引进工作也存在争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说，550亿美元中计划使用国外资金400亿美元。如果从1986年开始还款，到1992年7年本息620亿美元。这样仅1986年外汇收入就需要达到298亿美元，比原定规划指标增加了90亿。
时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则说，8年内原计划财政收入11180亿元，按照550亿美元方案需达到16900亿元，每年递增速度要达到18％。
最后，李先念总结：引进新技术是中央定的方针，意见也一致。“问题是在研究引进时，要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考虑”，“1000亿美元肯定要破坏比例。大家还是要真正有计划按比例地搞，分清主次。万马奔腾不行，会踩死很多人的。一步一个脚印。”
在当时看起来，引进技术和设备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之路，庞大的引进计划开始启动。烟台合成革厂的计划任务书也在当年11月被批复。
没钱了
大量外国骗子蜂拥而至。从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银行处理了46起非银行组织提供贷款，经核实，一笔也没办成。
在决定引进技术和设备后，资金成为首要问题。此前，中国曾使用过延期支付的方式，但利用商业贷款和政府贷款都存在政策障碍。
谷牧考察西欧后汇报了外国对华态度，华国锋听后说，法国已提出20亿美元，实际还可以再多。加之西德、日本等国的积极姿态，中央决定迅速打破这个限制。
邓小平表态说，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当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利用外资几乎没有异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时任外贸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发表讲话说，中国开始接受政府贷款和商业贷款，完全按国际贸易惯例做事。而就在8个月前，他还说“向外国借款和与外国举办合资企业是不做的”。
然而，正式谈判开始，中国人才发现国外贷款并不那么容易到手。仅仅几个月后，国家计委就向中央汇报说，1979年可利用外汇仅50亿美元，比计划少了一半。
到1979年底，中国才从日本获得第一笔国外政府贷款。
当时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的林基鑫则发现，大量外国骗子蜂拥而至。从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银行处理了46起非银行组织提供贷款，经核实，一笔也没办成。
其中有个巴拿马国际金融信托公司，自称是私人办的孤儿基金会，要通过它贷款需要先收最高3％的手续费。这家公司和福建省、中旅、国际投资信托公司都曾联系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的数据：1979年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57亿元人民币，比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的1978年又增加15％以上。在对这一计划调整后，当年国家财政赤字仍超过170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在外汇储备不足又无法获得低息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去借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利就翻一番。农业部在1979年技术引进研究小组全体会议上就说，贷款还不起。
由于资金紧张，大多数刚刚上马的项目处于尴尬境地。
使用率
从南斯拉夫买了430多台拖拉机，结果只开动了9台。
当时在国家物资总局引进调查小组负责工作的李尚志，对一般机电仪器进口做了个调查，他发现，进口的磨床平均使用率只有30～40％，闲置的却占21％。全国进口的320多台大中型计算机，平均使用率不到国外的一半。
农业部说，从南斯拉夫买了430多台拖拉机，结果 只开动了9台，“其他都因油的问题封存了。”而从东欧购买的近7000台各种拖拉机、收割机和喷雾器都没有带技术。
水电部当时决定在1985年前引进火电和核电机组1870万千瓦，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新建机组的总和。即使当时国内已经批量生产的20万千瓦机组也从东欧国家引进，达到700万千瓦。项目一旦实施，国内所有的火电机组制造工厂将全部停产。
当年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起草的《引进计划的综合平衡存在严重问题》，坦率地讲到了审批计划的混乱：许多项目上报时不通过计委，直接找主管副总理。批复后，又不经计委列入计划，而是找到具体经办业务的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压”它签合同。有的甚至第一天下达计划，第二天就要签合同。
这份文件举例说，1978年12月追加的十几亿美元化工项目，就是由三位副总理在一封信上圈阅，结果几个月后仍不見国家计委下达计划。“不务实际，头脑发热，而且确实给国家造成损失或危害者，应严肃纪律，追究责任。”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定下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调子，严格控制引进规模，重点引进投资少、见效陕、换汇率高的项目。
在解决引进资金的过程中，经济特区也应运而生，并成为日后若干年技术引进的主要办法。
13年
这个情况反映到副总理万里、姚依林那里，他们批示：不要在外国人面前丢人。
烟台合成革厂1980年春天在烟台西沙旺的荒山野岭中动工。大会战式的建设中，各个方面争抢进度，配合度很低。现场的日本技术人员甚至公开对工厂的未来提出质疑。
杨波说，这个情况反映到副总理万里、姚依林那里，他们批示：不要在外国人面前丢人。已是轻工业部部长的杨波和山东一位副省长到烟台开了现场会才解决问题。
3年后工厂终于建成，又面临生产组织和管理问题。一直到1986年，烟台合成革厂的产品质量都令人担忧，一级品率与国外同样的生产线相比，相差很多。杨波想到日本请退休技管人员来担任副厂长，结果遭到厂里负责人的反对。
烟台合成革厂高级工程师鞠仁胜在30年后回忆往事时讲到这样的细节：当时引进了中国第一套聚氨酯原料MDI生产设备，这套西方60年代水平的设备，引进后却因为没有真正掌握生产技术，一直无法达到设计产能。甚至还由于故障而伤人。
中方向日方提出希望得到设备改造技术，对方开出了两亿人民币的高价。
几经起伏，70年代末签字引进的设备到90年代初仍无法顺利生产。1996年，技术难关终于被攻克，此时距投产已经整整过去了13年。
到1999年前后，改制后的烟台合成革厂－－烟台万华集团才真正走出困境。因为开发了自主知识产权的20万吨大规模MDI生产技术，目前排名MDI行业世界第五、亚洲第一。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位当年参与引进技术的老人坦率地说：30年前搞引进，因为见识问题的确吃了不少亏，但每个出去工作人都没有私心，午饭剩下的面包都带回去当晚饭。“后来搞引进，有的项目出现几百万上千万损失，又是什么原因?”
1979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题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较之1978年社论《光明的中国》，领导人对未来的憧憬显然更为迫切。
在目睹发达国家的现状之后，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120个大项目”得到了决策层的大力支持。与过去一味坚持自主研发不同，实现这个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规划的主要手段，将是引进境外资金和设备。
1977年，国家计委曾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当年11月增加为150亿；1978年春天增加到180亿；到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向国务院务虚会汇报时，又提到了550亿。
事实上，李人俊原本講道，按照扩大技术引进规模的设想，用汇要超过11300亿美元。整理汇总后改为850亿美元。由于准备工作不足等原因，才从中挑选出550亿美元的项目。“可先对外开展工作，其余300亿美元抓紧做好调查研究和准备。”
整个1978年。引进项目签约58亿美元，是中国过去28年全部引进项目金额的90％。
蛰伏之后的急速奔跑，就这样开始了。
大工程
我们还比较落后，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引进过来。
在山东半岛的烟台，为了解决数亿人民的穿鞋问题，一个建国以来最大的合成革厂已与日本厂商签约完毕。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波今天还清楚地记得这个项目：引进设备及国内配套工程总投资预算为4.6亿元人民币，在1979年进入设计实施。
烟台合成革厂的计划最早始于1962年。当年毛泽东提出解决人民生活问题，李先念即有了从国外引进合成革设备的设想。1975年国务院再次提出这个计划。前后均因“文革”及“四人帮”的干扰没有实现。
杨波回忆说，1978年，计划引进一条年产300万平方米的合成革生产线，可生产2000万双皮鞋。
4.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预算，在1978年批复的项目中并不显眼。上海宝钢总投资214亿元人民币，包括大庆石油化工厂在内的9个化工成套设备总额160亿元。另有22项重点工程共需外汇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总投资600多亿元。
杨波那时也在筹备齐鲁石化的新项目，“我开始不敢多要，向中央报了12.5万，领导说，老杨啊，你怕什么?要上就上30万的，12.5万已经过时了。”
大工程在求发展的迫切期待中陆续上马。
此时，中国最好的工业、制造业设备几乎还来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当时这些花费外汇27亿美元的项目，曾在不到10年时间里，使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缩短到20年之内。
按照国家计委提出的“120个大项目”，到20世纪末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将接近、赶上或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
1978年9月，国务院务虚会。此时上半年派出的出国考察团都已形成报告，给中央领导人很大震动。李先念在听取汇报时说：我们还比较落后，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引进过来。
国务院务虚会上，将近40个部委的负责人发言。今天本刊记者仍能查询到发言题目，其中绝大多数以引进技术和设备为主题。
不过，会上对于引进工作也存在争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说，550亿美元中计划使用国外资金400亿美元。如果从1986年开始还款，到1992年7年本息620亿美元。这样仅1986年外汇收入就需要达到298亿美元，比原定规划指标增加了90亿。
时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则说，8年内原计划财政收入11180亿元，按照550亿美元方案需达到16900亿元，每年递增速度要达到18％。
最后，李先念总结：引进新技术是中央定的方针，意见也一致。“问题是在研究引进时，要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考虑”，“1000亿美元肯定要破坏比例。大家还是要真正有计划按比例地搞，分清主次。万马奔腾不行，会踩死很多人的。一步一个脚印。”
在当时看起来，引进技术和设备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之路，庞大的引进计划开始启动。烟台合成革厂的计划任务书也在当年11月被批复。
没钱了
大量外国骗子蜂拥而至。从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银行处理了46起非银行组织提供贷款，经核实，一笔也没办成。
在决定引进技术和设备后，资金成为首要问题。此前，中国曾使用过延期支付的方式，但利用商业贷款和政府贷款都存在政策障碍。
谷牧考察西欧后汇报了外国对华态度，华国锋听后说，法国已提出20亿美元，实际还可以再多。加之西德、日本等国的积极姿态，中央决定迅速打破这个限制。
邓小平表态说，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当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利用外资几乎没有异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时任外贸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发表讲话说，中国开始接受政府贷款和商业贷款，完全按国际贸易惯例做事。而就在8个月前，他还说“向外国借款和与外国举办合资企业是不做的”。
然而，正式谈判开始，中国人才发现国外贷款并不那么容易到手。仅仅几个月后，国家计委就向中央汇报说，1979年可利用外汇仅50亿美元，比计划少了一半。
到1979年底，中国才从日本获得第一笔国外政府贷款。
当时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的林基鑫则发现，大量外国骗子蜂拥而至。从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银行处理了46起非银行组织提供贷款，经核实，一笔也没办成。
其中有个巴拿马国际金融信托公司，自称是私人办的孤儿基金会，要通过它贷款需要先收最高3％的手续费。这家公司和福建省、中旅、国际投资信托公司都曾联系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的数据：1979年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57亿元人民币，比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的1978年又增加15％以上。在对这一计划调整后，当年国家财政赤字仍超过170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在外汇储备不足又无法获得低息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去借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利就翻一番。农业部在1979年技术引进研究小组全体会议上就说，贷款还不起。
由于资金紧张，大多数刚刚上马的项目处于尴尬境地。
使用率
从南斯拉夫买了430多台拖拉机，结果只开动了9台。
当时在国家物资总局引进调查小组负责工作的李尚志，对一般机电仪器进口做了个调查，他发现，进口的磨床平均使用率只有30～40％，闲置的却占21％。全国进口的320多台大中型计算机，平均使用率不到国外的一半。
农业部说，从南斯拉夫买了430多台拖拉机，结果 只开动了9台，“其他都因油的问题封存了。”而从东欧购买的近7000台各种拖拉机、收割机和喷雾器都没有带技术。
水电部当时决定在1985年前引进火电和核电机组1870万千瓦，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新建机组的总和。即使当时国内已经批量生产的20万千瓦机组也从东欧国家引进，达到700万千瓦。项目一旦实施，国内所有的火电机组制造工厂将全部停产。
当年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起草的《引进计划的综合平衡存在严重问题》，坦率地讲到了审批计划的混乱：许多项目上报时不通过计委，直接找主管副总理。批复后，又不经计委列入计划，而是找到具体经办业务的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压”它签合同。有的甚至第一天下达计划，第二天就要签合同。
这份文件举例说，1978年12月追加的十几亿美元化工项目，就是由三位副总理在一封信上圈阅，结果几个月后仍不見国家计委下达计划。“不务实际，头脑发热，而且确实给国家造成损失或危害者，应严肃纪律，追究责任。”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定下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调子，严格控制引进规模，重点引进投资少、见效陕、换汇率高的项目。
在解决引进资金的过程中，经济特区也应运而生，并成为日后若干年技术引进的主要办法。
13年
这个情况反映到副总理万里、姚依林那里，他们批示：不要在外国人面前丢人。
烟台合成革厂1980年春天在烟台西沙旺的荒山野岭中动工。大会战式的建设中，各个方面争抢进度，配合度很低。现场的日本技术人员甚至公开对工厂的未来提出质疑。
杨波说，这个情况反映到副总理万里、姚依林那里，他们批示：不要在外国人面前丢人。已是轻工业部部长的杨波和山东一位副省长到烟台开了现场会才解决问题。
3年后工厂终于建成，又面临生产组织和管理问题。一直到1986年，烟台合成革厂的产品质量都令人担忧，一级品率与国外同样的生产线相比，相差很多。杨波想到日本请退休技管人员来担任副厂长，结果遭到厂里负责人的反对。
烟台合成革厂高级工程师鞠仁胜在30年后回忆往事时讲到这样的细节：当时引进了中国第一套聚氨酯原料MDI生产设备，这套西方60年代水平的设备，引进后却因为没有真正掌握生产技术，一直无法达到设计产能。甚至还由于故障而伤人。
中方向日方提出希望得到设备改造技术，对方开出了两亿人民币的高价。
几经起伏，70年代末签字引进的设备到90年代初仍无法顺利生产。1996年，技术难关终于被攻克，此时距投产已经整整过去了13年。
到1999年前后，改制后的烟台合成革厂－－烟台万华集团才真正走出困境。因为开发了自主知识产权的20万吨大规模MDI生产技术，目前排名MDI行业世界第五、亚洲第一。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位当年参与引进技术的老人坦率地说：30年前搞引进，因为见识问题的确吃了不少亏，但每个出去工作人都没有私心，午饭剩下的面包都带回去当晚饭。“后来搞引进，有的项目出现几百万上千万损失，又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