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陈华大姐打电话给我，劈头就问：“《小小叶儿哗啦啦》这首儿歌，是你爸爸写的吗？”“是啊！”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因为这首歌我太熟悉了。
　　1992年，长征出版社准备为我父亲编一本文集，因为我是学党史专业的，父亲特别让我参与选编，帮忙收集一些资料，感受一下他的当年。选编《小小叶儿哗啦啦》过程中，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怎样处理他写的一些诗歌，其中有一批儿歌，也有《小小叶儿哗啦啦》这首歌。当时出版社对文集的选编是有字数要求的，我觉得，比起他在战火中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通讯报道和后来写的那些杂文、散文，评论、社论，这些儿歌有点“土”，分量不够，而我父亲却很坚持。最后出版社决定，这些诗歌都不上文集的目录，少量选一点，只作为文集的补白，上哪些诗歌由责任编辑视编排的需要决定。文集交稿后，我父亲就没再过问。1993年文集《笔舞龙蛇走天涯》出版，这首儿歌未能收入，我父亲不无遗憾。我的心中也留下了一个结。
　　“你知道吗，这首儿歌是我们育英学校的校歌！虽然个别词句有所改变，但主要内容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查找这首歌的真正作者，终于让我找到了！”“真是太巧了，我才知道，词作者姚中就是你父亲姚远方！太巧了、太巧了。”陈大姐有点激动地说。“你知道唱着这首校歌长大的是些什么人？那是领袖、将帅们的后代啊！”接着，陈大姐向我详细叙述了她的“寻歌历程”，稍后又发来了2012年11月她在育英学校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育英校歌的历史初探》。陈大姐问我：“你父亲生前知道这首歌已成为育英学校的校歌么？”是啊，我父亲知道吗？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一直在军队工作，我的哥哥姐姐都在部队子弟学校上学，从未有人向他提到这首校歌;编文集的时候他也没有提到过。因此，我肯定地回答说，父亲生前是不知道的。陈大姐说，真遗憾，你父亲要是能留下一些创作背景该多好！
　　经陈大姐的提醒，我在网上仔细地搜寻，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材料，可惜没能如愿。然而我却意外地发现父亲这首儿歌，在新时期曾广为流传。在网上，有一曲非常好听的童声合唱，用了父亲的词，曲名就叫《小小叶儿哗啦啦》;电影《天安门》中，女教师带领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演唱的那首歌，曲调不同，也用了《小小叶儿哗啦啦》的原词……这样一首从战火硝烟中走来，承载着历史印记和时代风尚的优秀儿歌，我怎么会觉得它“土”呢？
　　想当年，我父亲写作这首歌的时候，还不到20岁。抗战初期他就读于福州理工学校，1937年4月参加民先、反帝大同盟，1938年5月在叔父姚耐的指引下奔向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学习结束后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继续深造。1939年夏，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抗日前线。父亲随华北联合大学来到晋察冀边区，任华北联大文学系教员，联大文工团儿童演剧团团长，带着200多个小队员学习、演出（著名电影演员田华当时就是该剧团成员之一）。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创作了《小小叶儿哗啦啦》（又名《生在边区好地方》）《小木枪》《边区儿童团》等一系列儿歌。“一枝木枪二尺八，爹爹叫我快长大，长大了给我一匹马，我要骑马挎枪保国家。风来吹，雨来打，风吹雨打我不怕;河水深，高山大，山高水深越过它。我年纪虽小志气大，扛起了大枪走天下，革命成功回了家，胸前也要挂朵大红花。”（儿歌《小木枪》）这些质朴、上口的儿歌，深深地影响了晋察冀边区的孩子们，让抗战到底的信念，深入人心。
　　陈大姐“寻歌”的故事，写出了父亲创作的儿歌对一代人的影响。我开始理解父亲为什么如此看重那批儿歌，为何对它们情有独钟。他在后来的许多作品中不断地使用着那些儿歌的元素。“小小叶儿哗啦啦，儿是娘心一朵花，娘盼我儿快长大，哗啦啦，快长大……”这是我父亲在他最具影响的纪实散文《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中，用他的儿歌改写的一首摇篮曲。
　　我父亲生前任职不高，却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老报人，无论是在军报的领导岗位上，还是创办《中国老年报》，他始终笔耕不辍，留下了不少精品力作。他的老战友魏巍评价他说：“远方同志新闻写作的特色，是有很强的文艺性，或者说是新闻与文艺水乳交融在一起”，“他的新闻作品既有艺术魅力，使人爱读;又忠于实际，令人可信。” “作为一名军事记者，他总是爱憎分明地颂扬人民战士，揭露和鞭挞万恶的敌人。他的笔，实际上是一杆枪。”
　　（编辑 杨 琳）
　　（作者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