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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CX2015SP166）
摘要：苗族汉语小说自现代文学以来一直活跃于文坛，出产的数量及质量均十分可观，这也引起了学者们对苗族汉语小说的研究兴趣。文中将对当代部分湖南地区苗族作家小说作品描述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首先回顾苗族汉语文学史及研究历程，其次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类总结，最后分析其地位、成因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苗族;当代汉语小说;女性形象;湖南苗族作家
苗族小说自大师沈从文誉满大地以来，便在文坛上不断活跃着，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不论是现代的姜穆、陈靖，还是当代的太阿、贺晓彤、萧虹等作家，其许多作品曾获得省级或国家级奖项，而台湾作家李敖，更是成为继沈从文后第二位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苗族作家。因此，苗族小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世界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并融入了像朱开勇、廖淮光、龙碧凤等不少新鲜血液。
随着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思想大量涌入，女性主义这一思想潮流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女性主义的研究在国内可谓出产颇多，所能研究的材料也层出不穷，苗族小说是这片复杂多样文化森林的一部分，但对其所进行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目前对苗族小说进行整理研究的，首先是通过对苗族文学史的梳理和研究，随后是苗青主编 《中国苗族文学丛书》、乐黛云和朱群慧主编《当代中国苗族作家作品选集》等对苗族小说进行选编整理，同时在对苗族文学进行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不少努力，而就苗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目前仅有苏晓红的《苗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研究》、黄尚霞的《苗族现当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等。
一、苗族汉语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苗族汉语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是母亲、恋人、爱人等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丰富多彩，总括起来分为这样几类：
（一）传统的母亲形象
谈及女性，母亲的角色是最为重要之一，在文学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往往代表着传统女性形象，湖南苗族作家的汉语小说也多在此列。母亲的形象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如贺晓彤的《妈妈，你听我说……》、《美丽的丑小丫》、《宝宝》，石维斌的《后娘》，等对母亲的形象描述，大多是对母亲的记忆的描述塑造母亲形象，或是以母亲的视角来进行小说的创作并以此塑造母亲形象，在其作品中是对母亲形象的本身及自我母亲角色扮演的的认可。母亲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多是以表现母亲对承担养育后代的艰辛和无私奉献，对母亲的形象多为赞美之言。然而，由于母亲的形象塑造往往于时间而言，多为过去时态，从其可变性而言是较为稳定的，另一方面也压制了读者对其形象的自我思维散发，使母亲形象在地位崇高的同时又多具传统的意味。
（二）为爱而生的女性形象
许多为爱而生的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出现，往往是对爱人忠贞、无私奉献、包容、甚至可以为自己的爱人献出生命，如黄石松《文溪桥》中的柳云儿，韩棕树《苗山悲歌》中的施黛妮，侯自佳《别了，吊脚楼》中的邓富莲，刘耀儒《都市里的樱桃花》中的樱花等，可以说这是男性心中所期盼的女性伴侣形象，由于男权思想的主导，男性对女性往往带有超越实际的幻想，意图消解女性的自我意识，把女性置于男性附庸的地位，故此产生的女性形象多为传统型，循规蹈矩之列，多屈从于男性权力的阴影之下。
在苗族女性作家的笔下，为爱而生的女性形象却大为不同，还呈现出质疑反叛的特点。如贺晓彤《夜夜抱着歉意入眠》中的季雅文，季雅文当初放弃了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工作机会，回到P省为了能与爱人帅力斯在一起，而后由于帅力斯的一蹶不振，致使季雅文最终选择投奔向新生活;姚筱琼的小说《迷途鸟》中的栀栀，由于对老师的一网深情，但却无法突破伦理和承担环境的压迫，最终选择皈依佛门。
女性作家笔下的形象看似叛逆质疑，实质更接近于真实的女性处境，现代社会，女性应该最求自由平等，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三）自我堕落的女性形象
追逐欲望自我堕落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的地位具有特殊性，因为这种形象具有多层含义。就萧虹的《告别无耻岁月》和刘耀儒《都市里的樱桃花》为例，从浅层次而言，两位作者对各自作品中主人翁堕落生活的痛斥来说，女性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而深层次的含义却是作者欲借助此类角色来痛斥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这里的女性地位是作者关注的要点，表现了作者对男女社会地位的思考，并提倡男女平等享有社会机会，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
二、汉语苗族小说中女性形象其地位的成因及社会影响
（一）源自愧疚、怀念及身份认同的崇高促使对女性的关怀
母亲形象在小说中多以传统女性形象出现，她们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不断消耗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力维持家业，照顾家人，再多的苦也不抱怨，始终充满宽容和耐心。这与母亲所具有较强的物质生产能力有一定关联，母亲在家中维持家业，提供基本物质生活保障。这种现实生活影像印刻在作者的脑海中，并产生了对母亲的无限敬意，甚至崇拜，最终将这敬意和崇拜跃然于作品中。小说作品中，母亲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但母亲在现实社会却是十分辛苦的，如同这番论断一般：“母亲在无条件的爱中推动了自我的爱欲和作为主体的存在价值，她被禁锢在男权社会的狂热崇拜中，她被用来维护某种霸权机制，她的生命尊严沦为对社会的一种功能性诊释，正如人们对自由的反话一样，我们也将不得不反思在母爱的名义下掩盖了多少残虐与不公。”[1]
不过在母亲形象还未纳入作品时，即现实中母亲的地位却没有小说中那样高，相反，只有在母亲老去或离别，母亲的地位才在作品中有了崇高的地位，从创作心理来看，逝去的才是珍贵的和充满怀恋、愧疚的心理在里面。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儒家传统禁锢女性的思想掺杂在里面，在小说中，可以看出对女性的认可常取决于其生育能力，这无疑是对女性的一种压抑，甚至是对女性的迫害，如《爱悠悠 恨悠悠》的翠英，由于长时间没有生育，但医院检查是其丈夫的问题，翠英却不断受到身边亲人朋友的质疑，最终难以承受压力，选择了却生命。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在男性社会的审美衡量标准下，男人心目中塑造出来的完美女性是道德的楷模，是真善美的化身。“女性形象被精神化男人所要拥有的是女性的美、温暖和亲切的感觉，已明显超出了具体的实物。”[2]许多母亲的形象不能说与这样的造就没有关联。不过，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崇高地位对社会而言是相对积极的，一方面是呼吁对母亲的关注，理解母亲的角色;另一方面，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并存，也呼唤了社会对女性的关爱，促使了社会对女性的平等对待。 （二）恋爱、婚姻自由的传统维持男女平等
为爱而生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地位是平等的，在《苗山悲歌》里，我们可以看到石三哥与施黛妮对歌求爱的场景，双方“隔空对聊”，介绍自己，自行决定是否合意，在《芭蕉雨》中，栀栀和达壁的爱情，虽然双方的婚姻是包办婚姻，但是达壁始终尊重栀栀的选择意愿，并帮助她。在作品中，不难看到男女自由平等恋爱关系在里面。男女在选择生活和恋爱关系的上是平等的，作者在创作时其心理是认同了男女双方平等的。
从苗族的传统习俗看来，与苗族具有崇尚女性的习俗，在苗族的习俗里，女性的主权意识、女性支配意识依然存在。并且对苗族女性的关爱长期以来是超前于同时代的主流社会意识，如男女结婚，苗族的婚姻崇尚自由，以自主婚为主。而且婚姻一旦缔结，很少有离婚现象，离婚率很低。这种自由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男女都有权参加游方活动;二、在游方活动中，没有性别歧视，男女两个群体都可以通过唱歌的水平来选择自己的配偶;而在婚后，须在女方怀有男方孩子后方可常住夫家，即不再受“不落夫家”传统的约束。有解读认为这是对女性生育能力的要求，即必须有生育才能得到夫家的认可，似乎是对妇女的一种歧视。但实质上并非如此，相反，这种生育前“不落夫家”的传统习俗习俗是有利于苗族女性身心发展的：可以给以苗族姑娘一定的适应期，令其对身份的转换能够更好地适应;女方可将在夫家所面临的问题或提升自我技能等及时得到母亲的帮助，女方可以更好的了解男方等。可以说这种习俗体现了苗族重女的传统，对女性具有保护的功能。[3]
（三）批判社会竞争的不公平呼吁男女地位平等
追逐欲望或为生活所迫而自我堕落的女性形象可谓是个特殊形象，在前面已提及，不论从浅层次还是深层次而言，这是相对矛盾包含较多的女性形象。其成因也具有复杂性，由于此类都是现实主义类型的小说，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所述：“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男女性作家对这类形象都进行了各自的描述，说明在现实社会里，这类形象虽不一定如小说中那样夸张，但在现实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那么社会中出现此类现象就经济层面而言，女性在社会中经济生产能力处于相比男性低的水平，而自身条件如学识、身体条件不足以支配生活，因此为满足物质生活所需，不得已便庸附在经济占有较多的角色，令自我成为被支配者，这类就形成了樱花这一类的形象;而从精神层面来看，一些女性实质上并不缺乏自我满足生活的条件，但是，其惰性思维附上其“天生丽质”的外表，自甘选择平庸甚至堕落，如《告别无耻岁月》中杜鹃这类形象。对前一类形象尚无可厚非，而后一类形象往往要遭受批评。但是，作者将其表述在文本之中，对社会是产生了不少影响的。首先，表明此类形象已是社会中一类不可能忽视的女性形象，也许初看这是道德层面的谴责，然而从更深层次的方面看这是作者利用这些女性形象来引起人们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反思，反思当下现实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人们的意志逐渐受到物质生活的影响甚至被支配，人们应该警醒自我精神家园正在遭受的不同挑战，人应该如何才能活得更像人。
就苗族小说作品来看，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了苗族男女作家的女性观和婚恋观，就女性观而言，作品创作者对男女平等的观念虽已认可，然在创作中有意或无意的表示各自的不同权力意识。如萧虹笔下文静的堕落生活及在社会的种种无奈经历，最终对社会失望无比。这是女作家萧虹对社会的控诉——女性的成功之路为什么会如此艰难，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挑战。而男性作家却不然，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描绘多是貌美贤惠、一往情深、无私奉献，如黄石松笔下的柳云儿，韩棕树笔下的施黛妮等。即女性作家呼吁女性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在为传统思想所约束，大胆实现心中的理想，大胆追求心中期盼的生活，男性作家本质的男权主义思想仍然未有灭失，他们多期盼女性还是归属于男权的照耀下。这从对现实社会产生的影响而言，女性作家作品对唤醒女性自我意识具有促进作用，呼吁社会对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关注，利于现实中对女性的平等对待，但不可忽略其可能带来的过激女权思想;而男性作家作品对现实中男性的男权心理具有满足效果，这不利于平等对待女性的思想普及，但是对可能产生过激的女权思想具有平衡作用。
在婚恋观上，男女作家作品所反映的婚姻观是基本一致的——婚姻自由，包括男女方决定结婚的自由，及离婚的自由等。如果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而言，婚姻对于男女是不平等的，女方往往从属男方，而包办婚姻，男女双方皆不能自主。因此男女作者作品所反映相通的观念是很难得的，这首先要归于苗族的习俗，苗族的对歌传情，自行择偶甚至逃婚等皆是其本民族能接受的，并且对女性的崇拜和保护思想的影响，男女婚姻自由的观念可谓是习以为常。这对现实社会的女性而言，对其婚恋观自主无疑是极大的支持。
三、结语
当代苗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苗族早些时期的汉语小说相比而言，其体现的苗族自身特色正逐渐褪色，这与苗族在现实生活中与其他民族间不断扩大社会交流交往的趋势所分不开的，但这并不表明苗族的消退，相反，这恰恰是苗族在自我不断发展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发展观就有很好的阐述，没有一个封闭的民族最终能长远的传承下去，只有不断学习发展变化的民族才能真正的立于民族之林。
苗族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十分伟大的民族之一，同时也是历经艰难的古老民族，艰难的现实生活甚至令其自身的文字基本灭失了，但是，许多苗族同胞没有放弃，仍在致力于将苗族的文化传播出去，如苗族古诗、苗族民间文化整理等;将苗族的科学技术传播出去，如苗医学、蜡染技术等‘更是要将苗族的精神传播出去——由于长期的艰难生活，形成了互帮互助的意识，一直视帮助他人为己任，这无私的精神对于今天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实现创新科技和构建和谐社会将会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赵梅芬，母亲原型的探析[D]，兰州：兰州大学，2007年，38
[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309
[3]苏晓红，苗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研究——以黔东南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D]，贵阳：贵州民族大学2012年，35
[4]黄尚霞，苗族现当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贵阳：贵州民族大学2014年
作者简介：
代鑫，西南民族大学，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美学。
韩笑卓玛，西南民族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摘要：苗族汉语小说自现代文学以来一直活跃于文坛，出产的数量及质量均十分可观，这也引起了学者们对苗族汉语小说的研究兴趣。文中将对当代部分湖南地区苗族作家小说作品描述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首先回顾苗族汉语文学史及研究历程，其次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类总结，最后分析其地位、成因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苗族;当代汉语小说;女性形象;湖南苗族作家
苗族小说自大师沈从文誉满大地以来，便在文坛上不断活跃着，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不论是现代的姜穆、陈靖，还是当代的太阿、贺晓彤、萧虹等作家，其许多作品曾获得省级或国家级奖项，而台湾作家李敖，更是成为继沈从文后第二位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苗族作家。因此，苗族小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世界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并融入了像朱开勇、廖淮光、龙碧凤等不少新鲜血液。
随着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思想大量涌入，女性主义这一思想潮流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女性主义的研究在国内可谓出产颇多，所能研究的材料也层出不穷，苗族小说是这片复杂多样文化森林的一部分，但对其所进行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目前对苗族小说进行整理研究的，首先是通过对苗族文学史的梳理和研究，随后是苗青主编 《中国苗族文学丛书》、乐黛云和朱群慧主编《当代中国苗族作家作品选集》等对苗族小说进行选编整理，同时在对苗族文学进行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不少努力，而就苗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目前仅有苏晓红的《苗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研究》、黄尚霞的《苗族现当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等。
一、苗族汉语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苗族汉语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是母亲、恋人、爱人等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丰富多彩，总括起来分为这样几类：
（一）传统的母亲形象
谈及女性，母亲的角色是最为重要之一，在文学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往往代表着传统女性形象，湖南苗族作家的汉语小说也多在此列。母亲的形象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如贺晓彤的《妈妈，你听我说……》、《美丽的丑小丫》、《宝宝》，石维斌的《后娘》，等对母亲的形象描述，大多是对母亲的记忆的描述塑造母亲形象，或是以母亲的视角来进行小说的创作并以此塑造母亲形象，在其作品中是对母亲形象的本身及自我母亲角色扮演的的认可。母亲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多是以表现母亲对承担养育后代的艰辛和无私奉献，对母亲的形象多为赞美之言。然而，由于母亲的形象塑造往往于时间而言，多为过去时态，从其可变性而言是较为稳定的，另一方面也压制了读者对其形象的自我思维散发，使母亲形象在地位崇高的同时又多具传统的意味。
（二）为爱而生的女性形象
许多为爱而生的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出现，往往是对爱人忠贞、无私奉献、包容、甚至可以为自己的爱人献出生命，如黄石松《文溪桥》中的柳云儿，韩棕树《苗山悲歌》中的施黛妮，侯自佳《别了，吊脚楼》中的邓富莲，刘耀儒《都市里的樱桃花》中的樱花等，可以说这是男性心中所期盼的女性伴侣形象，由于男权思想的主导，男性对女性往往带有超越实际的幻想，意图消解女性的自我意识，把女性置于男性附庸的地位，故此产生的女性形象多为传统型，循规蹈矩之列，多屈从于男性权力的阴影之下。
在苗族女性作家的笔下，为爱而生的女性形象却大为不同，还呈现出质疑反叛的特点。如贺晓彤《夜夜抱着歉意入眠》中的季雅文，季雅文当初放弃了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工作机会，回到P省为了能与爱人帅力斯在一起，而后由于帅力斯的一蹶不振，致使季雅文最终选择投奔向新生活;姚筱琼的小说《迷途鸟》中的栀栀，由于对老师的一网深情，但却无法突破伦理和承担环境的压迫，最终选择皈依佛门。
女性作家笔下的形象看似叛逆质疑，实质更接近于真实的女性处境，现代社会，女性应该最求自由平等，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三）自我堕落的女性形象
追逐欲望自我堕落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的地位具有特殊性，因为这种形象具有多层含义。就萧虹的《告别无耻岁月》和刘耀儒《都市里的樱桃花》为例，从浅层次而言，两位作者对各自作品中主人翁堕落生活的痛斥来说，女性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而深层次的含义却是作者欲借助此类角色来痛斥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这里的女性地位是作者关注的要点，表现了作者对男女社会地位的思考，并提倡男女平等享有社会机会，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
二、汉语苗族小说中女性形象其地位的成因及社会影响
（一）源自愧疚、怀念及身份认同的崇高促使对女性的关怀
母亲形象在小说中多以传统女性形象出现，她们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不断消耗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力维持家业，照顾家人，再多的苦也不抱怨，始终充满宽容和耐心。这与母亲所具有较强的物质生产能力有一定关联，母亲在家中维持家业，提供基本物质生活保障。这种现实生活影像印刻在作者的脑海中，并产生了对母亲的无限敬意，甚至崇拜，最终将这敬意和崇拜跃然于作品中。小说作品中，母亲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但母亲在现实社会却是十分辛苦的，如同这番论断一般：“母亲在无条件的爱中推动了自我的爱欲和作为主体的存在价值，她被禁锢在男权社会的狂热崇拜中，她被用来维护某种霸权机制，她的生命尊严沦为对社会的一种功能性诊释，正如人们对自由的反话一样，我们也将不得不反思在母爱的名义下掩盖了多少残虐与不公。”[1]
不过在母亲形象还未纳入作品时，即现实中母亲的地位却没有小说中那样高，相反，只有在母亲老去或离别，母亲的地位才在作品中有了崇高的地位，从创作心理来看，逝去的才是珍贵的和充满怀恋、愧疚的心理在里面。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儒家传统禁锢女性的思想掺杂在里面，在小说中，可以看出对女性的认可常取决于其生育能力，这无疑是对女性的一种压抑，甚至是对女性的迫害，如《爱悠悠 恨悠悠》的翠英，由于长时间没有生育，但医院检查是其丈夫的问题，翠英却不断受到身边亲人朋友的质疑，最终难以承受压力，选择了却生命。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在男性社会的审美衡量标准下，男人心目中塑造出来的完美女性是道德的楷模，是真善美的化身。“女性形象被精神化男人所要拥有的是女性的美、温暖和亲切的感觉，已明显超出了具体的实物。”[2]许多母亲的形象不能说与这样的造就没有关联。不过，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崇高地位对社会而言是相对积极的，一方面是呼吁对母亲的关注，理解母亲的角色;另一方面，母亲与妻子的角色并存，也呼唤了社会对女性的关爱，促使了社会对女性的平等对待。 （二）恋爱、婚姻自由的传统维持男女平等
为爱而生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地位是平等的，在《苗山悲歌》里，我们可以看到石三哥与施黛妮对歌求爱的场景，双方“隔空对聊”，介绍自己，自行决定是否合意，在《芭蕉雨》中，栀栀和达壁的爱情，虽然双方的婚姻是包办婚姻，但是达壁始终尊重栀栀的选择意愿，并帮助她。在作品中，不难看到男女自由平等恋爱关系在里面。男女在选择生活和恋爱关系的上是平等的，作者在创作时其心理是认同了男女双方平等的。
从苗族的传统习俗看来，与苗族具有崇尚女性的习俗，在苗族的习俗里，女性的主权意识、女性支配意识依然存在。并且对苗族女性的关爱长期以来是超前于同时代的主流社会意识，如男女结婚，苗族的婚姻崇尚自由，以自主婚为主。而且婚姻一旦缔结，很少有离婚现象，离婚率很低。这种自由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男女都有权参加游方活动;二、在游方活动中，没有性别歧视，男女两个群体都可以通过唱歌的水平来选择自己的配偶;而在婚后，须在女方怀有男方孩子后方可常住夫家，即不再受“不落夫家”传统的约束。有解读认为这是对女性生育能力的要求，即必须有生育才能得到夫家的认可，似乎是对妇女的一种歧视。但实质上并非如此，相反，这种生育前“不落夫家”的传统习俗习俗是有利于苗族女性身心发展的：可以给以苗族姑娘一定的适应期，令其对身份的转换能够更好地适应;女方可将在夫家所面临的问题或提升自我技能等及时得到母亲的帮助，女方可以更好的了解男方等。可以说这种习俗体现了苗族重女的传统，对女性具有保护的功能。[3]
（三）批判社会竞争的不公平呼吁男女地位平等
追逐欲望或为生活所迫而自我堕落的女性形象可谓是个特殊形象，在前面已提及，不论从浅层次还是深层次而言，这是相对矛盾包含较多的女性形象。其成因也具有复杂性，由于此类都是现实主义类型的小说，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所述：“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男女性作家对这类形象都进行了各自的描述，说明在现实社会里，这类形象虽不一定如小说中那样夸张，但在现实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那么社会中出现此类现象就经济层面而言，女性在社会中经济生产能力处于相比男性低的水平，而自身条件如学识、身体条件不足以支配生活，因此为满足物质生活所需，不得已便庸附在经济占有较多的角色，令自我成为被支配者，这类就形成了樱花这一类的形象;而从精神层面来看，一些女性实质上并不缺乏自我满足生活的条件，但是，其惰性思维附上其“天生丽质”的外表，自甘选择平庸甚至堕落，如《告别无耻岁月》中杜鹃这类形象。对前一类形象尚无可厚非，而后一类形象往往要遭受批评。但是，作者将其表述在文本之中，对社会是产生了不少影响的。首先，表明此类形象已是社会中一类不可能忽视的女性形象，也许初看这是道德层面的谴责，然而从更深层次的方面看这是作者利用这些女性形象来引起人们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反思，反思当下现实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人们的意志逐渐受到物质生活的影响甚至被支配，人们应该警醒自我精神家园正在遭受的不同挑战，人应该如何才能活得更像人。
就苗族小说作品来看，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了苗族男女作家的女性观和婚恋观，就女性观而言，作品创作者对男女平等的观念虽已认可，然在创作中有意或无意的表示各自的不同权力意识。如萧虹笔下文静的堕落生活及在社会的种种无奈经历，最终对社会失望无比。这是女作家萧虹对社会的控诉——女性的成功之路为什么会如此艰难，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挑战。而男性作家却不然，他们对女性形象的描绘多是貌美贤惠、一往情深、无私奉献，如黄石松笔下的柳云儿，韩棕树笔下的施黛妮等。即女性作家呼吁女性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在为传统思想所约束，大胆实现心中的理想，大胆追求心中期盼的生活，男性作家本质的男权主义思想仍然未有灭失，他们多期盼女性还是归属于男权的照耀下。这从对现实社会产生的影响而言，女性作家作品对唤醒女性自我意识具有促进作用，呼吁社会对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关注，利于现实中对女性的平等对待，但不可忽略其可能带来的过激女权思想;而男性作家作品对现实中男性的男权心理具有满足效果，这不利于平等对待女性的思想普及，但是对可能产生过激的女权思想具有平衡作用。
在婚恋观上，男女作家作品所反映的婚姻观是基本一致的——婚姻自由，包括男女方决定结婚的自由，及离婚的自由等。如果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而言，婚姻对于男女是不平等的，女方往往从属男方，而包办婚姻，男女双方皆不能自主。因此男女作者作品所反映相通的观念是很难得的，这首先要归于苗族的习俗，苗族的对歌传情，自行择偶甚至逃婚等皆是其本民族能接受的，并且对女性的崇拜和保护思想的影响，男女婚姻自由的观念可谓是习以为常。这对现实社会的女性而言，对其婚恋观自主无疑是极大的支持。
三、结语
当代苗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苗族早些时期的汉语小说相比而言，其体现的苗族自身特色正逐渐褪色，这与苗族在现实生活中与其他民族间不断扩大社会交流交往的趋势所分不开的，但这并不表明苗族的消退，相反，这恰恰是苗族在自我不断发展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发展观就有很好的阐述，没有一个封闭的民族最终能长远的传承下去，只有不断学习发展变化的民族才能真正的立于民族之林。
苗族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十分伟大的民族之一，同时也是历经艰难的古老民族，艰难的现实生活甚至令其自身的文字基本灭失了，但是，许多苗族同胞没有放弃，仍在致力于将苗族的文化传播出去，如苗族古诗、苗族民间文化整理等;将苗族的科学技术传播出去，如苗医学、蜡染技术等‘更是要将苗族的精神传播出去——由于长期的艰难生活，形成了互帮互助的意识，一直视帮助他人为己任，这无私的精神对于今天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实现创新科技和构建和谐社会将会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赵梅芬，母亲原型的探析[D]，兰州：兰州大学，2007年，38
[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309
[3]苏晓红，苗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研究——以黔东南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D]，贵阳：贵州民族大学2012年，35
[4]黄尚霞，苗族现当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贵阳：贵州民族大学2014年
作者简介：
代鑫，西南民族大学，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美学。
韩笑卓玛，西南民族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