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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实证分析茶农生产过程档案记录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可追溯制度的推广提供对策与建议。【方法/过程】基于2016年9 10月福建省茶叶种植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茶叶生产过程档案记录行为的现状，并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结论】调研显示“出售给产业化组织”、“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对实施生产档案记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购买农药需要农资购买卡”会抑制茶农生产档案记录行为。据此提出政府应加大对农户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性制度的宣传力度，跟踪法规标准和保证体系的实施效果，及时调整或修改可能引起的偏差，充分发挥产业化组织在可追溯制度建设上对农户的引领作用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可追溯;农户;生产档案记录;影响因素
我国农产品安全可追溯制度日趋成熟，但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屡有发生。福建是中国主要的茶叶产区，茶叶质量安全不仅与地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农产品可追溯制度可以提高农产品安全[1]，同时改善农产品质量[2]，从而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3]，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沟通[4]。我国于2004年开始在发达地区推行可追溯制度的实践，自2007年起，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的建设提出相关要求，对建立、健全农产品可追溯制度进行规定。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原农业部等部门陆续出台了众多政策意见旨在推进可追溯制度的落实。福建省于2012年3月通过中国第一个关于茶产业发展的地方性立法项目——《福建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明文规定“福建茶业实行茶叶质量可追溯制度”，但近年来，茶叶农残超标的事件屡屡发生【5】。如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机构于2011年12月对我国9个茶叶品牌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其中，67个样本含有10种以上农药残留;于2016年对1 5个市场品牌的26种在售茶叶进行了随机采样检测，其中总数的65%被检出农药残留量超出欧盟标准，茶叶质量可追溯制度的健全完善需要获得各方更大的关注。
国内外学者针对三大主体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均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其中，生产者是落实可追溯制度的源头，他们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的成败【6-7】。众多学者对农产品可追溯系统中农户的认知、参与意愿、行为特征、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如朱丽娟【8】将农户质量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划分为行为态度、行为目標和感知行为控制3个部分;李红梅【9】利用四川省广汉市21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户安全施用农药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王慧敏【10】分析了北京市蔬菜种植农户参与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路径、行为、生产效益;Diogo【11】通过调查葡萄牙农户发现当实行可追溯后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将有效激励农户执行可追溯制度;徐玲玲【12】运用MVP计量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对3种类型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主要因素;周洁红”基于2008年和2012年浙江省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生产过程档案记录行为的因素。
综上所述，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农户可追溯制度的认知、采纳意愿的分析，而对可追溯的研究中涉及农户生产过程档案记录等具体行为的研究较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2016年福建省茶叶可追溯试点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探讨农户生产档案记录行为，以揭示可追溯试点地区的茶农在生产上执行可追溯制度的情况，以及影响农户生产档案记录的主要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提高茶农及经营其他食用农产品的农户执行可追溯制度的程度。
1研究对象
1.1 模型设定
本文模型的因变量为“农户是否实施生产档案记录”，为二分类变量，将茶农实施了生产档案记录取值为1（同时实施农药和施肥记录）.未实施取值为O（只实施其中一项，或两项都未实施），因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能有效地将因变量的值域限定在O～1之间，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析模型如下：
式中，Y1表示实施农户生产档案记录，y：表示未实施，届表示常数项，是P（i=1.2.3.....n）所对应的偏回归系数，xi为农户实施茶园生产过程档案记录的影响因素，e表示随机干扰项。
1.2 变量设定
1.2.1 因变量选择 因变量为农户是否进行生产过程档案记录。农户的生产档案记录内容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参照周洁红等【13】的研究，认为农户若同时实施了农药使用和化肥使用记录，就完成了生产过程档案记录，即取值为1。若只实施了其中一项记录或没有记录，都认为没有完成生产档案记录，取值为O。
1.2.2 自变量选择 因农产品生产档案具有明显的公共品属性，从而出现农户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但进行生产过程档案记录，需要一定的实施成本，而收益包含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发育程度、政策力度等外部因素。借鉴国内外学者在农民行为相关研究结论，结合预调研，本文选取的影响因素如下。
（1）种茶年限。一方面，种茶年限越长有助于茶农种茶行为的规范化;而另一方面，种茶年限越长其种茶的经验越丰富，经验主义反而会阻碍茶农对于新制度的采纳。本文采用受访者实际种茶年限表示.单位：年。（2）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记录的技能越高，对于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更强，从而越有可能对农业生产过程记录。本文采用户主实际受教育程度表示：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技校或中专;4=大专及以上。（3）种茶收入比例。种茶收入比例越高，其对种茶的依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本文采用2015年种茶收入/家庭总收入表示，单位：%。（4）种茶规模。一方面，规模越大茶农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规范化;另一方面，由于种茶规模越大记录生产档案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越高，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缺乏记录的动力。本文采用农户实际种茶面积来表示，单位：亩（1亩一667 ㎡.下同）。 （5）是否出售给产业化组织。产业化组织为了确保从茶农手中购买的茶叶的质量安全，符合可追溯要求，会对茶农提出做好生产档案记录的要求，进而激励茶农对于生产档案的记录。若茶农出售给产业化组织则记为1，否则为0。（6）政策了解程度。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会促进茶农了解食品安全，进而影响其的实施行为。听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农药安全使用规定》中的几部法律：o -O部;I=I部;2—2部;.—3部。（7）是否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将有利于茶农进一步考虑若实施可追溯制度后的预期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对农产品生产档案记录的行为。若茶农听说过了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记为1，否则为O。（8）是否加入产业化组织。加入产业化组织，小户会受到大户等的影响，技术的外溢效应产生的示范效应，促进茶农实施农产品生产档案记录。若茶农加入了产业化组织则取值为1，否则为O。（9）购买农药是否需要农资购买卡。农资购买卡记录了茶农的个人基本信息、茶园面积、购药信息等，一方面，规范化的购销可能会影响农户规范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农户可能会觉得零售商已记录，没有必要重新记录，进而抑制生产记录行为。若购买农药需要农资购买卡则取值为1，否则为o。 1.2.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6年9-10月课题组在福建省茶叶主产区茶叶种植农户的实地调查。为保证研究问卷能够较好地反映客观实际，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课题组在2016年1月先对安溪县祥华乡的茶叶种植农户进行预调研，随后根据预调研情况适当调整问卷。实地调查采取沿途发放和入户调研2种方式开展。首先.综合考虑区域布局、作物结构，以及茶叶种植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选取泉州安溪县作为样本县;其次，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乡镇茶叶种植规模，以及商品化程度分层抽样选择2个样本乡镇;再次，依据相同原则选择4个样本村;最后，调查员进行人户式访谈，收集该农户基本特征、成本收益情况、对于可追溯制度的认知、生产过程档案记录行为等信息。经由人工检查，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305份。
在305个样本茶农中，进行农药施用情况记录的农户占到了59.7%，进行化肥施用情况记录的农户占到了51. 8%，同时对农药和化肥均进行记录即视为建立生产档案记录的农户共有108个，比例达到35. 41%。福建省从2012年就出台关于“福建茶业实行茶叶质量可追溯制度”的规定，但是时过3年，农户中没听说该制度的仍占大多数，总体上对可追溯制度的认知水平不高。变量的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1。
2 实证分析
2.1计量分析
以305份茶农调查问卷为基础，运用sta从表2的列（1）可以看出，①出售给产业化组织对农业生产档案记录行为有正向且显著的影响.意味着茶叶销售给某种产业化组织有利于促进农户对生产过程进行记录。这可能由于产业化组织为了确保从茶农手中购买的茶叶的质量安全，符合可追溯要求，会对茶农提出做好生产档案记录的要求，进而激励茶农对于生产档案的记录。②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对农业生产档案记录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ta14.O统计分析软件，将表1中的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分析农户生产档案记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加入部分交互项，表2报告了农业生产档案记录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溯制度，可能会激发茶农对实施记录行为后的预期收益的考虑，进而促进茶农进行农业生产档案记录。③购买农药需要农资购买卡对农业生产档案记录行为在统计上显著且方向为负向，与政策目标产生矛盾。这可能是因为农资卡上记录了已购农药的信息，起到了记录作用，茶农觉得没必要进行二次记录。
列（2）～（4）是分别加入了是否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性制度与种茶规模、是否出售给产业化组织、是否加入产业化组织的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其中，只有与种茶规模的交互项为显著的负向。这说明了解农产品可追溯制度会减少种茶规模.可能的原因在于可追溯制度对于所产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高，受到劳动力数量的限制，茶农会通过减少种茶面积来实现质量保障。加入了该交互项后，种茶规模的单独作用呈现出了正向显著的变化，但其对于实施记录行为的总效应仍为负数（-0. 003）。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性制度与出售给产业化组织的交互项为负数，说明了解可追溯制度会减少卖给产业化组织的销售额，这可能是因为了解可追溯制度，提高了茶叶的质量安全，茶农自行出售也可以凭高质获得高价。加入产业化组织将促进茶农对于生产过程的记录，加入相关产业化组织后.茶农之间构建社会网络，小户生产行为会受到大户、示范户的积极影响，进而发挥农产品可追溯制度技术的溢出效应。
2.2稳健性检验
2.2.1稳健性检验（1） 前文认为茶农同时满足记录农药与化肥的使用视为进行了生产档案记录行为。农药残留是当前茶叶种植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本文放宽生产档案记录行为的设定，进行了农药使用记录即认为其进行了生产档案记录行为，然后进行估计，结果基本稳健，其回归结果见表3。2.2.2稳健性检验（2） 种茶年限越长，种茶经验越丰富，对于新技术的采纳可能会抵触，进而影响生产过程记录行为，为此.本文剔除了种茶年限最高和最低的10%种茶户的样本，然后进行估计，结果基本稳健，其回归结果见表4。2.2.3 稳健性检验（3） 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生产过程产生影响，若种茶户受到资产约束，会影响其对于农产品安全的认知，进而限制了种茶户对于生产记录行为的实施。为此，本文剔除了家庭收入最高和最低的10%种茶户的样本，然后进行估计，结果基本稳健，其回归结果见表5。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6年福建省305个茶户实地调研数据，探讨福建省茶叶种植农户在自愿参与可追溯制度的前提下，其生产档案记录情况。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茶户的政策认知、销售渠道及茶户特征对其生产档案记录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售给产业化组织、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对生产记录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购买农药需要农资购买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提高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性制度的参与度应做到：（1）增加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的了解程度，加大投入品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培训，规范农户生产行为，使其明确生产档案记录对其规避经营风险和推进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2）在可追溯体系建设过程，政府应跟踪法规标准和保障體系的实施效果，及时调整或修改政策实施过程可能引起的偏差，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简化记录形式。（3）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充分发挥产业化组织在可追溯制度建设上对农户的引领作用。中国的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是政府主导型，但追溯制度的完善最终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特别是需要产业化组织在建立农产品追溯制度上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应加大对产业化组织的扶持力度，激励产业化组织积极引导农户，结合生产要求.培训和教育农户推进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通过培育扶持体系，实施生产全流程的监控和可追溯制度.并通过该体系连接起农户和消费者，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实际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l] HERNANDEZJOVER M. SCHEMBRI N.TORIBIOJ，et al. F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0n or new traceabilitv and food safety requirenlents ln the pig industrv l11 eastern Australia [J]. Australian Veterinary Journal. 2010. 87 （10）： 387-396.
[2] GAI.VAOJ A，MARGEIRSSON S， GARATE C， et al. Traceahility svsrem in cod fishing[J]. Food Control， 2010，21 （10）：1360-1366.
[3] HAAS R， CANAVARI M. POCHTRAGER S，et al.Organic rood ln the European Union：a marketing analysis. [C]，// RALNER H，MAURIZlOC，BILLS，et al. Looking east loo king west， Netherlands：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2010： 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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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超顯，茶叶种植面临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及对策研究[J].福建茶叶.2018. 10 （11）：2.
[6]杨永亮，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农户行为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6.
[7]赵荣，乔娟，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行为、认知和利益变化分析——基于对寿光市可追溯蔬菜种植户的实地调研[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 16 （3）：169-177.
[8]朱丽娟，食品生产者质量安全行为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1.
[9]李红梅，傅新红，吴秀敏，农户安全施用农药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四川省广汉市214户农户的调查与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7（5）：99-10-1.
[10]王慧敏，乔娟，农户参与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行为与效益分析——以北京市蔬菜种植农户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1，32 （2）：15-.l，11
[11]DIOGORUI. RUi Orgin， Evolution and Homologies of the Webe rian Apparatus：A New Insigh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rphology， 2009. 27 （2）： 333-354.
[12]徐玲玲，刘晓琳，应瑞瑶，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 4，24（12）：23-31.
[13]周洁红，李凯，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中农户生产档案记录行为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3（5）：58-67.
关键词：可追溯;农户;生产档案记录;影响因素
我国农产品安全可追溯制度日趋成熟，但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屡有发生。福建是中国主要的茶叶产区，茶叶质量安全不仅与地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农产品可追溯制度可以提高农产品安全[1]，同时改善农产品质量[2]，从而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3]，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沟通[4]。我国于2004年开始在发达地区推行可追溯制度的实践，自2007年起，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的建设提出相关要求，对建立、健全农产品可追溯制度进行规定。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原农业部等部门陆续出台了众多政策意见旨在推进可追溯制度的落实。福建省于2012年3月通过中国第一个关于茶产业发展的地方性立法项目——《福建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明文规定“福建茶业实行茶叶质量可追溯制度”，但近年来，茶叶农残超标的事件屡屡发生【5】。如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机构于2011年12月对我国9个茶叶品牌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其中，67个样本含有10种以上农药残留;于2016年对1 5个市场品牌的26种在售茶叶进行了随机采样检测，其中总数的65%被检出农药残留量超出欧盟标准，茶叶质量可追溯制度的健全完善需要获得各方更大的关注。
国内外学者针对三大主体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均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其中，生产者是落实可追溯制度的源头，他们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的成败【6-7】。众多学者对农产品可追溯系统中农户的认知、参与意愿、行为特征、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如朱丽娟【8】将农户质量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划分为行为态度、行为目標和感知行为控制3个部分;李红梅【9】利用四川省广汉市21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户安全施用农药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王慧敏【10】分析了北京市蔬菜种植农户参与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路径、行为、生产效益;Diogo【11】通过调查葡萄牙农户发现当实行可追溯后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将有效激励农户执行可追溯制度;徐玲玲【12】运用MVP计量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对3种类型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主要因素;周洁红”基于2008年和2012年浙江省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生产过程档案记录行为的因素。
综上所述，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农户可追溯制度的认知、采纳意愿的分析，而对可追溯的研究中涉及农户生产过程档案记录等具体行为的研究较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2016年福建省茶叶可追溯试点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探讨农户生产档案记录行为，以揭示可追溯试点地区的茶农在生产上执行可追溯制度的情况，以及影响农户生产档案记录的主要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提高茶农及经营其他食用农产品的农户执行可追溯制度的程度。
1研究对象
1.1 模型设定
本文模型的因变量为“农户是否实施生产档案记录”，为二分类变量，将茶农实施了生产档案记录取值为1（同时实施农药和施肥记录）.未实施取值为O（只实施其中一项，或两项都未实施），因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能有效地将因变量的值域限定在O～1之间，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析模型如下：
式中，Y1表示实施农户生产档案记录，y：表示未实施，届表示常数项，是P（i=1.2.3.....n）所对应的偏回归系数，xi为农户实施茶园生产过程档案记录的影响因素，e表示随机干扰项。
1.2 变量设定
1.2.1 因变量选择 因变量为农户是否进行生产过程档案记录。农户的生产档案记录内容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参照周洁红等【13】的研究，认为农户若同时实施了农药使用和化肥使用记录，就完成了生产过程档案记录，即取值为1。若只实施了其中一项记录或没有记录，都认为没有完成生产档案记录，取值为O。
1.2.2 自变量选择 因农产品生产档案具有明显的公共品属性，从而出现农户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但进行生产过程档案记录，需要一定的实施成本，而收益包含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发育程度、政策力度等外部因素。借鉴国内外学者在农民行为相关研究结论，结合预调研，本文选取的影响因素如下。
（1）种茶年限。一方面，种茶年限越长有助于茶农种茶行为的规范化;而另一方面，种茶年限越长其种茶的经验越丰富，经验主义反而会阻碍茶农对于新制度的采纳。本文采用受访者实际种茶年限表示.单位：年。（2）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记录的技能越高，对于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更强，从而越有可能对农业生产过程记录。本文采用户主实际受教育程度表示：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技校或中专;4=大专及以上。（3）种茶收入比例。种茶收入比例越高，其对种茶的依赖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本文采用2015年种茶收入/家庭总收入表示，单位：%。（4）种茶规模。一方面，规模越大茶农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规范化;另一方面，由于种茶规模越大记录生产档案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越高，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缺乏记录的动力。本文采用农户实际种茶面积来表示，单位：亩（1亩一667 ㎡.下同）。 （5）是否出售给产业化组织。产业化组织为了确保从茶农手中购买的茶叶的质量安全，符合可追溯要求，会对茶农提出做好生产档案记录的要求，进而激励茶农对于生产档案的记录。若茶农出售给产业化组织则记为1，否则为0。（6）政策了解程度。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会促进茶农了解食品安全，进而影响其的实施行为。听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农药安全使用规定》中的几部法律：o -O部;I=I部;2—2部;.—3部。（7）是否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将有利于茶农进一步考虑若实施可追溯制度后的预期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对农产品生产档案记录的行为。若茶农听说过了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记为1，否则为O。（8）是否加入产业化组织。加入产业化组织，小户会受到大户等的影响，技术的外溢效应产生的示范效应，促进茶农实施农产品生产档案记录。若茶农加入了产业化组织则取值为1，否则为O。（9）购买农药是否需要农资购买卡。农资购买卡记录了茶农的个人基本信息、茶园面积、购药信息等，一方面，规范化的购销可能会影响农户规范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农户可能会觉得零售商已记录，没有必要重新记录，进而抑制生产记录行为。若购买农药需要农资购买卡则取值为1，否则为o。 1.2.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6年9-10月课题组在福建省茶叶主产区茶叶种植农户的实地调查。为保证研究问卷能够较好地反映客观实际，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课题组在2016年1月先对安溪县祥华乡的茶叶种植农户进行预调研，随后根据预调研情况适当调整问卷。实地调查采取沿途发放和入户调研2种方式开展。首先.综合考虑区域布局、作物结构，以及茶叶种植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选取泉州安溪县作为样本县;其次，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乡镇茶叶种植规模，以及商品化程度分层抽样选择2个样本乡镇;再次，依据相同原则选择4个样本村;最后，调查员进行人户式访谈，收集该农户基本特征、成本收益情况、对于可追溯制度的认知、生产过程档案记录行为等信息。经由人工检查，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305份。
在305个样本茶农中，进行农药施用情况记录的农户占到了59.7%，进行化肥施用情况记录的农户占到了51. 8%，同时对农药和化肥均进行记录即视为建立生产档案记录的农户共有108个，比例达到35. 41%。福建省从2012年就出台关于“福建茶业实行茶叶质量可追溯制度”的规定，但是时过3年，农户中没听说该制度的仍占大多数，总体上对可追溯制度的认知水平不高。变量的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1。
2 实证分析
2.1计量分析
以305份茶农调查问卷为基础，运用sta从表2的列（1）可以看出，①出售给产业化组织对农业生产档案记录行为有正向且显著的影响.意味着茶叶销售给某种产业化组织有利于促进农户对生产过程进行记录。这可能由于产业化组织为了确保从茶农手中购买的茶叶的质量安全，符合可追溯要求，会对茶农提出做好生产档案记录的要求，进而激励茶农对于生产档案的记录。②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对农业生产档案记录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ta14.O统计分析软件，将表1中的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分析农户生产档案记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加入部分交互项，表2报告了农业生产档案记录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溯制度，可能会激发茶农对实施记录行为后的预期收益的考虑，进而促进茶农进行农业生产档案记录。③购买农药需要农资购买卡对农业生产档案记录行为在统计上显著且方向为负向，与政策目标产生矛盾。这可能是因为农资卡上记录了已购农药的信息，起到了记录作用，茶农觉得没必要进行二次记录。
列（2）～（4）是分别加入了是否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性制度与种茶规模、是否出售给产业化组织、是否加入产业化组织的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其中，只有与种茶规模的交互项为显著的负向。这说明了解农产品可追溯制度会减少种茶规模.可能的原因在于可追溯制度对于所产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高，受到劳动力数量的限制，茶农会通过减少种茶面积来实现质量保障。加入了该交互项后，种茶规模的单独作用呈现出了正向显著的变化，但其对于实施记录行为的总效应仍为负数（-0. 003）。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性制度与出售给产业化组织的交互项为负数，说明了解可追溯制度会减少卖给产业化组织的销售额，这可能是因为了解可追溯制度，提高了茶叶的质量安全，茶农自行出售也可以凭高质获得高价。加入产业化组织将促进茶农对于生产过程的记录，加入相关产业化组织后.茶农之间构建社会网络，小户生产行为会受到大户、示范户的积极影响，进而发挥农产品可追溯制度技术的溢出效应。
2.2稳健性检验
2.2.1稳健性检验（1） 前文认为茶农同时满足记录农药与化肥的使用视为进行了生产档案记录行为。农药残留是当前茶叶种植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本文放宽生产档案记录行为的设定，进行了农药使用记录即认为其进行了生产档案记录行为，然后进行估计，结果基本稳健，其回归结果见表3。2.2.2稳健性检验（2） 种茶年限越长，种茶经验越丰富，对于新技术的采纳可能会抵触，进而影响生产过程记录行为，为此.本文剔除了种茶年限最高和最低的10%种茶户的样本，然后进行估计，结果基本稳健，其回归结果见表4。2.2.3 稳健性检验（3） 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生产过程产生影响，若种茶户受到资产约束，会影响其对于农产品安全的认知，进而限制了种茶户对于生产记录行为的实施。为此，本文剔除了家庭收入最高和最低的10%种茶户的样本，然后进行估计，结果基本稳健，其回归结果见表5。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6年福建省305个茶户实地调研数据，探讨福建省茶叶种植农户在自愿参与可追溯制度的前提下，其生产档案记录情况。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茶户的政策认知、销售渠道及茶户特征对其生产档案记录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售给产业化组织、听说过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对生产记录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购买农药需要农资购买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提高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性制度的参与度应做到：（1）增加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的了解程度，加大投入品生产管理过程中的培训，规范农户生产行为，使其明确生产档案记录对其规避经营风险和推进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2）在可追溯体系建设过程，政府应跟踪法规标准和保障體系的实施效果，及时调整或修改政策实施过程可能引起的偏差，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简化记录形式。（3）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充分发挥产业化组织在可追溯制度建设上对农户的引领作用。中国的农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是政府主导型，但追溯制度的完善最终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特别是需要产业化组织在建立农产品追溯制度上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应加大对产业化组织的扶持力度，激励产业化组织积极引导农户，结合生产要求.培训和教育农户推进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通过培育扶持体系，实施生产全流程的监控和可追溯制度.并通过该体系连接起农户和消费者，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实际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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