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通向真实的方式而不是结果，它丈量着世界的广度和内心的深渊。不论是过去的、已死的，还是现世的、活着的，当时间无力挽救真实以及内心对于真实的向往时，摄影或许是—种方式。”——苏珊，桑塔格
　　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些故事让人难以忘怀
　　纪实摄影，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个比较陌生的概念。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摄影师以一种文化情怀，在时间流向上用快门记录民俗风情和传统生活。后来，“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PP)，1955年发起于荷兰，故叉称荷赛一被认为是国际专业新闻摄影比赛中最具权威性的赛事。)被介绍到中国，人道主义和社会责任赋予了摄影师在拍摄题材上新的使命和精神归宿。
　　2009年2月13日，又一届“荷赛”奖揭晓-《杭州日报》首席记者陈庆港的摄影作品《走出北川》获得突发粪新闻一等奖(这可以说是荷赛最具含金量的奖项，而在前52届比赛中，中国记者都与此奖无缘-陈庆港实现了首次突破，并且一举夺魁)。灾难发生后，陈庆港在第一时间订机票，赶到北川，记录下这个曾经美丽的县城所遭受的苦难、伤痛、坚强与不屈。8位解放军战士抬着一位地震伤员，小心翼翼地穿越乱石堆-把伤员送往安全地带。——这是陈庆港的获奖作品《走出北川》的画面。“拍摄的瞬间，我就站在乱石堆上，从上往下拍。”他的声音低沉。陈庆港的镜头并没有对准多么悲壮的瞬间，那只是在那段沉重的时间里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画面，但在时间凝固的一瞬间却让大家看到了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生命而努力。
　　从灾区回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愿去翻看在那里拍下的照片。废墟中的心碎与绝望，数以万计生命的离去-这些记忆让人不忍重温。“记住北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忘记北川，则是一件永远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不是陈庆港第一次面对死亡。
　　在拍摄摄影集《陌生地带》时，那些镜头下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有时比死亡还严酷。每一张照片的背后一都有一些面孔，让人难以忘怀。
　　“2003年11月9日：‘11.3’特大火灾中牺牲的20位消防官兵中，有个叫方卫平的武警战士，我和他的家人一起将他的骨灰盒送回他的老家，在那个漆黑而寒冷的衡阳城的夜幕中-我和他的亲人一起捧着他的骨灰慢慢走过冰冷的衡阳街头，然后登上列车，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最复杂的一个夜晚，我永远记得那夜，车窗外秋风挟裹着细雨，扑打在每个行人的脸上，夜幕覆盖着的衡阳城-漆黑而又寒冷。一起将方卫平的骨灰盒送回老家的人中还有一个女孩，叫王一芬，是位非常漂亮的衡阳姑娘，方卫平的老家在浙江衢州市开化县的一个小山村里，一路上王一芬就这样总是伏在方卫平的骨灰盒上，方卫平自17岁离家后曾经两次回家，第一次回家是在他入伍后的第四年，那一次方卫平在家住了六天；第二次回家是他入伍后的第六年，方卫平悄悄告诉妈妈：第三次再回家-就是和王一芬回家结婚。而方卫平没有能兑现他对妈妈说的话，他第三次回家一是被放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被王一芬放在怀里抱回来的……列车上-方卫平的骨灰盒就在我的旁边，那时我就不停地想：难道它真的能够把一个23岁男孩所有的青春活力、所有的强烈渴望永远地合上?”
　　新闻摄影才能产生最震撼人心的新闻作品
　　陈庆港对摄影的兴趣源于少年时代，那时，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回家时常带着相机，给家里拍照，在陈庆港眼里-相机是个挺好玩的东西，顺理成章地，他报考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摄影系。
　　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架相机是女朋友送的理光相机。有了相机以后-他就特别想到处跑，践山涉水成了家常便饭。在每一次长途行走后，都会有一些人或事让他难以忘记。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西部，一回又一回地去，因为那里让人难以忘记的东西特别多。有一次在甘肃采访一是在一个山村小学里采访一位山村教师。这位教师姓杨，也是这所小学里惟——位老师。除了教语文、数学外，杨老师还兼体育、音乐课的老师，所以他会唱不少的歌-他从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里一点点学来，然后再教给学生，一天晚上，我在小学校过夜，在杨老师的宿舍里-我们围坐在炉火前，他唱歌给我听，当时炉子上烧着水，小屋里有许多烟，他就这样一边咳嗽着一边唱歌。那天晚上，杨老师唱完了他会唱的所有歌。山里的夜很寂静，所有的学生都走了，没有一点声音。小屋的门外，就是无边无际的漆黑的夜色，没有体验过这种夜晚的人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这种黑暗给你带来的压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种黑暗真的就像石头一样挤压着你，沉重得让你喘不过气来。如果不是在山上住这一个夜晚-我也永远不可能知道杨老师竟是就这么一个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夜晚，并且他还将继续度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夜晚。“
　　这些经历让他萌生了做摄影记者的想法，在学校里，看了很多国外著名摄影记者的新闻照片后-这个想法更加坚定。“那时就觉得新闻摄影是最有力量的-也只有通过新闻摄影才能产生最震撼人心的新闻作品。”
　　纪实摄影家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学家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陈庆港对生活有敏锐的捕捉-能够察觉到生活中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其实不是想到要去拍，而是遇上了，看到了这样一些人，了解了他们的情况，那么这就是一定要做的事了。”
　　接连几个月，他奔波在外，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走在路上，他经常想起堂吉科德，那个耽于幻想脱离现实的著名骑士，还有一个世纪前那些穿行于这崇山峻岭间的西方来的传教士。云贵高原潮湿、泥泞、寒冷、山高、坡陡、谷深、路曲且窄-堪称世界上最险绝的路。“早些年的时候，路上车的状况大多不是很好，且都是几倍的超载，6个人的车位，可以塞进15个人，你会感到很无助，在这路上，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心里祈祷了。一个接着一个急弯，司机已习惯-车速并不惺，整个行程就如坐过山车，或者是在走纲丝一心一直悬着，放不下来。这些年那里的路有了许多变化，但是山里路好像变化还是不大。”记不清翻过多少这样的山头，走过多少这样的路-陈庆港完成了《20世纪末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的拍摄。
　　有人说一纪实摄影家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田野工作”，还必须有一种责任感。有时一这种责任感更加纵深一对现实-也对历史。
　　二战中，日本留下了很多“历史问题”。由于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至今，日本有关方面仍对其所犯下的罪行或含糊其辞或蛮拒抵赖。《中国慰安妇》，作为中国第一部关于慰安妇的长篇纪实摄影作品，以呐喊的“黑镜头”，用鲜活的实例还原了历史，呈现了真相。
　　“记得2004年，我在海南岛采访。海南是目前我们国家慰安妇幸存人数比较多的一个省份。在那次采访中，我遇到了一个令我至今难忘的细节，那是在一个僻静的小村里，一位名叫杨阿布的老人，老人已经瘫痪在床上，但她手里却始终握着一把刀一刀很锋利-但她仍在不停地磨着。家里人告诉我这些年来她这把刀从来没有离开过她，谁也不能拿开。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杨阿布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手紧紧抓住刀，然后握着刀的手放在胸口，只有这样她才能安然睡着。当时，我一直没理解这是为什么，但这些细节让我非常惊讶-也让我非常感兴趣。我就问她的家里人，家里人对于老人的这个习惯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并不觉得奇怪，于是他们用很平静的口气告诉了我一个让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事：家人告诉我，杨阿布老人因为每天夜里都会梦到日本兵来抓她，她说日本人每次来抓她-她都非常害怕，如果她手里不握着这把刀，她就根本不敢睡觉……你要知道，杨阿布被日本军队抓去当慰安妇是发生在60多年前。60多年过去了，有多少事情会被时光埋没掉，但日军的凶残杨阿布忘不掉。当年中国有20万杨阿布这样的年轻妇女成为了日军的慰安妇。杨阿布在做慰安妇期间怀孕-由于躲避日军的杀害，后来逃到了深山里，像野人一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孩子夭折了。这个细节让我知道了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对无数妇女造成的伤害是多么深!”
　　陈庆港用了几年的时间一完成了《中国慰安妇》拍摄，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轻松。“在这漫长的寻找中，心里一直揣着一份无法言说的巨大苦痛……60多年的岁月虽然没能抹去那场劫难所有的印痕-但时间却也削弱了那场劫难所应有的太多残酷的色彩。”
　　直到今天，他仍然无法说出这是怎样的一次寻找，是对已然远逝的历史中某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的擦拭?还是对正在行进的仍然无法终结的一份现实苦难的注目?
　　这个漫长的寻找不是一个终点，今天-他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