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民族地区整体脱贫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关乎民族地区未来的美好生活,也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和世界减贫事业的整体推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民族地区是重点和难点.民族地区整体脱贫后,在发展中仍然面临着内生动力不足、自立自强意识不强、科学发展意识差等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潮流下,民族地区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发挥自身民族特色,积极探索“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位一体”乡村振兴路径,已成为当下民族地区紧迫的历史任务.
【机 构】
：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昆明600500;中南大学,长沙410075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族地区整体脱贫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关乎民族地区未来的美好生活,也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和世界减贫事业的整体推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民族地区是重点和难点.民族地区整体脱贫后,在发展中仍然面临着内生动力不足、自立自强意识不强、科学发展意识差等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潮流下,民族地区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发挥自身民族特色,积极探索“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位一体”乡村振兴路径,已成为当下民族地区紧迫的历史任务.
其他文献
本文利用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并检验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考察市场化水平在互联网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可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受地方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地方市场化水平越高,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越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关技术研发投入的力度、加速“互联网+”战略落地与深入、深化市场改革等方面提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基层善治是应对重大危机的有效治理模式,其微观基础是激发基层官员善治动机并探索建立善治路径.本文以天伦锦城社区成功阻击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案例,揭示在重大危机情境下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价值取向及影响机制,构建生成基层善治动机的治理路径.案例分析显示:(1)“敢担当”“善作为”是基层官员善治动机的核心价值取向.(2)善治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布在环境层、制度层和个体层.其中正向激励因素体现为人力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交互、社会资本与组织资本的共同支撑;反向激励因素包括正式制度下的问责监督和非正式的舆论监督;而抑制因素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分散企业经营风险的工具,也是保险公司以非投资者身份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效应分步检验法,研究表明董责险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和加剧外部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和过度投资行为,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说明董责险一方面能够完善企业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又向外界传递企业存在风险的信号.进一步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本文为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健全
将股票市场信息拆分为与基本面相关的“价值信息”和与基本面无关的“噪声信息”,进而检验信息质量对下行Beta的影响,并考察投资者风险偏好类型的作用.结论表明:价值信息影响下行Beta,也同时决定着个股预期收益率,而噪声信息则仅仅对下行Beta存在冲击,却与个股收益率无关,正是风险与收益存在差异化的信息冲击机制,导致了下行Beta负定价效应的出现与下行Beta之谜的产生.这一过程中,投资者风险偏好特征调节了信息质量对下行Beta之谜的影响,并具体表现为“信号过滤”(风险厌恶)与“信号放大”(风险偏好)效应.
乡村振兴背景下,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目前我国乡村绿色发展存在着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突出、乡村绿色发展的理念不够深入人心、乡村绿色产业发展滞后、乡村绿色发展制度尚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乡村绿色发展的进程.因此,必须要加大乡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倡导乡村居民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开办形式多样的乡村绿色产业、建立健全的乡村绿色发展机制,从而推进乡村绿色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多层因子交互效应面板模型,利用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综合分析企业微观个体逐利和避险动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边际驱动效应,并对不同经营状况和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经营状态较差的企业,其金融化的关键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经营状态一般的非制造企业则是逐利和避险的双重驱动结果;而经营状态较好的企业主要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规模来看,小型非国有和大型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动机是风险规避,规模一般的非国有企业体现出逐利和避险的双重效应.通
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基于政府环保补贴政策研究多个再制造商间均衡决策问题,在政府环保补贴和市场竞争条件下,建立多个再制造商之间的博弈模型.通过变分不等式转化原优化问题,证明纳什均衡解是存在且唯一的,并运用欧拉算法和Matlab进行数值分析.算例结果显示,有效的补贴政策能促使再制造企业提高其产品环保等级并带来更多利润.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使陷于低迷期的实体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脱实向虚成为众多实体企业路径选择中的占优选项.本文立足税收负担维度下的企业金融化问题,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一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减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引致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减税总体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源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有利于激发企业专注创新研发、助力实体税负调减,从而使实体企业形成专注实业经营的内生激励;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政策效应在高杠杆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成本负
本文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选取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中国省级食品产业发展效率,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政府干预对食品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食品产业发展效率在样本期内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在不考虑地方政府竞争时,政府干预对食品产业发展效率具有抑制作用;考虑地方政府竞争后,政府干预不仅负向影响本地区食品产业发展效率,而且对邻近地区食品产业发展效率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现阶段应注重政府监管模式改革,坚持监管投入增加与监管质量提升并举,同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决定于企业创新产生的价值增值,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对于投入要素的最佳配置和要素最大潜力的释放.企业家的控制权是推动企业创新的主导力量.相对于所有权而言,企业家的控制权更为重要,因为这种主导权有助于人力资本把握使企业变得更有价值的机会,赋予企业创造关键资源的创新能力,即获得专业化人力资本的能力,这是一种隐形投资,其效果往往在事后表现出来.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善于在事先就发现和运用这个主导力量来推动企业创新,在面临不确定性市场的情况下,赋予企业家过程决策和事后决策的自由裁量权.企业的多元产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