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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被定格了的画面，他身着西装，左手烟斗，头戴法兰西呢帽，风度翩翩，魅力四射。从东京左联的急切呐喊者，到一袭戎装的新四军文化战士；从八桂大地的戏剧翘楚，到秘密战线的无畏勇士，他有着太多的传奇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每一次转身，都是那样华丽和潇洒；每一个作品的呈现，都是历史的凝练与记录。他用智慧创造自己的生活，也创造出旷世传奇的爱情。他就是杜宣，一个永远充满激情的文化战士。
留学东瀛的他毅然回国抗战，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中国知识青年出国留学都选择了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日本。当时，日本国内左翼文化运动相当活跃，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相袭相近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日本地理位置较近，费用亦低，且手续简便，无论有无护照和文凭，买张船票即可踏上赴东瀛的留学之路。
1933年，江西九江人杜宣亦融入了这股东瀛留学潮。不过其时名为桂苍凌，颇有苍穹凌云之志。后改名“杜宣”，其调侃释意为：杜即杜撰，宣乃为言，喻一切皆子虚乌有。杜宣其时20多岁，正值青春励志之时。抵达东京的杜宣很快便与中国左联东京分盟取得了联系。
东京左联成立于1931年，活跃人物有叶以群、胡风、聂绀弩、丘东平、林焕平、林林等。他们与上海左联相呼应，办刊物、写文章、出丛书，可谓风生水起，影响远及。刊物即有《东流》《杂文》《新诗歌》。尤其是《杂文》，因常发表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曹禺等大家文章而名噪一时。《杂文》也因此受到东京警视厅的注意而被警告。根据郭沫若的建议，《杂文》之后易名《质文》。杜宣亦随之成为易名后的《质文》主编。据林林回忆：“《质文》每期都有郭沫若两篇到三篇文章，体裁多样，页数比《杂文》多两倍。有小说、历史小说、评论、书简、回忆录。”
杜宣回国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身临其境的杜宣充分感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与野心。当民族危难、家园破碎之时，杜宣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抗战。杜宣一腔报国热情，但对国内情势并不了解。他循着心中的唯一亮光，渴望前往陕北高原的延安。此前，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的林基路先杜宣回国，并函致与他，称将与周扬夫妇等由上海去延安，盼能与他在延安回合。而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博古秘书的陈家康亦写信约杜宣在武汉一晤。为此，杜宣经上海、九江，溯江而上，进抵武汉。希望通过陈家康设法解决去延安的问题。
见到风尘仆仆赶抵汉口的杜宣，陈家康说：“到延安是没有问题的。你可先住下休息几天，感受一下武汉的抗战氛围，再择机前行。”杜宣遂在武汉小住，闻知东京大学时有同窗之谊的吴晓邦亦在武汉，即刻前往拜访。作为中国现代舞的开山人物，吴晓邦此时是作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的成员前来武汉进行抗战文艺宣传的。突然见到杜宣，吴晓邦不免惊喜。他们相谈甚欢。杜宣以后回忆说：“他邀我参加新成立的拓荒剧团，说这剧团是第二战区办的，要去西北，目的地也是延安。从晓邦那里又遇见了韦布，他俩都是我留日同学。韦布和我在北京一道搞过戏剧活动。我在拓荒剧团中遇见周德佑、田冲、胡丹沸等同志，都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十分热情欢迎我参加。”杜宣不免心动。毕竟都是抗战，何况还有这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但这一计划很快便因为与另一位故交的晤面而发生改变。这位故交便是陈同生。杜宣说：“我忽然收到陈同生的条子，说他住在阳翰笙家，要速谋一晤。我看见这条子，真是喜出望外，因我一直想见到同生。我六月间回国时，听说他关在南京监狱中，本来打算去探望他的，后来听说他已出狱去延安了，想不到他却在武汉，我立即去找了他。”
又是一次愉快的见面。杜宣与陈同生谈了很多。当得知杜宣欲往延安时，陈同生对他说：“延安不要去了，到新四军去。”继之，陈同生介绍了新四军成立的情况，并告知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正在武汉招集人才组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可以一去。陈同生认为杜宣很适合在战地服务团工作，并告诉他自己亦将加入新四军。陈同生谈话间溢于言表的信心与激情深深感染了杜宣。他当即表态只要抗战需要，愿着戎装，驰骋战场。次日，陈同生便带着杜宣与李一氓见面。李一氓此前是上海左联中人，对杜宣在东京左联的活动有所了解。他非常高兴和欢迎杜宣加入新四军，同时希望杜宣能多找些文艺界的朋友加入新四军。杜宣自然便想到了吴晓邦。正是在杜宣的动员下，吴晓邦改变了加入拓荒剧团的计划，成为新四军中的一员，也为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数日后，杜宣与吴晓邦等一行乘轮船到九江，再改乘南浔铁路火车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这时军政治部尚未成立，由副参谋长周子昆代为主持服务团工作。周子昆向杜宣、吴晓邦一行交代了服务团的工作内容，有演戏、唱歌、办壁报、写标语、出油印报外，还要做组织群众的工作，必要时还要做战场的救护工作。当时，军部设在南昌市内三眼井原保皇党领袖人物张勋的花园公馆。杜宣从频繁的人员进出中感受到了一种紧张的氛围。在这种氛围的裹挟下，他很快便进入工作状态。杜宣与大家一起领了军装。穿戴整齐后，彼此相互欣赏，十分兴奋，俨然一名真正的军人。
战地服务团的短暂经历
1938年，抗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已汇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新年伊始，为了向社会展示和扩大影响，军部决定战地服务团组织一场公演。杜宣他们随即忙碌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各地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誓死抗敌的悲壮情绪，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为了团结抗日。但是作家都在斗争之中，没有时间来精雕细刻。”最后他们选了三个独幕剧，加上吴晓邦的两个舞蹈，作为第一次公演的节目。吴晓邦的舞蹈比较成熟，而三个独幕剧却颇费精力。其中一个由李增援编剧的《一家人》，竟由杜宣执导。这是他第一次充当如此角色。环境的逼迫和任务的要求，将战地服务团每一个人的潜能都充分地释放出来。公演在南昌市警察大礼堂举行。当晚，杜宣根据周子昆的要求，代表服务团向观众做简单讲话。在幕前的聚光灯下，杜宣介绍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是抗战的宣传队，希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与友军合作，与社会各阶层合作，将抗战进行到底。杜宣继之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将以公演的形式正式向社会亮相。公演非常成功，观众掌声热烈，赞不绝口，连称：“新四军中真有人才。” 战地服务团人员陆续抵达南昌，总人数已达百人。军部宣布由朱克靖任团长，从延安来的胡明与杜宣分任秘书。胡明管行政总务和组织工作；杜宣管宣传文艺工作。服务团一边学习训练，一边宣传演出。在南昌街头，人们经常看到一些身穿灰色粗布军装、佩戴“抗敌”臂章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刷标语、贴漫画，有的演出活报剧，还有的教唱革命歌曲或发表演讲。在南昌各种文艺团体和宣传队中，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名气很大，十分显眼。当时的南昌可谓是一个充满抗战激情的城市，杜宣与他的战友们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为这座城市注入活力。
1938年四五月间，军部与战地服务团陆续开拔皖南。而作为战地服务团的早期成员杜宣则未能随之前行。杜宣以一句话作了说明：“我因工作调动，没有去皖南。”在这开辟新的战场并急需大量人才之时，杜宣缘何调动？调至何处？因资料匮乏而一时无法解读。总之，杜宣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这段经历即此戛然而止。
活跃于西南敌后文化城进步戏剧界
当杜宣再次进入我们视线的时候，已经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转化。那是1940年初春的西南桂林。
这时的桂林已经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呼：敌后文化城。自广州、武汉沦陷后，大批文化人相继撤到桂林，开辟了新的抗日文化战场。中共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郭沫若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亦抵达桂林。夏衍任总编的《救亡日报》从广州迁至桂林复刊。这些重大事件及活动不断吸引着大量文化人向桂林集结。据统计，抗战时期迁到桂林的文化团体有数十个。文化人数以千计，其中闻名全国的就有两百多人，如郭沫若、李四光、柳亚子、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陶行知、范长江、徐悲鸿、张曙、千家驹、薛暮桥、梁漱溟等。他们之中包括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学者、教授等，著名的文人、学者之多，一时期超过了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抗战的文化活动在桂林蓬勃开展，蔚为大观。戏剧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成为桂林“文化城”的一大特色。
杜宣在这样的背景下抵达桂林，自然是有特殊使命的。杜宣成为众多云集桂林的文化人之一。为了对传统桂剧进行改造，引导其成为抗战文艺宣传的有效形式，杜宣常常协助时任广西艺术馆负责人欧阳予倩“审看”桂剧传统剧目。几乎每晚都要看几个折子戏，为桂剧改革做准备。杜宣此前在战地服务团主要以广场宣传为主，习惯于轰轰烈烈、激情四射的形式，与当下每天在小剧场静心看戏反差甚大，难以习惯。一天，他与时在桂林的著名剧作家田汉谈及此话题。田汉闻知大笑，并赋诗一首以作调侃：
“读书学剑不成欢，且向榕城作看官。金凤玲珑飞燕好，周郎从此做人难。”
诗中所提金凤、飞燕，分别是艺名“小金凤”的尹羲女士和艺名“小飞燕”的方昭媛女士，两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桂剧青年演员。
杜宣开始活跃于桂林进步戏剧界，创作剧本，发表剧评，参与创作座谈。当时，桂林剧坛很多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在郭沫若、阳翰笙等主持召开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杜宣的名字与胡风、老舍、茅盾、洪深、石凌鹤、姚蓬子、马彦祥等同时见诸报端。杜宣还与焦菊隐、欧阳予倩、夏衍、孟超等应邀参加洪深的《包得行》与宋之的、老舍的《国家至上》演出座谈以及有田汉、柳亚子、茅盾、于伶、安娥、蔡楚生等参加的“历史剧问题座谈”等。这年底，由田汉、洪深主编的《戏剧春秋》创刊。杜宣应邀担任该杂志编辑。
《戏剧春秋》是当时进步戏剧界的一个重要平台，刊物内容有：整理介绍适合抗战需要的戏剧理论；对剧作展开批评与介绍；发表各种戏剧剧本，特别是短小精悍能教育群众起来坚持抗战的作品；报道戏剧工作者的活动。正是通过杜宣的编辑，郭沫若的《高渐离》、田汉的《岳飞》、夏衍的《冬夜》、洪深的《回到祖国》、欧阳予倩的《战地鸳鸯》等剧本在《戏剧春秋》陆续发表，同时还有舒非、瞿白音、曹葆华、章泯、沙蒙等人翻译的外国戏剧理论文章。杜宣及其同行的努力，为后人梳理中国抗战戏剧发展史积累了很多资料。
桂林城的文化盛况由于皖南事变的爆发而出现转折。面对险恶局面，大批进步文化人撤离桂林前往香港、重庆等地。而杜宣则临危受命，坚守桂林，与许秉铎、严恭、石联星等人组建一个以职业剧团面貌出现的民间剧社，即“新中国剧社”。这是一个在异常艰难的困境中坚守桂林的左翼戏剧阵地，也是中共领导的西南地区第一个职业剧社，曾得到周恩来的高度关注和支持。10月，剧社首演由杜宣执导、陈白尘创作的《大地回春》。继之，又有杜宣创作的《英雄的插曲》和组曲《南山之什》与观众见面。新中国剧社仿佛火种，逐步燃烧，火焰升腾。已在衡山的田汉被其吸引，竟率全家重返桂林，给予支持。他创作五幕话剧《秋声赋》在剧社公演，引起轰动。连演七天，盛况空前。田汉十分兴奋，赋诗一首以示杜宣：
“门牙打落血犹鲜，错节盘根见杜宣，终于风雨鸡鸣日，唱出秋声赋一篇。”
新中国剧社终于在金色之秋，收获累累成果。次年，剧社带着话剧《钦差大臣》《大雷雨》和《风雨归舟》先后赴衡阳、湘潭、长沙等地巡演。其间又排演了曹禺的《蜕变》、洪深的《黄白丹青》、阿英的《海国英雄》及《复活》等剧。年底，杜宣率剧社返回桂林并参加了田汉、欧阳予倩等主持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杜宣与新中国剧社的影响力在同步增加。同时，也给他带来危险。
1943年的一天，杜宣正在市郊观音山寓所写作。室外天气突变，一场大雨倾盆而泻。一位年轻人湿漉漉地敲开杜宣的家门，急切地对杜宣说：“赶紧离开，特务马上就要来抓你。”看着这一陌生面孔，杜宣将信将疑。他不动声色地问：“我只是个写剧本的，抓我干啥？”那人说，“你是进步文人，我看过你的好多作品。知道你。我有一个亲戚在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任文书，他正在抄写逮捕你的密令和地址，被我看到了。我就是照那地址来的。”杜宣仍旧迟疑。年轻人说：“没时间了，信不信由你了。”说完便匆匆而去。杜宣不由警觉起来。为防万一，他立刻离开寓所找地方暂避。路遇同在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希明。胡希明原在西北军中工作，后辗转到延安，又被派来桂林以白虹书店为掩护做统战工作，经田汉介绍与杜宣相识，后来成为李济深为主任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的高参。他也正是看到对杜宣的逮捕令后前来通知杜宣转移的。杜宣事后十分感慨，是进步戏剧救了他的命。周恩来在重庆得知杜宣身处险境时，立刻致电桂林“八办”，要求通知杜宣尽快撤离桂林前往重庆。在军警特务拿着逮捕令、层层封锁交通要道的情况下，杜宣安全离开桂林是很困难的。最后，经过著名学者陈翰笙出面，找到塔斯社驻中国总社副社长罗米里诺斯基，请他将杜宣带出险境。因他正准备从桂林回重庆，杜宣便装扮成罗米里诺斯基的翻译一路同行，最终顺利抵达重庆。 杜宣在重庆时间不长，便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前往昆明创办《群报》并担任总编，以此为阵地，宣传抗战。茅盾的《苏联游记》就曾在《群报》上连载。后来，杜宣又担任《评论报》总编。
杜宣与叶露茜的坎坷情路与情感归宿
杜宣前往昆明工作，虽有“颠沛流离”之状，幸运的是有一位佳人与他相伴而行。漫漫之路便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愫与温暖。这位佳人便是著名影剧明星叶露茜。
叶露茜的名字是和上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4年，她在南洋高级商业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左翼剧联”的业余演剧活动。同时，她又是我国女子篮球运动初创期的著名运动员。1935年，叶露茜成为上海左翼剧联领导下的业余实验剧团和业余剧人协会的主要演员。次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上海卡尔登戏院演出《大雷雨》，叶露茜的大幅照片被陈列在剧院前厅。当时她才18岁。继之，叶露茜又参加演出的了《钦差大臣》和《武则天》等剧目。这些都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抗战爆发后，叶露茜参加了抗敌演剧三队，溯长江而上。在武汉，她参加了阳翰笙的《塞上风云》、于伶的《夜光杯》和田汉的《最后胜利》等剧目的演出，并随剧团一路演出到重庆，成为大后方抗敌演剧活动的活跃者和著名剧人。
此前，叶露茜与赵丹结为伉俪。他们由沈钧儒证婚，在杭州六和塔下与唐纳、蓝萍等三对新人的合影经媒体披露，轰动一时。1939年秋，赵丹一行在新疆遭当地军阀盛世才拘捕入狱。叶露茜闻知后急赴新疆营救。她以女性的坚毅，在新疆苦苦支撑四年。当时，信息闭塞，无法得知真实情况。当传出赵丹遇难的消息后，极度失望的她，万念俱灰，无奈返回内地，抵达重庆。也许是天意，也许是缘分，内心伤痕累累的叶露茜在重庆相遇杜宣。叶露茜因参加中国艺术剧团工作，自然会与杜宣有较多接触。杜宣作为赵丹的朋友，得知叶露茜的情况后，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担负起照顾叶露茜的责任。杜宣经历了一次人生险境，避难来到重庆；叶露茜经历了一场巨大伤痛，落寞抵达重庆。从惺惺相惜中，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心底的共通共鸣。之后，事情的发展便显得顺理成章了。他们日久生情，彼此仿佛都有一种依恋。对叶露茜来说，曾经冷却的心又重新温暖起来。当时，杜宣住一位老同学家中，叶露茜则住在剧场后台的小阁楼上。叶露茜常到杜宣的住处看他。杜宣则返送她回剧场。他们踏着夜色，沿着嘉陵江那延伸的堤岸缓步而行，感情亦由此升华。杜宣亦有过一段婚史，其前妻蒋宛茹是当年吴淞中国公学的同学，后一起去了日本，却因感情不和离异。
根据组织的安排，杜宣将离开重庆前往昆明工作。而这时的杜宣与叶露茜显然已经觉得与对方须臾不能分离。经向中共南方局请示，最终叶露茜得以批准与杜宣同往昆明。美丽的昆明见证了杜宣与叶露茜的爱情。他们在风光旖旎的翠湖边租了一座四合院居住下来。继之，约三两好友在金碧路上的一家小餐馆里相聚。席间，杜宣与叶露茜宣布了他们的婚事。新婚不久，杜宣便从报社被调往华东沿海工作。卿卿我我与革命工作，孰轻孰重？他们是知道的。分别虽然伤感，叶露茜的笑容和着泪水，但他们还是在深情相拥中，在他日相逢的期盼中默然而别。
不久，桂林新中国剧社的一批成员随着黔桂大撤退抵达昆明，杜宣家则成了剧社的活动场所。叶露茜为夫君承担了招待剧社同仁的任务，为大家做饭，成了照顾大家的家庭主妇。田汉为此曾写一首《赠露茜》诗：“转战归来气为疲，春风吹起草离离。蓬头粗服红花巷，争羡新人叶露茜。”表达了剧社同仁对叶露茜由衷的赞誉。
虽然杜宣不在身边，叶露茜不免寂寞，但有剧社同仁常相往来，颇感欣慰，并已逐步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然而，突然有一天，这样平静的生活被打乱。那就是赵丹奇迹般的平安归来。在狱中，妻子一直是支撑赵丹的信念，然而现实却是如此的残酷。当得知朝思暮想的妻子已经改嫁时，赵丹痛不欲生，急赴昆明。见面是尴尬的，物是人非，赵丹希望叶露茜能重回他身边。然而叶露茜已经怀有杜宣的孩子，她认为这样离开对杜宣是不公平的，也是伤害。她不愿意再毁掉一个家庭。赵丹见事已至此，便不再勉强。他长叹一声：“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这段痛楚的情感，在赵丹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长期精神苦闷，直到黄宗英的出现，赵丹孤独的心才有了新的归宿。
杜宣、叶露茜、赵丹这样的爱情故事，似乎是电影中的情节，但却在生活中真实呈现，并演绎得如此凄美。作为当事人的杜宣肯定会有尴尬与压力。特别是赵丹的明星身份与他磨难后所遭遇的同情，让社会舆论的天平不免倾斜。但杜宣与叶露茜似乎从来没有向人们诉说过那种内心历程，人们无从得知，他们当时如何跨越道德世俗与情感羁绊，最终结合，生儿育女，执手相伴，并恩爱百年。但我们坚信，情感的力量是伟大的，其驱动力也是无限的。
“杜宣不但创造出经典的艺术作品，同时也创造出旷世传奇的爱情。同样，不但有才华创作作品；同样，他也有智慧创造生活。”其后人如是评说，遣词艺术，表达到位，也令今人信服。
他们相濡以沫，共度一生。当爱妻远逝以后，杜宣魂牵梦绕，深情难忘。在以《忆露茜》为题的篇什中，那种如泣如诉的强烈感情便不免奔泻而出：“每逢忌日心如绞，独对遗容泪雨飞。一去不回何太忍，重门未掩待君归。”在这首诗里，作者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却又巧妙地通过逝者犹生的幻觉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显得特别委婉深沉和催人泪下。
鲜为人知的密战经历
抗战时期，杜宣的工作经历是跳跃的、神秘的、充满传奇的。仅从现有所公开的资料以及当事人的零碎回忆，是无法详细复原和铺呈杜宣那重要人生轨迹的。唯有从散落零星的历史记载中去发现。虽然是碎片般的提取，但已逐步拼接出一幅幅荡气回肠的画面，一斑窥豹，还原一个传奇的杜宣。
杜宣属于中共南方局领导。应该说周恩来是了解并关心杜宣的。也许是为了照顾新婚不久即别妻远行的杜宣，当年底周恩来就将杜宣调回昆明。在昆明驻华美军总部，参与抗击法西斯国际同盟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全新的战场，对杜宣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成为建国后杜宣从事对外友协工作的缘起。 当时，为了支持中国抗战，中印缅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考虑建立援华物资运输线。除了著名的滇缅公路线外，是否还可以开辟出一条海上运输通道。于是，史迪威派出两名美军情报人员顺东海沿线秘密考察。参与这一机密工作的中方人员即为杜宣。正是他带着两名美军情报人员，从昆明出发，途经福建、深入浙江腹地，冲破了日军层层封锁线，最后安然抵达浙西天目山，找到了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部，并绘制出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据点选择图以及详细分析情报。虽然这条战线以后未能开辟，但此项工作过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遗憾的是，在杜宣的作品与回忆文章中几乎未有提及，令充满期待的人们多少有些失望与困惑。也许就是因为这属于秘密战线的工作，杜宣这些独特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细节，将被掩埋而成为千古之谜。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杜宣坐着美军飞机直降香港与广州两地，参加与日军谈判受降的有关事宜。这段特殊经历也成为中国作家里直接目击二战结束谈判全过程的唯一见证人。之后，杜宣奉命抵香港，创办大千印刷出版社，并任社长。其间，他邀在香港的著名作家戴望舒来出版社工作，并同住香港半山兰塘道。两人过从甚密，常往荷里活道旧书店购书。一次，戴望舒在淘书中偶然发现杜宣一直想要的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纪录汇编》，他立刻代购送与杜宣，令杜宣喜出望外。杜宣与戴望舒的交往也成为一段文人佳话。
杜宣以后奉命回内地工作，在上海解放前夕，时在北京的杜宣奉李克农的指示，参加南下工作团。这是中央组织的一个庞大的准备接管上海的组织。杜宣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东方经济研究所”及其附属机构。这似乎很平淡的工作背后，却有着异常尖锐复杂的斗争。当年与杜宣同在接收工作团的王征明在其以《轻骑宝剑 烨烨文章》的回忆文章中，再现了杜宣的一段传奇。在王征明的第一印象中，杜宣“相貌英俊，谈吐文雅，一派学者风度，且思维敏锐，沉稳干练，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可是在此之前，我还只知道他是我党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继之，王征明以“策反国民党保密局要员，只身赴港追回珍贵图书七万册”为题，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精彩历史。
国民党的“东方经济研究所”位于上海愚园路，为高级花园建筑，是原伪保密局系统的一个庞大机构。其所长邓葆光在日本投降后，一度曾是深受蒋介石与戴笠重用的军统少将。该所图书馆所藏的一大批图书，是日本投降后邓葆光任逆产组组长时，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与大汉奸周佛海、梁鸿志的藏书库接收来的。解放军入城后，“东方经济研究所”已人去楼空，大批图书等重要物件亦不见踪影。在追寻邓葆光和这批图书下落的过程中，军管会同志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与邓葆光关系十分密切的交际花吴某。根据扬帆的指示，由杜宣与王征明一起，以军管会和公安部的名义找吴某谈话。吴某态度尚好，愿意配合工作。通过与吴某的谈话，杜宣与王征明得知，自戴笠死后，邓葆光在军统内部并无基础，还受到保密局长毛人凤的排斥。因此，邓早有脱离军统的倾向。
1949年春节期间蒋介石下野后，毛人凤到上海布置所谓“应变”事宜，曾督饬邓葆光将一大批汉奸的珠宝等贵重逆产和“东方经济研究所”的珍贵图书资料尽快抢运到台湾。邓葆光一面做出“抢运”的姿态，一面却留了一手。他从“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大批藏书中精心挑选了最珍贵的古籍善本等约七万册，分装一百多个大箱，通过陶希圣的关系，在这批箱子上贴上‘中华印刷厂’的标签，混在该厂运港器材中，悄悄地运到了香港，存放在两环招商局的水安仓库里。
事情有了重大转机。经动员吴某与邓葆光书信联系，很快成功地争取了邓葆光秘密归来。后来，潘汉年派邓葆光重回香港从事秘密工作。不料，其在港遭国民党特务袭击，差点丧命。邓葆光回上海治疗时，将存放在香港永安仓库的一百多箱图书的栈单交给了上海市公安部门。杜宣闻知后主动请缨赴香港去追回这批重要图书。当时台湾国民党特务的触角已伸到香港，暗杀事件时有发生。杜宣孤身赴港，以勇气与智慧，圆满完成任务。王征明说：“到香港后，经过一番仔细周到的工作，在他的亲自主持操办之下，这批珍贵的图书资料平安运到了北京，按中央领导的指示，交给了北京图书馆。此事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王征明特别强调了在杜宣前往香港时“正值香港特务横行，且邓葆光遭暗杀不久，形势十分凶险。”杜宣此举不免令人肃然起敬。为此，王征明特别写有四言诗感叹其殊勇可嘉：
“解放上海，密战先锋。单骑赴港，大智大勇。七万藏书，完璧运京。总理嘉许，孤胆奇功。”
杜宣的经历是传奇的。他是一位作家，文化人，新四军文化战士，但他又是秘密战线中的勇士。在上海国家安全局，杜宣题写的“剑”字，苍劲有力，寓意深刻。杜宣晚年曾有诗句：
“半生踪迹浮沧海，一片愚诚唱赤旗。纵有繁霜摧两鬓，更磨利剑击苍鹰。”
“浮沧海”、“唱赤旗”、“摧两鬓”、“击苍鹰”，可谓概括了杜宣跌宕起伏、绚丽多姿的传奇一生。
（编辑：党亚惠）
留学东瀛的他毅然回国抗战，成为新四军的一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中国知识青年出国留学都选择了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日本。当时，日本国内左翼文化运动相当活跃，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相袭相近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日本地理位置较近，费用亦低，且手续简便，无论有无护照和文凭，买张船票即可踏上赴东瀛的留学之路。
1933年，江西九江人杜宣亦融入了这股东瀛留学潮。不过其时名为桂苍凌，颇有苍穹凌云之志。后改名“杜宣”，其调侃释意为：杜即杜撰，宣乃为言，喻一切皆子虚乌有。杜宣其时20多岁，正值青春励志之时。抵达东京的杜宣很快便与中国左联东京分盟取得了联系。
东京左联成立于1931年，活跃人物有叶以群、胡风、聂绀弩、丘东平、林焕平、林林等。他们与上海左联相呼应，办刊物、写文章、出丛书，可谓风生水起，影响远及。刊物即有《东流》《杂文》《新诗歌》。尤其是《杂文》，因常发表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曹禺等大家文章而名噪一时。《杂文》也因此受到东京警视厅的注意而被警告。根据郭沫若的建议，《杂文》之后易名《质文》。杜宣亦随之成为易名后的《质文》主编。据林林回忆：“《质文》每期都有郭沫若两篇到三篇文章，体裁多样，页数比《杂文》多两倍。有小说、历史小说、评论、书简、回忆录。”
杜宣回国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身临其境的杜宣充分感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与野心。当民族危难、家园破碎之时，杜宣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抗战。杜宣一腔报国热情，但对国内情势并不了解。他循着心中的唯一亮光，渴望前往陕北高原的延安。此前，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的林基路先杜宣回国，并函致与他，称将与周扬夫妇等由上海去延安，盼能与他在延安回合。而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博古秘书的陈家康亦写信约杜宣在武汉一晤。为此，杜宣经上海、九江，溯江而上，进抵武汉。希望通过陈家康设法解决去延安的问题。
见到风尘仆仆赶抵汉口的杜宣，陈家康说：“到延安是没有问题的。你可先住下休息几天，感受一下武汉的抗战氛围，再择机前行。”杜宣遂在武汉小住，闻知东京大学时有同窗之谊的吴晓邦亦在武汉，即刻前往拜访。作为中国现代舞的开山人物，吴晓邦此时是作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的成员前来武汉进行抗战文艺宣传的。突然见到杜宣，吴晓邦不免惊喜。他们相谈甚欢。杜宣以后回忆说：“他邀我参加新成立的拓荒剧团，说这剧团是第二战区办的，要去西北，目的地也是延安。从晓邦那里又遇见了韦布，他俩都是我留日同学。韦布和我在北京一道搞过戏剧活动。我在拓荒剧团中遇见周德佑、田冲、胡丹沸等同志，都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十分热情欢迎我参加。”杜宣不免心动。毕竟都是抗战，何况还有这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但这一计划很快便因为与另一位故交的晤面而发生改变。这位故交便是陈同生。杜宣说：“我忽然收到陈同生的条子，说他住在阳翰笙家，要速谋一晤。我看见这条子，真是喜出望外，因我一直想见到同生。我六月间回国时，听说他关在南京监狱中，本来打算去探望他的，后来听说他已出狱去延安了，想不到他却在武汉，我立即去找了他。”
又是一次愉快的见面。杜宣与陈同生谈了很多。当得知杜宣欲往延安时，陈同生对他说：“延安不要去了，到新四军去。”继之，陈同生介绍了新四军成立的情况，并告知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正在武汉招集人才组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可以一去。陈同生认为杜宣很适合在战地服务团工作，并告诉他自己亦将加入新四军。陈同生谈话间溢于言表的信心与激情深深感染了杜宣。他当即表态只要抗战需要，愿着戎装，驰骋战场。次日，陈同生便带着杜宣与李一氓见面。李一氓此前是上海左联中人，对杜宣在东京左联的活动有所了解。他非常高兴和欢迎杜宣加入新四军，同时希望杜宣能多找些文艺界的朋友加入新四军。杜宣自然便想到了吴晓邦。正是在杜宣的动员下，吴晓邦改变了加入拓荒剧团的计划，成为新四军中的一员，也为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数日后，杜宣与吴晓邦等一行乘轮船到九江，再改乘南浔铁路火车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这时军政治部尚未成立，由副参谋长周子昆代为主持服务团工作。周子昆向杜宣、吴晓邦一行交代了服务团的工作内容，有演戏、唱歌、办壁报、写标语、出油印报外，还要做组织群众的工作，必要时还要做战场的救护工作。当时，军部设在南昌市内三眼井原保皇党领袖人物张勋的花园公馆。杜宣从频繁的人员进出中感受到了一种紧张的氛围。在这种氛围的裹挟下，他很快便进入工作状态。杜宣与大家一起领了军装。穿戴整齐后，彼此相互欣赏，十分兴奋，俨然一名真正的军人。
战地服务团的短暂经历
1938年，抗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已汇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新年伊始，为了向社会展示和扩大影响，军部决定战地服务团组织一场公演。杜宣他们随即忙碌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各地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誓死抗敌的悲壮情绪，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为了团结抗日。但是作家都在斗争之中，没有时间来精雕细刻。”最后他们选了三个独幕剧，加上吴晓邦的两个舞蹈，作为第一次公演的节目。吴晓邦的舞蹈比较成熟，而三个独幕剧却颇费精力。其中一个由李增援编剧的《一家人》，竟由杜宣执导。这是他第一次充当如此角色。环境的逼迫和任务的要求，将战地服务团每一个人的潜能都充分地释放出来。公演在南昌市警察大礼堂举行。当晚，杜宣根据周子昆的要求，代表服务团向观众做简单讲话。在幕前的聚光灯下，杜宣介绍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是抗战的宣传队，希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与友军合作，与社会各阶层合作，将抗战进行到底。杜宣继之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将以公演的形式正式向社会亮相。公演非常成功，观众掌声热烈，赞不绝口，连称：“新四军中真有人才。” 战地服务团人员陆续抵达南昌，总人数已达百人。军部宣布由朱克靖任团长，从延安来的胡明与杜宣分任秘书。胡明管行政总务和组织工作；杜宣管宣传文艺工作。服务团一边学习训练，一边宣传演出。在南昌街头，人们经常看到一些身穿灰色粗布军装、佩戴“抗敌”臂章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刷标语、贴漫画，有的演出活报剧，还有的教唱革命歌曲或发表演讲。在南昌各种文艺团体和宣传队中，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名气很大，十分显眼。当时的南昌可谓是一个充满抗战激情的城市，杜宣与他的战友们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为这座城市注入活力。
1938年四五月间，军部与战地服务团陆续开拔皖南。而作为战地服务团的早期成员杜宣则未能随之前行。杜宣以一句话作了说明：“我因工作调动，没有去皖南。”在这开辟新的战场并急需大量人才之时，杜宣缘何调动？调至何处？因资料匮乏而一时无法解读。总之，杜宣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这段经历即此戛然而止。
活跃于西南敌后文化城进步戏剧界
当杜宣再次进入我们视线的时候，已经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转化。那是1940年初春的西南桂林。
这时的桂林已经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呼：敌后文化城。自广州、武汉沦陷后，大批文化人相继撤到桂林，开辟了新的抗日文化战场。中共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郭沫若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亦抵达桂林。夏衍任总编的《救亡日报》从广州迁至桂林复刊。这些重大事件及活动不断吸引着大量文化人向桂林集结。据统计，抗战时期迁到桂林的文化团体有数十个。文化人数以千计，其中闻名全国的就有两百多人，如郭沫若、李四光、柳亚子、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陶行知、范长江、徐悲鸿、张曙、千家驹、薛暮桥、梁漱溟等。他们之中包括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学者、教授等，著名的文人、学者之多，一时期超过了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抗战的文化活动在桂林蓬勃开展，蔚为大观。戏剧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成为桂林“文化城”的一大特色。
杜宣在这样的背景下抵达桂林，自然是有特殊使命的。杜宣成为众多云集桂林的文化人之一。为了对传统桂剧进行改造，引导其成为抗战文艺宣传的有效形式，杜宣常常协助时任广西艺术馆负责人欧阳予倩“审看”桂剧传统剧目。几乎每晚都要看几个折子戏，为桂剧改革做准备。杜宣此前在战地服务团主要以广场宣传为主，习惯于轰轰烈烈、激情四射的形式，与当下每天在小剧场静心看戏反差甚大，难以习惯。一天，他与时在桂林的著名剧作家田汉谈及此话题。田汉闻知大笑，并赋诗一首以作调侃：
“读书学剑不成欢，且向榕城作看官。金凤玲珑飞燕好，周郎从此做人难。”
诗中所提金凤、飞燕，分别是艺名“小金凤”的尹羲女士和艺名“小飞燕”的方昭媛女士，两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桂剧青年演员。
杜宣开始活跃于桂林进步戏剧界，创作剧本，发表剧评，参与创作座谈。当时，桂林剧坛很多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在郭沫若、阳翰笙等主持召开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杜宣的名字与胡风、老舍、茅盾、洪深、石凌鹤、姚蓬子、马彦祥等同时见诸报端。杜宣还与焦菊隐、欧阳予倩、夏衍、孟超等应邀参加洪深的《包得行》与宋之的、老舍的《国家至上》演出座谈以及有田汉、柳亚子、茅盾、于伶、安娥、蔡楚生等参加的“历史剧问题座谈”等。这年底，由田汉、洪深主编的《戏剧春秋》创刊。杜宣应邀担任该杂志编辑。
《戏剧春秋》是当时进步戏剧界的一个重要平台，刊物内容有：整理介绍适合抗战需要的戏剧理论；对剧作展开批评与介绍；发表各种戏剧剧本，特别是短小精悍能教育群众起来坚持抗战的作品；报道戏剧工作者的活动。正是通过杜宣的编辑，郭沫若的《高渐离》、田汉的《岳飞》、夏衍的《冬夜》、洪深的《回到祖国》、欧阳予倩的《战地鸳鸯》等剧本在《戏剧春秋》陆续发表，同时还有舒非、瞿白音、曹葆华、章泯、沙蒙等人翻译的外国戏剧理论文章。杜宣及其同行的努力，为后人梳理中国抗战戏剧发展史积累了很多资料。
桂林城的文化盛况由于皖南事变的爆发而出现转折。面对险恶局面，大批进步文化人撤离桂林前往香港、重庆等地。而杜宣则临危受命，坚守桂林，与许秉铎、严恭、石联星等人组建一个以职业剧团面貌出现的民间剧社，即“新中国剧社”。这是一个在异常艰难的困境中坚守桂林的左翼戏剧阵地，也是中共领导的西南地区第一个职业剧社，曾得到周恩来的高度关注和支持。10月，剧社首演由杜宣执导、陈白尘创作的《大地回春》。继之，又有杜宣创作的《英雄的插曲》和组曲《南山之什》与观众见面。新中国剧社仿佛火种，逐步燃烧，火焰升腾。已在衡山的田汉被其吸引，竟率全家重返桂林，给予支持。他创作五幕话剧《秋声赋》在剧社公演，引起轰动。连演七天，盛况空前。田汉十分兴奋，赋诗一首以示杜宣：
“门牙打落血犹鲜，错节盘根见杜宣，终于风雨鸡鸣日，唱出秋声赋一篇。”
新中国剧社终于在金色之秋，收获累累成果。次年，剧社带着话剧《钦差大臣》《大雷雨》和《风雨归舟》先后赴衡阳、湘潭、长沙等地巡演。其间又排演了曹禺的《蜕变》、洪深的《黄白丹青》、阿英的《海国英雄》及《复活》等剧。年底，杜宣率剧社返回桂林并参加了田汉、欧阳予倩等主持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杜宣与新中国剧社的影响力在同步增加。同时，也给他带来危险。
1943年的一天，杜宣正在市郊观音山寓所写作。室外天气突变，一场大雨倾盆而泻。一位年轻人湿漉漉地敲开杜宣的家门，急切地对杜宣说：“赶紧离开，特务马上就要来抓你。”看着这一陌生面孔，杜宣将信将疑。他不动声色地问：“我只是个写剧本的，抓我干啥？”那人说，“你是进步文人，我看过你的好多作品。知道你。我有一个亲戚在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任文书，他正在抄写逮捕你的密令和地址，被我看到了。我就是照那地址来的。”杜宣仍旧迟疑。年轻人说：“没时间了，信不信由你了。”说完便匆匆而去。杜宣不由警觉起来。为防万一，他立刻离开寓所找地方暂避。路遇同在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希明。胡希明原在西北军中工作，后辗转到延安，又被派来桂林以白虹书店为掩护做统战工作，经田汉介绍与杜宣相识，后来成为李济深为主任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的高参。他也正是看到对杜宣的逮捕令后前来通知杜宣转移的。杜宣事后十分感慨，是进步戏剧救了他的命。周恩来在重庆得知杜宣身处险境时，立刻致电桂林“八办”，要求通知杜宣尽快撤离桂林前往重庆。在军警特务拿着逮捕令、层层封锁交通要道的情况下，杜宣安全离开桂林是很困难的。最后，经过著名学者陈翰笙出面，找到塔斯社驻中国总社副社长罗米里诺斯基，请他将杜宣带出险境。因他正准备从桂林回重庆，杜宣便装扮成罗米里诺斯基的翻译一路同行，最终顺利抵达重庆。 杜宣在重庆时间不长，便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前往昆明创办《群报》并担任总编，以此为阵地，宣传抗战。茅盾的《苏联游记》就曾在《群报》上连载。后来，杜宣又担任《评论报》总编。
杜宣与叶露茜的坎坷情路与情感归宿
杜宣前往昆明工作，虽有“颠沛流离”之状，幸运的是有一位佳人与他相伴而行。漫漫之路便有了一种特别的情愫与温暖。这位佳人便是著名影剧明星叶露茜。
叶露茜的名字是和上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4年，她在南洋高级商业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左翼剧联”的业余演剧活动。同时，她又是我国女子篮球运动初创期的著名运动员。1935年，叶露茜成为上海左翼剧联领导下的业余实验剧团和业余剧人协会的主要演员。次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上海卡尔登戏院演出《大雷雨》，叶露茜的大幅照片被陈列在剧院前厅。当时她才18岁。继之，叶露茜又参加演出的了《钦差大臣》和《武则天》等剧目。这些都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抗战爆发后，叶露茜参加了抗敌演剧三队，溯长江而上。在武汉，她参加了阳翰笙的《塞上风云》、于伶的《夜光杯》和田汉的《最后胜利》等剧目的演出，并随剧团一路演出到重庆，成为大后方抗敌演剧活动的活跃者和著名剧人。
此前，叶露茜与赵丹结为伉俪。他们由沈钧儒证婚，在杭州六和塔下与唐纳、蓝萍等三对新人的合影经媒体披露，轰动一时。1939年秋，赵丹一行在新疆遭当地军阀盛世才拘捕入狱。叶露茜闻知后急赴新疆营救。她以女性的坚毅，在新疆苦苦支撑四年。当时，信息闭塞，无法得知真实情况。当传出赵丹遇难的消息后，极度失望的她，万念俱灰，无奈返回内地，抵达重庆。也许是天意，也许是缘分，内心伤痕累累的叶露茜在重庆相遇杜宣。叶露茜因参加中国艺术剧团工作，自然会与杜宣有较多接触。杜宣作为赵丹的朋友，得知叶露茜的情况后，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担负起照顾叶露茜的责任。杜宣经历了一次人生险境，避难来到重庆；叶露茜经历了一场巨大伤痛，落寞抵达重庆。从惺惺相惜中，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心底的共通共鸣。之后，事情的发展便显得顺理成章了。他们日久生情，彼此仿佛都有一种依恋。对叶露茜来说，曾经冷却的心又重新温暖起来。当时，杜宣住一位老同学家中，叶露茜则住在剧场后台的小阁楼上。叶露茜常到杜宣的住处看他。杜宣则返送她回剧场。他们踏着夜色，沿着嘉陵江那延伸的堤岸缓步而行，感情亦由此升华。杜宣亦有过一段婚史，其前妻蒋宛茹是当年吴淞中国公学的同学，后一起去了日本，却因感情不和离异。
根据组织的安排，杜宣将离开重庆前往昆明工作。而这时的杜宣与叶露茜显然已经觉得与对方须臾不能分离。经向中共南方局请示，最终叶露茜得以批准与杜宣同往昆明。美丽的昆明见证了杜宣与叶露茜的爱情。他们在风光旖旎的翠湖边租了一座四合院居住下来。继之，约三两好友在金碧路上的一家小餐馆里相聚。席间，杜宣与叶露茜宣布了他们的婚事。新婚不久，杜宣便从报社被调往华东沿海工作。卿卿我我与革命工作，孰轻孰重？他们是知道的。分别虽然伤感，叶露茜的笑容和着泪水，但他们还是在深情相拥中，在他日相逢的期盼中默然而别。
不久，桂林新中国剧社的一批成员随着黔桂大撤退抵达昆明，杜宣家则成了剧社的活动场所。叶露茜为夫君承担了招待剧社同仁的任务，为大家做饭，成了照顾大家的家庭主妇。田汉为此曾写一首《赠露茜》诗：“转战归来气为疲，春风吹起草离离。蓬头粗服红花巷，争羡新人叶露茜。”表达了剧社同仁对叶露茜由衷的赞誉。
虽然杜宣不在身边，叶露茜不免寂寞，但有剧社同仁常相往来，颇感欣慰，并已逐步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然而，突然有一天，这样平静的生活被打乱。那就是赵丹奇迹般的平安归来。在狱中，妻子一直是支撑赵丹的信念，然而现实却是如此的残酷。当得知朝思暮想的妻子已经改嫁时，赵丹痛不欲生，急赴昆明。见面是尴尬的，物是人非，赵丹希望叶露茜能重回他身边。然而叶露茜已经怀有杜宣的孩子，她认为这样离开对杜宣是不公平的，也是伤害。她不愿意再毁掉一个家庭。赵丹见事已至此，便不再勉强。他长叹一声：“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这段痛楚的情感，在赵丹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长期精神苦闷，直到黄宗英的出现，赵丹孤独的心才有了新的归宿。
杜宣、叶露茜、赵丹这样的爱情故事，似乎是电影中的情节，但却在生活中真实呈现，并演绎得如此凄美。作为当事人的杜宣肯定会有尴尬与压力。特别是赵丹的明星身份与他磨难后所遭遇的同情，让社会舆论的天平不免倾斜。但杜宣与叶露茜似乎从来没有向人们诉说过那种内心历程，人们无从得知，他们当时如何跨越道德世俗与情感羁绊，最终结合，生儿育女，执手相伴，并恩爱百年。但我们坚信，情感的力量是伟大的，其驱动力也是无限的。
“杜宣不但创造出经典的艺术作品，同时也创造出旷世传奇的爱情。同样，不但有才华创作作品；同样，他也有智慧创造生活。”其后人如是评说，遣词艺术，表达到位，也令今人信服。
他们相濡以沫，共度一生。当爱妻远逝以后，杜宣魂牵梦绕，深情难忘。在以《忆露茜》为题的篇什中，那种如泣如诉的强烈感情便不免奔泻而出：“每逢忌日心如绞，独对遗容泪雨飞。一去不回何太忍，重门未掩待君归。”在这首诗里，作者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却又巧妙地通过逝者犹生的幻觉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显得特别委婉深沉和催人泪下。
鲜为人知的密战经历
抗战时期，杜宣的工作经历是跳跃的、神秘的、充满传奇的。仅从现有所公开的资料以及当事人的零碎回忆，是无法详细复原和铺呈杜宣那重要人生轨迹的。唯有从散落零星的历史记载中去发现。虽然是碎片般的提取，但已逐步拼接出一幅幅荡气回肠的画面，一斑窥豹，还原一个传奇的杜宣。
杜宣属于中共南方局领导。应该说周恩来是了解并关心杜宣的。也许是为了照顾新婚不久即别妻远行的杜宣，当年底周恩来就将杜宣调回昆明。在昆明驻华美军总部，参与抗击法西斯国际同盟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全新的战场，对杜宣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成为建国后杜宣从事对外友协工作的缘起。 当时，为了支持中国抗战，中印缅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考虑建立援华物资运输线。除了著名的滇缅公路线外，是否还可以开辟出一条海上运输通道。于是，史迪威派出两名美军情报人员顺东海沿线秘密考察。参与这一机密工作的中方人员即为杜宣。正是他带着两名美军情报人员，从昆明出发，途经福建、深入浙江腹地，冲破了日军层层封锁线，最后安然抵达浙西天目山，找到了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部，并绘制出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据点选择图以及详细分析情报。虽然这条战线以后未能开辟，但此项工作过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遗憾的是，在杜宣的作品与回忆文章中几乎未有提及，令充满期待的人们多少有些失望与困惑。也许就是因为这属于秘密战线的工作，杜宣这些独特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细节，将被掩埋而成为千古之谜。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杜宣坐着美军飞机直降香港与广州两地，参加与日军谈判受降的有关事宜。这段特殊经历也成为中国作家里直接目击二战结束谈判全过程的唯一见证人。之后，杜宣奉命抵香港，创办大千印刷出版社，并任社长。其间，他邀在香港的著名作家戴望舒来出版社工作，并同住香港半山兰塘道。两人过从甚密，常往荷里活道旧书店购书。一次，戴望舒在淘书中偶然发现杜宣一直想要的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纪录汇编》，他立刻代购送与杜宣，令杜宣喜出望外。杜宣与戴望舒的交往也成为一段文人佳话。
杜宣以后奉命回内地工作，在上海解放前夕，时在北京的杜宣奉李克农的指示，参加南下工作团。这是中央组织的一个庞大的准备接管上海的组织。杜宣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东方经济研究所”及其附属机构。这似乎很平淡的工作背后，却有着异常尖锐复杂的斗争。当年与杜宣同在接收工作团的王征明在其以《轻骑宝剑 烨烨文章》的回忆文章中，再现了杜宣的一段传奇。在王征明的第一印象中，杜宣“相貌英俊，谈吐文雅，一派学者风度，且思维敏锐，沉稳干练，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可是在此之前，我还只知道他是我党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继之，王征明以“策反国民党保密局要员，只身赴港追回珍贵图书七万册”为题，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精彩历史。
国民党的“东方经济研究所”位于上海愚园路，为高级花园建筑，是原伪保密局系统的一个庞大机构。其所长邓葆光在日本投降后，一度曾是深受蒋介石与戴笠重用的军统少将。该所图书馆所藏的一大批图书，是日本投降后邓葆光任逆产组组长时，从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与大汉奸周佛海、梁鸿志的藏书库接收来的。解放军入城后，“东方经济研究所”已人去楼空，大批图书等重要物件亦不见踪影。在追寻邓葆光和这批图书下落的过程中，军管会同志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与邓葆光关系十分密切的交际花吴某。根据扬帆的指示，由杜宣与王征明一起，以军管会和公安部的名义找吴某谈话。吴某态度尚好，愿意配合工作。通过与吴某的谈话，杜宣与王征明得知，自戴笠死后，邓葆光在军统内部并无基础，还受到保密局长毛人凤的排斥。因此，邓早有脱离军统的倾向。
1949年春节期间蒋介石下野后，毛人凤到上海布置所谓“应变”事宜，曾督饬邓葆光将一大批汉奸的珠宝等贵重逆产和“东方经济研究所”的珍贵图书资料尽快抢运到台湾。邓葆光一面做出“抢运”的姿态，一面却留了一手。他从“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大批藏书中精心挑选了最珍贵的古籍善本等约七万册，分装一百多个大箱，通过陶希圣的关系，在这批箱子上贴上‘中华印刷厂’的标签，混在该厂运港器材中，悄悄地运到了香港，存放在两环招商局的水安仓库里。
事情有了重大转机。经动员吴某与邓葆光书信联系，很快成功地争取了邓葆光秘密归来。后来，潘汉年派邓葆光重回香港从事秘密工作。不料，其在港遭国民党特务袭击，差点丧命。邓葆光回上海治疗时，将存放在香港永安仓库的一百多箱图书的栈单交给了上海市公安部门。杜宣闻知后主动请缨赴香港去追回这批重要图书。当时台湾国民党特务的触角已伸到香港，暗杀事件时有发生。杜宣孤身赴港，以勇气与智慧，圆满完成任务。王征明说：“到香港后，经过一番仔细周到的工作，在他的亲自主持操办之下，这批珍贵的图书资料平安运到了北京，按中央领导的指示，交给了北京图书馆。此事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王征明特别强调了在杜宣前往香港时“正值香港特务横行，且邓葆光遭暗杀不久，形势十分凶险。”杜宣此举不免令人肃然起敬。为此，王征明特别写有四言诗感叹其殊勇可嘉：
“解放上海，密战先锋。单骑赴港，大智大勇。七万藏书，完璧运京。总理嘉许，孤胆奇功。”
杜宣的经历是传奇的。他是一位作家，文化人，新四军文化战士，但他又是秘密战线中的勇士。在上海国家安全局，杜宣题写的“剑”字，苍劲有力，寓意深刻。杜宣晚年曾有诗句：
“半生踪迹浮沧海，一片愚诚唱赤旗。纵有繁霜摧两鬓，更磨利剑击苍鹰。”
“浮沧海”、“唱赤旗”、“摧两鬓”、“击苍鹰”，可谓概括了杜宣跌宕起伏、绚丽多姿的传奇一生。
（编辑：党亚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