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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直被国人引为的骄傲，也令世人所瞩目。但近代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业已落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或许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及其科学观、教育观，乃至科技、教育等体制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环境的塑造，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提。
关键词：思维模式；文化基因；理性；独立思考；创新
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国古国，那么，中国为何不能产生牛顿、爱因斯坦?中国何时才能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呢?人们不禁要进一步地追问：中国的文化怎么啦?中国的科学怎么啦?中国的教育又怎么啦?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及其科学观、教育观，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肯定，值得发扬光大。但勿庸讳言，它或许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诊断病灶，查出症结。比如，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遗留的带着儒家传统文化胎记的封闭式、内省型、大一统的思维模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食古不化、“述而不作”的治学方法，“祖宗之法不可变”、“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事理念，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它与现代科技创新所要求的开放的理性思维，求异、求新等科学探索精神是不太相适应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问题，既令人困扰，又令人尴尬，也令人深思。
一、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透视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科举制盛行了一千多年，但在欧风美雨的荡涤下，它终究于100多年前土崩瓦解。而随之而来的是：大西洋、太平洋彼岸的大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抢滩登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也传入了古老的中国。当我们蓦然回首，不难发现，100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和相应科学机构历经风雨，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遗憾的是，它却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仍不容乐观，令人忧虑。勿庸讳言，囿于几千年的农耕习俗，几千年的小农意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尤其是加之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深刻影响，铸成了这样的思维定：人们忌讳冒尖，害怕冒尖，反对冒尖，甚至封杀冒尖，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从教育机制到科研机制，似乎无不是缺乏竞争活力、创新活力。从助教、讲师到教授，从学士、硕士到博士，似乎无不是缺乏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传统的教育思想、理念与现代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或制度之间的碰撞、磨合，长期博弈，旷日持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再现代的教育体制或教育制度，恐怕也很难收到其应有的效果。更可悲的是，原本属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创新型的大学教育体制或制度，嫁接到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之后，几经“修理”，最终也炼成了婢女，从而也成了共同充当羁绊我们创造力的“无形之手”。
中国有一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类似的言辞还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等。在奇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每一个人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这乃是小农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最普遍、最盛行的被扭曲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本来，一个人理应个性鲜明，思想活跃，独立思考，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然而，遗憾的是，恰恰相反，如果这样的话，他却要被视为另类、异常、异端。久而久之，人的个性被压抑，创新意识、创造力被抑制。而这种“文化基因”，这种基因中的病毒，对我们正常的教育→科学→教育→科学循环的细胞，对我们应有的科学创新意识、创造力细胞，均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尤其是，它对后代的幼小的科学创新基因，更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显然，一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不可低估，其负面影响更不可低估。
如果说生物进化过程中遗传基因密码或信息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历史的文化信息的传承，其作用同样功不可没。文化的继承恰似基因遗传，但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即不完全依赖于文化遗传基因，而关键在于创新，在于兼收并蓄，在于多元化，在于杂交优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文人和文化，始终有割不断的怀旧情结、寻根情结，言必称传统，即儒家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而儒家传统文化，老祖宗的教条，这种文化的遗传基因或遗传的文化基因，其排他力量太强盛，它似乎总是能以不变应万变，抑或万变不离其宗。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作为唯一的正统，唯我独尊，一统天下，在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2000多年。
直至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们提出“打倒孔家店”，人们开始对儒家文化进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虽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说，但批孔反儒却搞了几十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近100年时间里，特别是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进行过多次大讨论。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学者可分几派，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文化是我们的国粹，必须坚持，不可动摇；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发展和创新；也有一种观点持“过时论”。很久以来，中国有一句古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有近代先贤的一句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于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虽不免有妄自尊大之嫌，但也尴尬地透露出了要学习、借鉴别人长处如“船坚炮利”的意思(尽管似乎不太情愿，但又被逼无奈)。然而，总体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传统视野里，总有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管你什么外来文化，统统被我大中华文化给同化。似乎四海之内，唯我独尊。
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是因为，人类文化乃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它产生于社会实践，也会作用于社会实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当然，人类文化必须、也必然的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我们知道，儒家文化的经典教义，即孔老夫子的《论语》，原创于2 5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农耕社会，且是根据孔老夫子的一些谈话记录汇编而成。显然，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末期农耕社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社会实践的儒家文化，恐怕很难用于指导21世纪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市场经济实践，这也应当是不辩自明的。
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虽历经风雨和苦难，但依稀可以发现它的主线却总是由科学技术驱动社会沿着“从锄到犁”的进化方向而不可抗拒地前进的。从农耕社会的刀耕火种发展到工业社会的蒸汽机是这样，由工业社会的内燃机过渡到信息社会的硅片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面临“全球化”浪潮，世界科学知识的波涛不断地拍击着古老中国的学术海岸。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科学理论。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呼唤并催生着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因而，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或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科学与教育，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姐妹关系。而当前流行的一些应试教育的理念及运作模式，对学生的创造潜能是无形的桎梏。教育的下游是科研，进入科学领域，个性不羁，思想自由，理性思维，标新立异，乃是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先决条件和基本要素。而没有科学创新，何以能摘取诺贝尔奖之桂冠?僵化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它与现代教育巨擘、思想巨擘所倡导的培养学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理念实在是格格不入的。看来，教育理念、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
二、奠定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基础
现代大学体制及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才100年左右的时间，但“西学东渐”却来势汹涌，一日千里，这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积淀的“超稳态”知识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精英所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与崇尚经典、唯命是从、墨守成规等陈规陋习及其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其实，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系统，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也似乎是在所难免的。而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冠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光环下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变化和创新，乃是一大难题。看来，这里似乎存在某种令人迷惑的、不可思议的思维怪圈。人们一旦面临或困于一片思维的沼泽，尤其是落入窠臼，陷入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唯我独尊的思维泥潭，那是很难跳出而又必须跳出的。问题是，人们始终觉得纳闷：难道真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吗?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眼下的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创建和发展创新型企业，已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归根结底是科技、管理和人才的竞争。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乃是源头活水。科学技术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智慧的竞争；而人才、智慧的角逐，与制度设计和环境塑造息息相关。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则为科技创新、为科技企业(包括民营科技企业)创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政策支撑。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而如今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更进一步地推进理论创新(包括经济学理论创新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创新(包括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或制度创新)以及价值观创新，创造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土壤。创新环境的塑造，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提。
教育是科学的基石，大学是塑造人才的摇篮。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教育理念的争论和博弈，由来已久。我们知道，素质教育的核心，乃是培育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即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给他一杆猎枪，而不是给他一只兔子”。对于大学生的教育尤其是如此。而“应试教育”则不然，它往往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二者孰优孰劣，似乎不容争辩。人类社会的知识是不断积淀的结晶，而创新则是给已有知识结构增添激活力的重要元素。无论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小学生，都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对他们进行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训练，意味着奠定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亦即意味着“给他一杆猎枪”，将使其终身受益。而灌输式、教条式的应试教育，无论主观愿望如何之好，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不客气地讲，它几乎全然抑制或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潜能，所培养出的人才多为考试机器，或高分低能的怪才，或现代版的刻舟求剑者，或守株待兔之人。
现代大学办学的宗旨，乃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学术精神和创新精神等，乃是现代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当然，人文精神、艺术精神等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现代大学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据一项资料介绍，作为科学巨匠的爱因斯坦，他对教育也有着独到而深邃的见解。他对扼杀个性和创造性的学校教育深恶痛绝，曾多次指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创新型人才而不是有用的机器或工具。
而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人的智商之高，是举世公认的。也就是说，中国科学家、学者的个人禀赋并不逊色。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远哲等先生的获奖便是例证。中国中学生每年在国际数理化奥林匹克赛中频频夺冠，更令世人瞩目。而个人智商以外的种种因素的差距，或许乃是影响我们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无形障碍。另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泱泱大国，竟然再也出不了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竺可祯似的大学校长了!
三、究竟是谁扼杀了我们的科学创造力
在半个世纪前，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对此，他有。_。些很著名的观点：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遗憾的是，这种影响至今似乎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的社会之中，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对科学和创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几乎是有目共睹的。不难发现，“中国本土为什么没人拿到诺贝尔奖”的问题，与上述“李约瑟难题”可谓是如出一辙，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深入研究。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只不过100年左右的时间，现代大学体制引进中国也只不过100年左右的光景。正如有人指出，在我国官本位体制的影响下，高校也是官场。官场存在的病症，高校几乎应有尽有。“官场病”在高校的最终结果是学术精神的沦丧。作为学者必备的基本素养，被官场规则消磨得所剩无几：至于学者的道德良知、社会责任，更是被官场染缸改变了颜色。些许剩下的一点，也被大量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所淹没、所遮蔽，以至于做学问到底要不要良知这样不言而喻的道理，竟然也能成为值得“争鸣”的问题。本应为净土的高校染上了官场病，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等净土，又何尝未染上这无所不在的官场病呢?据报道，某小学竟让全班学生都当上班干部，每人给弄一个官衔。顺便提及，在我们的佛门，不是也被封有处级掌门吗?既然学术和教育都不幸染上了“官场病”，那么，学术腐败、教育腐败也就在所难免。
历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暨文人或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乃是及第，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压根儿是官本位。这也就是说，“学而优则仕”乃是中国历代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而要知道，在古代的官场，它的潜规则就是：你要向上爬，就得扭曲甚至不惜放弃个性、才华和人格。历代官场都是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即便再有才华，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你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必须阿谀奉承，除非你不想干了，告老还乡，与世无争，悠然自得。官场是不容你有什么独立思考、科学理性的，更是不容你有什么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扼杀了我们的科学创造力?究其根源，官本位意识尤其是官本位体制，或许乃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的克星。当然，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当代中国的官场及官员与封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种几千年“遗传”的官本位意识和官本位体制，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它对“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它对中国本土学者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东西(包括精神的、物质的和制度的)是一成不变的。“地心说”曾长期统治人类，但它终究还是被“日心说”所取代。过去的许多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理论禁区，被一一突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力推动下，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展、都在变化。科学技术是一种原动力。现代科技的创新和进步，日益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那么，中国人的诺贝尔奖之梦，何时才能梦想成真呢?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它需要假以时日，但必须跳出传统思维模式的怪圈，打破思维定，并寻求新的创造性思维之源，构建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且尚须营造更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当然，它也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及国人的脚踏实地地工作，更需要创造能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茁壮成长的环境和土壤。
关键词：思维模式；文化基因；理性；独立思考；创新
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国古国，那么，中国为何不能产生牛顿、爱因斯坦?中国何时才能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呢?人们不禁要进一步地追问：中国的文化怎么啦?中国的科学怎么啦?中国的教育又怎么啦?中国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及其科学观、教育观，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肯定，值得发扬光大。但勿庸讳言，它或许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诊断病灶，查出症结。比如，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遗留的带着儒家传统文化胎记的封闭式、内省型、大一统的思维模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食古不化、“述而不作”的治学方法，“祖宗之法不可变”、“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事理念，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它与现代科技创新所要求的开放的理性思维，求异、求新等科学探索精神是不太相适应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问题，既令人困扰，又令人尴尬，也令人深思。
一、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透视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科举制盛行了一千多年，但在欧风美雨的荡涤下，它终究于100多年前土崩瓦解。而随之而来的是：大西洋、太平洋彼岸的大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抢滩登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也传入了古老的中国。当我们蓦然回首，不难发现，100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和相应科学机构历经风雨，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遗憾的是，它却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仍不容乐观，令人忧虑。勿庸讳言，囿于几千年的农耕习俗，几千年的小农意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尤其是加之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深刻影响，铸成了这样的思维定：人们忌讳冒尖，害怕冒尖，反对冒尖，甚至封杀冒尖，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从教育机制到科研机制，似乎无不是缺乏竞争活力、创新活力。从助教、讲师到教授，从学士、硕士到博士，似乎无不是缺乏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传统的教育思想、理念与现代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或制度之间的碰撞、磨合，长期博弈，旷日持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再现代的教育体制或教育制度，恐怕也很难收到其应有的效果。更可悲的是，原本属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创新型的大学教育体制或制度，嫁接到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之后，几经“修理”，最终也炼成了婢女，从而也成了共同充当羁绊我们创造力的“无形之手”。
中国有一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类似的言辞还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等等。在奇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每一个人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这乃是小农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最普遍、最盛行的被扭曲的价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本来，一个人理应个性鲜明，思想活跃，独立思考，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然而，遗憾的是，恰恰相反，如果这样的话，他却要被视为另类、异常、异端。久而久之，人的个性被压抑，创新意识、创造力被抑制。而这种“文化基因”，这种基因中的病毒，对我们正常的教育→科学→教育→科学循环的细胞，对我们应有的科学创新意识、创造力细胞，均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尤其是，它对后代的幼小的科学创新基因，更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显然，一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性不可低估，其负面影响更不可低估。
如果说生物进化过程中遗传基因密码或信息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历史的文化信息的传承，其作用同样功不可没。文化的继承恰似基因遗传，但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即不完全依赖于文化遗传基因，而关键在于创新，在于兼收并蓄，在于多元化，在于杂交优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文人和文化，始终有割不断的怀旧情结、寻根情结，言必称传统，即儒家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而儒家传统文化，老祖宗的教条，这种文化的遗传基因或遗传的文化基因，其排他力量太强盛，它似乎总是能以不变应万变，抑或万变不离其宗。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作为唯一的正统，唯我独尊，一统天下，在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2000多年。
直至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们提出“打倒孔家店”，人们开始对儒家文化进行反思。新中国成立后，虽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说，但批孔反儒却搞了几十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近100年时间里，特别是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进行过多次大讨论。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学者可分几派，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文化是我们的国粹，必须坚持，不可动摇；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发展和创新；也有一种观点持“过时论”。很久以来，中国有一句古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有近代先贤的一句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于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虽不免有妄自尊大之嫌，但也尴尬地透露出了要学习、借鉴别人长处如“船坚炮利”的意思(尽管似乎不太情愿，但又被逼无奈)。然而，总体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传统视野里，总有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管你什么外来文化，统统被我大中华文化给同化。似乎四海之内，唯我独尊。
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是因为，人类文化乃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它产生于社会实践，也会作用于社会实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当然，人类文化必须、也必然的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我们知道，儒家文化的经典教义，即孔老夫子的《论语》，原创于2 5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农耕社会，且是根据孔老夫子的一些谈话记录汇编而成。显然，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末期农耕社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社会实践的儒家文化，恐怕很难用于指导21世纪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市场经济实践，这也应当是不辩自明的。
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虽历经风雨和苦难，但依稀可以发现它的主线却总是由科学技术驱动社会沿着“从锄到犁”的进化方向而不可抗拒地前进的。从农耕社会的刀耕火种发展到工业社会的蒸汽机是这样，由工业社会的内燃机过渡到信息社会的硅片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面临“全球化”浪潮，世界科学知识的波涛不断地拍击着古老中国的学术海岸。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科学理论。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呼唤并催生着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因而，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或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科学与教育，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姐妹关系。而当前流行的一些应试教育的理念及运作模式，对学生的创造潜能是无形的桎梏。教育的下游是科研，进入科学领域，个性不羁，思想自由，理性思维，标新立异，乃是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先决条件和基本要素。而没有科学创新，何以能摘取诺贝尔奖之桂冠?僵化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它与现代教育巨擘、思想巨擘所倡导的培养学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理念实在是格格不入的。看来，教育理念、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
二、奠定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基础
现代大学体制及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才100年左右的时间，但“西学东渐”却来势汹涌，一日千里，这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积淀的“超稳态”知识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精英所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与崇尚经典、唯命是从、墨守成规等陈规陋习及其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其实，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系统，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也似乎是在所难免的。而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冠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光环下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变化和创新，乃是一大难题。看来，这里似乎存在某种令人迷惑的、不可思议的思维怪圈。人们一旦面临或困于一片思维的沼泽，尤其是落入窠臼，陷入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唯我独尊的思维泥潭，那是很难跳出而又必须跳出的。问题是，人们始终觉得纳闷：难道真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吗?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眼下的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创建和发展创新型企业，已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归根结底是科技、管理和人才的竞争。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乃是源头活水。科学技术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智慧的竞争；而人才、智慧的角逐，与制度设计和环境塑造息息相关。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则为科技创新、为科技企业(包括民营科技企业)创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政策支撑。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而如今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必须更进一步地推进理论创新(包括经济学理论创新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创新(包括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或制度创新)以及价值观创新，创造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土壤。创新环境的塑造，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提。
教育是科学的基石，大学是塑造人才的摇篮。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教育理念的争论和博弈，由来已久。我们知道，素质教育的核心，乃是培育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即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给他一杆猎枪，而不是给他一只兔子”。对于大学生的教育尤其是如此。而“应试教育”则不然，它往往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二者孰优孰劣，似乎不容争辩。人类社会的知识是不断积淀的结晶，而创新则是给已有知识结构增添激活力的重要元素。无论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小学生，都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对他们进行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训练，意味着奠定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亦即意味着“给他一杆猎枪”，将使其终身受益。而灌输式、教条式的应试教育，无论主观愿望如何之好，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不客气地讲，它几乎全然抑制或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潜能，所培养出的人才多为考试机器，或高分低能的怪才，或现代版的刻舟求剑者，或守株待兔之人。
现代大学办学的宗旨，乃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学术精神和创新精神等，乃是现代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当然，人文精神、艺术精神等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现代大学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据一项资料介绍，作为科学巨匠的爱因斯坦，他对教育也有着独到而深邃的见解。他对扼杀个性和创造性的学校教育深恶痛绝，曾多次指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创新型人才而不是有用的机器或工具。
而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中国人的智商之高，是举世公认的。也就是说，中国科学家、学者的个人禀赋并不逊色。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远哲等先生的获奖便是例证。中国中学生每年在国际数理化奥林匹克赛中频频夺冠，更令世人瞩目。而个人智商以外的种种因素的差距，或许乃是影响我们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无形障碍。另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泱泱大国，竟然再也出不了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竺可祯似的大学校长了!
三、究竟是谁扼杀了我们的科学创造力
在半个世纪前，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对此，他有。_。些很著名的观点：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遗憾的是，这种影响至今似乎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的社会之中，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对科学和创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几乎是有目共睹的。不难发现，“中国本土为什么没人拿到诺贝尔奖”的问题，与上述“李约瑟难题”可谓是如出一辙，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深入研究。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只不过100年左右的时间，现代大学体制引进中国也只不过100年左右的光景。正如有人指出，在我国官本位体制的影响下，高校也是官场。官场存在的病症，高校几乎应有尽有。“官场病”在高校的最终结果是学术精神的沦丧。作为学者必备的基本素养，被官场规则消磨得所剩无几：至于学者的道德良知、社会责任，更是被官场染缸改变了颜色。些许剩下的一点，也被大量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所淹没、所遮蔽，以至于做学问到底要不要良知这样不言而喻的道理，竟然也能成为值得“争鸣”的问题。本应为净土的高校染上了官场病，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等净土，又何尝未染上这无所不在的官场病呢?据报道，某小学竟让全班学生都当上班干部，每人给弄一个官衔。顺便提及，在我们的佛门，不是也被封有处级掌门吗?既然学术和教育都不幸染上了“官场病”，那么，学术腐败、教育腐败也就在所难免。
历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暨文人或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乃是及第，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压根儿是官本位。这也就是说，“学而优则仕”乃是中国历代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而要知道，在古代的官场，它的潜规则就是：你要向上爬，就得扭曲甚至不惜放弃个性、才华和人格。历代官场都是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即便再有才华，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你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必须阿谀奉承，除非你不想干了，告老还乡，与世无争，悠然自得。官场是不容你有什么独立思考、科学理性的，更是不容你有什么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扼杀了我们的科学创造力?究其根源，官本位意识尤其是官本位体制，或许乃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的克星。当然，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当代中国的官场及官员与封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种几千年“遗传”的官本位意识和官本位体制，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它对“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它对中国本土学者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东西(包括精神的、物质的和制度的)是一成不变的。“地心说”曾长期统治人类，但它终究还是被“日心说”所取代。过去的许多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理论禁区，被一一突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力推动下，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展、都在变化。科学技术是一种原动力。现代科技的创新和进步，日益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那么，中国人的诺贝尔奖之梦，何时才能梦想成真呢?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它需要假以时日，但必须跳出传统思维模式的怪圈，打破思维定，并寻求新的创造性思维之源，构建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且尚须营造更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当然，它也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及国人的脚踏实地地工作，更需要创造能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茁壮成长的环境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