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据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他的楷书作品《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道劲，铁画银钩。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用大师称呼不算过分，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功力之深。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绝非一般。
　　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作品，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而且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问，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还是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即位后，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索性下令撤消了专门从事罗织的“编类臣僚章疏局”，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且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后来蔡京等人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摘自《历史开卷有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