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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斌,一位深受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工运领袖,通过档案史料可以再现他在短短30年的生命中,如何完成从一位普通工人到工运领袖,再到二七革命烈士的身份转换过程。革命烈士素材的深入挖掘,是对党史学习教育的贯彻执行,也是档案史料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角色担当。
关键词:档案史料;工运领袖;高斌;二七精神
1 档案史料,定级文物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保留下来大量的革命历史档案,这些史料不仅能够还原革命事件的发生过程,展现革命人物的成长经历,而且能够拉近当代人与革命历史的距离。档案史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历史资料,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党史的生动教材。
革命历史档案除了保存在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内,还大量收藏于各地的革命类专题纪念馆(博物馆、名人故居)中。据统计,截至2018年,全国革命专题博物馆和纪念馆808家,与近现代重要革命直接相关事件和人物有关的可移动文物49万件套。[1]在这些革命历史档案中,能够定级为革命文物的,都是异常珍贵的史料。
在郑州二七纪念馆的馆藏文物里,一幅二七革命烈士高斌的站立全身照片特别引人注目,见图1。1921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夕,高斌为了留作纪念拍下这张照片。照片高14厘米,宽10厘米,材质是齐边光面相纸,相纸的白边已经略微泛黄,虽有折痕,但是保存相对比较完整。2015年1月27日,经过河南省可移动文物普查鉴定小组鉴定,该幅照片被定级为二级文物。
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高斌头戴圆边礼帽,上身穿黑色夹棉粗布外衣,领口的白色内衬微微显露,下身穿黑色棉裤,裤腿处扎着黑色绑腿,脚穿圆口黑色布鞋,白色袜子得以尽显。照片上的高斌左手叉腰,右手拄着一把黑色雨伞,一块怀表垂挂在胸前。照片的右下方有一圆面茶几作为装饰,茶几由花色桌布覆盖,桌面上放置一套茶具,茶几前方放置有绿植。高斌脸部表情庄重、目光凝聚,整个人英姿飒爽。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斌的精心准备,足以证明他对这次拍照的重视。仔细观察这张照片,虽经岁月晕染,斑斑血迹依然清晰可见,那是军阀酷刑的罪证。
这张见证了革命历史、承载着革命精神的照片能够完整保存,并收藏于纪念馆,最终被专家鉴定为二级革命文物,其过程颇为曲折。
高斌去世前,把照片交给妻子高氏保存,留作纪念。1942年,高氏去世前,向女儿高玉霞讲述了照片的来历和高斌领导工人运动的事迹,并嘱咐女儿要保护好父亲的遗像。“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张照片被红卫兵从高玉霞的陪嫁箱子里搜出,他们认为,一个工人家里藏着这样一张头戴礼帽、胸挂怀表的人物照片不合常理,于是,便把她和老伴带到单位保卫股交代问题。由于这张照片,高玉霞的家人相继受到牵连,但是她和家人依然为父亲参加并领导二七工人运动的英烈壮举感到自豪。
对于烈士、对于历史,时代没有忘记,党和国家人民没有忘记,1975年的春天,郑州二七纪念塔管理处的同志前往高玉霞家里征集二七烈士的遗物,在她老伴单位的档案里找到了这张高斌烈士唯一留存的照片。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弘扬和传承革命精神,高玉霞把这张珍贵的照片捐赠给郑州二七纪念馆收藏,才有了这件我们今天所能敬仰、观瞻的革命历史文物。
2 思想启迪,觉悟提升
1893年,高斌出生于天津一户贫苦人家,15岁时在天津一家作坊当学徒。学徒期满后,生活漂泊不定的高斌经人介绍,辗转到京汉铁路郑州机务厂当了一名镶配工。虽然高斌深刻感受到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世道,但是他和大多数社会底层的工人一样,认为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尚无反抗觉悟的他,在黑暗中寻找生活的微芒。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先进的革命思想,教育和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为了改善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人待遇,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产党人先后深入京汉铁路沿线开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工人觉悟,点燃革命火种。
1921年的一天,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校长赵子健来到机厂,找工人聊天,并动员他们到夜校去读书、识字,高斌当即报了名。正是在工人夜校,高斌听到了李震瀛、邓中夏等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学说。不久后,李大钊从北京到郑州工人夜校讲学,李大钊对“工”字的注解和诠释、对工人命运的探寻和追问,句句敲进高斌的心坎,刷新了他对革命、对命运的认知。这些贴近人心的道理释放了高斌的迷茫,犹如一枚火种,点亮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高斌是郑州铁路机厂工人中首先觉醒的突出代表,通过对马克思主義的深入学习,他很快成长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
3 成立组织,领导工运
随着工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为了满足工人运动开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郑州工人俱乐部的成立被提上日程。1921年9月,在派出两人专程到长辛店工会学习经验后,高斌等48人联合发出成立京汉铁路郑州工人俱乐部的倡议,广泛宣传组织工人俱乐部的意义和目的,说明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斗争的胜利。工人夜校里的学员带头报名参加工人俱乐部,“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发起后,俨然为郑州工界的明星,预计有种种为工人谋幸福的事件。所以加入的人非常踊跃,捐款的和办事的都非常热心。”[2]900多名工人中,有700多人参加了工人俱乐部,高斌被推选为工人俱乐部总干事。[3]
1921年,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时,高斌作为工人俱乐部总干事,积极组织俱乐部工人给予声援,并发表宣言“他们此举,是争我人格,光我国体的,凡我同胞谁不佩服他们呢?……现在我们议决,到必要时给他们以相当的援助……”[4]
1922年1月,郑州工人俱乐部反对军警殴打工人,组织罢工,同时把情况向劳动组合书记部报告。书记部很快发来回电,赞成俱乐部的斗争精神和对敌措施,表示动员全国铁路工人给予支援。[5]最终,工人罢工取得完全胜利。随后,高斌又组织郑州机务厂工人为驱逐厂恶霸陈福海举行罢工,称“我们已经早得着了觉醒的机会”[6]。郑州工人俱乐部在高斌的带领下,在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争取工人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922年4月,郑州工人俱乐部改成郑州铁路工会,高斌被推举为分工会委员长。8月,高斌以分工会委员长的身份,组织郑州铁路1000多名工人声援长辛店机厂罢工。1922年8月10日至12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召开,高斌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召开,高斌身为筹委会通讯总干事,参与草拟了总工会章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意识逐渐提高,随着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组织的成立,郑州铁路工人建立健全了自身的组织,为争取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逐步开始了从自发到自觉的革命斗争。通过革命斗争的历练,高斌慢慢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工人领袖。
4 听从党话,跟随党走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普乐园召开,这项决议是经过三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商定而形成。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采取合法的方式公开进行,由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和项德隆等组成总工会成立大会办事小组,全面展开会前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向当地政府和铁路当局呈报,向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及有关分部、各铁路、各地相关工会团体、报社媒体及学生组织发出请柬,邀请派代表参加总工会成立的盛典。为了避免通知疏漏,又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地报纸上,登载“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启事”,向社会各界通告此事。为了成立大会的顺利进行,筹备组分工明确,分工会各司其职。郑州分工会在委员长高斌的率领下,分别成立会务组、生活组、宣传组和纠察队,负责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会务和接待,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然而,一场精心筹备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最终遭到军阀破坏,工人及各地代表冲破军警的防线,涌进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才得以宣布。大会从上午10时开到下午4时,散会后,作为大会执行委员的高斌,把出席成立大会的共产党有关领导人和工会组织的负责人带到工人家中紧急议事。经过大家商议,做出京汉铁路举行总同盟罢工的决议。“总工会移江岸办公,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7]这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在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做出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决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展开了打倒封建军阀的英勇斗争。
为了争取工人权益,總工会向吴佩孚提出谈判条件,谈判破裂后,作为郑州罢工委员会负责人的高斌坚决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于2月4日上午9时,首先拉响罢工汽笛。随后,在罢工誓师大会上,高斌呼吁郑州铁路工人要听从总工会的命令,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郑州的率先罢工,使京汉线的运输拦腰截断,南北往来的列车滞留途中,为实现全线在3个小时内中断运输奠定了基础。1923年2月5日,《京报》对京汉全路工人大罢工的相关报道,见图2。
2月4日下午,驻军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把高斌带到司令部,胁迫他命令工人复工,高斌直言“没有总工会的命令,任凭掉脑袋也决不复工”。2月5日,罢工仍继续进行,气急败坏的靳云鹗再次把高斌押到司令部,逼迫他下令复工。高斌因誓死不从而被关押,靳云鹗不许他进出、不许他睡觉、不准他和工友、亲属接触,尽管如此,高斌仍旧不为所动。
2月6日上午,靳云鹗下令给高斌戴上手铐和脚镣带出去游街,声称即使不能把高斌饿死也要把他冻死。高斌迎着雪,踩着冰,无所畏惧地向车站走去。军警把高斌本就单薄的衣服扒下,并把他捆绑在车站汽灯杆子上,鞭棒相加,六个小时过去了,身体完全冻僵的他面对军警的追问,依然不改初衷。
靳云鹗见各种手段都不能达到让高斌下令复工的目的,于是,他又改变花招,决定软化收买高斌。2月7日上午,靳云鹗在分工会备下一桌酒菜,假惺惺地要在此宴请高斌,旁边坐着前来游说劝降的叛徒林宝弟。高斌见状当即揭穿敌人的阴谋,痛斥叛徒的卑劣行为,始终坚守一切行动听从总工会指挥的信条。
思想觉悟和斗争意识都已大大提升的工人不再是以往任人欺压的模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会组织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底气。靳云鹗看到威逼利诱再也吓不倒具有健全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工人,于是重新给高斌戴上手铐脚镣,押回牢房。
2月9日,迫于郑州铁路工人们的压力,靳云鹗释放高斌。由于遭到军阀的百般折磨,高斌出狱后不久就牺牲了,年仅30岁。1925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时,高斌被认定为“二七烈士”[8]
英勇不屈的革命烈士用鲜血捍卫着总工会的命令,用生命践行着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
5 扬革命精神,传红色基因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启迪下,高斌从一名逆来顺受的贫困工人,到工人俱乐部的总干事,再到郑州分工会委员长,最后成长为一名工运领袖,面对拷打无所畏惧的执着是高斌染就的红色基因底色,誓死执行总工会命令的壮举是高斌革命意志的坚守。
“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的二七工人运动,充分彰显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的政治觉悟,坚强的斗争品质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这场斗争不仅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占重要篇章,并且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最有光辉的一页,拉开了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序幕。
京汉铁路工人运动所孕育形成的“二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李大钊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一文中提到“他们(二七烈士)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死,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自由,为争自由而死”;1932年周恩来在《红色中华》发表文章中提到“二七斗争,成为1925到1927年止一次中国大革命前的启明运动”;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职工纪念“二七”大会上讲到“这些斗争,是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结束时讲话中提到“二七大罢工影响深远”。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在不同场合以各种形式传承和弘扬“二七精神”,并对其做出更新的诠释与更高的评价。“二七精神”是革命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它为后人的前行指明了方向,是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的资料宝库。
关键词:档案史料;工运领袖;高斌;二七精神
1 档案史料,定级文物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保留下来大量的革命历史档案,这些史料不仅能够还原革命事件的发生过程,展现革命人物的成长经历,而且能够拉近当代人与革命历史的距离。档案史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历史资料,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党史的生动教材。
革命历史档案除了保存在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内,还大量收藏于各地的革命类专题纪念馆(博物馆、名人故居)中。据统计,截至2018年,全国革命专题博物馆和纪念馆808家,与近现代重要革命直接相关事件和人物有关的可移动文物49万件套。[1]在这些革命历史档案中,能够定级为革命文物的,都是异常珍贵的史料。
在郑州二七纪念馆的馆藏文物里,一幅二七革命烈士高斌的站立全身照片特别引人注目,见图1。1921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夕,高斌为了留作纪念拍下这张照片。照片高14厘米,宽10厘米,材质是齐边光面相纸,相纸的白边已经略微泛黄,虽有折痕,但是保存相对比较完整。2015年1月27日,经过河南省可移动文物普查鉴定小组鉴定,该幅照片被定级为二级文物。
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高斌头戴圆边礼帽,上身穿黑色夹棉粗布外衣,领口的白色内衬微微显露,下身穿黑色棉裤,裤腿处扎着黑色绑腿,脚穿圆口黑色布鞋,白色袜子得以尽显。照片上的高斌左手叉腰,右手拄着一把黑色雨伞,一块怀表垂挂在胸前。照片的右下方有一圆面茶几作为装饰,茶几由花色桌布覆盖,桌面上放置一套茶具,茶几前方放置有绿植。高斌脸部表情庄重、目光凝聚,整个人英姿飒爽。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斌的精心准备,足以证明他对这次拍照的重视。仔细观察这张照片,虽经岁月晕染,斑斑血迹依然清晰可见,那是军阀酷刑的罪证。
这张见证了革命历史、承载着革命精神的照片能够完整保存,并收藏于纪念馆,最终被专家鉴定为二级革命文物,其过程颇为曲折。
高斌去世前,把照片交给妻子高氏保存,留作纪念。1942年,高氏去世前,向女儿高玉霞讲述了照片的来历和高斌领导工人运动的事迹,并嘱咐女儿要保护好父亲的遗像。“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张照片被红卫兵从高玉霞的陪嫁箱子里搜出,他们认为,一个工人家里藏着这样一张头戴礼帽、胸挂怀表的人物照片不合常理,于是,便把她和老伴带到单位保卫股交代问题。由于这张照片,高玉霞的家人相继受到牵连,但是她和家人依然为父亲参加并领导二七工人运动的英烈壮举感到自豪。
对于烈士、对于历史,时代没有忘记,党和国家人民没有忘记,1975年的春天,郑州二七纪念塔管理处的同志前往高玉霞家里征集二七烈士的遗物,在她老伴单位的档案里找到了这张高斌烈士唯一留存的照片。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弘扬和传承革命精神,高玉霞把这张珍贵的照片捐赠给郑州二七纪念馆收藏,才有了这件我们今天所能敬仰、观瞻的革命历史文物。
2 思想启迪,觉悟提升
1893年,高斌出生于天津一户贫苦人家,15岁时在天津一家作坊当学徒。学徒期满后,生活漂泊不定的高斌经人介绍,辗转到京汉铁路郑州机务厂当了一名镶配工。虽然高斌深刻感受到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世道,但是他和大多数社会底层的工人一样,认为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尚无反抗觉悟的他,在黑暗中寻找生活的微芒。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先进的革命思想,教育和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为了改善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人待遇,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产党人先后深入京汉铁路沿线开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工人觉悟,点燃革命火种。
1921年的一天,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校长赵子健来到机厂,找工人聊天,并动员他们到夜校去读书、识字,高斌当即报了名。正是在工人夜校,高斌听到了李震瀛、邓中夏等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学说。不久后,李大钊从北京到郑州工人夜校讲学,李大钊对“工”字的注解和诠释、对工人命运的探寻和追问,句句敲进高斌的心坎,刷新了他对革命、对命运的认知。这些贴近人心的道理释放了高斌的迷茫,犹如一枚火种,点亮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高斌是郑州铁路机厂工人中首先觉醒的突出代表,通过对马克思主義的深入学习,他很快成长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
3 成立组织,领导工运
随着工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为了满足工人运动开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郑州工人俱乐部的成立被提上日程。1921年9月,在派出两人专程到长辛店工会学习经验后,高斌等48人联合发出成立京汉铁路郑州工人俱乐部的倡议,广泛宣传组织工人俱乐部的意义和目的,说明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斗争的胜利。工人夜校里的学员带头报名参加工人俱乐部,“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发起后,俨然为郑州工界的明星,预计有种种为工人谋幸福的事件。所以加入的人非常踊跃,捐款的和办事的都非常热心。”[2]900多名工人中,有700多人参加了工人俱乐部,高斌被推选为工人俱乐部总干事。[3]
1921年,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时,高斌作为工人俱乐部总干事,积极组织俱乐部工人给予声援,并发表宣言“他们此举,是争我人格,光我国体的,凡我同胞谁不佩服他们呢?……现在我们议决,到必要时给他们以相当的援助……”[4]
1922年1月,郑州工人俱乐部反对军警殴打工人,组织罢工,同时把情况向劳动组合书记部报告。书记部很快发来回电,赞成俱乐部的斗争精神和对敌措施,表示动员全国铁路工人给予支援。[5]最终,工人罢工取得完全胜利。随后,高斌又组织郑州机务厂工人为驱逐厂恶霸陈福海举行罢工,称“我们已经早得着了觉醒的机会”[6]。郑州工人俱乐部在高斌的带领下,在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争取工人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922年4月,郑州工人俱乐部改成郑州铁路工会,高斌被推举为分工会委员长。8月,高斌以分工会委员长的身份,组织郑州铁路1000多名工人声援长辛店机厂罢工。1922年8月10日至12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召开,高斌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召开,高斌身为筹委会通讯总干事,参与草拟了总工会章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意识逐渐提高,随着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组织的成立,郑州铁路工人建立健全了自身的组织,为争取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逐步开始了从自发到自觉的革命斗争。通过革命斗争的历练,高斌慢慢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工人领袖。
4 听从党话,跟随党走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普乐园召开,这项决议是经过三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商定而形成。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采取合法的方式公开进行,由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和项德隆等组成总工会成立大会办事小组,全面展开会前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向当地政府和铁路当局呈报,向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及有关分部、各铁路、各地相关工会团体、报社媒体及学生组织发出请柬,邀请派代表参加总工会成立的盛典。为了避免通知疏漏,又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地报纸上,登载“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启事”,向社会各界通告此事。为了成立大会的顺利进行,筹备组分工明确,分工会各司其职。郑州分工会在委员长高斌的率领下,分别成立会务组、生活组、宣传组和纠察队,负责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会务和接待,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然而,一场精心筹备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最终遭到军阀破坏,工人及各地代表冲破军警的防线,涌进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才得以宣布。大会从上午10时开到下午4时,散会后,作为大会执行委员的高斌,把出席成立大会的共产党有关领导人和工会组织的负责人带到工人家中紧急议事。经过大家商议,做出京汉铁路举行总同盟罢工的决议。“总工会移江岸办公,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7]这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在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做出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决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展开了打倒封建军阀的英勇斗争。
为了争取工人权益,總工会向吴佩孚提出谈判条件,谈判破裂后,作为郑州罢工委员会负责人的高斌坚决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于2月4日上午9时,首先拉响罢工汽笛。随后,在罢工誓师大会上,高斌呼吁郑州铁路工人要听从总工会的命令,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郑州的率先罢工,使京汉线的运输拦腰截断,南北往来的列车滞留途中,为实现全线在3个小时内中断运输奠定了基础。1923年2月5日,《京报》对京汉全路工人大罢工的相关报道,见图2。
2月4日下午,驻军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把高斌带到司令部,胁迫他命令工人复工,高斌直言“没有总工会的命令,任凭掉脑袋也决不复工”。2月5日,罢工仍继续进行,气急败坏的靳云鹗再次把高斌押到司令部,逼迫他下令复工。高斌因誓死不从而被关押,靳云鹗不许他进出、不许他睡觉、不准他和工友、亲属接触,尽管如此,高斌仍旧不为所动。
2月6日上午,靳云鹗下令给高斌戴上手铐和脚镣带出去游街,声称即使不能把高斌饿死也要把他冻死。高斌迎着雪,踩着冰,无所畏惧地向车站走去。军警把高斌本就单薄的衣服扒下,并把他捆绑在车站汽灯杆子上,鞭棒相加,六个小时过去了,身体完全冻僵的他面对军警的追问,依然不改初衷。
靳云鹗见各种手段都不能达到让高斌下令复工的目的,于是,他又改变花招,决定软化收买高斌。2月7日上午,靳云鹗在分工会备下一桌酒菜,假惺惺地要在此宴请高斌,旁边坐着前来游说劝降的叛徒林宝弟。高斌见状当即揭穿敌人的阴谋,痛斥叛徒的卑劣行为,始终坚守一切行动听从总工会指挥的信条。
思想觉悟和斗争意识都已大大提升的工人不再是以往任人欺压的模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会组织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底气。靳云鹗看到威逼利诱再也吓不倒具有健全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工人,于是重新给高斌戴上手铐脚镣,押回牢房。
2月9日,迫于郑州铁路工人们的压力,靳云鹗释放高斌。由于遭到军阀的百般折磨,高斌出狱后不久就牺牲了,年仅30岁。1925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时,高斌被认定为“二七烈士”[8]
英勇不屈的革命烈士用鲜血捍卫着总工会的命令,用生命践行着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
5 扬革命精神,传红色基因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启迪下,高斌从一名逆来顺受的贫困工人,到工人俱乐部的总干事,再到郑州分工会委员长,最后成长为一名工运领袖,面对拷打无所畏惧的执着是高斌染就的红色基因底色,誓死执行总工会命令的壮举是高斌革命意志的坚守。
“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的二七工人运动,充分彰显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的政治觉悟,坚强的斗争品质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这场斗争不仅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占重要篇章,并且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最有光辉的一页,拉开了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序幕。
京汉铁路工人运动所孕育形成的“二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李大钊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一文中提到“他们(二七烈士)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死,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自由,为争自由而死”;1932年周恩来在《红色中华》发表文章中提到“二七斗争,成为1925到1927年止一次中国大革命前的启明运动”;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职工纪念“二七”大会上讲到“这些斗争,是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结束时讲话中提到“二七大罢工影响深远”。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在不同场合以各种形式传承和弘扬“二七精神”,并对其做出更新的诠释与更高的评价。“二七精神”是革命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它为后人的前行指明了方向,是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的资料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