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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时年26岁的胡适结束了7年留美生涯，受聘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负责中国哲学和英文修辞学的课程。入职1个多月，这位曾尝尽留学辛酸的年轻人就被拿到手的工资惊到了：每个月260块银圆，还享受免费的大学教员宿舍。1个月后，胡适搬出去租房住，每月要多交3块银圆的房租。虽说开支增加，可此时胡适的月薪也已涨到了280块银圆。
如此“教授最高级之薪俸”，叫当时20多岁的胡适自然无比满足，还欢天喜地的给母亲写信：“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字字句句都是“晒幸福”。
这也就牵出了一个话题：在民国做个教师，或成为一个文人，待遇到底有多少？
【教授们的收入】
面对每月到手的200多块银圆，胡适到底有多幸福？可以先看看他的开支：当时他每月的伙食费是9块银圆，餐饮标准是“每餐两碟菜一碗汤”。而当时北大学生“包伙”的伙食标准也就每月不到6块银圆。另外，他与同乡高一涵合租，每月只需掏3块银圆。1918年他在钟鼓寺租了一套四合院，位于黄金地段且有17间房，每月房租也不过20块银圆。
学者李开周估算，1933年时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已大不如北洋时代，但放在当时的南京，3角钱银圆就可买1斤牛肉，1块银圆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百元左右。放在胡适初来北大的年月，1块银圆的购买力显然更高：1918年清华大学外籍教员狄登麦调查，当时北平郊区的五口之家，月均生活费不到8块银圆。可以说，哪怕在消费水平奇高的北平，胡适也堪称十分富足。
这其实就是教授待遇的缩影。
从民国成立开始，高等教育的经费就享受国家拨款，教授们的待遇更是其中重头。以1917年北洋政府《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当时国立大学教师的工资分为四等二十四级，最高级别的正教授月薪可到400银圆，最低级别的讲师也有50银圆。1927年国民政府的《大学教员薪俸表》也规定，教授们可以拿到400至600国币的月薪，薪水最低的助教也在90元国币以上。
而除了到手的薪水外，为了争夺人才，各家财大气粗的大学也纷纷出台各种福利政策。比如1931年的清华大学不但给教授们开出了300至500元国币的高工资，还提供优越住宅——清华新南院的西式砖房。每栋砖房都有14个房间及独立小院，设计新颖且居住舒适。闻一多、俞平伯等名师都是这项福利的受益者。
当然，比起北大这类公立大学来，私立大学的教授薪水乃至教师工资水平显然要逊色一些。比如1931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公立大学的教师平均薪水是230元国币，至于私立学校，平均下来是197元国币。当然，诸如燕京大学这类教会学校，虽说也是私立，但由于财源充足，薪水倒比公立大学高得多。燕京大学的教师平均月薪高达360元国币。
不过，比起同时代的其它行业，就更可知，无论公立私立，高校教师的收入几何。哪怕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矿工及其它行业熟练工人的月薪最多不过20元国币。西南地区的轿夫们月薪只有4元国币。学者赖德胜在《教育与收入分配》一书中做过对比：全面抗战爆发前，大学教师的工资是产业工人工资的13倍，而大学教授们的平均工资更是产业工人的20倍。
而且，即使是这样的估算也是保守了。因为对于当时知名的教授们来说，大学里的薪水也只是收入的一部分。正如初入北大的胡适给母亲家书里的另一句话：“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民国教授“兼任他处之事”，也常见财源滚滚而来。
就以胡适来说，随着他名气越来越旺，除了教书外，其它的“兼任”也越来越多。比如他的学术演讲，在20世纪30年代时，每场已涨到门票1元国币1张，还常是一票难求。更优厚的还有稿酬。1918年时的胡适为报纸刊物写文的酬劳就是“千字六银圆”。后来他写书的版税也是水涨船高，《胡适文存》初集前后11版收入版税1.4万多圆，二集印了5版，收入6400多圓。而参考胡适在民国时代的各类著作，就知上面的这些收入于他也只是冰山一角。
其实何止是教授们，在当时的出版报业，稿酬本身就很优厚。北洋时代，普通刊物的稿酬常见千字2～3块银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月薪都常在40元银圆以上。普通作家通常能拿到12%至20%的版税，名家的版税更在25%以上。
报纸同样是炙手可热的行业，1912年梁启超在天津办《庸言报》，以他自己自嘲说，当时每年的利润“仅仅是”五六万银圆。同时代的《申报》《时报》等报纸，主笔们的月薪都在200银圆以上，比当时民国教育部部员们的薪水高上数倍。只要能写，只要写得好，做文人是相当有“钱途”的工作。
当然，也并非所有文人都这么有“钱途”。倘若只是在报刊界做一个普通抄写员，薪水也就最多5块银圆，相比之下，简直天上地下。
【小学教师的艰难】
若论“天上地下”，更让人深省的还有民国教师的工资。
如果把以诸多名教授为代表的民国大学教师的待遇等同于所有民国教师的工资，那才结结实实摆了乌龙。
因为，即使以1946年的统计，当时中国包括教授在内的大学教师只有1.7万人，只占全国教师总人数的1.7%;另外还有10万多的中学教师;剩下的86万小学教师才是当时教师的主力军。
而相比于大学教师的高工资，中学教师的工资要逊色得多，但也相当于产业工人工资的四至六倍。那么，小学教师的待遇又如何呢？
还是回到1917年，以学者统计，在胡适初入北大那会，同时期的河北省，小学教师的最高月薪只有24元，乡村的小学教师月薪四五元都是常见现象。而在1916年的江苏宜兴，即使是小学校长，月薪也只有20元。
其实，与大学教授们一样，当时小学教师的工资也有法定标准。但执行起来，就是另一回事。比如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官方规定的小学教师最低标准是20元，最高可拿到60元。但1913年起，当地政府就使出了“折俸”把戏，公立小学教师的工资一般都只能发到八折，拖欠更成了常事。以至于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浙江绍兴等地的小学教师每月能拿到10元以上都算是“高薪”。
到了1927年后，杭州等大城市的小学教师倒是能拿到20元国币的月薪，但乡镇一级小学教师的待遇还是连年缩水，最低的月薪竟只有5元。参考民国消费水平，这样一点工资莫说“富足”，维持基本生活都难。以至于“劳一年之力，而所得不能糊一口者”。
浙江省尚且如此，其它地区更可以想象。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经过实地考察后，也为中国小学教师的待遇之惨，与大学教授差距之大，发出了声声叹息：按照欧洲大学教师与小学教师薪水之差，未超过1∶3或1∶4者。而中国则较大若十倍且超过此数。”
为何如此？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投入力度。1930年时，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2%不到。这么一点钱也大多投入到高校去。小学教育？基本就是县乡自筹。“最倒霉是小学教员”更是很多地方的民谣。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更一针见血指出，当时中国对于小学教育“实异常忽视”。
可是，支撑起一个国家教育根基乃至一个民族未来崛起的，却恰是小学教育。于是，也就有了后人难以理解的民国怪现象：一边是大学办得红红火火;另一边却是文盲率居高不下，农村文盲率高达90%。惨淡的小学教育成为了发展的桎梏。
比起部分人津津乐道的民国风情和无比艳羡的文人生活，这触目惊心的对比才有更实在的历史意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如此“教授最高级之薪俸”，叫当时20多岁的胡适自然无比满足，还欢天喜地的给母亲写信：“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字字句句都是“晒幸福”。
这也就牵出了一个话题：在民国做个教师，或成为一个文人，待遇到底有多少？
【教授们的收入】
面对每月到手的200多块银圆，胡适到底有多幸福？可以先看看他的开支：当时他每月的伙食费是9块银圆，餐饮标准是“每餐两碟菜一碗汤”。而当时北大学生“包伙”的伙食标准也就每月不到6块银圆。另外，他与同乡高一涵合租，每月只需掏3块银圆。1918年他在钟鼓寺租了一套四合院，位于黄金地段且有17间房，每月房租也不过20块银圆。
学者李开周估算，1933年时一块银圆的购买力已大不如北洋时代，但放在当时的南京，3角钱银圆就可买1斤牛肉，1块银圆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百元左右。放在胡适初来北大的年月，1块银圆的购买力显然更高：1918年清华大学外籍教员狄登麦调查，当时北平郊区的五口之家，月均生活费不到8块银圆。可以说，哪怕在消费水平奇高的北平，胡适也堪称十分富足。
这其实就是教授待遇的缩影。
从民国成立开始，高等教育的经费就享受国家拨款，教授们的待遇更是其中重头。以1917年北洋政府《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当时国立大学教师的工资分为四等二十四级，最高级别的正教授月薪可到400银圆，最低级别的讲师也有50银圆。1927年国民政府的《大学教员薪俸表》也规定，教授们可以拿到400至600国币的月薪，薪水最低的助教也在90元国币以上。
而除了到手的薪水外，为了争夺人才，各家财大气粗的大学也纷纷出台各种福利政策。比如1931年的清华大学不但给教授们开出了300至500元国币的高工资，还提供优越住宅——清华新南院的西式砖房。每栋砖房都有14个房间及独立小院，设计新颖且居住舒适。闻一多、俞平伯等名师都是这项福利的受益者。
当然，比起北大这类公立大学来，私立大学的教授薪水乃至教师工资水平显然要逊色一些。比如1931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公立大学的教师平均薪水是230元国币，至于私立学校，平均下来是197元国币。当然，诸如燕京大学这类教会学校，虽说也是私立，但由于财源充足，薪水倒比公立大学高得多。燕京大学的教师平均月薪高达360元国币。
不过，比起同时代的其它行业，就更可知，无论公立私立，高校教师的收入几何。哪怕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矿工及其它行业熟练工人的月薪最多不过20元国币。西南地区的轿夫们月薪只有4元国币。学者赖德胜在《教育与收入分配》一书中做过对比：全面抗战爆发前，大学教师的工资是产业工人工资的13倍，而大学教授们的平均工资更是产业工人的20倍。
而且，即使是这样的估算也是保守了。因为对于当时知名的教授们来说，大学里的薪水也只是收入的一部分。正如初入北大的胡适给母亲家书里的另一句话：“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民国教授“兼任他处之事”，也常见财源滚滚而来。
就以胡适来说，随着他名气越来越旺，除了教书外，其它的“兼任”也越来越多。比如他的学术演讲，在20世纪30年代时，每场已涨到门票1元国币1张，还常是一票难求。更优厚的还有稿酬。1918年时的胡适为报纸刊物写文的酬劳就是“千字六银圆”。后来他写书的版税也是水涨船高，《胡适文存》初集前后11版收入版税1.4万多圆，二集印了5版，收入6400多圓。而参考胡适在民国时代的各类著作，就知上面的这些收入于他也只是冰山一角。
其实何止是教授们，在当时的出版报业，稿酬本身就很优厚。北洋时代，普通刊物的稿酬常见千字2～3块银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月薪都常在40元银圆以上。普通作家通常能拿到12%至20%的版税，名家的版税更在25%以上。
报纸同样是炙手可热的行业，1912年梁启超在天津办《庸言报》，以他自己自嘲说，当时每年的利润“仅仅是”五六万银圆。同时代的《申报》《时报》等报纸，主笔们的月薪都在200银圆以上，比当时民国教育部部员们的薪水高上数倍。只要能写，只要写得好，做文人是相当有“钱途”的工作。
当然，也并非所有文人都这么有“钱途”。倘若只是在报刊界做一个普通抄写员，薪水也就最多5块银圆，相比之下，简直天上地下。
【小学教师的艰难】
若论“天上地下”，更让人深省的还有民国教师的工资。
如果把以诸多名教授为代表的民国大学教师的待遇等同于所有民国教师的工资，那才结结实实摆了乌龙。
因为，即使以1946年的统计，当时中国包括教授在内的大学教师只有1.7万人，只占全国教师总人数的1.7%;另外还有10万多的中学教师;剩下的86万小学教师才是当时教师的主力军。
而相比于大学教师的高工资，中学教师的工资要逊色得多，但也相当于产业工人工资的四至六倍。那么，小学教师的待遇又如何呢？
还是回到1917年，以学者统计，在胡适初入北大那会，同时期的河北省，小学教师的最高月薪只有24元，乡村的小学教师月薪四五元都是常见现象。而在1916年的江苏宜兴，即使是小学校长，月薪也只有20元。
其实，与大学教授们一样，当时小学教师的工资也有法定标准。但执行起来，就是另一回事。比如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官方规定的小学教师最低标准是20元，最高可拿到60元。但1913年起，当地政府就使出了“折俸”把戏，公立小学教师的工资一般都只能发到八折，拖欠更成了常事。以至于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浙江绍兴等地的小学教师每月能拿到10元以上都算是“高薪”。
到了1927年后，杭州等大城市的小学教师倒是能拿到20元国币的月薪，但乡镇一级小学教师的待遇还是连年缩水，最低的月薪竟只有5元。参考民国消费水平，这样一点工资莫说“富足”，维持基本生活都难。以至于“劳一年之力，而所得不能糊一口者”。
浙江省尚且如此，其它地区更可以想象。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经过实地考察后，也为中国小学教师的待遇之惨，与大学教授差距之大，发出了声声叹息：按照欧洲大学教师与小学教师薪水之差，未超过1∶3或1∶4者。而中国则较大若十倍且超过此数。”
为何如此？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投入力度。1930年时，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2%不到。这么一点钱也大多投入到高校去。小学教育？基本就是县乡自筹。“最倒霉是小学教员”更是很多地方的民谣。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更一针见血指出，当时中国对于小学教育“实异常忽视”。
可是，支撑起一个国家教育根基乃至一个民族未来崛起的，却恰是小学教育。于是，也就有了后人难以理解的民国怪现象：一边是大学办得红红火火;另一边却是文盲率居高不下，农村文盲率高达90%。惨淡的小学教育成为了发展的桎梏。
比起部分人津津乐道的民国风情和无比艳羡的文人生活，这触目惊心的对比才有更实在的历史意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