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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明文废弃近百年了，也遭到过批判，但从没有彻底过，可以说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中国在文化科教卫生方面的真正改革，必须从对“科举制度”的抛弃开始。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要》中，讲到中日两国被列强刚入侵时，情况相差不多，甚至日本发愤图强要晚于中国，而日本很快就强盛起来，而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原因何在呢？他总结出四项，首推是“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柏杨先生全书的观点如何我不想作过多评价，仅就这一观点我是非常同意的。科举制度早在光绪年间就明令废止，但在人们思想上还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科举制度”的本质和现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始于隋代，明、清达到高峰。“科”是等级之意，“科举制度”通俗讲就是将读书人通过考试分为不同等级，选拔为各级政府的官员。
五十年代初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都可以定为干部，后来随着文化人的增多，七、八十年代非大专毕业生不能当干部。干部有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权力”，从而也有了可以获得固定的廉价粮油、免费医疗、退休保险等等的“权力”，同时也区别于工人，有了升迁的最基本条件。全国的干部是在统一工资标准下生活，都是按“级别”来获取薪金。而“级别”的评定最常见和公开的规则是与文化程度相联系，评定职称政策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职称原本应该是学术水平的鉴定，但它与获取和分配物质利益的权力“联姻”了，这不就是“科举”吗？科举制度明文废弃近百年了，也遭到过批判，但从没有彻底过，可以说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社会巨大的惯性使“科举”延续着，最近有些省市公开进行“考官”，并认为是改革的尝试，也得到了舆论的赞赏。同时，划分各种等级的考试多不胜举，这都说明在中国抛弃科举制度是多么艰难。
“科举制度”有进步作用吗？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打破了世袭贵族的一统天下，使平民有了晋级的可能，只是后来弊端太多。这个观点值得推敲。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历朝历代，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从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到清朝的开国皇帝哪个是科举出身呢？清王朝在没有接受科举制度之前是何等“威风”，而后来确定了科举制度后是庸才满朝，导致内忧外患不止。中国历史上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科举制度都保留了下来，也出现过几次相对稳定二、三百年的王朝，这可能说明对维护王朝的官僚制度起了一定作用，但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作用吗！？
柏杨先生把科举制度喻为阻碍中国前进的“暗礁”，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就不用说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看，凡是改革中问题最多的领域，莫不是“科举制度”最多的地方；改革最成功的部门，也是没有或是很少有“科举制度”的地方。农村相对来说“干部”较少，最早进行农村改革的人也并没有被封为“人才”，但农村经济的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相反，国家企事业和国家行政部门几乎囊括了所有通过考试而选拔出的“人才”，但改革就困难得多。
“科举制度”能选拔出人才吗?
“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是“考试”，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面的，靠几科考试是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
在现代，干部政策也从来都是强调“重视文凭，又不唯文凭论”，尤其在领导层更是如此。今天流传的民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现象，可见“科举”选出的“人才”并没有受到社会的认可。从科举出现以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历朝历代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学子又不知付出多少情感和精力，选拔出“人才”又不一定被重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圈”。每年的各类考试几乎将同龄人或同类人全都进行了“排队”，而又经常喊“选拔人才”的重要，感到人才的缺乏，这种制度选拔人才的效果如何可见一斑。
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极易产生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大量增加“冗员”，古代庞大的王朝官僚机构不用说了，今天庞大的干部队伍也早已经使政府机构和国企不堪重负，成了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二是在“官吏”选拔中滋生腐败，“科举制度”是为了清廉，而考试存在的缺陷，不可能依赖考试结果，这使得选拔“人才”的过程和制度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为腐败埋下伏笔。历代王朝时期不乏卖官鬻爵的现象，今天也时有耳闻。这都说明了“科举”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
“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对文化的危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
今天，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大学的学术研究部门，都受到职称制度的困扰。这大概也是近几十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个原因。职称评定结果是由行政管理者最终作出决定，而他们在学术上未必是优秀者，甚至可能是外行评价内行。而且学术的门类多之又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是不可能的。同时当今任何科研都是大家共同协作而完成的，而“职称评定”使广大知识分子陷于“级别”的争夺上，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
教育的目的简单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和青少年道德水准，使社会平稳的发展；二是使青少年掌握谋生的重要工具。但“科举”将教育结果用来作为划分“级别”的工具，和“权力”紧密联姻，严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本目的。以“名利”来诱之，如何使学子有高尚情操？围绕狭窄的考试来学习，无视文化的丰富多彩性，使教育脱离实际，如何得到真才实学？“科举”现象的存在，是应试教育的根源。这种状态的长期存在，培养了一大批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的“庸才”，值得教育界认真反省。
没有“科举制度”社会秩序会乱吗?
更多的人对“科举制度”的赞同是认为“考试”的相对公平性，认为取消统一高考将会出现“文革”时期的混乱和“走后门”盛行，会出现“权力”的滥用和轻视文化的现象。“文革”时期的确取消了高考，对“科举制度”和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批判。其实这些并不是文革的真正目的，也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讨论这些离本文太远，就此打住。只要略加研究，不难看出文革的结果是强化了“权力”对社会各方面的干预，有了实行“科举制度”更肥沃的土壤。
“文革”后恢复高考，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但可惜是没有注意剪断教育与“权力”的联系，不自觉地限制了中国高校的发展，使大批希望获得高等教育的青年受阻于校外。今天我们扩大高校招生，允许民营学校，但已经晚了二十多年。主张严格进行高考的理由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是“稀缺”的，但从没有认真思考为什么会“稀缺”？！而这正是“科举制度”顽固存在的结果。如果学校从来都是依社会的需求来发展的，还会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吗？
取消了统一的“级别”制度，“英雄”是要“慧眼”去识的，这是领导和人事部门的职责和工作，做不到这一点，只会靠“级别”去识别，是失职。
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科举制度”在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缺乏自信心，“科举制度”利用了这一点，反过来又助长了这一点。缺少自信心表现在认为“精神食粮”“价值”低，不相信能在社会中自立。文革中最强调的一点是知识分子离不开工农，只能依附于某个阶层。这个观点来源于“人必须吃饭才能生存”这一简单道理，但忘掉了这是一切动物的规律，是非“人”的。“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社会”更是“真理”。
在商品社会中，社会所需要的一切都很容易和“金钱”联姻，文化教育也不例外，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弱化“权力”的需要。作家靠“稿酬”生存，教师靠“课时费”生活……这才是今天正常的社会。大家都讲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基础是他能实现靠“卖文”而生活；文革时几乎全体知识分子投入其中，其基础是切断了“文化”与“钱”的联系，“文化”牢固掌握在“权力”手中。所以认清“科举制度”也是避免文革悲剧，使社会有一个正常的政治制度所需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方面是实现了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工业上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商业上是由民营零售商业占主流；而在文化科教卫生方面，将是对“科举制度”的抛弃。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要》中，讲到中日两国被列强刚入侵时，情况相差不多，甚至日本发愤图强要晚于中国，而日本很快就强盛起来，而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原因何在呢？他总结出四项，首推是“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柏杨先生全书的观点如何我不想作过多评价，仅就这一观点我是非常同意的。科举制度早在光绪年间就明令废止，但在人们思想上还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科举制度”的本质和现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始于隋代，明、清达到高峰。“科”是等级之意，“科举制度”通俗讲就是将读书人通过考试分为不同等级，选拔为各级政府的官员。
五十年代初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都可以定为干部，后来随着文化人的增多，七、八十年代非大专毕业生不能当干部。干部有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权力”，从而也有了可以获得固定的廉价粮油、免费医疗、退休保险等等的“权力”，同时也区别于工人，有了升迁的最基本条件。全国的干部是在统一工资标准下生活，都是按“级别”来获取薪金。而“级别”的评定最常见和公开的规则是与文化程度相联系，评定职称政策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职称原本应该是学术水平的鉴定，但它与获取和分配物质利益的权力“联姻”了，这不就是“科举”吗？科举制度明文废弃近百年了，也遭到过批判，但从没有彻底过，可以说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社会巨大的惯性使“科举”延续着，最近有些省市公开进行“考官”，并认为是改革的尝试，也得到了舆论的赞赏。同时，划分各种等级的考试多不胜举，这都说明在中国抛弃科举制度是多么艰难。
“科举制度”有进步作用吗？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打破了世袭贵族的一统天下，使平民有了晋级的可能，只是后来弊端太多。这个观点值得推敲。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历朝历代，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从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到清朝的开国皇帝哪个是科举出身呢？清王朝在没有接受科举制度之前是何等“威风”，而后来确定了科举制度后是庸才满朝，导致内忧外患不止。中国历史上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科举制度都保留了下来，也出现过几次相对稳定二、三百年的王朝，这可能说明对维护王朝的官僚制度起了一定作用，但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作用吗！？
柏杨先生把科举制度喻为阻碍中国前进的“暗礁”，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就不用说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看，凡是改革中问题最多的领域，莫不是“科举制度”最多的地方；改革最成功的部门，也是没有或是很少有“科举制度”的地方。农村相对来说“干部”较少，最早进行农村改革的人也并没有被封为“人才”，但农村经济的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相反，国家企事业和国家行政部门几乎囊括了所有通过考试而选拔出的“人才”，但改革就困难得多。
“科举制度”能选拔出人才吗?
“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是“考试”，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面的，靠几科考试是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
在现代，干部政策也从来都是强调“重视文凭，又不唯文凭论”，尤其在领导层更是如此。今天流传的民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现象，可见“科举”选出的“人才”并没有受到社会的认可。从科举出现以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历朝历代为此不知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学子又不知付出多少情感和精力，选拔出“人才”又不一定被重用，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圈”。每年的各类考试几乎将同龄人或同类人全都进行了“排队”，而又经常喊“选拔人才”的重要，感到人才的缺乏，这种制度选拔人才的效果如何可见一斑。
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极易产生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大量增加“冗员”，古代庞大的王朝官僚机构不用说了，今天庞大的干部队伍也早已经使政府机构和国企不堪重负，成了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二是在“官吏”选拔中滋生腐败，“科举制度”是为了清廉，而考试存在的缺陷，不可能依赖考试结果，这使得选拔“人才”的过程和制度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为腐败埋下伏笔。历代王朝时期不乏卖官鬻爵的现象，今天也时有耳闻。这都说明了“科举”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
“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科举”对文化的危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
今天，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大学的学术研究部门，都受到职称制度的困扰。这大概也是近几十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个原因。职称评定结果是由行政管理者最终作出决定，而他们在学术上未必是优秀者，甚至可能是外行评价内行。而且学术的门类多之又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是不可能的。同时当今任何科研都是大家共同协作而完成的，而“职称评定”使广大知识分子陷于“级别”的争夺上，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
教育的目的简单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和青少年道德水准，使社会平稳的发展；二是使青少年掌握谋生的重要工具。但“科举”将教育结果用来作为划分“级别”的工具，和“权力”紧密联姻，严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本目的。以“名利”来诱之，如何使学子有高尚情操？围绕狭窄的考试来学习，无视文化的丰富多彩性，使教育脱离实际，如何得到真才实学？“科举”现象的存在，是应试教育的根源。这种状态的长期存在，培养了一大批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的“庸才”，值得教育界认真反省。
没有“科举制度”社会秩序会乱吗?
更多的人对“科举制度”的赞同是认为“考试”的相对公平性，认为取消统一高考将会出现“文革”时期的混乱和“走后门”盛行，会出现“权力”的滥用和轻视文化的现象。“文革”时期的确取消了高考，对“科举制度”和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批判。其实这些并不是文革的真正目的，也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讨论这些离本文太远，就此打住。只要略加研究，不难看出文革的结果是强化了“权力”对社会各方面的干预，有了实行“科举制度”更肥沃的土壤。
“文革”后恢复高考，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但可惜是没有注意剪断教育与“权力”的联系，不自觉地限制了中国高校的发展，使大批希望获得高等教育的青年受阻于校外。今天我们扩大高校招生，允许民营学校，但已经晚了二十多年。主张严格进行高考的理由是在中国高等教育是“稀缺”的，但从没有认真思考为什么会“稀缺”？！而这正是“科举制度”顽固存在的结果。如果学校从来都是依社会的需求来发展的，还会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吗？
取消了统一的“级别”制度，“英雄”是要“慧眼”去识的，这是领导和人事部门的职责和工作，做不到这一点，只会靠“级别”去识别，是失职。
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科举制度”在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缺乏自信心，“科举制度”利用了这一点，反过来又助长了这一点。缺少自信心表现在认为“精神食粮”“价值”低，不相信能在社会中自立。文革中最强调的一点是知识分子离不开工农，只能依附于某个阶层。这个观点来源于“人必须吃饭才能生存”这一简单道理，但忘掉了这是一切动物的规律，是非“人”的。“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社会”更是“真理”。
在商品社会中，社会所需要的一切都很容易和“金钱”联姻，文化教育也不例外，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弱化“权力”的需要。作家靠“稿酬”生存，教师靠“课时费”生活……这才是今天正常的社会。大家都讲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基础是他能实现靠“卖文”而生活；文革时几乎全体知识分子投入其中，其基础是切断了“文化”与“钱”的联系，“文化”牢固掌握在“权力”手中。所以认清“科举制度”也是避免文革悲剧，使社会有一个正常的政治制度所需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方面是实现了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工业上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商业上是由民营零售商业占主流；而在文化科教卫生方面，将是对“科举制度”的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