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不只一次说到过自己“好古”。老彭何人，早已说不清楚，有说是老子和彭祖。但不管何人，一定都是有名的通古之士，孔子可与一比。抑或孔子更胜一些，不然何至垂垂老矣仍惋惜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当然，如此好古的孔子也就难逃守旧之名。
　　孔子好像真的守着一份“旧”。崇尚尧舜文武奠基的道德文化，推崇“郁郁乎文哉”的礼乐制度，还信念笃定，“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甚而对老理老乐都抱着一份虔诚，孔子显得与时尚格格不入。
　　孔子生活的时代虽然没有时尚的概念，但并不等于没有时尚。当某种从未有过的行为模式或与以往不同的生活元素在当下的社交领域或特定的社会阶层、族群中受人追捧而从者甚众时，也就是时而尚之了。这样的时尚孔子的时代当然有。只不过引领时尚的常常是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经济实力的王侯贵族。“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是那个时代打造时尚的特有模式。正因如此，孔子才对风行于上流社会的种种时尚甚为担忧，就像忧“三家者以《雍》彻”，忧“八佾舞于庭”，忧“季氏旅泰山”一样。
　　历史地看，春秋末期的时尚表现正是对周礼大张旗鼓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僭越。“是可忍孰不可忍”，“吾何以观之哉”。孔子不仅连连表达着他的忧虑和愤怒，也还担忧时尚浸润中的人心时变，并明确表示嫌恶。如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不喜欢出众的口才，不喜欢穿紫色的服装，不喜欢郑卫的音乐，就因为流行？这未免小题大做了吧。
　　事实上孔子恶紫的时候时尚元素远不如今天那么丰富多彩。《礼记·玉藻》记：“衣正色，裳闲色。”所谓正色，“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皆与尧舜及三代所尚五行之德有关。譬如尧以火德而王，尚黄色；舜以土德而王，尚青色等。可经年累月常穿一种颜色的服装任谁都会觉得单调而郁闷。于是一位率先强大起来的诸侯王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换一种颜色。《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
　　“上行下效，淫俗将成”。桓公一人所好，齐国上下满目皆紫，以致五匹生绢换不得一匹紫布，桓公自己也甚是担忧。《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先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现象。若是淑良贤君的仪容始终如一的话，庶民的心就会坚定有实。他的仪容没有差错就可端正天下之德。孔子说：“为上可望而知也。”所以，君子正身不能凭借身正不怕影斜一类的碎碎念，因为人君个人的审美喜好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衣服冠冕非小事，需受以礼文饰，以礼节制。
　　其实，孔子“恶紫”的时候，桓公早已作古，但桓公的偏好依旧是时尚。为此孔子不只是“恶”，且是深深地忧了。“朱，正色；紫，闲色之好者”。孔子之所以“恶”紫是因闲色的“紫”占据了正色“朱”的位置，自然也就无需站在时尚的立场考虑一成不变的“朱”是否给人带来审美疲劳，更不需计较养眼的“紫”能否给人带来审美愉悦。孔子只在乎人心是否端正。而端正君子之好就可以端正人心。孔子以为“服周之冕，乐则韶武”可以端正君子之好。
　　《韶》《武》是孔子极尽赞美和推崇的两部古乐。就音乐品质和思想内涵而言，“《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孔子的礼乐世界中，“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明帝德”，代表了天下可禅让的“大同”理想。《武》虽达不到最高理想境界，但也可代表小康理想。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样的道理并非人人能懂，而那样伟大的音乐也并非人人喜爱。魏文侯就曾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子夏聆听过孔子的教导，也就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下流行的新乐节奏强劲听来让人血脉贲张，心情激荡，自然兴奋无眠。就好比郑国的音乐，不从礼乐法度，虽新鲜刺激却会浸淫心志，卫国的音乐节奏劲爆会使人心志烦劳。这样的新乐纵使满足了耳目之欲，却没有修身齐家的道德内涵，终归“害于德”，这也就是孔子之所以说“郑声淫”的缘故。
　　动听的音乐不仅入耳还会走心。而且耳有同听，心有同悦。但相对于享于音乐的耳朵来说，心的愉悦则更为重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压根也没把音乐视作单纯的娱乐活动，相反倒是把音乐视作塑造仁德情感的重要途径。
　　与今人喜好口才以表现个人才能不同，孔子以安定天下的目标来看，“利口”与“覆邦家”存在密切关联。其因如孔安国所注说：“利口之人，多言少实，苟能说媚时君，倾覆国家。”韩非子批斥“八奸”时说得就更加明白，“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此之谓流行”。即孔子所谓“利口”。而一部《战国策》也多为实据，或如张仪，或如苏秦，他们巧舌如簧，天下也随之时而合纵时而连横，局势翻云覆雨。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