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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的污名化是过去几年各种思想界的讨论、各种文化观念的交锋庸俗化的结果。
把讨论转移到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上，就抹去了更重要的、牵扯到整个国家重大的社会分歧的讨论。
当大家还在争论中国社会是否具备生成公共知识分子的土壤、是否已经形成了具备足够公共性的知识分子群体时，突然之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公然撇清：“我不是公知”。近20年来国际知识界讨论很热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话题，颇具中国特色地被演绎并浓缩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贬义词—“公知”。
从社会的良心，到近乎骂人的“公知”，一种身份在中国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迁。有人说，“公知就是公共厕所”，也有人指责，公知就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还有人说，如果严格按照某杂志评选年度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定义来度量，那么中国几乎没有合格的公知。这三条定义是：“1.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2.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3.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种种喧嚣，背后是复杂纠葛的中国情景，附着着不同的价值判断的浮沫。撇开浮沫，回到知识分子这个母题，假如你被认定是知识分子，又或许你自认是知识分子的话，这个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今天的处境是怎样？有些什么必须秉承的伦理原则？你应该在社会上和不同的力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到底是“知识太多，公共太少”，还是“知识太少，公共太多”？凡此种种，皆需抽丝剥茧般的厘清和反省。
我们真的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吗？吊诡的是，要解析公知的困境，还需公知自己来举刀。梁文道、熊培云、许知远，三位70后，均为著名公知，且听他们对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当下遭遇的认知。
因为他是爱因斯坦
梁文道：一般讲知识分子的时候，它的意思总是有一些公共性。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是公共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定义了知识分子是可以靠思想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可以为思想而活的一群人。后来很多人都继续沿用和发展这句话更丰富的含义，他是指知识分子和从事什么职业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可以是作家、中学老师、大巴司机或者大学教授，这都不妨碍他当一个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在这里面更关键的是他是否为思想而活。所谓为思想而活是什么意思呢？另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学家鲍曼有一本书叫《立法者与阐述者》，他有一个阐述，知识分子除了为思想而活，还要关心正义的问题，关心审美的问题，关心真理的问题。
许知远：我很喜欢一位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写过一本书《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所有的东西被复制以后就失去了它的灵韵。像可口可乐、大众汽车等，现在到了一个电子时代，所有东西都能被复制，所以很多的名词都会失去它的灵韵，理想、道德、信念，所有的东西都已被复制，甚至包括鲁迅，因为每个学生都背过鲁迅，失去了它原有的含义，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一种新的含义。
熊培云： 我自己对这个词汇一开始是暧昧的，当有的人希望我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良知和理性的时候，我不说希望这样的界定，但无所谓，因为我乐见其成，并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推动这个所谓的文化建设。这是我的想法，没有公开拒绝。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如果这是一项荣誉，对我有点大，但在心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有媒体采访问我怎么看这个词，我说如果需要讲它的意义，我就分成三部分：公共性、知识性、承认你是一分子。公共性不用说，是对公共领域发生的事情要参与和介入，如果公共性更多考验你的心灵，知识性更多考验你的理性，介于其中是你的态度和立场的问题。有的人还是像以前有一个定势，觉得自己谈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是普世的真理，这样又自视过高，还是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不管你是否承认是精英，只要你愿意担当，就可以成为精英。我一直认为，有独立思考和担当的人就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但是在这个过程你也不要认为其他的人一无是处，只有你的观点是真正正确的。
梁文道：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关怀和他从事的工作未必有直接的关系。有当然好，表示你在某个领域是个大的学者，拥有某种专业的知识，这个知识带给你某种权威。当你关怀其他事的时候，这个权威可以成为别人重视你的武器。最好的例子是爱因斯坦，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后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战争期间有大量关于政治的看法，从很严格的政治学角度看，他的很多看法其实并不专业，甚至可以说是幼稚，但大家仍然会倾听他。我们或许可以不同意他说的话，但是你不能否认他尽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萨义德常常谈到知识分子始终应该保有一种业余者的状态，就是你在行业以外、职业以外对某种事物的爱好，这种爱好是可以很深的。前面说的法国社会学家的那本书也提到这点，和萨义德完全一样，他们都提到一个词“普世性”。这普世性不是中国言谈语境下所讲的普世价值，他讲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超出你那个领域或者你所处的单位和文化传统带给你的一套束缚，要有超出的欲望，对某种普世的东西有所追求，普世的东西或许就是普世的真理、正义或者审美。
要有眼力和脚力，不能落荒而逃
熊培云：很多人都在谈知识分子这个词，说读书人书生气太重，其实中国有很多非常美好的词，用着就变糟了。我认为书生气是一个好词，读书人没有书生气还有什么？我觉得读书人就应该有书生气，知识分子就应该有知识分子特殊的素质和精神风貌，因为这些才可以成为所谓的社会精英，才会自己瞧得起自己。所以，整体上说如果我对公共知识分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概括，最后还是要回到自身，以天下为己任，为自由而担责。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期许，更多回到自身尽可能多的做一些件事情，就像罗曼·罗兰说的竭尽所能。
许知远：余英时的文章讲，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处在中心的角色，他们管理一个国家，树立了道德标准，创造了知识，当然在一个专制系统他们常常创造权力，总而言之他们有一个道统。在十九世纪末，康梁这些知识分子是变革的中心，是绝对的主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具备自己内在的审美和传统的道德，但到了五四时，一代知识分子都丧失了信心，中国的传统在世界舞台上边缘化了。五四之后，随着军阀混战，现代党派兴起，言论和思想空间、知识分子蕴含的价值被党派的利益及其军事力量极度边缘化了。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不仅是政治和文化上被边缘，而且被迅速踩倒了。到了1980年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知识分子在变革中起到了某种作用，这个刚刚兴起的声音后来再度被摧毁。1997、1998年互联网运动席卷中国，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启蒙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过去启蒙是从五四开始谈罗素、杜威，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家觉得要谈硅谷，谈《连线》杂志，谈资本，谈新的数字文艺复兴带来的转变。我们心存幻想，觉得按照这样的模式下去，可以越来越健康地生活，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改变中国。但是没有发生。
熊培云：面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民众也是非常势利，他们更多只认同自己需要的观点，我原来在文章中也谈到比较荒谬的事情，早上你表达了一个观点，符合很多网民的意见，早上你被封为民族的脊梁，是勇敢的人，你早上觉得自己还不错，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中午你吃了一顿饭，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发表了另外的观点，就像我在药家鑫案中发表了其他的观点，我在随后的那些天成为了罪人一样，很多人排队要去杀我，因为我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但后来很多人还是回心转意了，觉得杀了药家鑫以后社会也不会变得多么的安全。这之前之后的我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就是中午吃了饭，突然就从国家的脊梁变成了国家的败类。
这个时候你个人要坚持什么，想表达什么？我一直强调就需要有你的眼力和脚力，你真的在努力看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有什么样的危险，另外你在具体表达的时候需要有脚力，你不能因为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你就不能坚持，或者说落荒而逃，拂袖而去。这个时候如果回到刚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不管是它的公共性还是知识性，还是它的所谓的一分子，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一个词，就是独立性，你是否能够真正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了
熊培云：过去这些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变得流行，很多领域和很多人就一些具体的话题展开讨论，形成了一股声势。在最开始也的确能够形成一些压力。但是自去年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了，只要你在网上发言，就说你是公知或母知。这是我一开始不愿意被贴上标签的原因，贴上这个标签，很多时候那个意义你没有办法控制。因为很多人用一个所谓的群体的概念来概括你，最后那个群体中因为某一个人被毁掉，也会殃及你，这使我不愿意归属于某一个团体或者标签，我更多代表自己，我有什么样的观点，我独立地表达出来，不管我是愤怒、哀伤、喜悦还是带着希望的，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原来有一句很个人主义的话，要么成为我自己，要么一无所成。
梁文道：今天对公知的污名化，有时候可以很粗糙，有时候可以很精致。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双方不同意见的人都首先承认，大家都是公知。这不是公知是不是坏人的问题，而是这里面有两种不同立场的公知，大家应该把立场背后的工具和理由拿出来大家讨论。
但是我们迅速把讨论转移到对这群人人格上的讨论，就抹去了刚才我认为的更重要的牵扯到整个国家重大的社会分歧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在学术界，从出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裂就存在，只是现在进入到大众舆论，变成了这样的东西，其实这是某种政治讨论庸俗化的结果。
在中国尤其是微博为主的网络舆论场里，由于严肃的政治讨论很难在微博上展开，所以，我们更倾向于用一种很简洁、粗糙的语言来总结，不要说政治讨论，就连一般的交流我都觉得在微博上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公知的污名化在我看来是过去几年各种思想界的讨论、各种文化观念的交锋庸俗化的结果。
今天我不是要为公知正名，不是说公知多有良心，而是说这样的随便骂战不利于一个健康讨论的气氛和环境。当然我这样一个呼吁恐怕改变不了什么，因为时代也许就是这样。但如果真的是知识分子的话，他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呼吁和关心。知识分子，刚才知远兄提到了一些庸俗化的问题，平庸的状况，廉价的掌声和呼声等等，我想今天让很多人在反省，但不好意思说出来，其实这个问题就是精英知识分子对庸俗大众的投降。
许知远：过去这些年的转变，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迅速瓦解，本来这些人应该有相似的主张，对社会政治有类似的判断和信念，彼此坚持，他们可以争吵，但是对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一个相互支持和相互理解的范畴，一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之前大家还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是瓦解了。不管你坚持左的立场还是右的立场，知识分子在表达时丧失了语言和思想的自尊，争先恐后地向大众最边缘的语言同化。当一个群体在社会中觉得自己被边缘以后，他们经常选择沉默，沉默就变成了流亡。
梁文道： 《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这本书里就认为整个当代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向大众投降，按中国话讲，要接地气、要了解老百姓讲什么，用他们的语言说话。如果大学教授总在想办法用草民的语言说话，这当然是很接地气的表现，但原来给你的一种严格的训练、知识品质的素养做什么？这和一般的精英主义不一样，精英主义认为要在精英和大众之间隔出围栏，但是后来认为不能，要向下层开放，图书馆要放开，但是那背后还有一些想法，有些东西是世界上有品质的东西，这个有品质的东西应该是全民共享的。今天的情况是精英分子放弃了有品质的追求，我们一起来拥抱大众，一起用大众的语言来说话。
这个情况在我看来挺可悲的，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时代，精英被污名化，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我觉得，一个人要认定自己的立场，是为了承担这个身份所给你的压力和责任，这种责任和压力不是让你抛弃草根大众和人民，你当然要关怀整个社会，影响所有的人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还要为思想而活，思想是要讲品质的，思想的讨论和发掘是应该有严格的方法来要求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和严肃的。
熊培云：在所谓公共领域的争论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文道跟我说，他在香港的时候，有人把他当做左派，因为他谈公正比较多，到大陆来又是被当做右派，因为谈自由比较多。大陆真正意义上的左派不是很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左派都是国家主义者。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它是有右派也有左派，它是有人强调公正，有人强调自由，这是一个社会的正常问题。如果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谈论公正，当公正受到侵犯的时候，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出来说，当自由受到侵犯的时候，不管右派和左派都出来，这才是非常好的状态。
但是大家在网上看到非常多的对立。如果只是辩论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好的事情是两方不是为了探讨问题，而是为了征服，我持有这个观点你必须要信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要用暴力的手段，有的是通过话语暴力。很多人打得死去活来，不会为共识抗争，而是为分歧而争斗。这也是公共领域中很多言论变得没有意义的原因。
梁文道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香港著名文化人、作家、传媒人，曾入选《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作品有《弱水三千 梁文道书话》、《常识》等。
熊培云 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及社论作者，两次入选世纪中国网友“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有《思想国：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
许知远 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作家、媒体人。已出版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
把讨论转移到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上，就抹去了更重要的、牵扯到整个国家重大的社会分歧的讨论。
当大家还在争论中国社会是否具备生成公共知识分子的土壤、是否已经形成了具备足够公共性的知识分子群体时，突然之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公然撇清：“我不是公知”。近20年来国际知识界讨论很热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话题，颇具中国特色地被演绎并浓缩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贬义词—“公知”。
从社会的良心，到近乎骂人的“公知”，一种身份在中国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迁。有人说，“公知就是公共厕所”，也有人指责，公知就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还有人说，如果严格按照某杂志评选年度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定义来度量，那么中国几乎没有合格的公知。这三条定义是：“1.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2.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3.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种种喧嚣，背后是复杂纠葛的中国情景，附着着不同的价值判断的浮沫。撇开浮沫，回到知识分子这个母题，假如你被认定是知识分子，又或许你自认是知识分子的话，这个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今天的处境是怎样？有些什么必须秉承的伦理原则？你应该在社会上和不同的力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到底是“知识太多，公共太少”，还是“知识太少，公共太多”？凡此种种，皆需抽丝剥茧般的厘清和反省。
我们真的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吗？吊诡的是，要解析公知的困境，还需公知自己来举刀。梁文道、熊培云、许知远，三位70后，均为著名公知，且听他们对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当下遭遇的认知。
因为他是爱因斯坦
梁文道：一般讲知识分子的时候，它的意思总是有一些公共性。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是公共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定义了知识分子是可以靠思想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可以为思想而活的一群人。后来很多人都继续沿用和发展这句话更丰富的含义，他是指知识分子和从事什么职业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可以是作家、中学老师、大巴司机或者大学教授，这都不妨碍他当一个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在这里面更关键的是他是否为思想而活。所谓为思想而活是什么意思呢？另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学家鲍曼有一本书叫《立法者与阐述者》，他有一个阐述，知识分子除了为思想而活，还要关心正义的问题，关心审美的问题，关心真理的问题。
许知远：我很喜欢一位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写过一本书《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所有的东西被复制以后就失去了它的灵韵。像可口可乐、大众汽车等，现在到了一个电子时代，所有东西都能被复制，所以很多的名词都会失去它的灵韵，理想、道德、信念，所有的东西都已被复制，甚至包括鲁迅，因为每个学生都背过鲁迅，失去了它原有的含义，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一种新的含义。
熊培云： 我自己对这个词汇一开始是暧昧的，当有的人希望我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的良知和理性的时候，我不说希望这样的界定，但无所谓，因为我乐见其成，并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推动这个所谓的文化建设。这是我的想法，没有公开拒绝。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如果这是一项荣誉，对我有点大，但在心里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有媒体采访问我怎么看这个词，我说如果需要讲它的意义，我就分成三部分：公共性、知识性、承认你是一分子。公共性不用说，是对公共领域发生的事情要参与和介入，如果公共性更多考验你的心灵，知识性更多考验你的理性，介于其中是你的态度和立场的问题。有的人还是像以前有一个定势，觉得自己谈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是普世的真理，这样又自视过高，还是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不管你是否承认是精英，只要你愿意担当，就可以成为精英。我一直认为，有独立思考和担当的人就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但是在这个过程你也不要认为其他的人一无是处，只有你的观点是真正正确的。
梁文道：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关怀和他从事的工作未必有直接的关系。有当然好，表示你在某个领域是个大的学者，拥有某种专业的知识，这个知识带给你某种权威。当你关怀其他事的时候，这个权威可以成为别人重视你的武器。最好的例子是爱因斯坦，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后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战争期间有大量关于政治的看法，从很严格的政治学角度看，他的很多看法其实并不专业，甚至可以说是幼稚，但大家仍然会倾听他。我们或许可以不同意他说的话，但是你不能否认他尽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萨义德常常谈到知识分子始终应该保有一种业余者的状态，就是你在行业以外、职业以外对某种事物的爱好，这种爱好是可以很深的。前面说的法国社会学家的那本书也提到这点，和萨义德完全一样，他们都提到一个词“普世性”。这普世性不是中国言谈语境下所讲的普世价值，他讲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超出你那个领域或者你所处的单位和文化传统带给你的一套束缚，要有超出的欲望，对某种普世的东西有所追求，普世的东西或许就是普世的真理、正义或者审美。
要有眼力和脚力，不能落荒而逃
熊培云：很多人都在谈知识分子这个词，说读书人书生气太重，其实中国有很多非常美好的词，用着就变糟了。我认为书生气是一个好词，读书人没有书生气还有什么？我觉得读书人就应该有书生气，知识分子就应该有知识分子特殊的素质和精神风貌，因为这些才可以成为所谓的社会精英，才会自己瞧得起自己。所以，整体上说如果我对公共知识分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概括，最后还是要回到自身，以天下为己任，为自由而担责。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期许，更多回到自身尽可能多的做一些件事情，就像罗曼·罗兰说的竭尽所能。
许知远：余英时的文章讲，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处在中心的角色，他们管理一个国家，树立了道德标准，创造了知识，当然在一个专制系统他们常常创造权力，总而言之他们有一个道统。在十九世纪末，康梁这些知识分子是变革的中心，是绝对的主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具备自己内在的审美和传统的道德，但到了五四时，一代知识分子都丧失了信心，中国的传统在世界舞台上边缘化了。五四之后，随着军阀混战，现代党派兴起，言论和思想空间、知识分子蕴含的价值被党派的利益及其军事力量极度边缘化了。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不仅是政治和文化上被边缘，而且被迅速踩倒了。到了1980年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知识分子在变革中起到了某种作用，这个刚刚兴起的声音后来再度被摧毁。1997、1998年互联网运动席卷中国，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启蒙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过去启蒙是从五四开始谈罗素、杜威，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家觉得要谈硅谷，谈《连线》杂志，谈资本，谈新的数字文艺复兴带来的转变。我们心存幻想，觉得按照这样的模式下去，可以越来越健康地生活，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改变中国。但是没有发生。
熊培云：面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民众也是非常势利，他们更多只认同自己需要的观点，我原来在文章中也谈到比较荒谬的事情，早上你表达了一个观点，符合很多网民的意见，早上你被封为民族的脊梁，是勇敢的人，你早上觉得自己还不错，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中午你吃了一顿饭，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发表了另外的观点，就像我在药家鑫案中发表了其他的观点，我在随后的那些天成为了罪人一样，很多人排队要去杀我，因为我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但后来很多人还是回心转意了，觉得杀了药家鑫以后社会也不会变得多么的安全。这之前之后的我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就是中午吃了饭，突然就从国家的脊梁变成了国家的败类。
这个时候你个人要坚持什么，想表达什么？我一直强调就需要有你的眼力和脚力，你真的在努力看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有什么样的危险，另外你在具体表达的时候需要有脚力，你不能因为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你就不能坚持，或者说落荒而逃，拂袖而去。这个时候如果回到刚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不管是它的公共性还是知识性，还是它的所谓的一分子，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一个词，就是独立性，你是否能够真正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了
熊培云：过去这些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变得流行，很多领域和很多人就一些具体的话题展开讨论，形成了一股声势。在最开始也的确能够形成一些压力。但是自去年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了，只要你在网上发言，就说你是公知或母知。这是我一开始不愿意被贴上标签的原因，贴上这个标签，很多时候那个意义你没有办法控制。因为很多人用一个所谓的群体的概念来概括你，最后那个群体中因为某一个人被毁掉，也会殃及你，这使我不愿意归属于某一个团体或者标签，我更多代表自己，我有什么样的观点，我独立地表达出来，不管我是愤怒、哀伤、喜悦还是带着希望的，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原来有一句很个人主义的话，要么成为我自己，要么一无所成。
梁文道：今天对公知的污名化，有时候可以很粗糙，有时候可以很精致。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双方不同意见的人都首先承认，大家都是公知。这不是公知是不是坏人的问题，而是这里面有两种不同立场的公知，大家应该把立场背后的工具和理由拿出来大家讨论。
但是我们迅速把讨论转移到对这群人人格上的讨论，就抹去了刚才我认为的更重要的牵扯到整个国家重大的社会分歧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在学术界，从出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裂就存在，只是现在进入到大众舆论，变成了这样的东西，其实这是某种政治讨论庸俗化的结果。
在中国尤其是微博为主的网络舆论场里，由于严肃的政治讨论很难在微博上展开，所以，我们更倾向于用一种很简洁、粗糙的语言来总结，不要说政治讨论，就连一般的交流我都觉得在微博上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公知的污名化在我看来是过去几年各种思想界的讨论、各种文化观念的交锋庸俗化的结果。
今天我不是要为公知正名，不是说公知多有良心，而是说这样的随便骂战不利于一个健康讨论的气氛和环境。当然我这样一个呼吁恐怕改变不了什么，因为时代也许就是这样。但如果真的是知识分子的话，他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呼吁和关心。知识分子，刚才知远兄提到了一些庸俗化的问题，平庸的状况，廉价的掌声和呼声等等，我想今天让很多人在反省，但不好意思说出来，其实这个问题就是精英知识分子对庸俗大众的投降。
许知远：过去这些年的转变，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迅速瓦解，本来这些人应该有相似的主张，对社会政治有类似的判断和信念，彼此坚持，他们可以争吵，但是对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一个相互支持和相互理解的范畴，一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之前大家还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是瓦解了。不管你坚持左的立场还是右的立场，知识分子在表达时丧失了语言和思想的自尊，争先恐后地向大众最边缘的语言同化。当一个群体在社会中觉得自己被边缘以后，他们经常选择沉默，沉默就变成了流亡。
梁文道： 《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这本书里就认为整个当代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向大众投降，按中国话讲，要接地气、要了解老百姓讲什么，用他们的语言说话。如果大学教授总在想办法用草民的语言说话，这当然是很接地气的表现，但原来给你的一种严格的训练、知识品质的素养做什么？这和一般的精英主义不一样，精英主义认为要在精英和大众之间隔出围栏，但是后来认为不能，要向下层开放，图书馆要放开，但是那背后还有一些想法，有些东西是世界上有品质的东西，这个有品质的东西应该是全民共享的。今天的情况是精英分子放弃了有品质的追求，我们一起来拥抱大众，一起用大众的语言来说话。
这个情况在我看来挺可悲的，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时代，精英被污名化，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但我觉得，一个人要认定自己的立场，是为了承担这个身份所给你的压力和责任，这种责任和压力不是让你抛弃草根大众和人民，你当然要关怀整个社会，影响所有的人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还要为思想而活，思想是要讲品质的，思想的讨论和发掘是应该有严格的方法来要求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和严肃的。
熊培云：在所谓公共领域的争论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文道跟我说，他在香港的时候，有人把他当做左派，因为他谈公正比较多，到大陆来又是被当做右派，因为谈自由比较多。大陆真正意义上的左派不是很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左派都是国家主义者。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它是有右派也有左派，它是有人强调公正，有人强调自由，这是一个社会的正常问题。如果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谈论公正，当公正受到侵犯的时候，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出来说，当自由受到侵犯的时候，不管右派和左派都出来，这才是非常好的状态。
但是大家在网上看到非常多的对立。如果只是辩论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好的事情是两方不是为了探讨问题，而是为了征服，我持有这个观点你必须要信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要用暴力的手段，有的是通过话语暴力。很多人打得死去活来，不会为共识抗争，而是为分歧而争斗。这也是公共领域中很多言论变得没有意义的原因。
梁文道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香港著名文化人、作家、传媒人，曾入选《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作品有《弱水三千 梁文道书话》、《常识》等。
熊培云 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及社论作者，两次入选世纪中国网友“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有《思想国：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
许知远 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作家、媒体人。已出版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