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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日战争》因其别具一格的书名、丰富的图表资料、600多页的规模、成书于日本、初版于香港等,十分吸引眼球。但以专业历史研究的标准衡量,此书离严谨的历史研究著作尚有距离。
大量原始的日方图表资料的引用本是此书的最大亮点,比如,清俘的审讯笔录、日清将领的来往信函、日军战况报告书、清国密电集、各种统计表格等,但可惜大多数引用都没有清楚地标明出处。
全书行文叙事风格也不统一,有的地方是不厌其烦的数据罗列,有的地方则有如小说家言。比如,春帆楼谈判中李鸿章与伊滕博文等人的交谈,一来一往,显系实录,但引文前后没有说明出处,与作者本人的叙述囫囵一体,相当的不专业。让人在阅读过程中,经常心生疑虑:可信吗?出处何在?
这种以资料搜集取胜的专题性著作,注明资料出处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十分必要且重要,但此书只在篇末笼统罗列了“参考与引用文献”了事,令资料搜集之功大打折扣,更令其学术价值大为降低。
如果说这是一部资料汇编,又有太多无根的编年叙事,不仅繁复,而且缠夹着主观臆见;如果是史论性专著,却缺乏整体性问题的提出、历史细部的辨难、理论逻辑的贯穿和个人创见的呈现,因此,《清日战争》更像是一部资料杂编及编后札记。
其中叙事,如:“亲日派蠢蠢欲动”、“大鸟终于露出战争狂人的真面目”、“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等,都不是学术用语。“朝鲜战役后,各国从军武官述评清军‘作为远东大国的国家军队,显然不具备近代军队的素质。’”类似结论更难以令人信服—“各国从军武官”是谁?既然是“各国”,显然不只一人,如何发出如此一致的述评?
有趣的是,作者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后来迁居日本,字里行间有时可见其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这不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历史学家可以有民族感情,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不应该被狭隘的民族感情所影响。
《清日战争》的厚而不重,也许是因为野心太大,可以说它以一书的篇幅涵括了三书的内容:1.一本专门汇总原始图表文献档案资料的资料专集;2.一本基于原始文献资料的战争编年史著;3.一本基于原始文献资料和其他相关史料的专题论著。
如果成书,前两本应该是史料汇集,后一本可以是在史料基础上的专题论著。《清日战争》一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历史真实性和复杂性,是许多此类书一向缺乏的,因此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其实很值得做细致的专题讨论。比如,朝贡体系的建构与瓦解、中日朝三国的关系互动、东亚民族心理、政治关系与战争行为,等等。
也许是因为工程师的出身,作者对数据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本来是有益的,但过分囿于数据则难免流于琐碎,加上缺乏系统的历史研究训练,其论其文于大历史感方面有所欠缺,可能这也是《清日战争》一书不重视标注引文出处的原因?
大量原始的日方图表资料的引用本是此书的最大亮点,比如,清俘的审讯笔录、日清将领的来往信函、日军战况报告书、清国密电集、各种统计表格等,但可惜大多数引用都没有清楚地标明出处。
全书行文叙事风格也不统一,有的地方是不厌其烦的数据罗列,有的地方则有如小说家言。比如,春帆楼谈判中李鸿章与伊滕博文等人的交谈,一来一往,显系实录,但引文前后没有说明出处,与作者本人的叙述囫囵一体,相当的不专业。让人在阅读过程中,经常心生疑虑:可信吗?出处何在?
这种以资料搜集取胜的专题性著作,注明资料出处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十分必要且重要,但此书只在篇末笼统罗列了“参考与引用文献”了事,令资料搜集之功大打折扣,更令其学术价值大为降低。
如果说这是一部资料汇编,又有太多无根的编年叙事,不仅繁复,而且缠夹着主观臆见;如果是史论性专著,却缺乏整体性问题的提出、历史细部的辨难、理论逻辑的贯穿和个人创见的呈现,因此,《清日战争》更像是一部资料杂编及编后札记。
其中叙事,如:“亲日派蠢蠢欲动”、“大鸟终于露出战争狂人的真面目”、“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等,都不是学术用语。“朝鲜战役后,各国从军武官述评清军‘作为远东大国的国家军队,显然不具备近代军队的素质。’”类似结论更难以令人信服—“各国从军武官”是谁?既然是“各国”,显然不只一人,如何发出如此一致的述评?
有趣的是,作者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后来迁居日本,字里行间有时可见其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这不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历史学家可以有民族感情,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不应该被狭隘的民族感情所影响。
《清日战争》的厚而不重,也许是因为野心太大,可以说它以一书的篇幅涵括了三书的内容:1.一本专门汇总原始图表文献档案资料的资料专集;2.一本基于原始文献资料的战争编年史著;3.一本基于原始文献资料和其他相关史料的专题论著。
如果成书,前两本应该是史料汇集,后一本可以是在史料基础上的专题论著。《清日战争》一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历史真实性和复杂性,是许多此类书一向缺乏的,因此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其实很值得做细致的专题讨论。比如,朝贡体系的建构与瓦解、中日朝三国的关系互动、东亚民族心理、政治关系与战争行为,等等。
也许是因为工程师的出身,作者对数据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本来是有益的,但过分囿于数据则难免流于琐碎,加上缺乏系统的历史研究训练,其论其文于大历史感方面有所欠缺,可能这也是《清日战争》一书不重视标注引文出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