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剑斌是湖南郴州人，我出生在东北，在广东韶关乳源县长大，因此我们算是邻居。第一次和彭剑斌见面是在广州，十几年前，地点在怡乐路的博尔赫斯书店（已搬迁）。初步印象是觉得这个人心事重，不爱说话，有点羞涩，跟人说话就看别处，时不时推一下眼镜，喉音和鼻音混成一团。虽然其貌不扬（希望他别介意），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穿衣打扮也普通，整体气质跟他的业务员身份可谓高度一致，但他身上有股肉头肉脑的可爱劲，让人觉得亲切。
　　当时，我初涉小说，对文学毫无头绪，但他已经是个成熟老练的小说作者了。那时候，我也见过不少小说作者，他们大多都有些文学的气质，风格各异而已，但彭剑斌让我感觉这人不像个小说作者。第一印象是，这人看着和写小说扯不上关系。当然，我从没对他说起过。后来仔细琢磨琢磨，想通了一点，小说作者嘛，最好别脱离自己现有的生活，以此来保证小说不脱离生活，方为上策，虽然并不是绝对的。
　　彭剑斌厉害就厉害在，他的小说，他的语言，从未脱离生活，两者总能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有意为之，还是天赋使然，我至今也没搞清楚，不过，一个高度自觉的小说作者，肯定是两者兼具的。第一次读他的作品是在某文学网站上，当时，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的网名（不记得是哪篇小说了），鳜膛弃，这三个字单拿出来看都认识，可放在一起之后，感觉一个不认识了。随着对他作品阅读的增多，以及和他本人建立起友谊之后，我慢慢有了个更深的感悟：彭剑斌不仅未脱离生活，甚至潜入了生活的里面。
　　成为熟知的朋友之后，彭剑斌一点一点地进入了我的生活。当然，是文学生活。他产出稳定，语言成熟，而且已有了相应的知名度，无论哪个方面看，彭剑斌在当时都甩我几条街，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不仅如此，他还对句子有着独到的见解。句子，作为小说的一项根本性技艺，这个观念，离不开彭剑斌对我的启发。有一年初冬，他出差来广州（也可能是来找工作），和我一起在城中村里合租过一小段时间。在我眼里，他是名副其实的优秀小说作者，而我连一篇正经的小说都拿不出手，不过，共处一室时，我总是禁不住把新写的片段读给他听，以至于他到现在也以为朗读自己的片段是我一个习惯呢。
　　拉近我们俩关系的，除了对小说的共同热爱，更多的是生活的艰辛。不能否认，像我们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文学写作者，现实的压力是成倍的。离开广州之后，他游荡在中国西南小县城之间，跑遍了夹在大山里的公路，推销那些我至今也说不出名字的各式小商品。期间，我在大都市广州朝九晚五地上班，频繁换工作，从这个城中村搬到那个城中村。
　　忘记了是哪一年，彭剑斌结束了业务员的生活，重回广州，在怡乐路租了一间像厂房的老房子。房子在二楼（只有两层），地面没地板——水泥的，四周也是水泥色的，总之，感觉像个水泥洞。那段时间，我和另两位小说作者天天来这做客，聊天，打边炉，逗猫，打扑克，打麻將……彭剑斌乐呵呵地陪我们玩，没见他愁过，永远乐呵呵的。相识这么久，其实，那个水泥洞里的彭剑斌是让我最动容的。
　　在广州，我们有过“同居”的时光。因为已想不起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就用A城中村来替代吧。在A城中村，房子很小，没有光，一室一厅，客厅要放行李、书架、书桌、衣服等等，卧室更小，只能睡上下铺。他睡上铺，我睡下铺。我找到一份新工作，继续朝九晚五;他在暗无天日的村屋里看书和写作，还要提前做好晚饭等我回来一起吃。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看电视剧《三国演义》，然后模仿台词，你唤我一句兄长，我唤你一句奉先……可喜的是，那段时间，经过千辛万苦，他终于出版了第一本书，小说集《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还能拿到一笔版税，一笔能让我们幸福一小下的款子，我羡慕得不行。《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里的作品我之前都看过，篇篇喜爱，极为着迷《角色》和《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认为他天赋异禀，无人能及。同时，也突然发现，我并不了解彭剑斌，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客观成绩，通过《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一下子摆到我眼跟前，像是天外来物。
　　如果没记错的话，版税用完之后，他找了份体力活的差事。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惊，第一个念头是，小说作者难道离体力活就这么近吗？这个社会怎么回事？我们的命运就没一点支撑吗？可有什么办法呢？更不幸的是，听说他的劳动工具被偷了两次。再后来，他搬到了广州和佛山的交界处，一个昏暗但宽敞的城中村，房租不到三百，因为他再次失业了。正巧，我的新住处（当然是城中村）离他不远，很自然地走动了起来。生活的艰辛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有些片段还依稀记得：他来我家，我给他看新写的小说，看国产电视剧，我准备吊个沙袋;我去他家，他给我做湖南菜，一条香喷喷的鱼，喝劲酒……现在回想这些快乐的碎片，松散的小光亮，除了微弱但会心的幸福之外，则是依然清晰的混懵、沉重、绝望和无力，这是尘世的代价，必须要承担和化解，过去是，现在也如此。
　　大概是2013年，他离开了广州，回到长沙，做起媒体编辑。我当时很难过。因为，我算是目睹了他在这个城市的挫败，无声的、灰暗的、稀碎的、毫无波折的挫败。至今，一想起这位优秀的且和我密切相关的小说作者，为了生计，被迫去做体力活，我心里就难过。三年之后，我也离开了广州，回到我的原点——遥远的东北。
　　就像我说的，我并不了解彭剑斌，同样，他也不怎么了解我，我们的心灵生活并不交集，私生活上也是各顾各的，把我们两个人连接起来的是尘世的重量。然而，还有一点是共通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写小说这项劳动和各自的精神力量在承担和化解尘世的重量，以此造就了不一样的命运轨迹。
　　我的轨迹颇为顿挫，对写小说这个事几度要放弃，对生活了然无望，对自己也充满了厌恶。在生活和命运的辛苦中，我们虽然都不服气，可在写作的行动上是截然相反的：我从里到外都不服，就是不服，但因为能力有限，怎么使劲也无法突破瓶颈，导致自己陷入长期的黑暗;而彭剑斌呢，似乎在心灵深处，某个地方，他选择了服气，默默地承受起孤独的凄凉，但选择服气和认命绝不是认怂，绝不是懦弱，而是要远离那些看似高尚却无知的自负，避免才能被它损害。 　　独属于自己的光明，似乎永不泯灭，指引着他持续地写。
　　写作上，彭剑斌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他好像有一种才能：把生存的感受，用平凡的句子挥发成让读者认可但又独属于彭剑斌的微妙境遇。当他的天赋落实在小说文本上，温和、舒展且精确的句子便徐徐铺展开来，穿过眼睛，蔓延进心灵深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时间消失了，思想也消失了，语言稀释出幻觉般的效力。与此同时，劳动的艰辛性，在语言的这种效力发挥作用时，顺着句子的走向，化为积极的养分，流入虚无，他自己及读者借此流逝，也不见了踪迹。在他的语言里，虚无宛如切手可得的事物，且如此精致和纯熟，曾使我惊异不已。
　　在文学世界里，他似乎有意（或者是嗜好）要化解“意义”，试图把外界的客观事物纳入心灵漩涡，溶解消化，转为一种没有存在的且又不容置疑的永恒的嗡鸣。当然，这个过程是无声的，是无声的劳作。我信任和羡慕这种劳作，因为它呈现的虚无是如此地纯粹，可以说，虚无在彭剑斌的句子里现身，与句子融为一体。
　　在我对当代汉语文学有限的认知里，虚无作为一项人类的永恒主题，大多作者及文本是从侧面进入和展现的，因为它通常被定义为负面的存在，这便为它预设了主题性，或者說，为直达虚无设置了障碍。在消除障碍时，客体世界中那顽固和强劲的机体组织，会极大地消损语言的品质，难以抵达虚无。其实说到底，当代汉语还不具备“把虚无锻造为本源”的整体能力。然而，彭剑斌似乎至少在认知上，在心得上，或者说，在天赋般的生存感受上，是与虚无切近的，附身的，他似乎感受得到虚无的温度。我想，这或许就是彭剑斌能在句子里谦卑至无我的深层原因。
　　2019年夏天，我们在长沙见面了。他没老（我就老了不少），但沉静了许多。这几年，他结婚生子，经营着生活，也没放弃写作。当然，他的焦虑也是明显的，单独闲聊时，总有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火车行进的样子，像许多灾难来临的脚步”，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他写的这个句子。他后来说想师法美国文学，我第一反应是《白鲸》，第二反应是卡佛，然后就犹豫了一下。不管接下来我为此说过什么，价值都不大，在语言的造诣上，彭剑斌是极为优秀的，至于师法何家，他自然也能掌控得好。这次见面，我其实很想对他说出两个秘密：或许是我有点自作多情，但他在广州遭受的挫败，那最后一点希望的断裂，那一声不吭的心灰意冷，我也感受到了，而且至今遗留在我的心里;2016年冬天，在沈阳，阔别了二十几年的大雪从天而降，突然想起《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那个人，用树枝捅进雪堆，树枝的弹力震动了手心……当时，雪的奥秘，一定被彭剑斌抓在了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