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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女士差矣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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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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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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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向来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国际问题。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上，在一些重要领域，中国虽然享有一个大国的地位，但是在另一些尚未受到重视的领域，似乎又很难与大国地位相称。总体看，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面临着严峻的长期挑战。因此，需要高度重视研究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本文从理解中国的地缘政治特征、中国力量的特点与结构入手，分析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及其趋势，提出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上追求国家地位的迫切问题。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及批判理论（广义的）三大流派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不同态度，决定了其不同的理论建构。本文通过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基本预设、分析方法及理论视角的质疑和建议，试图从理论上突破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缺陷。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侵略战争的爆发表明，具有特定内涵的“后冷战”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诚然，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继续向纵深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但对中国来说安全环境并不乐观，中国正面临九个方面的严峻的战略性挑战。
作者对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学术“失范”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呼吁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应该尽快的走上规范的研究轨道；关于研究方向，作者的个人观点是，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经济的作用、国际制度与中国以及国际关系思想史等，是中国学者值得去做而且可望取得突破的几个领域。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地区主义“回归”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本文首先提出了“地区性”的概念，并分析了地区性的五个层次，即地区区域、地区复合体、地区社会、地区共同体和地区国家，然后讨论了地区性与安全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最后描绘了新地区主义研究议程。
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仍然是一种美国的霸权秩序，这种秩序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的继承与发展。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优势、制度规范和某种道义合理性的基础上的，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中国在这种秩序下不具备“称霸”（当领导）的物质、制度与道德基础，虽然中国的国力有了较大的增长，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以及地缘大国的特点，中国处于一种被改造或潜在地被围堵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实行以
伊拉克战争对当代国际战略格局的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完成了从世界政治的“体系变革”。在经历了后冷战时代10年的过渡之后，国际体系的单极特征已经非常明显，系统内的大国均势基本崩溃。如果我们无法站在体系变革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战争的影响，那么，很可能将失去对未来国际关系的洞察力。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多极化进程从此暗淡。国际格局中一系列新的战略性动向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探讨的是传统安全领域国家间制度合作的形成与大国权力自我约束的关系问题。安全制度的建立与维持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其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一般地说，安全制度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但安全制度的建立较之其他领域来说相对困难。在安全领域，制度建立与大国的权力自我约束之间有重要关联。而权力自我约束主要受力量和观念结构因素的影响。
历史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一个早为人认识到却未被很好论说的问题。历史与现实之间紧密的关联是历史得以对人类实践活动发挥影响的重要原因，作为历史的特殊作用领域，国际政治在许多方面如国际政治体系、国际政治理念、国际政治行为等，都深受历史的强烈影响。弄清这种影响的方式和途径、范围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借鉴史学方法，纳入史学视角，无疑会对我们冷静审慎地思考国际政治问题，且进一步推进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提供帮助。
欧共体(欧盟)在一体化的实践中，始终秉承以合作和互谅的精神寻求联合，使一种新的合作文化得以产生。欧洲人认同这种新的文化，并信任其在国际事务中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以此为基础，欧盟主张通过非军事的，特别是社会经济手段以及法律化和规则化机制化解冲突，实现多国合作，认为这是积极转向国际稳定政策的重要前提，从而形成了欧盟的全球治理构想——合作性世界秩序。它倡导多边主义，尊重全球制度，承认文化多样性，与“新帝国主义”战略有明显区别，然而，二者在本质上却差别不大。合作性世界秩序体现的是一种规则霸权，但仍为发展中国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