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冬天，主持人曹可凡在北京一处不起眼的民宅里，见到了96岁的演员于蓝。
　　敲开门，面前是一位扶着轮椅的老人，头发有点凌乱，皮肤有点黝黑，裹着一件藏青色的滑雪衣，苍老、憔悴。
　　曹可凡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可能看到摄制组一来四五个人，于蓝老师有点愣，但还是客气地把我们让进了屋。过了一会儿，儿媳妇回来，帮她拾掇了一下，没有化妆，就捋捋头发，换上一件红毛衣，配了一条丝巾。毕竟是大艺术家，摄像机架起、灯光打开，她好像一下回到了熟悉的情境中，精神头马上来了，和刚刚开门的老太太，完全是两个人。”
　　他们的访谈在一间墨香弥漫的小书房里进行。屋中摆设简单，没什么豪华家具，墙上满满当当，挂着老人画的国画、临的书法。
　　坐在于蓝对面，现实与虚构交错。曹可凡想起了她塑造过的那些女性：《翠岗红旗》中的红军家属向五儿，《革命家庭》中的革命母亲周蓮，《烈火中永生》中的地下党员江雪琴……“这些红色革命者，很容易演得剑拔弩张、无限拔高，但她的表演非常生活化，扎实、鲜活、可信，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们看过多少脸谱化、戏剧化的夸张表演！”
　　2020年6月27日，于蓝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她的小儿子、著名导演田壮壮在朋友圈悼念母亲：“妈妈走了，现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独立，赤裸，清明且处于当下，你以前从未经历过、现在体验的这一切，这即是佛。”

在革命圣地的日子

　　3年前的那次访谈，令曹可凡印象深刻的是于蓝对细节的记忆。“她的记忆也许有混乱模糊的地方，但心里始终清晰，这个地方我记得，可以回答你;那里我真的忘了，说不出来了。”
　　她描述得最为生动的，是1938年奔赴延安的一路波荡。漆黑的夜里，她和同伴们手臂上绑着毛巾，一个接一个，冒险穿过敌人重兵封锁的铁路。最难忘的是渡黄河，大船在激流中漂荡，船上的人和骡马，一会儿被抛到天空，一会儿落下。
　　这一年，于蓝17岁。7年前，东三省沦陷，她和家人从哈尔滨逃难到关内，先后辗转于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七七事变”后，她决心投入革命洪流，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终于来到延安。
　　作为在城市长大的女孩子，于蓝第一次住在四面透风的破庙里，第一次学着用大扫把扫地，第一次抡起镢头去开荒。她写信给当时远在昆明的哥哥：“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但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1940年3月，于蓝加入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实验剧团。那时的“鲁艺”被称为“新文艺圣殿”，在这座西班牙神父建造的西式教堂里，周扬讲艺术理论，周立波讲文学名著，美术系有木刻、漫画，音乐系有《白毛女》《黄河大合唱》，戏剧系有各种演出……
　　在回忆录里，于蓝描绘了一个烂漫多彩的“鲁艺”。在这里，从早到晚歌声不断，《延安颂》唱遍每个角落;交际舞会炽热欢快，毛泽东、周恩来也常来参加;大家在校园的边边角角种下茄子、西红柿、黄瓜，都是佐小米干饭的好菜肴;夏天，延河清澈碧绿，是天然的大泳池;冬天，延河冰封，又是天然的溜冰场，同学们自制冰刀，绑在棉鞋或草鞋上，在冰上任意滑跑……
　　也是在延河边，于蓝收获了爱情。194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19岁的于蓝和29岁的田方在延安的窑洞里举办了婚礼。早在1936年，15岁的于蓝就在电影《壮志凌云》中记住了扮演农民的田方，没想到4年后，竟与这位“最初闯入的偶像”结为夫妇。
　　他们都在剧团工作，平时在校内排练，演出则在十几二十里外的三个大礼堂。每次演出结束，田方都会带领年轻人把幕布、道具、汽灯卸下，打包，自己押后，赶着马车回去。他给于蓝在车上留了一个可以坐的小空隙，十冬腊月，夫妻俩随着老马破车在冷风中颠簸;夏秋之际则可以伴着马蹄声，欣赏朗朗月色、璀璨星河。
　　在剧团，于蓝不挑角色，演过帝俄时代的老处女，也演过十六七岁佃户的女儿;也不挑工种，管服装、抬布景，有时还为正在台上演出的同志照看孩子、换洗尿布。那时，延安开展“秧歌剧运动”，为了演出陕北劳动妇女的感觉，她把皮肤化成淡棕色的，一口白牙用胶水涂上，干了之后就变成一块块黄色的，念词也都说陕北话，“我”念成“厄”，“你懂了吗”就是“还哈了吗”。
　　正如于蓝所说：“我的表演是在革命年代里，在广场、土台子和简易舞台上，慢慢学习的。”

从程娘子到江姐

　　抗战胜利后，于蓝的艺术道路从农村的简陋舞台走向新中国千家万户的银幕。1948年冬天，于蓝带着未满周岁的大儿子田新新进入硝烟刚息的长春，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出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白衣战士》。
　　1950年3月，于蓝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就在这一年，上海导演张骏祥拍《翠岗红旗》，于蓝扮演女主人公、红军家属向五儿。这是她第一次到上海，同行的还有副导演马瑜。坐在黄包车上，于蓝看到家家户户和所有的店铺都在街边刷洗马桶，这是北方从未见过的风景。
　　拍摄前期，于蓝和导演、副导演到江西革命老区深入生活。一个月里，她采访了三四十人，从省委书记到普通群众，和他们一同吃饭、劳动，学习踩水车、推米粉、和当地妇女一样，赤着脚板担水。 　　“这部电影很有意思，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像于蓝、马瑜，与旧上海的艺术家像张骏祥、张伐，不同的文化气质汇聚、融合，拍出来这样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电影学者沙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此后16年，是于蓝电影生涯的辉煌时代。1951年拍摄《龙须沟》时，她饰演摆烟摊的程娘子。当时她正怀着第二个儿子田壮壮，两腿肿得发亮，仍在大杂院中跑来跑去，结交各路劳动妇女，揣摩她们的形体、声音、动作，几乎入了魔。1957年在《林家铺子》中，她又演一个小人物张寡妇，林家铺子倒闭后，张寡妇的血汗钱化为乌有，儿子也在拥挤的人流中被踩死。
　　“如果说当年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革命呼唤’离现在的观众太远，这两部作品却可以穿越历史和空间。《龙须沟》描绘了底层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至今看来依然鲜活生动;《林家铺子》里小人物的挣扎生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互害互伤，也让人深有感触。”沙丹说，“从艺术价值上来说，它们是新中国十七年（1949年—1966年）时期重要的经典影片。”
　　相比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于蓝演绎的一系列革命女性更为深入人心，从《翠岗红旗》到《革命家庭》，直至《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

　　改编自小说《红岩》的《烈火中永生》，是于蓝与导演张水华自《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后的第三次合作。改编用了整整两年，于蓝他们到重庆逐个走访幸存的共产党人，记录下的资料近20万字。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小說作者之一刘德彬的话：大屠杀中，他中弹倒下，醒来后觉得手很温暖，举起一看，全是血。原来自己倒在同志们的血泊中，血还是热的。
　　编剧夏衍对她说：“江姐不是刘胡兰，也不是赵一曼，不要横眉冷对，表现于外。”不同于农民的女儿、抗联的指挥员，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江姐沉静、温柔，善于思考。丈夫牺牲了，她在年轻人面前忍住眼泪，却在深夜裹在被子里痛哭;在监狱与敌人斗争时，也没有拍桌子动手，而是沉默地观察、平静地揭露，把特务头子徐鹏飞激得暴跳如雷。
　　“江姐的独特气质在于她的‘刚柔相济’——既有作为母亲、妻子、知识分子的温柔清朗，也有作为战士和共产党员的坚定刚强。”沙丹说，“这种‘刚柔相济’也是于蓝所有的。从北平到延安，从小知识分子到革命者，经历过战争洗礼与解放区岁月，她所积蓄的知识涵养、内心厚重的历史感，是其他演员不能相比的。”
　　1965年夏天，《烈火中永生》上映，从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到甫志高、徐鹏飞，包括那个大脑袋、细脖颈、人见人怜的“小萝卜头”，一个个经典人物，成为几代人难忘的银幕记忆。

为儿童电影“出山”

　　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年后的夏天，田方、于蓝每天排在“牛鬼蛇神”的长队中，弯腰90度，在烈日下接受批斗。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大儿子田新新去了陕北，二儿子田壮壮去了东北。不久，于蓝去了北京附近的大兴县劳改农场，一开始搅拌水泥沙子，后来插秧种稻，冬季又去修筑储粮米囤。1971年夏天，她爬上屋脊修理屋顶，忽然晕倒，从屋顶跌落，醒来后嘴唇缝了5针，腰椎滑脱。躺了两个月，她被分配到养猪场当饲养员，因为没法长时间弯腰，打扫猪圈时只能跪着一点点清扫。
　　这次事故使她右脸偏斜，神经麻痹，不能自如地控制表情。1974年上映的《侦察兵》成为她的银幕告别作。这一年，田方被诊断为肝癌。去世前一晚，他告诉于蓝，抽屉里有一个存折，里面有200块钱。这是他穿旧衣布鞋、吸廉价纸烟，从每月20元生活费中一点点省下的。
　　新中国成立后，田方从事行政工作，但只要有机会，无论角色大小，他都愿意演出。在《英雄儿女》中田方扮演王文清，成为新中国影史上经典的政委形象之一。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田壮壮报考导演系。笔试中有一道影片分析题，放的正是《英雄儿女》。电影放完，考生们开始答题，30分钟后，他起立交了卷，出教室后买了一包烟，坐到树荫下默默地抽。
　　此时的于蓝，正与《英雄儿女》的导演武兆堤筹拍《陈毅出山》。命运再次给她设置了障碍，她被查出乳腺癌，连续做了两次手术。
　　等到她再次“出山”，已是1981年。这一年，于蓝60岁，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从此一干20年。
　　儿影厂刚成立时，在北影厂的传达室后边，一排杨树后建了几间平房，形成一条小胡同，被称为“穷街”，连拍摄设备都是于蓝向厂家打欠条赊购的。有一次于蓝开门时，被弹回的门狠狠夹了手，一截断指留在了把手上。医生说断指可再植，需要20天，于蓝不愿意耽误工作，把断了的那节手指扔进垃圾箱，缝合了伤口就回厂了。
　　1982年，儿影厂第一部故事电影《红象》横空出世，主创全部是北电学生，导演系张建亚、谢小晶、田壮壮，摄影系张艺谋、吕乐、侯咏，美术系冯小宁——日后被称为“第五代”的电影人，都在这份名单上。此后，王君正的《天堂回信》、冯小宁的《大气层消失》、尹力的《我爱九月》、张之路的《霹雳贝贝》《疯狂的兔子》……一系列儿童电影佳作背后，都离不开于蓝的支持。
　　儿影厂现任厂长黄军，当年看《烈火中永生》时还是部队里的一个小兵。1990年，于蓝在北京丰台发起一场儿童电影研讨会，当时有位参会者说：“儿童电影是于蓝老师用眼泪换来的。”于蓝听到这句话，突然拍案而起：“什么哭出来的，是干出来的！”“她不是生说话人的气，她是百感千愁，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困难在那一刻爆发出来。”黄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那是我见过她唯一一次发脾气。”
　　直到80岁，于蓝才从儿影厂正式退休。但只要有儿童电影的活动，她几乎从来不落。“我想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这样为儿童电影殚精竭虑的人了。”黄军说。
　　2010年，田方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电影资料馆编辑了一本《红色影坛双星——田方和于蓝》画册，导演谢铁骊写了一段题词，最后一句是：祝于蓝大姐健康长寿，延长与田方同志相会时日。
　　“画册首发式上，90岁的于蓝老师坐着轮椅来了，那种革命的激情热力，依然贯穿她的身心。”沙丹说，“而如今，她和田方终于到了相会的时刻。”
　　于蓝原名于佩文。参加革命时，好友赵路的母亲帮她改了这个名字，寓意“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
　　她的一生，经历红色的革命淬炼，也饱尝灰色的动荡苦难，却始终如晴空下纯净明朗的一抹蓝。
　　于蓝（1921年—2020年）：原名于佩文，辽宁岫岩人，1938年赴延安，毕业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1949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白衣战士》，主演影片有《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1965年，她在《烈火中永生》中饰演的“江姐”成为新中国影史中经典女性角色之一。1981年，担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2020年6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