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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领域的一个热词。那么，何谓“新常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接受《经济》记者专访时表示，理解新常态，可以从5个“新”入手。
新起点 迈入上中等收入行列
新常态首先意味着新起点。刘伟分析称，这个新起点是指，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新的水平。“2014年GDP总量有望突破60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比重达到12%。2014年的人均GDP水平应该能超过5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折算，第一次突破7000美元，这就已经是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的排名应该是前80名左右。”
新变化 供给和需求抽紧
与新起点相适应的是，宏观经济方面也发生一些新变化，与过去有所不同。对此，刘伟从供给到需求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其一，是供给方面出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生产的成本大幅度上升。
“这包括4个方面的成本上升，一是劳动力成本，工资福利与社会保障有所提高；二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品、石油能源等，经济增速加快使得要素成本上升；三是技术创新，穷的时候技术进步就是简单模仿，成本较低，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更多地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成本加大；四是环境，过去运用环境资源甚至是免费的，现在谁排放谁治理，运用环境资源的代价非常高。”刘伟表示，这4方面的成本都在大幅提高，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
其二，在需求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存在疲软隐忧。
一方面，巨大的储蓄规模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形成有效增长，就会造成投资需求疲软。
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出现疲软的症结就在于我国民收入是在增长，但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两极分化，消费主力军劳动收入较低。
新失衡 双重风险并存
在需求和供给双重抽紧的情况下，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就会出现双重风险并存的情况，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经济增长乏力的威胁。对于新失衡，刘伟表示，从2010年中国政府宣布率先从反危机的轨道上走出来到现在，已经4年多，这一阶段中国双重风险并存，给经济调整带来新难度。“以前通胀和经济下行这两个问题总是分阶段出现，还好解决，但现在同时出现，两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又恰好相反，加剧了我们处理问题的难度。压迫解决通胀就要紧缩，紧缩就会加剧经济衰退，而要解决经济下行就要扩张，扩张就会加剧通胀，这就是西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滞涨，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现在我们遇到了。”刘伟说，这种新失衡将给我国经济调整带来新难度。
新特征 四“期”叠加
在刘伟看来，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特征是四期叠加，即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反危机政策代价的消化期、国际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期。刘伟表示，所谓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期是指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格局非常不确定，出现剧烈重组态势。
从发达国家来看，危机之后的复苏差别很大。“美国的经济复苏一马当先，完成了几个很重要方面的结构调整：一是重返制造业，实现了新一轮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基本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二是调整了能源结构战略，危机前后加快推进页岩气革命，改变了美国的能源结构；三是新领域开拓，包括生物科技、高新技术等在短期内很有希望突破。”刘伟分析表示，接下来，美国很可能会进入新一轮的加息期，借机淘汰低效率的过剩产能。
对比之下，欧盟和日本结构调整则比较迟缓，“三大经济体的复苏差距很大，不像过去那样危机之后统一复苏，现在是错综复杂的。”刘伟说，这样就给我国经济危机后的政策选择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是升还是降很难说，美国经济走强，人民币兑美元可能处于贬值状态，但是相对欧元和日元，可能又比较强。”
刘伟认为，在中国经济开放度很大、进出口总量超过美国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有很大影响。
新政策 宏观调控松紧搭配
在四“新”的基础上，宏观政策也会有所不同，刘伟认为，将不会单纯地宽松或紧缩，而是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搭配。
“过去主要是需求管理，经济‘冷’了就刺激需求，经济‘热’了就紧缩需求。而现在中国经济双重风险存在的原因是结构失衡。”因此，刘伟建议，在进行需求管理的同时，也要进行供给管理。
从经济下行的压力来说，经济下行，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在扩大。“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基尼系数连续10年都在警戒线之上，城乡差距差了3倍多，在初次分配当中，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政府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劳动者，而用于消费的主要是劳动者。”刘伟说，这最终导致经济下行。
从通胀压力来说，刘伟分析称，通胀压力是潜在的。“尽管通胀数据并不大，这几年的CPI都在2%左右，2015年有望在2%以下，但本轮通胀不仅有需求拉升的问题，还有要素成本推动的问题，也有输入型的通胀压力等。”
刘伟表示，现在要实现中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只进行需求管理，影响消费者，解决不了双重风险并存的问题，还要引入供给管理，影响生产者，调整产业结构。
新起点 迈入上中等收入行列
新常态首先意味着新起点。刘伟分析称，这个新起点是指，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新的水平。“2014年GDP总量有望突破60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比重达到12%。2014年的人均GDP水平应该能超过5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折算，第一次突破7000美元，这就已经是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的排名应该是前80名左右。”
新变化 供给和需求抽紧
与新起点相适应的是，宏观经济方面也发生一些新变化，与过去有所不同。对此，刘伟从供给到需求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其一，是供给方面出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生产的成本大幅度上升。
“这包括4个方面的成本上升，一是劳动力成本，工资福利与社会保障有所提高；二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品、石油能源等，经济增速加快使得要素成本上升；三是技术创新，穷的时候技术进步就是简单模仿，成本较低，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更多地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成本加大；四是环境，过去运用环境资源甚至是免费的，现在谁排放谁治理，运用环境资源的代价非常高。”刘伟表示，这4方面的成本都在大幅提高，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
其二，在需求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存在疲软隐忧。
一方面，巨大的储蓄规模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形成有效增长，就会造成投资需求疲软。
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出现疲软的症结就在于我国民收入是在增长，但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两极分化，消费主力军劳动收入较低。
新失衡 双重风险并存
在需求和供给双重抽紧的情况下，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就会出现双重风险并存的情况，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经济增长乏力的威胁。对于新失衡，刘伟表示，从2010年中国政府宣布率先从反危机的轨道上走出来到现在，已经4年多，这一阶段中国双重风险并存，给经济调整带来新难度。“以前通胀和经济下行这两个问题总是分阶段出现，还好解决，但现在同时出现，两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又恰好相反，加剧了我们处理问题的难度。压迫解决通胀就要紧缩，紧缩就会加剧经济衰退，而要解决经济下行就要扩张，扩张就会加剧通胀，这就是西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滞涨，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现在我们遇到了。”刘伟说，这种新失衡将给我国经济调整带来新难度。
新特征 四“期”叠加
在刘伟看来，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特征是四期叠加，即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反危机政策代价的消化期、国际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期。刘伟表示，所谓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期是指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格局非常不确定，出现剧烈重组态势。
从发达国家来看，危机之后的复苏差别很大。“美国的经济复苏一马当先，完成了几个很重要方面的结构调整：一是重返制造业，实现了新一轮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基本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二是调整了能源结构战略，危机前后加快推进页岩气革命，改变了美国的能源结构；三是新领域开拓，包括生物科技、高新技术等在短期内很有希望突破。”刘伟分析表示，接下来，美国很可能会进入新一轮的加息期，借机淘汰低效率的过剩产能。
对比之下，欧盟和日本结构调整则比较迟缓，“三大经济体的复苏差距很大，不像过去那样危机之后统一复苏，现在是错综复杂的。”刘伟说，这样就给我国经济危机后的政策选择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是升还是降很难说，美国经济走强，人民币兑美元可能处于贬值状态，但是相对欧元和日元，可能又比较强。”
刘伟认为，在中国经济开放度很大、进出口总量超过美国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有很大影响。
新政策 宏观调控松紧搭配
在四“新”的基础上，宏观政策也会有所不同，刘伟认为，将不会单纯地宽松或紧缩，而是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搭配。
“过去主要是需求管理，经济‘冷’了就刺激需求，经济‘热’了就紧缩需求。而现在中国经济双重风险存在的原因是结构失衡。”因此，刘伟建议，在进行需求管理的同时，也要进行供给管理。
从经济下行的压力来说，经济下行，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在扩大。“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基尼系数连续10年都在警戒线之上，城乡差距差了3倍多，在初次分配当中，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政府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劳动者，而用于消费的主要是劳动者。”刘伟说，这最终导致经济下行。
从通胀压力来说，刘伟分析称，通胀压力是潜在的。“尽管通胀数据并不大，这几年的CPI都在2%左右，2015年有望在2%以下，但本轮通胀不仅有需求拉升的问题，还有要素成本推动的问题，也有输入型的通胀压力等。”
刘伟表示，现在要实现中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只进行需求管理，影响消费者，解决不了双重风险并存的问题，还要引入供给管理，影响生产者，调整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