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外文局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外文出版发行机构。2006年，外文局以11种文字出版了2104种图书，以9种文字出版了24种期刊。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与新中国的脚步同行，为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外文局强大的外宣领军人物，如著名翻译家、作家杨宪益、叶君健、冯亦代、徐迟，著名战地记者萧乾等扬名海内外，并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老一辈外宣工作者逐渐淡出工作岗位，外宣干部严重不足。加之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的大势下，对外宣传面临针对性不明、时效性不强和对外发行有效性不足三大难题，这些都制约着外文局书刊外宣事业发展。
　　为解决上述三大难题，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外文局于2004年正式开始了书刊“本土化”进程。
　　在最近刚刚召开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指出：“对外宣传工作，对象在国外，必须走出去。能不能走出去、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走出去，体现着对外传播的能力，反映着外宣工作的实效。”
　　这一切都需要在走近，了解的基础上去实践，去实现。
　　以国内资源为依托，把选题策划和印刷发行前移到对象国和地区，国内根据前方要求编辑制作，利用对象国的渠道进行销售，形成“前店后厂”和“两头在外”的出版发行模式。“本土化”战略的实施给外文局的书刊质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一场“内容革命”。外文局举办的2006年度外宣书刊评选活动，就显露和折射出这种变化。
　　这是外文局第三个年度的书刊评选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评委们针对参选作品，在评审意见表中留下了多达几十条的评审意见。评委们外宣意识强烈，视野开阔，见解独到，他们的中肯意见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指导性和借鉴性。 本期选登了部分评委的点评文字和感言，借《对外大传播》这个平台予以放大凸显，希望通过这些能给从事外宣工作的同人们带来思考、启迪和借鉴。此外，就此次评选和外文局书刊“本土化”工作，本刊记者采访了外文局常务副局长、评委会主任郭晓勇。实践证明：外文局书刊“本土化”战略，是打造外宣书刊精品的必由之路。
　　
　　《对外大传播》：郭副局长，您好。中国外文局2006年度优秀外宣作品评选活动已经结束，您自始至终参与了这次评选活动 。请问对这次评选活动，您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郭晓勇：外文局优秀外宣作品评选工作已经举办了三年。总的来说，我感觉是一年比一年好。这次评选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有不少带有亮点的期刊和好文章，如此次获奖的期刊《今日中国》阿文版2006年第5期、俄文版《中国》创刊号和优秀文章《圆梦新丝路》、《中国的扶贫移民》等，堪称精品并获得评委一致好评。但由于名额有限，有些好作品只能忍痛割爱了。比如《对外大传播》推荐的作品《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之路“引航”》就是一篇好作品，通过采访全国政协委员谈对外传播，角度切入得好，有评委推荐过这篇文章，但因名额限制而落选了。应该说，这些优秀作品的产生，是近几年来外文局实施外宣书刊“本土化”成果的集中体现。
　　《对外大传播》：请问，外文局是在哪一年开始实施外宣书刊“本土化”战略的？当时是怎样的一种背景？
　　郭晓勇：外文局2003年决定实施书刊“本土化”工作试点，2004年全面实施这一战略。实施这一战略，是基于当时外宣书刊面临的形势提出的。长期以来，有三大难题制约外文局书刊外宣事业的发展。一是如何提高对外宣传的针对性。由于广大编辑记者对对象国情况缺乏直接的深入的感受和了解，大多数业务人员甚至没有去过对象国，很难做到“三贴近”，对外宣传的针对性不强。二是如何提高对外宣传的时效性。由于我们的期刊在国内出版印刷，无论采用海运还是空运，到达对象国时都已超出了读者能够接受的时效期限，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很难再引起读者的兴趣。三是如何提高对外发行的有效性。受上述出版模式的制约，书刊对外发行主要是在国内进行，远离对象国市场，实行远距离销售，难以在对象国开展有效的市场推广工作，基本上是“等客上门”。在减少免费赠送之后，书刊发行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上述困扰我们的难题，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阶段表现得还不明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面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这两大浪潮的冲击，上述三大难题开始凸现出来，成为制约我局书刊外宣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2007年1月21日在全国外宣工作会议的讲话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对外宣传工作，对象在国外，必须走出去。能不能走出去、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走出去，反映着外宣工作的成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好文化“走出去”工程，尽快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传播能力。
　　《对外大传播》：面对这三大难题，外文局这几年是怎样解决的？在外宣书刊“本土化”和“走出去”战略中，外文局开展了哪些工作？
　　郭晓勇：2003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外文局考察时提出，对外宣传要研究和借鉴经济工作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李长春的指示为我局改革原有体制指明了方向。用局长蔡名照的话来说，就是以国内资源为依托，把选题策划和印刷发行前移到对象国和地区，国内根据前方要求编辑制作，利用对象国的渠道进行销售，形成“前店后厂”和“两头在外”的发行模式。
　　2003年初，外文局在深圳召开了“本土化”试点工作会议，部署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和常青（美国）图书有限公司进行图书“本土化”的试点工作。2004年外文局开始有计划地推进外宣书刊“本土化”的工作，其工作任务是，在对象国设立工作机构，负责书刊的选题策划和印刷发行工作，打通对象国的发行渠道；聘请对象国人员参与书刊的编辑策划印刷发行工作，利用他们的视角和语言优势，提高书刊的针对性。
　　《对外大传播》：据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介绍，从2004年正式实施书刊“本土化”以来，外文局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和尝试。比如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就进行了经营战略的调整。按照“本土化”出版方式，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充分利用局内外出版资源，精选内地出版社已出版的适合海外市场需要的中英文版图书，在香港重新编辑制作，出版中文繁体字版在港台和东南亚地区发行；二是根据港台及东南亚市场需求，自主策划选题出版“和平版”图书，向港、澳、台乃至全球发行。经过三年的努力，和平版图书已形成特色和品牌。此外，常青（美国）公司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合作在美国本土创办了长河出版社，雇用美国当地人参与图书编辑。同时收购了一家由美国人创办的全美最大的中国书刊专业发行公司——中国书刊社，实现了“本土化”图书出版发行一条龙。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香港和平公司和常青（美国）公司已经成为外文局重要的海外出版基地，成为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请郭局长介绍一下书刊“本土化”工作进展的情况。
　　郭晓勇：友义是我们外文局出版业的权威，他为香港和平公司和常青（美国）公司的“本土化”工作付出了许多艰辛。与香港和平公司和常青（美国）公司实施“本土化”的同时，期刊“本土化”的工作也开始进行。2004年10月，外文局分别在埃及和墨西哥设立了今日中国杂志社中东分社和拉美分社，《今日中国》阿文版和西文版的“本土化”开始全面实施。2005年6月，北京周报社在美国成立了北美分社，与美国媒体和专家合作，共同策划期刊选题和重要采访活动。2005年7月，人民中国杂志社将编辑策划和印刷发行前移到日本，受到日本读者的好评。2005年12月，人民画报社在莫斯科成功创办了俄文版《中国》，同样受到了俄罗斯读者的欢迎，《中国》创刊号这次被评为优秀期刊。
　　实践证明，外文局实施书刊“本土化”的改革，破解了长期困扰书刊外宣工作的难题，开创了外宣书刊工作的新局面，是外宣工作的一个新突破。书刊“本土化”，是提高外宣书刊质量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实现外宣“三贴近”的有效途径。
　　《对外大传播》：如您所说，外文局近几年来在书刊“本土化”战略中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不知没有“前移”的文版又如何进一步把它们办好？
　　郭晓勇：外文局还有十几种外宣期刊，因受经费限制，不可能都前移到国外去。对那些还不具备编辑策划前移条件的期刊，我们同样采取了许多措施。我们要求局领导和期刊社领导带头参加选题策划会，抓好选题策划这一关键环节；还要求各杂志社成立顾问委员会，聘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定期参加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做法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请在外文局各个单位工作的外籍专家直接参与到编委会中来，成为业务骨干。像《人民中国》的日文专家横堀克己先生，《今日中国》阿文版的侯赛因先生，均被聘为编委会成员。他们既了解本国读者的需求，也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他们策划出的选题针对性强，文章写得也比较客观。自2006年开始，外文局还邀请国外知名出版界的专家学者举办讲座会，介绍书刊出版发行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还强调要深入一线采访，深入基层采访，要求各社的主要业务领导要身先士卒。我们已经组织了几次这样的采访，产生了一批好作品。
　　《对外大传播》：听了您关于外文局外宣书刊“本土化”的介绍，我越发感到这次评选活动的成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实施“本土化”战略所产生的硕果，也是对实施“本土化”战略的一种回报。
　　郭晓勇：确实是这样。实事求是地说，外文局的书刊“本土化”还处在探索和尝试过程之中，还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发扬光大，继续努力前进，才能把它做得最好。
　　责编：戴德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