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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全要素贡献率达到了年均57.58%。对全要素分解显示：基础设施改善、工业化、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因素，教育、对外开放和科技投入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但贡献度不高，说明转型的基础仍不牢固。为此，我国应采取相应措施，保持经济转型的持续动力，巩固经济转型成果，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4-0039-08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按不变价计算，增长了75.8倍（从1952年算起），年均增长达到7.75%，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达到9.95%，创造了新的东亚奇迹。21世纪以来，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攀升，这种高投资、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特别是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冲击，更凸显了这种增长方式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和经济转型的紧迫性。今后乃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重点。如何转型，转型的程度如何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以新中国60年的历史数据为根据，运用索罗余值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并对其动力因素进行量化分解，以分析我国的经济转型状况，探寻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动力机制。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动力源泉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的方式。[1] 经济增长方式按照增长动力来源可以划分为粗放增长方式和集约增长方式，前者主要是以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规模的扩张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后者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的改善，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本文运用生产函数，把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简化为资本和劳动，如果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主要来源于基本生产要素，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如果经济增长对基本生产要素的依赖已经降到次要地位，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转变为集约经济增长方式。[2]
（一）模型的推导与选择
本文在生产函数基础上，采用索罗余值模型测算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生产函数自20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被广泛运用于分析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本研究在改进型生产函数Y=Aλt0e KαLβ（Charles Cobb & Paul Douglas[3]，1928；Solow，1957[4]）的基础上，采用测算基本生产要素以外的全要素贡献率的索罗余值模型。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Y=A0eλtKαLβ?圯lnY=lnA0＋λt＋αlnK＋βlnL（1）
式中：Y、K、L分别为生产总值、资本要素投入量、劳动要素投入量，t表示时间，λ表示技术进步比率，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弹性，λ、α和β均为待估参数。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则得出如下方程：
lnY=lnA0＋λt＋αlnK＋（1-α）lnL?圯ln（Y/L）=lnA0＋λt＋αln（K/L）（2）
对（1）两边进行微分，并取时间增量?驻t=1，得出方程式：
?驻Y/Y=λ＋α（?驻K/K）＋β（?驻L/L）?圯λ=?驻Y/Y－α （?驻K/K）－β（?驻L/L）（3）
如果用y、k、l分别表示?驻Y/Y、?驻K/K和?驻L/L，（2）式两边同时除以y得方程式：
λ/y=1―α（k/y）―β（l/y）（4）
（3）式就是索罗余值方程，其中，λ/y表示索罗余值，也就是除资本、劳动以外的其他因素的贡献率，也称为全要素贡献率（EA）；α（k/y）表示资本的贡献率（EK）；β（l/y）表示劳动的贡献率（EL）。
本文利用索罗余值方程对（2）式计算全要素、资本和劳动贡献率，采用10年一个分期，把新中国经济增长分为六个时期，即1952—1959年为I期，1960—1969年为II期，1970—1979年为III期，1980—1989年为IV期，1990—1999年为V期，2000—2009年为VI期，前三期为计划经济时期，后三期为改革开放时期。这样每个分期涵盖两个五年规划时期，时间跨度较为适度，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变动的趋势。本文采用函数方法按照方程（4）计算每个时期的增长率。
1/n∑?驻ⅹ=1/n∑（?驻ⅹ1+?驻ⅹ2+…+?驻ⅹn）（5）
（二）数据采用与测算过程
本文选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主编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Y、K、L、t分别采用当年GDP（亿元）、固定资本存量（亿元）、就业人数（百万人）和初始为1的时间长度（年）表示，并且GDP、固定资本存量使用基于1978年不变价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平减指数。其中，时间数据为了消除时间趋势，采取自然对数形式，固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当年资本存量=上年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率+本年新增资本量计算，初始年份1952年的全国固定资本存量取为700亿元（1978年价格），采用王小鲁等人的研究设定[5]，当年新增资本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1952—1977年期间的折旧率按5%计算，新时期（1978—2009年）资本折旧平滑加速，最终达到8%。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在长达60年期间，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八九动乱”等特殊历史时期，由于这些社会剧烈动荡时期的数据不能正常地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以，本文在计算过程中，对1957年、1960年、1961年、1962年、1976年、1989年六个年份的数据按缺失处理。计算该时期年均算术增长率时，起始年份的数据均采用相邻三年平均值。本文的参数估计采用OLS方法，数据由Eviews6.0给出，估计方程如下：
Ln（Y/L）=1.590 7+0.331 46×ln（K/L）+0.083 07×T［MA（1）=0.809 37，BACKCAST=1952，ESTSMPL=
"19522009"］（0.364 736） （0.004 737） （0.015 618）
R2=0.998 78（0.998 71） D.W=1.312 226
F=147 10.18 T=4.361 32，9.972 27，5.319 01
按照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即α+β=1，当α=0.331 46，则β=0.668 54。按照EK=α（?驻K/?驻Y）、EL=β（?驻L/?驻Y）计算资本和劳动增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再运用索罗余值方程EA=1-EK-EL计算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分析结果与我国增长因素的评判
从估计方程来看，方程拟合效果很好，调整后拟合优度达到了99.87%，D.W值也显示方程很好地消除了数据自相关问题，T绝对值均较大，各参数的显著水平均达到了0.000 1。根据规模报酬不变计算，资本弹性达到了0.331 5，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高数值，即资本每增长1%，可以推动经济增长0.331 5%，说明我国长期高投资的合理性；我国劳动弹性达到0.668 5，属于较低水平，即就业每增长1%就可以推动经济0.668 5%的增长，说明在长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我国就业增长的效益并不十分理想。时间弹性也不算小，达到了0.083 1，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增加一年，我国的技术进步会增加8.31%，反映我国技术进步逐年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4-0039-08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按不变价计算，增长了75.8倍（从1952年算起），年均增长达到7.75%，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达到9.95%，创造了新的东亚奇迹。21世纪以来，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攀升，这种高投资、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特别是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冲击，更凸显了这种增长方式的脆弱性、不稳定性和经济转型的紧迫性。今后乃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重点。如何转型，转型的程度如何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以新中国60年的历史数据为根据，运用索罗余值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并对其动力因素进行量化分解，以分析我国的经济转型状况，探寻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动力机制。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动力源泉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的方式。[1] 经济增长方式按照增长动力来源可以划分为粗放增长方式和集约增长方式，前者主要是以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规模的扩张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后者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的改善，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本文运用生产函数，把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简化为资本和劳动，如果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主要来源于基本生产要素，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如果经济增长对基本生产要素的依赖已经降到次要地位，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转变为集约经济增长方式。[2]
（一）模型的推导与选择
本文在生产函数基础上，采用索罗余值模型测算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生产函数自20世纪20年代诞生以来，被广泛运用于分析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本研究在改进型生产函数Y=Aλt0e KαLβ（Charles Cobb & Paul Douglas[3]，1928；Solow，1957[4]）的基础上，采用测算基本生产要素以外的全要素贡献率的索罗余值模型。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Y=A0eλtKαLβ?圯lnY=lnA0＋λt＋αlnK＋βlnL（1）
式中：Y、K、L分别为生产总值、资本要素投入量、劳动要素投入量，t表示时间，λ表示技术进步比率，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弹性，λ、α和β均为待估参数。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则得出如下方程：
lnY=lnA0＋λt＋αlnK＋（1-α）lnL?圯ln（Y/L）=lnA0＋λt＋αln（K/L）（2）
对（1）两边进行微分，并取时间增量?驻t=1，得出方程式：
?驻Y/Y=λ＋α（?驻K/K）＋β（?驻L/L）?圯λ=?驻Y/Y－α （?驻K/K）－β（?驻L/L）（3）
如果用y、k、l分别表示?驻Y/Y、?驻K/K和?驻L/L，（2）式两边同时除以y得方程式：
λ/y=1―α（k/y）―β（l/y）（4）
（3）式就是索罗余值方程，其中，λ/y表示索罗余值，也就是除资本、劳动以外的其他因素的贡献率，也称为全要素贡献率（EA）；α（k/y）表示资本的贡献率（EK）；β（l/y）表示劳动的贡献率（EL）。
本文利用索罗余值方程对（2）式计算全要素、资本和劳动贡献率，采用10年一个分期，把新中国经济增长分为六个时期，即1952—1959年为I期，1960—1969年为II期，1970—1979年为III期，1980—1989年为IV期，1990—1999年为V期，2000—2009年为VI期，前三期为计划经济时期，后三期为改革开放时期。这样每个分期涵盖两个五年规划时期，时间跨度较为适度，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变动的趋势。本文采用函数方法按照方程（4）计算每个时期的增长率。
1/n∑?驻ⅹ=1/n∑（?驻ⅹ1+?驻ⅹ2+…+?驻ⅹn）（5）
（二）数据采用与测算过程
本文选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主编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Y、K、L、t分别采用当年GDP（亿元）、固定资本存量（亿元）、就业人数（百万人）和初始为1的时间长度（年）表示，并且GDP、固定资本存量使用基于1978年不变价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平减指数。其中，时间数据为了消除时间趋势，采取自然对数形式，固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当年资本存量=上年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率+本年新增资本量计算，初始年份1952年的全国固定资本存量取为700亿元（1978年价格），采用王小鲁等人的研究设定[5]，当年新增资本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1952—1977年期间的折旧率按5%计算，新时期（1978—2009年）资本折旧平滑加速，最终达到8%。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在长达60年期间，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八九动乱”等特殊历史时期，由于这些社会剧烈动荡时期的数据不能正常地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以，本文在计算过程中，对1957年、1960年、1961年、1962年、1976年、1989年六个年份的数据按缺失处理。计算该时期年均算术增长率时，起始年份的数据均采用相邻三年平均值。本文的参数估计采用OLS方法，数据由Eviews6.0给出，估计方程如下：
Ln（Y/L）=1.590 7+0.331 46×ln（K/L）+0.083 07×T［MA（1）=0.809 37，BACKCAST=1952，ESTSMPL=
"19522009"］（0.364 736） （0.004 737） （0.015 618）
R2=0.998 78（0.998 71） D.W=1.312 226
F=147 10.18 T=4.361 32，9.972 27，5.319 01
按照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即α+β=1，当α=0.331 46，则β=0.668 54。按照EK=α（?驻K/?驻Y）、EL=β（?驻L/?驻Y）计算资本和劳动增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再运用索罗余值方程EA=1-EK-EL计算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分析结果与我国增长因素的评判
从估计方程来看，方程拟合效果很好，调整后拟合优度达到了99.87%，D.W值也显示方程很好地消除了数据自相关问题，T绝对值均较大，各参数的显著水平均达到了0.000 1。根据规模报酬不变计算，资本弹性达到了0.331 5，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高数值，即资本每增长1%，可以推动经济增长0.331 5%，说明我国长期高投资的合理性；我国劳动弹性达到0.668 5，属于较低水平，即就业每增长1%就可以推动经济0.668 5%的增长，说明在长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我国就业增长的效益并不十分理想。时间弹性也不算小，达到了0.083 1，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增加一年，我国的技术进步会增加8.31%，反映我国技术进步逐年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