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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平方公里的城区面积、500万平方米的商城经营面积、近万亩的工业园区、37平方公里的产业聚集区。市场年成交额372亿元，作为龙头的箱包产业，年产量超过5亿只，其中一半出口。
对于北方平原的一个镇而言，这样的数字过于显赫。长期以来，河北省白沟镇就是以副县级建制镇的行政机构“小马拉大车”，支撑着中等城市商业规模每年30％以上的增长。
但是，一旦将白沟放在全国范围观察就会发现：在“南温州、北白沟”、“南义乌、北白沟’’称誉之下，由于行政体制的束缚，白沟被同时起步的温州、义乌甩在身后。
时势总在变化。2010年9月，保定市“白沟新城”正式挂牌，白沟的行政级别跃升为副地级，同时成为河北省唯一的国家级“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自2007年起，《瞭望东方周刊》通过每年举办的“新白沟现象论坛”关注一次白沟。今年的一个问题是：一扇拥有无限可能的行政改革大门开启了，崛起于草根的白沟会怎么做呢?
“富民至上!在白沟，没有‘富民优先’，只有‘富民至上’，‘优先’还有选择，‘至上’就是唯一。‘民办、民营、民有、民享’，我们所有的政策都致力于创造一个自由经营的富民环境。”白沟新城党工委副书记、白沟新城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白沟镇党委书记李洪强说。
与诸多地方政府狂热追逐GDP、大项目、财政收入、国有企业、外商相比，白沟新城政府发展理念颇有些特别。
商业基因
白沟的第一次辉煌，成就于宋辽时期，处于交界线上的水陆码头白沟以边境商贸而崛起，奠定了白沟人的商业基因。
“我们这里的人爱做小买卖。”骨子里对商业文化的认同，是这个资源匮乏、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的北方平原商镇最大的优势。
即便在计划经济严密控制下，白沟人也能见缝插针。1971年，白沟镇高桥村原第八生产队的队长张国清、会计李明新从天津买回了两捆人造革料，制出白沟第一批人造革自行车座套，随后又有了第一批简易手提兜，成了现代白沟箱包市场的发端。
1982年，白沟专业户已达5000个，年产箱包480万个。1983年，小商品市场已有摊位近300个。如今，白沟已拥有1400个自主品牌，年产箱包超过5亿只，成为全国最大箱包产销基地，与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出口业务。
“遇土而生，滴水则活，不因小而悲，无畏风吹雨打，年复一年，自强不息，春天遍绿，成方连片，满城春色。”李洪强总结说。
白沟的交易平台，带动了高碑店市箱包业、高阳纺织业、容城服装业、霸州钢木家具制造业、安新制鞋业、定兴制帽业、蠡县汽车用品业、河间汽车配件业、雄县塑料制品与印刷包装业等近200多万人致富。
“南义乌、北白沟”的遗憾
在改革开放之初，“南温州、中汉正街、北白沟”，随后，“南义乌、北白沟”，这种称呼的变化，包含着一个深深的疑问：同时起步，为什么不是“北白沟、南义乌”?
一个显见的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白沟高速发展之后的“枪黄丑”等乱象，以及2002年的“苯中毒”事件导致了白沟忙于自我整顿而错过了黄金发展期。
但是，同样的乱象是当时全国普遍问题，为什么当时的白沟越不过去这个坎?
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区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平衡。温州模式早期同样面临管理机构不全、镇政府管理权力过小、领导力量不足的问题。但是，义乌等地积极推进了行政体制改革，在经济矛盾解决方式上取得领先。
1988年义乌“县改市”，这是“省管县”体制的另一种说法。“省管县”曾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行的财政制度，但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各地纷纷确立了省管市、市管县的财政模式，浙江独自把“省管县”延续了下来。“县改市”使得义乌市在财政收支划分、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市，而不像以前一样由金华市管理。比如，2005年，义乌市完成财政总收入35亿元，超出金华市本级财政总收入约5亿元，如果在“市管县”体制下，金华市势必会截留县里的部分收入。“县改市”后，省与市实行增量“二八分成”，增收“大头”留归地方，极大地刺激了义乌的发展。
2006年11月，浙江启动了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次扩权只有义乌一家，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把一些由金华市所代管的权力交给义乌市行使。
反观白沟，在河北省整体行政体制改革滞后背景下，白沟镇级行政级别与产业结构关系演化成“一镇独大”的局面。白沟镇政府虽然把自己的权限发挥到最大化去适应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却不可能去协调白沟经济圈内的市场发展、产业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
改革机遇来临
白沟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核心经验即在于行政改革。
200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最重要的举措是“五统一”：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收费、统一协调。“五统一”集合了作为中国最基层政府行政、经济相关权能，把他们统一在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中。
统一管理是在每一座商城设有市场管理委员会，其总经理由政府委派。统一收费是指凡在商城经营的商户，只需在商城设立的收费点统一一次性缴纳各项税费，决不允许对商户二次收费，商户可拒绝市场管理委员会以外的行政单位收费。
“五统一”大大降低了由于政府体制不合理以及组织机构间繁杂机制造成的社会摩擦成本，杜绝了乱收费和政府职能部门吃拿卡要。“不仅保证了所有到白沟外来经商人员的利益，更维护了他们的尊严。”李洪强说。
但是，白沟镇政府的行政改革是另类的，既然不是正式的制度安排，配套经济职能改变就谈不上。所以，金融机构、税收、公安力量都是处于一种半模糊的配套状态。
比如，据农行白沟支行2009年统计数字，白沟金融机构日均交易量约5亿元，其中农行白沟支行日均交易量达1.61亿元，存款超过20亿。但是白沟贷款额往往不到2亿元，存贷比例严重失衡。因为此前的白沟作为一个镇，各金融机构只是一个办事处，几乎没有放贷权限。
“五年之后，白沟就撤区建市了。”李洪强说。
如今，白沟每年投资超过10亿元，用于城市环境打造。省级重点中学、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三甲医院、热力公司等一批城市功能项目正在建设中，每年增加1万～2万外地人进入白沟落户。
李洪强介绍说，在白沟城市化进程中，市场经营主体95％以上是农民，工业投资主体95％以上是农民，城区常住人口95％以上是农民，二、三产业的受益主体95％以上是农民。白沟“富民经济”，是一种在政府引领下由百姓自发自创最终又普惠百姓的“民生经济”。
白沟行政升级，为改革提供了新的愿景。相较于农民顶着户籍制度的桎梏，高成本地拥挤到大城市“被城市化”，白沟这种“就地城市化”模式更具贴近大地的气息，一旦在行政体制改革顺利之后，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对于中国广大县域经济而言，更有启迪意义。
这个崛起于农村的崭新城市，没有包袱，轻装前进，最重要的，他们崇尚“富民至上”，因此，一切都会有一些不同。
对于北方平原的一个镇而言，这样的数字过于显赫。长期以来，河北省白沟镇就是以副县级建制镇的行政机构“小马拉大车”，支撑着中等城市商业规模每年30％以上的增长。
但是，一旦将白沟放在全国范围观察就会发现：在“南温州、北白沟”、“南义乌、北白沟’’称誉之下，由于行政体制的束缚，白沟被同时起步的温州、义乌甩在身后。
时势总在变化。2010年9月，保定市“白沟新城”正式挂牌，白沟的行政级别跃升为副地级，同时成为河北省唯一的国家级“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自2007年起，《瞭望东方周刊》通过每年举办的“新白沟现象论坛”关注一次白沟。今年的一个问题是：一扇拥有无限可能的行政改革大门开启了，崛起于草根的白沟会怎么做呢?
“富民至上!在白沟，没有‘富民优先’，只有‘富民至上’，‘优先’还有选择，‘至上’就是唯一。‘民办、民营、民有、民享’，我们所有的政策都致力于创造一个自由经营的富民环境。”白沟新城党工委副书记、白沟新城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白沟镇党委书记李洪强说。
与诸多地方政府狂热追逐GDP、大项目、财政收入、国有企业、外商相比，白沟新城政府发展理念颇有些特别。
商业基因
白沟的第一次辉煌，成就于宋辽时期，处于交界线上的水陆码头白沟以边境商贸而崛起，奠定了白沟人的商业基因。
“我们这里的人爱做小买卖。”骨子里对商业文化的认同，是这个资源匮乏、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的北方平原商镇最大的优势。
即便在计划经济严密控制下，白沟人也能见缝插针。1971年，白沟镇高桥村原第八生产队的队长张国清、会计李明新从天津买回了两捆人造革料，制出白沟第一批人造革自行车座套，随后又有了第一批简易手提兜，成了现代白沟箱包市场的发端。
1982年，白沟专业户已达5000个，年产箱包480万个。1983年，小商品市场已有摊位近300个。如今，白沟已拥有1400个自主品牌，年产箱包超过5亿只，成为全国最大箱包产销基地，与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出口业务。
“遇土而生，滴水则活，不因小而悲，无畏风吹雨打，年复一年，自强不息，春天遍绿，成方连片，满城春色。”李洪强总结说。
白沟的交易平台，带动了高碑店市箱包业、高阳纺织业、容城服装业、霸州钢木家具制造业、安新制鞋业、定兴制帽业、蠡县汽车用品业、河间汽车配件业、雄县塑料制品与印刷包装业等近200多万人致富。
“南义乌、北白沟”的遗憾
在改革开放之初，“南温州、中汉正街、北白沟”，随后，“南义乌、北白沟”，这种称呼的变化，包含着一个深深的疑问：同时起步，为什么不是“北白沟、南义乌”?
一个显见的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白沟高速发展之后的“枪黄丑”等乱象，以及2002年的“苯中毒”事件导致了白沟忙于自我整顿而错过了黄金发展期。
但是，同样的乱象是当时全国普遍问题，为什么当时的白沟越不过去这个坎?
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区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平衡。温州模式早期同样面临管理机构不全、镇政府管理权力过小、领导力量不足的问题。但是，义乌等地积极推进了行政体制改革，在经济矛盾解决方式上取得领先。
1988年义乌“县改市”，这是“省管县”体制的另一种说法。“省管县”曾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行的财政制度，但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各地纷纷确立了省管市、市管县的财政模式，浙江独自把“省管县”延续了下来。“县改市”使得义乌市在财政收支划分、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市，而不像以前一样由金华市管理。比如，2005年，义乌市完成财政总收入35亿元，超出金华市本级财政总收入约5亿元，如果在“市管县”体制下，金华市势必会截留县里的部分收入。“县改市”后，省与市实行增量“二八分成”，增收“大头”留归地方，极大地刺激了义乌的发展。
2006年11月，浙江启动了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次扩权只有义乌一家，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把一些由金华市所代管的权力交给义乌市行使。
反观白沟，在河北省整体行政体制改革滞后背景下，白沟镇级行政级别与产业结构关系演化成“一镇独大”的局面。白沟镇政府虽然把自己的权限发挥到最大化去适应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却不可能去协调白沟经济圈内的市场发展、产业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
改革机遇来临
白沟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核心经验即在于行政改革。
2003年，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最重要的举措是“五统一”：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收费、统一协调。“五统一”集合了作为中国最基层政府行政、经济相关权能，把他们统一在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中。
统一管理是在每一座商城设有市场管理委员会，其总经理由政府委派。统一收费是指凡在商城经营的商户，只需在商城设立的收费点统一一次性缴纳各项税费，决不允许对商户二次收费，商户可拒绝市场管理委员会以外的行政单位收费。
“五统一”大大降低了由于政府体制不合理以及组织机构间繁杂机制造成的社会摩擦成本，杜绝了乱收费和政府职能部门吃拿卡要。“不仅保证了所有到白沟外来经商人员的利益，更维护了他们的尊严。”李洪强说。
但是，白沟镇政府的行政改革是另类的，既然不是正式的制度安排，配套经济职能改变就谈不上。所以，金融机构、税收、公安力量都是处于一种半模糊的配套状态。
比如，据农行白沟支行2009年统计数字，白沟金融机构日均交易量约5亿元，其中农行白沟支行日均交易量达1.61亿元，存款超过20亿。但是白沟贷款额往往不到2亿元，存贷比例严重失衡。因为此前的白沟作为一个镇，各金融机构只是一个办事处，几乎没有放贷权限。
“五年之后，白沟就撤区建市了。”李洪强说。
如今，白沟每年投资超过10亿元，用于城市环境打造。省级重点中学、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三甲医院、热力公司等一批城市功能项目正在建设中，每年增加1万～2万外地人进入白沟落户。
李洪强介绍说，在白沟城市化进程中，市场经营主体95％以上是农民，工业投资主体95％以上是农民，城区常住人口95％以上是农民，二、三产业的受益主体95％以上是农民。白沟“富民经济”，是一种在政府引领下由百姓自发自创最终又普惠百姓的“民生经济”。
白沟行政升级，为改革提供了新的愿景。相较于农民顶着户籍制度的桎梏，高成本地拥挤到大城市“被城市化”，白沟这种“就地城市化”模式更具贴近大地的气息，一旦在行政体制改革顺利之后，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对于中国广大县域经济而言，更有启迪意义。
这个崛起于农村的崭新城市，没有包袱，轻装前进，最重要的，他们崇尚“富民至上”，因此，一切都会有一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