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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的故事临近尾声，我们的诗人却没有；他的纪念碑将永久伫立：不由石块而由诗句建筑。他会受万世纪念，只要每个字都由呼吸吐纳。归根命息。
—《匿名者》
嬉诨的酒馆，潮湿的街道，喧杂的剧场，幽陈的古堡……二○一一年的电影《匿名者》（Anonymous）以第十七代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Edward de Vere，1550-1604）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之间的情感为视角，关照都铎时代政治的喧嚣、阴暗，观之令人心碎。
在电影编排中，牛津伯爵年幼成孤，寄养在国务（后财政）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1520-1598）家中。他自然出落得眉清目秀才华过人，只是无心政治，而热衷于诗歌与剧作。对那个重视能征善战和朝廷雄辩的时代而言，文学修养并非贵族的至高美德，爱德华也因此受到监护人的嘲弄。但年轻的女王钟情诗艺，一出为她而作的喜剧落幕，爱德华以精灵的样子谢幕，四目清对，每一句句子都挠到心间。這段情缘的结果是女王产下一子，后封南安普顿伯爵。南安普顿成为朝廷宠臣，但在电影中，塞西尔是南安普顿等人眼中政治改革的障碍。为给爱子助阵，爱德华疾书富有政治隐喻的剧本；但不便于暴露身份，便假剧作家之名，在伦敦民众心间种下反对塞西尔统治的种子，为年轻的南安普顿党政推波助澜。然而故事的巧合性令人感慨：南安普顿终以谋反罪入狱，为他求情的爱德华得知更惊人的消息：原来他自己也是女王在更年轻的时候产下的私生子。
而电影中刻画的莎士比亚可谓投机小人：牛津伯爵起先与当时著名的剧作家本·琼森（Ben Johnson，1572-1637）达成协议，通过他的舞台演绎自己的政见；但琼森被剧本中的才华打动，也因这些戏剧并不出自自己之手而挣扎。某一戏落幕，备受鼓舞的观众呼召作者上台，莎士比亚趁此机会染指墨汁，从此冒认了莎剧作者的身份。
尽管电影中的历史细节和假说漏洞百出（譬如忽略了牛津伯爵著名的同性恋倾向、譬如几篇最著名的莎剧都写于牛津伯爵去世之后），但不妨碍它在民间产生的影响力：通过情感充沛、令人扼腕的戏剧张力，该片对莎剧真实作者的假说引起许多人对牛津伯爵的同情，对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产生兴趣甚至质疑。电影出品人在造势时甚至在不少大学中开设莎士比亚身份问题的讨论课，于大众媒体中唤起大家对莎剧作者身份的兴趣。而且，就在电影上映不久前，包括杰里米·爱恩斯（Jeremy Irons）在内的不少名演员共同签署了一份《合理质疑莎翁身份宣言》（Declar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预告二十一世纪的莎翁研究热潮。伦敦的布鲁内尔大学（Brunel University），以及美国波特兰的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甚至为此设立了作者身份研究课程。
鉴定莎剧作者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二○一六年十月，经过二十三名学者的联合鉴定，“新牛津莎士比亚”研究计划肯定了包括《亨利六世》在内的十七部莎剧都有其他人共同撰写，作者包括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克里斯多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他是莎剧作者争论中常见的推测之一。
一
莎剧作者问题其实是一个已经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议。尽管现在普遍以四月二十三日庆祝他的生日，莎士比亚的确切出生日期并没有确切记载，他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也没有他的出生证明，小镇的学校也没有他的登记记录。这些都是争议几个世纪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在莎士比亚在世期间，他并不是英格兰最著名的作家—同时代的琼森和马洛等都享有盛名，鲍蒙特（Francis
Beaumont，1584-1616）与弗莱彻（John Fletcher，1579-1625）的剧作也风行一时。因为并不在风口浪尖，因此也无人质疑他的作品。作者争议问题在十八世纪中叶莎士比亚被推为英格兰国家诗人后方始浮现。
最常见的莎剧作者候选人包括与莎翁同时期的弗兰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1561-1626）、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牛津伯爵，甚至包括伊丽莎白一世本人与其继承人詹姆士一世。这些候选人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王公贵族，但有趣的是，这些候选人名单多由普通人提出。譬如最早撰文提出莎剧作者另有其人的，并非文学批评家、学府巨匠，甚至不是英国人，而乃美国俄亥俄州小镇教师迪莉娅·培根（Delia Bacon，1811-1859）。
二
莎翁去世两个多世纪之后，迪莉娅生于在俄亥俄州的一栋小木屋里，父亲是公理会牧师。由于父亲的突然病故，她在十四岁之后就未能继续升学，而成为一名教师。由于她自创的教学方法，她在新英格兰的文学圈子中有一定知名度，在文学创作上也显露才华，甚至在一八三二年的一次文学比赛中打败了名作家爱伦·坡。一八三六年，迪莉娅搬到纽约，倾心于戏剧，结识莎剧演员，可以看出她当时对莎翁作品的兴趣。但一段不被当时社会道德所接受的情缘使她被迫离开新英格兰回到俄亥俄。从社交生活中隐退后，她开始全心投入研究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问题。一八五六年，她在《普特南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中匿名发表《威廉·莎士比亚及其剧作：与之相关的调查》（William Shakespeare and His Plays：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m），系统地为莎剧作者疑问打下文学批评的基础。
迪莉娅提出的是多重作者假设，认为莎剧作者其实是包括培根与雷利在内的文艺复兴学派成员。在她看来，伊丽莎白君主与詹姆士党都是暴政的延续，有着偏执的君主、压迫性的行政机构、冷酷的秘密警察。相对于君主与朝廷的暴力，雷利与培根代表了知识分子对共和自由的追求，剧本则是他们表达政见的安全途径。迪莉娅认为他们是一个“失望的小团体”和“反对派政治家”，热衷论争“谁来承担领导和组织反对政府的责任”。她认为《理查二世》所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对由埃塞克斯伯爵为首的反对派贵族的拥护，也是夺权政见的纲领性表达。《李尔王》《尤利西斯·恺撒》《大流士》被认为有趣而隐晦，充满反君主的共和思想，也充满对诸如人权和公民权力等现代民主概念的想象。譬如在评论《尤利西斯·恺撒》时，迪莉娅直接写道： 全世界都知道学者—受人尊敬、享誉世界、满有成就的人物—曾被折磨、毁伤、吊死、断头，在凯撒时代和伊丽莎白时代都是如此。剧中对凯撒的野心隐晦的暗示，不是对女王的影射吗？
在历史上，雷利和培根爵士都曾遭到当朝君主（詹姆士一世）的囚禁，前者甚至被处死，所以剧本中的政治诉求也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最重要的是，这些剧作都穿透君权神授的神话。通过迪莉娅的批评，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黄金时代的君主盛世，而是充满政治恐怖、非法拷打、残酷死刑的时代。她对政治权力的质疑与后世哲学家福柯的看法不谋而合，也符合当代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论批评对莎剧的解读：将文本放置于历史语境之中，研究作家所身处的环境，重新呈现历史。譬如在当代最著名的莎士比亚传记之一：《推理莎士比亚》（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中，作者Stephen Greenblatt就提出 “in the world and of the world”的概念，认为莎士比亚不仅入世─在商业上有所成就，也关注社会民生与政治风云，在剧本中细腻呈现生活世界与政治环境，剖析观众最深的恐惧与欢愉。
三
除了提出一种政治想象和解读文学的方法之外，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问题也显示一种对艺术创作与阶层关系的预设，认为一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亦缺乏接触上层社会机会的平民，不可能写出那样的剧本，构造出那样的对话，拥有那样的心胸。因此，莎剧的作者应该是培根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迪莉娅认为莎剧中对贵族和朝廷的描绘以及深思熟虑的政治思想不可能出自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追求经济和商业利益的小演员更不可能拥有那样广阔的思维境地。
但这种意见背后的逻辑与《匿名者》相似：都是贵族通过剧作表达和传播政见，在剧场这一公共媒介充分调动观众情感；同時作者为政治安全性都保持匿名，以免政治身份暴露。这也是迪莉娅的意义：她的推断尽管缺乏证据，却用一种直接和系统的方式揭示了诸多流行疑问和假设：莎剧的社会关怀及其政治性，尤其是一种早于其时代的进步共和意见和解放式的人权观念。只不过迪莉娅认为这样的思想不可能产生于一个中下层的小演员，而必然产生于培根爵士等知识分子。
这不仅是为阶层所囿，更是智识上的歧视：明显左倾的自由思想为何不能产生于底层，而必须通过知识阶层调和、反思、表述？
四
对莎士比亚作者身份的争议也表现了另一种后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任何文学作品都只能是作者本身的自传。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家John Stuart Mill、Thomas Carlyle以及Richard Henry Horne都提到文学中的自我意识问题，认为这是人性之恶，时代之灵。依照这种观念，宫廷只有宫廷众人才能写就，帝王的世界也只有帝王才能想象。
另外，对文本作者的怀疑本身也有久远的传统，莎剧作者的争论并不独一。最著名的文本作者争议恐怕是圣经。尽管教会公认圣经乃神所默示，但也肯定不同书捲的书写人各不同。譬如在圣经研究中有“Q文件”的说法，是对新约福音书来源的假设：Q文件被认为是福音书中失传的文件，包含耶稣门徒的口传，而各福音书是在参考Q文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而在支持培根为莎剧作者的一派里，破解培根写作莎剧的关键在于密码。培根发明了隐写术，加密时每个字母都有不同的转换方式，分别代表不同的字母和编号。通过解密，可以发现培根与莎士比亚行文之间的相互对应。
五
但电影所提出的牛津伯爵作者一说，也是莎剧作者争议中的一支（Oxfordian theory of Shakespeare authorship）。爱德华确实是宫中有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但他的作品多为喜剧。在一份一五九八年的文学评论中，作者将爱德华与莎士比亚和诸多其他作家列在一起，认为他们的喜剧都非常杰出。这也表明同时代人清楚地认为这是两个人。一六○○年，伊丽莎白时代的著名文学编辑John Bodenham在文学札记《观景楼或缪斯的花园》（Belvedere or the Garden of the Muses）一文中，也特意将两人分开提及，爱德华在骑士一列，而莎士比亚则被归类为平民作家。
但是，由于爱德华的剧作本身没有流传下来，很难通过文字和语言学比较出两人剧作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但最明显的辩驳就在于剧本创作日期：《暴风雨》创作于一六一一年，受莎士比亚有生之年内的一则新闻的启发：一六○九年有一艘船撞击在百慕大，但此时牛津伯爵已经去世。
更重要的是，《匿名者》所描绘的热烈深情没有考虑爱德华的同性恋倾向。爱德华曾被同时代的天主教朋友嘲笑“当女人不再甜美时，年轻男孩儿正当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一百二十六首就是写给一名男性的，历史上认为是南安普顿伯爵；而《匿名者》中将南安普顿处理为爱德华之子。按照这个逻辑，爱德华就是与自己的母亲和孩子有过恋情，这个逻辑可谓荒谬。
六
莎剧作者争议的背后，也是历史由谁书写的问题。对此，当代历史学有更多切入点，譬如“由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常民史”（ordinary people’s history）等研究方法，从民众角度观察和反思正史列传中的叙述，从多重角度考察历史语境的生成。而在一个多世纪前迪莉娅所持的文艺复兴学派、牛津伯爵等人的观点，也代表传统历史研究（包括历史人物研究）中自上而下的视角；同时，本身不处在被历史纪录范畴内的那一类受过教育的中下层人民，希望能在历史中看到自己的声音。
而正是他们创造和丰富了历史，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一批又一批追赶时代的普通人。
在时代中被追赶又不甘心而拼命记录的普通人。
—《匿名者》
嬉诨的酒馆，潮湿的街道，喧杂的剧场，幽陈的古堡……二○一一年的电影《匿名者》（Anonymous）以第十七代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Edward de Vere，1550-1604）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之间的情感为视角，关照都铎时代政治的喧嚣、阴暗，观之令人心碎。
在电影编排中，牛津伯爵年幼成孤，寄养在国务（后财政）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1520-1598）家中。他自然出落得眉清目秀才华过人，只是无心政治，而热衷于诗歌与剧作。对那个重视能征善战和朝廷雄辩的时代而言，文学修养并非贵族的至高美德，爱德华也因此受到监护人的嘲弄。但年轻的女王钟情诗艺，一出为她而作的喜剧落幕，爱德华以精灵的样子谢幕，四目清对，每一句句子都挠到心间。這段情缘的结果是女王产下一子，后封南安普顿伯爵。南安普顿成为朝廷宠臣，但在电影中，塞西尔是南安普顿等人眼中政治改革的障碍。为给爱子助阵，爱德华疾书富有政治隐喻的剧本；但不便于暴露身份，便假剧作家之名，在伦敦民众心间种下反对塞西尔统治的种子，为年轻的南安普顿党政推波助澜。然而故事的巧合性令人感慨：南安普顿终以谋反罪入狱，为他求情的爱德华得知更惊人的消息：原来他自己也是女王在更年轻的时候产下的私生子。
而电影中刻画的莎士比亚可谓投机小人：牛津伯爵起先与当时著名的剧作家本·琼森（Ben Johnson，1572-1637）达成协议，通过他的舞台演绎自己的政见；但琼森被剧本中的才华打动，也因这些戏剧并不出自自己之手而挣扎。某一戏落幕，备受鼓舞的观众呼召作者上台，莎士比亚趁此机会染指墨汁，从此冒认了莎剧作者的身份。
尽管电影中的历史细节和假说漏洞百出（譬如忽略了牛津伯爵著名的同性恋倾向、譬如几篇最著名的莎剧都写于牛津伯爵去世之后），但不妨碍它在民间产生的影响力：通过情感充沛、令人扼腕的戏剧张力，该片对莎剧真实作者的假说引起许多人对牛津伯爵的同情，对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产生兴趣甚至质疑。电影出品人在造势时甚至在不少大学中开设莎士比亚身份问题的讨论课，于大众媒体中唤起大家对莎剧作者身份的兴趣。而且，就在电影上映不久前，包括杰里米·爱恩斯（Jeremy Irons）在内的不少名演员共同签署了一份《合理质疑莎翁身份宣言》（Declar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预告二十一世纪的莎翁研究热潮。伦敦的布鲁内尔大学（Brunel University），以及美国波特兰的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甚至为此设立了作者身份研究课程。
鉴定莎剧作者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二○一六年十月，经过二十三名学者的联合鉴定，“新牛津莎士比亚”研究计划肯定了包括《亨利六世》在内的十七部莎剧都有其他人共同撰写，作者包括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克里斯多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他是莎剧作者争论中常见的推测之一。
一
莎剧作者问题其实是一个已经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议。尽管现在普遍以四月二十三日庆祝他的生日，莎士比亚的确切出生日期并没有确切记载，他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也没有他的出生证明，小镇的学校也没有他的登记记录。这些都是争议几个世纪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在莎士比亚在世期间，他并不是英格兰最著名的作家—同时代的琼森和马洛等都享有盛名，鲍蒙特（Francis
Beaumont，1584-1616）与弗莱彻（John Fletcher，1579-1625）的剧作也风行一时。因为并不在风口浪尖，因此也无人质疑他的作品。作者争议问题在十八世纪中叶莎士比亚被推为英格兰国家诗人后方始浮现。
最常见的莎剧作者候选人包括与莎翁同时期的弗兰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1561-1626）、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牛津伯爵，甚至包括伊丽莎白一世本人与其继承人詹姆士一世。这些候选人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王公贵族，但有趣的是，这些候选人名单多由普通人提出。譬如最早撰文提出莎剧作者另有其人的，并非文学批评家、学府巨匠，甚至不是英国人，而乃美国俄亥俄州小镇教师迪莉娅·培根（Delia Bacon，1811-1859）。
二
莎翁去世两个多世纪之后，迪莉娅生于在俄亥俄州的一栋小木屋里，父亲是公理会牧师。由于父亲的突然病故，她在十四岁之后就未能继续升学，而成为一名教师。由于她自创的教学方法，她在新英格兰的文学圈子中有一定知名度，在文学创作上也显露才华，甚至在一八三二年的一次文学比赛中打败了名作家爱伦·坡。一八三六年，迪莉娅搬到纽约，倾心于戏剧，结识莎剧演员，可以看出她当时对莎翁作品的兴趣。但一段不被当时社会道德所接受的情缘使她被迫离开新英格兰回到俄亥俄。从社交生活中隐退后，她开始全心投入研究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问题。一八五六年，她在《普特南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中匿名发表《威廉·莎士比亚及其剧作：与之相关的调查》（William Shakespeare and His Plays：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m），系统地为莎剧作者疑问打下文学批评的基础。
迪莉娅提出的是多重作者假设，认为莎剧作者其实是包括培根与雷利在内的文艺复兴学派成员。在她看来，伊丽莎白君主与詹姆士党都是暴政的延续，有着偏执的君主、压迫性的行政机构、冷酷的秘密警察。相对于君主与朝廷的暴力，雷利与培根代表了知识分子对共和自由的追求，剧本则是他们表达政见的安全途径。迪莉娅认为他们是一个“失望的小团体”和“反对派政治家”，热衷论争“谁来承担领导和组织反对政府的责任”。她认为《理查二世》所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对由埃塞克斯伯爵为首的反对派贵族的拥护，也是夺权政见的纲领性表达。《李尔王》《尤利西斯·恺撒》《大流士》被认为有趣而隐晦，充满反君主的共和思想，也充满对诸如人权和公民权力等现代民主概念的想象。譬如在评论《尤利西斯·恺撒》时，迪莉娅直接写道： 全世界都知道学者—受人尊敬、享誉世界、满有成就的人物—曾被折磨、毁伤、吊死、断头，在凯撒时代和伊丽莎白时代都是如此。剧中对凯撒的野心隐晦的暗示，不是对女王的影射吗？
在历史上，雷利和培根爵士都曾遭到当朝君主（詹姆士一世）的囚禁，前者甚至被处死，所以剧本中的政治诉求也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最重要的是，这些剧作都穿透君权神授的神话。通过迪莉娅的批评，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黄金时代的君主盛世，而是充满政治恐怖、非法拷打、残酷死刑的时代。她对政治权力的质疑与后世哲学家福柯的看法不谋而合，也符合当代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论批评对莎剧的解读：将文本放置于历史语境之中，研究作家所身处的环境，重新呈现历史。譬如在当代最著名的莎士比亚传记之一：《推理莎士比亚》（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中，作者Stephen Greenblatt就提出 “in the world and of the world”的概念，认为莎士比亚不仅入世─在商业上有所成就，也关注社会民生与政治风云，在剧本中细腻呈现生活世界与政治环境，剖析观众最深的恐惧与欢愉。
三
除了提出一种政治想象和解读文学的方法之外，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问题也显示一种对艺术创作与阶层关系的预设，认为一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亦缺乏接触上层社会机会的平民，不可能写出那样的剧本，构造出那样的对话，拥有那样的心胸。因此，莎剧的作者应该是培根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迪莉娅认为莎剧中对贵族和朝廷的描绘以及深思熟虑的政治思想不可能出自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追求经济和商业利益的小演员更不可能拥有那样广阔的思维境地。
但这种意见背后的逻辑与《匿名者》相似：都是贵族通过剧作表达和传播政见，在剧场这一公共媒介充分调动观众情感；同時作者为政治安全性都保持匿名，以免政治身份暴露。这也是迪莉娅的意义：她的推断尽管缺乏证据，却用一种直接和系统的方式揭示了诸多流行疑问和假设：莎剧的社会关怀及其政治性，尤其是一种早于其时代的进步共和意见和解放式的人权观念。只不过迪莉娅认为这样的思想不可能产生于一个中下层的小演员，而必然产生于培根爵士等知识分子。
这不仅是为阶层所囿，更是智识上的歧视：明显左倾的自由思想为何不能产生于底层，而必须通过知识阶层调和、反思、表述？
四
对莎士比亚作者身份的争议也表现了另一种后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任何文学作品都只能是作者本身的自传。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家John Stuart Mill、Thomas Carlyle以及Richard Henry Horne都提到文学中的自我意识问题，认为这是人性之恶，时代之灵。依照这种观念，宫廷只有宫廷众人才能写就，帝王的世界也只有帝王才能想象。
另外，对文本作者的怀疑本身也有久远的传统，莎剧作者的争论并不独一。最著名的文本作者争议恐怕是圣经。尽管教会公认圣经乃神所默示，但也肯定不同书捲的书写人各不同。譬如在圣经研究中有“Q文件”的说法，是对新约福音书来源的假设：Q文件被认为是福音书中失传的文件，包含耶稣门徒的口传，而各福音书是在参考Q文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而在支持培根为莎剧作者的一派里，破解培根写作莎剧的关键在于密码。培根发明了隐写术，加密时每个字母都有不同的转换方式，分别代表不同的字母和编号。通过解密，可以发现培根与莎士比亚行文之间的相互对应。
五
但电影所提出的牛津伯爵作者一说，也是莎剧作者争议中的一支（Oxfordian theory of Shakespeare authorship）。爱德华确实是宫中有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但他的作品多为喜剧。在一份一五九八年的文学评论中，作者将爱德华与莎士比亚和诸多其他作家列在一起，认为他们的喜剧都非常杰出。这也表明同时代人清楚地认为这是两个人。一六○○年，伊丽莎白时代的著名文学编辑John Bodenham在文学札记《观景楼或缪斯的花园》（Belvedere or the Garden of the Muses）一文中，也特意将两人分开提及，爱德华在骑士一列，而莎士比亚则被归类为平民作家。
但是，由于爱德华的剧作本身没有流传下来，很难通过文字和语言学比较出两人剧作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但最明显的辩驳就在于剧本创作日期：《暴风雨》创作于一六一一年，受莎士比亚有生之年内的一则新闻的启发：一六○九年有一艘船撞击在百慕大，但此时牛津伯爵已经去世。
更重要的是，《匿名者》所描绘的热烈深情没有考虑爱德华的同性恋倾向。爱德华曾被同时代的天主教朋友嘲笑“当女人不再甜美时，年轻男孩儿正当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一百二十六首就是写给一名男性的，历史上认为是南安普顿伯爵；而《匿名者》中将南安普顿处理为爱德华之子。按照这个逻辑，爱德华就是与自己的母亲和孩子有过恋情，这个逻辑可谓荒谬。
六
莎剧作者争议的背后，也是历史由谁书写的问题。对此，当代历史学有更多切入点，譬如“由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常民史”（ordinary people’s history）等研究方法，从民众角度观察和反思正史列传中的叙述，从多重角度考察历史语境的生成。而在一个多世纪前迪莉娅所持的文艺复兴学派、牛津伯爵等人的观点，也代表传统历史研究（包括历史人物研究）中自上而下的视角；同时，本身不处在被历史纪录范畴内的那一类受过教育的中下层人民，希望能在历史中看到自己的声音。
而正是他们创造和丰富了历史，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一批又一批追赶时代的普通人。
在时代中被追赶又不甘心而拼命记录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