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诩为“史上最成功联盟”之一，近年却陷入内部分裂危机，而多数情况下的矛盾焦点都指向了土耳其。表面看，土耳其是北约的“另类”，其鲜明的非西方特征在北约这个传统“西方俱乐部”中总显得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土耳其与北约关系的发展始终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相联系。

关系一路震荡下行

　　北约成立于冷战之初，直接目的是对抗苏联及其领导的东欧集团，遏制其势力扩张。1952年北约首次扩容，将土耳其和希腊纳入集体防卫体系。一方面，美国和西欧国家看重土扼守欧、亚、非三大洲“十字路口”的枢纽地位，着力将其打造为欧洲东南侧翼的第一道防线和深入中东的战略桥头堡。另一方面，土当时处在世俗的凯末尔主义政党领导之下，内政外交均以“西化”为导向，脱亚入欧意愿强烈。加之土俄宿仇难解，土亦有背靠西方以求自保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结盟水到渠成。此后，北约在土设置了众多军事基地、雷达预警站、情报站，部署了数十枚核弹头，并向土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
　　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不复存在，土耳其在北约的战略重要性开始下降，与美欧分歧也日益显现。2013年以来，地缘政治变动不断引爆新的矛盾冲突，土与美、欧的关系一路震荡下行，几乎跌至冰点。
　　在美欧看来，现在的土耳其已很难被视为“可靠的盟友”。一是土在联合反恐问题上态度暧昧，曾拒绝向北约开放境内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美还指责土“默许”“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出入土叙边境。后来，土虽被迫调整政策，但其反恐重点放在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上，与美欧将库尔德武装视为地面主要伙伴的立场针锋相对。二是认为土趁火打劫、借难民问题“讹诈”欧洲，包括索要60亿欧元巨额援助，要求实现土公民入欧免签、加快土入欧盟谈判进程等。三是土不断向俄靠近，围绕叙利亚问题扩大土俄军事合作，联手俄伊（朗）推动阿斯塔纳和谈，将北约排除在外;购买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无视北约盟友关于“武器系统不兼容”“情报技术信息恐泄露”的风险警告。鉴于目前北约仍把俄罗斯视为主要外部威胁，土此举近乎“通敌”。此外，近年土国内政治变化也加剧了其与北约国家的价值观分歧。埃尔多安推动土政体从议会制变为总统制，被美欧批评“强化个人独裁、侵蚀民主制度”;2016年未遂政变后，正发党政府在土军队、教育、司法等系统全面清理“居伦分子”，管控社会舆论，又被美欧指责“侵犯人权、压制公民自由，背离了北约奉行的民主、自由和法制原则”。
　　从土耳其的角度看，北约一直以来都不曾重视其核心诉求，因而也没有立场要求土将自身利益置于同盟利益之后。土认为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境内“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反复要求美欧停止给予武器和资金支持并将库尔德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却未能如愿。土认定旅居美国的居伦是2016年政变的幕后主使，多次要求引渡，也未能如愿。引渡问题还接连触发了土美外交口水战、双方暂停签证业务、美籍牧师在土被拘等系列事件，最终导致2018年8月美对土实施制裁，土从而成为北约历史上首个遭受盟友制裁的成员国，本币一夜暴跌。在这种情况下，让土继续保持对北约的忠诚与信任颇为勉强。

不能只归咎于一方

　　双方近期矛盾焦点集中于土在叙利亚北部的“和平之泉”行动。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默契，派军队进入叙北库尔德控制区，驱散库尔德武装，设置所谓“安全区”，声称要安置滞留在土的数百万叙利亚难民。此举引起美国会和军方强烈不满，致使美国内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欧洲亦忧心忡忡，既害怕新的难民潮冲击欧洲边境，也担心“伊斯兰国”获得喘息卷土重来，更忧虑土全面接手，强制遣返外籍“圣战”者，造成恐怖分子回流欧洲。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土“切勿危及反恐成果”，英、法、德等国通过联合国向土施压，叫停对土军售。埃尔多安毫不示弱，威胁要“打开大门”将300多万难民送往欧洲，12月初北约峰会前夕又扬言若北约不支持其行动，将动用否决权，阻止欧洲东翼的安全防卫计划落地实施。虽然这些威胁目前都还停留在口头上，但北约盟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合，一些欧洲国家甚至主张中止土的北约成员资格。
　　同盟关系发展到如此尴尬的地步，显然不能只归咎于一方。
　　一方面，北约自身凝聚力正在下降。北约本质上是军事组织，确保成员国的集体安全是其合法性基石。苏联解体后，它迫切需要新的对手、明确新的战略目标，用以协调行动、维系共识。2001年“9·11”事件爆发，首次触发北约集体防卫条款;2004年北约将国际恐怖主义确立为“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后，北约军事行动逐渐从防卫转向积极干预。然而恐怖主義并不是理想的替代品，它过于抽象且多变，各国对其定义不尽相同，在具体认定时也常有意见分歧，这极大地削弱了北约协同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加之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北约成员的安全优先项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分歧和矛盾在所难免。美欧之间乃至欧洲各国间尚且摩擦不断，更何况社会发展阶段、文化和地缘环境与西方迥异的土耳其？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政策自主性逐渐增强。冷战后，土经济实力跃升，国内权力结构也发生变化，保守的、本土特征明显的中产阶级兴起，取代亲西方世俗精英成为政权的新基础，2002年开始执政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正发党政府在价值观上提倡多元化和宗教回归，在外交上追求全面均衡，主张土在地区事务中积极发挥引领和塑造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中东抽离，与土共同利益缩减。自愿也好，被迫也罢，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兼顾北约目标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但这些矛盾尚不足以导致土与北约分道扬镳，双方同盟关系虽然一瘸一拐、跌跌撞撞，合作的战略基石仍在。对北约而言，土耳其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的民主化程度、文化差异性、国家实力等，而在于其无可替代的战略位置。土扼守欧洲南大门，既是拒止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带，也是隔离中东乱局的天然防火墙。若失去土耳其，北约将“门户洞开”，更何况俄虎视眈眈，对土多加笼络。对土而言，俄罗斯未必比北约更可靠，土俄在黑海存在根本利益冲突。除了依靠北约的集体防卫，土没有其他手段制衡俄强大的军事压力。正发党政府只想纠正过度亲西方的外交路线，而无意完全摆脱西方，在目前土美关系持续走低、入欧进程实质中止的态势下，北约作为与西方协调合作的平台，对土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有现实重要性。
　　在可预见的未来，埃尔多安还会继续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游走，借机积攒筹码、抬高身价。土与北约的摩擦和争吵恐有增无减。北约不仅要应对来自中东方向的具体挑战，更要考虑如何在变化的环境中统筹盟友的多元需求。
　　2020年1月2日，土耳其议会表决通过有关出兵利比亚的议案。这意味着土政府获得向利比亚派兵的授权。同一天，土美两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利比亚局势等问题。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