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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书记（改革开放后，习仲勛曾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众多战友中，有一位是蒙古族的乌兰夫同志。
习书记和乌兰夫同志的交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乌兰夫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延安负责民族工作，习书记时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书记。这年8月，习书记专门到乌兰夫的住地拜访。他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事后，乌兰夫对女儿云曙碧说：“习仲勋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人诚恳，待人宽厚，思想活跃，工作能力很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习书记住在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甲6号，与之一墙之隔的6号则住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我的印象中，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习书记热情谦和，乌兰夫和蔼慈祥，家处近邻，说话之声隔墙可闻，两家人经常互访走动。习书记以他那惯有的幽默戏称乌兰夫为“王爷”，经常让我给“王爷”送上一些陕西土特产，乌兰夫也送一些内蒙古的土特产如黄油之类给习书记。
习书记和乌兰夫长期共同致力于党的统战和民族工作，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所以，两人的思想见解往往不谋而合。
新中国成立之初，习书记主政西北，针对西北多民族区域的特点，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习书记从西藏和新疆两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不要套用内地的做法去划分阶级成分。
当时，乌兰夫主持绥蒙工作即后来的内蒙古工作（绥远省撤销后归内蒙古），提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针是“稳、宽、长”。“稳”指的是“稳定”，“宽”是指政策上要放宽一些，“长”指的是着眼于长远。乌兰夫还就内蒙古牧区的特点，提出“三不两利”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
两人都把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当作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大局放在首要地位。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新中国西北部和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饥荒。由于乌兰夫没有跟风搞“大跃进”，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状况受“左”的危害较轻，年年上调粮食和紧缺物资支援国家，却受到一些人的责难，说他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习书记于1958年和1961年两次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到内蒙古调查研究。乌兰夫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得到了习书记的称赞。习书记回京后，向周总理如实作了汇报。后来，周总理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内蒙古是模范民族自治区。
共同的思想，共同坚守的原则，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打下坚实的基础，经受了历史的考验。1962年，习书记蒙冤后，康生指名要乌兰夫揭发习书记，乌兰夫没有从命。
“文化大革命”之后，习书记从广东调回中央，和乌兰夫共同主管统战和民族工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两人又都担任副委员长。习书记曾经回忆说：“在几十年的长期相处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对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都能坦诚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密切配合。”
习书记最后一次到内蒙古是1987年。乌兰夫和习书记两人分别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习书记在那次活动中多次称赞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功绩。
1988年12月，乌兰夫同志病逝，习书记撰文《乌兰夫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文中写道：“在与乌兰夫长期共事和交往中，我对他一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深有体会的。不论在顺利情况下还是处在逆境中，乌兰夫从不放弃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立场……他是我深为敬佩的良师益友。”并深情地说，乌兰夫是他“最亲密的老战友”。
2012年7月26日，我在呼和浩特拜访了乌兰夫的大女儿云曙碧。她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时，我就认识。她对我说，早在延安时期，她就和齐心同志同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又在中央马列学院一起同学3年，她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中，习书记的女儿桥桥曾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插队，由于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身体状况很差。1975年，刚刚恢复工作的云曙碧便把桥桥的关系从巴彦淖尔盟转到她所工作的哲里木盟的科左后旗，并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休息养病，后来又设法送桥桥回北京治病。
当时，对“黑帮子女”的关心被认为是“立场问题”，云曙碧因此受到了批判。好在她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口碑甚好，没有受到更多的责难。
云曙碧说：“习书记和我父亲的感情很深。1986年12月23日，我父亲八十大寿，习书记亲自送来用菠菜做的‘翡翠长寿面’为我父亲祝寿。那感人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呼和浩特参观了乌兰夫纪念馆。馆内有一张习书记和乌兰夫身穿蒙古族长袍的合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是他们两人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纪念照。
乍一看，他俩活像蒙古草原上的一对老牧民，但那蒙古袍所透露出的国家领导人所特有的气质，特别是那笑眯眯的眼神、亲密无间的神态，以及那凝结了蒙汉民族深厚情谊的历史性场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20世纪50至60年代他们两人亲密相处的情景之中，使我在这张照片前注视良久……（节选自解放军出版社《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作者于1950年3月至1964年5月、1978年6月至1984年5月任习仲勋同志秘书）
习书记和乌兰夫同志的交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乌兰夫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延安负责民族工作，习书记时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书记。这年8月，习书记专门到乌兰夫的住地拜访。他们虽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事后，乌兰夫对女儿云曙碧说：“习仲勋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人诚恳，待人宽厚，思想活跃，工作能力很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习书记住在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甲6号，与之一墙之隔的6号则住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我的印象中，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习书记热情谦和，乌兰夫和蔼慈祥，家处近邻，说话之声隔墙可闻，两家人经常互访走动。习书记以他那惯有的幽默戏称乌兰夫为“王爷”，经常让我给“王爷”送上一些陕西土特产，乌兰夫也送一些内蒙古的土特产如黄油之类给习书记。
习书记和乌兰夫长期共同致力于党的统战和民族工作，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所以，两人的思想见解往往不谋而合。
新中国成立之初，习书记主政西北，针对西北多民族区域的特点，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习书记从西藏和新疆两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不要套用内地的做法去划分阶级成分。
当时，乌兰夫主持绥蒙工作即后来的内蒙古工作（绥远省撤销后归内蒙古），提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方针是“稳、宽、长”。“稳”指的是“稳定”，“宽”是指政策上要放宽一些，“长”指的是着眼于长远。乌兰夫还就内蒙古牧区的特点，提出“三不两利”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
两人都把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当作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大局放在首要地位。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新中国西北部和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饥荒。由于乌兰夫没有跟风搞“大跃进”，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状况受“左”的危害较轻，年年上调粮食和紧缺物资支援国家，却受到一些人的责难，说他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习书记于1958年和1961年两次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到内蒙古调查研究。乌兰夫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得到了习书记的称赞。习书记回京后，向周总理如实作了汇报。后来，周总理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内蒙古是模范民族自治区。
共同的思想，共同坚守的原则，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打下坚实的基础，经受了历史的考验。1962年，习书记蒙冤后，康生指名要乌兰夫揭发习书记，乌兰夫没有从命。
“文化大革命”之后，习书记从广东调回中央，和乌兰夫共同主管统战和民族工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两人又都担任副委员长。习书记曾经回忆说：“在几十年的长期相处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对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都能坦诚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密切配合。”
习书记最后一次到内蒙古是1987年。乌兰夫和习书记两人分别担任中央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习书记在那次活动中多次称赞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功绩。
1988年12月，乌兰夫同志病逝，习书记撰文《乌兰夫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文中写道：“在与乌兰夫长期共事和交往中，我对他一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深有体会的。不论在顺利情况下还是处在逆境中，乌兰夫从不放弃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立场……他是我深为敬佩的良师益友。”并深情地说，乌兰夫是他“最亲密的老战友”。
2012年7月26日，我在呼和浩特拜访了乌兰夫的大女儿云曙碧。她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时，我就认识。她对我说，早在延安时期，她就和齐心同志同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又在中央马列学院一起同学3年，她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中，习书记的女儿桥桥曾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插队，由于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身体状况很差。1975年，刚刚恢复工作的云曙碧便把桥桥的关系从巴彦淖尔盟转到她所工作的哲里木盟的科左后旗，并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休息养病，后来又设法送桥桥回北京治病。
当时，对“黑帮子女”的关心被认为是“立场问题”，云曙碧因此受到了批判。好在她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口碑甚好，没有受到更多的责难。
云曙碧说：“习书记和我父亲的感情很深。1986年12月23日，我父亲八十大寿，习书记亲自送来用菠菜做的‘翡翠长寿面’为我父亲祝寿。那感人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呼和浩特参观了乌兰夫纪念馆。馆内有一张习书记和乌兰夫身穿蒙古族长袍的合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是他们两人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纪念照。
乍一看，他俩活像蒙古草原上的一对老牧民，但那蒙古袍所透露出的国家领导人所特有的气质，特别是那笑眯眯的眼神、亲密无间的神态，以及那凝结了蒙汉民族深厚情谊的历史性场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20世纪50至60年代他们两人亲密相处的情景之中，使我在这张照片前注视良久……（节选自解放军出版社《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作者于1950年3月至1964年5月、1978年6月至1984年5月任习仲勋同志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