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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编一份世界诗人排行榜，德语诗人海涅肯定名列前茅。还在十九世纪末，作曲家们就把他的诗谱成三千多首曲子在全世界广为吟唱。在中国，海涅也是读者最喜爱的外国诗人之一，其“诗选”、“文选”之类的中译本有好几十种。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章国锋、胡其鼎主编的《海涅全集》。中国读者注意不够的是，海涅还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化批评家。无论一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着海涅发生过多少争论，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个敏锐的观察者和伟大的讽刺天才。尽管受时空之隔的中国读者很少能理解海涅本人、海涅的时代以及海涅与他的时代之间的种种复杂纠缠，但我们也能从他的诗中体验到怨恨、冷嘲、戏谑和愤怒之类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情绪。海涅一生遭遇了太多的烦与怕，比如那——
可爱又可恨的钱
古训有“诗无达诂”，这是指意义。如果把“诂”换成“估”也说得通，因为诗的价值也不可估测。如果像海涅那样写过无数好诗的人却不能靠诗来生活，那么接受赞助似乎就是诗人的宿命。本来，海涅是那个时期最受人欢迎、读者最多的作家，他的诗、游记、新闻稿、评论的发行量在全德是前所未有的。像歌德一样，海涅不但善于写诗也精于挣稿费，他是当时稿酬最高的作家之一。在拿到《罗曼采罗》的六千银行马克的稿费后，海涅狂呼：“伟大的经典的歌德一生一世卖掉他所有的诗也没有得到过这么多钱！”他喜欢把已经出版的书再度卖掉，还要求为他还没有完成的书预付稿费，为此与他的出版商进行着旷日持久而又言而无信的谈判。出生寒微的海涅却习惯于过体面生活，花钱如流水，奢侈、挥霍、赌钱，进行冒险的证券交易，与有问题的人交往，如此等等，像个纨绔子弟。巴黎后期，他雇有一个厨师、两个护士、一个朗读员、一个秘书，有时还有一个翻译。而他留下的遗产，按现代标准算近一百万德国马克。
这些钱多数是海涅想尽方法争取来的。他的伯父、那位飞黄腾达的银行家所罗门·海涅是他的主要资助者：上大学时是全部学费，到巴黎后是每年四千法郎，海涅结婚后又提高到四千八百法郎。所罗门去世后，其继承人也就是海涅的堂兄一度不想继续支付，海涅威胁说他将出版一部对其家族不利的回忆录，逼得这位堂兄为这部根本没有写作的回忆录赶快交钱。陌生人的口袋从来不会使海涅感到尴尬，他乐于也善于解开他们口袋的纽扣。德国传记学者达拉茨说他厚着脸皮，诉苦与威胁并用，高傲地、主子似地、下命令似地向出版商，向各国政府，向他的伯父恳求与勒索货款、年金与稿酬。
为了钱，海涅耗费了无数精力和时间。达拉茨发现，屈辱感被诗人夸大了。所罗门对海涅的一家确实很好地尽了责任，而且，海涅在接受资助时经常怀有的倒是优越感。“他较多地拥有，他必须给予”，富有的伯父必须终生抚养写诗的侄儿。诗人自认为是独立的世界强国，他内心里从来没有承认银行家海涅也是真实的世界强国。钱不过是印刷成另一种样子的纸，而他的诗行却可以把纸张印得更好。海涅从来不会低三下四地向他的资助人谢恩，他的嘲弄也从来没有放过他的资助者：“你身上最好的东西，是你姓我的姓。”但我们完全可以提问：“可是，哪里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富有的伯父必须终身抚养从事创作的侄子呢？”海涅的卓越之处在于，在接受赞助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创作自由，他基本上没有放弃创作的自由，经济上的卑躬屈膝反而被他转化为对“一切伟大变得如此渺小，把英雄主义彻底消灭”的资产者和当时社会的痛切批判，其无情的讽刺精神恰恰是在与沉闷庸俗的时代潮流的对抗中张扬的。
拿钱的手不软，拿了钱嘴也不软，这是令我们羡慕而振奋的诗人精神。但毕竟不是所有的赞助者都像所罗门一样宽容。1831年七月革命后，海涅来到巴黎。当生活再一次无着时，他接受了基佐政府给德国政治流亡者每年四千八百法郎的津贴。如果他本人或同他结婚的巴黎姑娘多少有点持家之方的话，他本无需这笔钱。接受政府津贴使海涅为当世和后人所诟病，海涅生前即多次声明自己没有被法国政府收买。一般认为，接受政府资助虽然妨碍了海涅写作有关法国政局的政论，但并不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他基本上没有写什么违心之论，没有停止对欧洲反动势力进行无情的斗争，为自由和民主而抗争的讽刺之剑从未在他手中脱落，就是在辗转于病榻的巴黎岁月，海涅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勇敢、最辛辣、最光彩夺目的诗札。总之，他像一盏点燃的灯，尽管没有油，却依然在亮。但达拉茨的研究表明，海涅在面对金钱时并不总是坚持原则的。1840年，西欧诸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浪潮导致了一种战争状态，直接影响到犹太银行家罗特希尔德的股票下跌。这位金融帝国的国王向海涅求助，请他抵制德意志新闻界的战争煽动。诗人在沉默三十七年之后又重新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撰写报道（1854年结集为《卢苔齐亚》出版），而银行家对海涅的资助就此开始。另外，1844年海涅还阻止发表一篇针对这位男爵的诋毁文章。所有这些，说明我们对海涅的认识还需要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思维。
近代社会是分工的社会，一些没有直接交换产品的精神生产部门需要国家、集团和个人的各种赞助。如果严格按交换规律办事，那么受惠者自然要为赞助者服务，写传记、做广告都无可非议。问题是，精神创造之所以需要赞助就因为它的产品不能在物质交换、商品流通的意义上带来利润，而它又是有价值的，为人类所必需的，有时比科技、物质的功能还要重大。比如海涅的诗，在悠久的人类史上，必然使其伯父的银行相形见绌，因此对精神活动的赞助应当以尊重、承认精神创造的不同规律为前提，这就是自由。否则人类精神的某些领域将日渐萎缩直到彻底流失。其实，当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为企业主做宣传或接受他的限制、要求时，实际上已经在为商品生产服务，理应参与产品价值的分割，获得应有的一份。这是报酬，而非赞助。真正的赞助应当是无条件的，接受赞助者可以像海涅那样，既毫无愧色地接受伯父的赞助，同时又毫不手软地揭发资产阶级的势利短视；一方面接受法国政府的津贴，另一方面又基本不承担对法国政府的任何义务。这里，除了从心眼里赞赏海涅的自由精神外，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那位谈不上高尚的伯父和法国政府的眼界。他们并未给海涅的自由设置栅栏，所以海涅才能写道：
在自由战争的最前哨，
三十年来年我忠实地坚持。
我战斗，并不希望胜利
我知道，决不会健康地回到家里。
也许有些夸张，但在诗歌领域，海涅大体保持了愤怒情绪和自由立场。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史家才愿意为他辩护，淡化其接受政府津贴一事。
我们有理由感谢所罗门在海涅成名之前就资助他。与此类似的还有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是他把音乐家瓦格纳从债主的追迫中解救出来，全力支持他的创作却不要他承担任何责任。西方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懂得文化艺术的赞助者，他们同样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然而，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谁都不能指望所有的富翁和权贵都像所罗门和路德维希二世那样。无论社会如何进步、经济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把任何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养起来，尽管惊天动地的文章和不世出的天才就是从他们之中产生的。所以，诗人注定至少一度要忍受贫困，直到你的天才和价值得到承认，那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无奈时光。不过，得到承认的诗人一般已不再缺钱，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潜质的无名之辈，一个“钱”字，委屈了古今中外多少潜在的诗人！“终古诗人太寂寞”，除社会资源的分配需要不断地合理化，就诗人自身来说，海涅是一个榜样：写诗不含糊，要钱不脸红。
当然，不缺钱的海涅其实也无法专心写诗，因为他已经——
告别“艺术时期”
诗人不是战士。此前的歌德、席勒和浪漫派都不是、也没有想到要做战士。早期的海涅也钟情于夜莺和玫瑰、花园与爱情，但他出世太晚了，少年的歌还未唱尽，滚滚红尘即要将他拖进世俗政治。“神圣同盟”的高压没有遏止反而使法国革命所激动起来的民主自由思潮更加澎湃，终于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风起云涌，旧欧洲在生死对抗中走向新时代。“我们时代的伟大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解放……欧洲已经成长起来，今天正挣脱享有特权的阶层即贵族的铁锁链”。海涅抑制不住地用冷嘲和机智的诗向现行秩序挑衅，揭露和批判德意志反动的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最后一个浪漫派”，海涅在体验着两个世界：“这正是命运的捉弄啊：我多么愿意靠在宁静舒适、冥思遐想的心灵生活的枕头上，却偏偏指派我用鞭子把我的可怜的德意志同胞从他们舒适愉快的生活中轰出来，唆使他们投入运动！我最喜爱做的事情是，观看浮云游移，挖空心思想出合韵律的文字魔力，窃听原始精灵的秘密，沉浸在古老童话的奇迹世界里……我却必须去编辑政治年鉴，阐述时代利益，煽起革命愿望……”对时代精神的如此敏感，肯定与海涅个人的处境和性格有关，比如他的犹太人身份，受到德国政府的高压等等，但长期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底层民众的声音终于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动摇着贵族和富豪们主导的世界，也震撼着古典诗人艰难地建立起来的诗歌王国。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潮流，海涅只是率先表达了这一切。
诗歌一旦与政治有关就不再是纯粹的审美。德国反动的政治体制和严格的检查制度一度使海涅心灰意冷。1830年的夏天，诗人在北海的黑尔戈兰岛枕着涛声沉入梦乡，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与哲学，全力写诗。但8月6日，当“七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海涅立刻又被拉法耶特、三色旗、马赛曲激动了：“我对安宁的眷恋又消失了。我现在又知道我想要什么，应该怎样，必须怎样……我是革命的儿子……我要头戴花冠去进行决死的战斗。还有诗琴，递给我诗琴，我弹起它唱一支战歌……我就是欢乐和歌唱，利剑和火焰。”革命没有带来社会的彻底变革，而海涅也没有真的拿起他的战歌和诗琴。1830年12月，他在汉堡谋求法律所的职位，还向友人打听在柏林谋职的可能性。在努力没有成功后，海涅才于次年５月到达巴黎。巴黎人喜欢激动，动辄示威直至武装起义，流行于全世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观念几乎都发源于此。“七月革命”破坏了苟延残喘的传统等级秩序，民主政治的热烈气息和底层民众的权利要求一起，对似乎独立自在的诗美世界形成巨大压力。海涅发现，即使是平静的日子，他也不可能对大街上的事漠不关心。海涅深深感到，在一个充满社会分裂和争斗的时代，诗的性质和处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想心安理得地欣赏艺术，几乎就只有像歌德一样地自私才行。
其实，不是歌德自私，而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在歌德时代，包括古典主义与浪漫派在内的艺术家可以把艺术看成一个独立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一切人间的活动、宗教和道德，全部在它之下变迁转换。艺术本身就是至高无上之物，它可以对第一位的真实世界的要求置之不顾。比如歌德的诗光辉灿烂，宁静安详，像古代的雕像一样可以点缀德意志花园。然而，在新时期的海涅看来，歌德不批判贵族政治，不动员社会变革，实际上与现实世界无关，与人民的需要无关。海涅把歌德描绘成“贵族的奴仆”、“虚伪的、垂朽的神”，其诗也“不会生育的”。“歌德的文艺作品不像席勒的那样，会激起人们的行动。行动是语言的产儿，但歌德那些优美的语言是无子女的。”浪漫派画家弗里德里希有一幅名画《伫立于雾海之巅的漫游者》，开阔的画面上，一个忧郁的青年孤独地面向苍茫的大海，沉思人生和宇宙。海涅却把这样的艺术青年称为“傻瓜”：
海涛咕噜着它那永不止息的私语喃喃，
海风吹来，乌云腾卷，
群星闪烁，漫不经心，神态冷淡，
只有一个傻瓜在翘首等待着答案。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无论是古典派苦心营造的宁静的希腊风，还是浪漫派沉醉的中世纪“月华映照的魔力”，都不再合情合理。1828年，海涅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歌德时代的原则、艺术观念逃走了，一个新的时代带同它的一个新的原则登场了。”“活泼的英才冲了出来……文明化的歌德被抛弃，代之的是一个最粗野的主体性的王国的建立。”“艺术时期的结束”意味着诗再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艺术不再以艺术自身为目的。确实，世界上还有比得不到心爱的姑娘或者由于死亡而失去心爱的恋人而更加痛苦、更加复杂的感情，在人流滚滚、鼓声隆隆的巴黎大街上的凝集的诗行，只能是火焰与剑而不是玫瑰与夜莺，所以新时代的诗必须从静观走向行动，从浪漫仙境转向人间现实。于是，为自由而战的讽刺之剑从牺牲了的拜伦手中脱落下来不几年，就被海涅高擎起来，他参与到充满各种事件、风潮和汹涌澎湃的时代漩涡之中，用精美的德语和漂亮的诗句输入法兰西自由精神，批判德国政局。1832年，海涅给一位歌德的崇拜者写了一首诗，期待他由诗歌而政治：
为人民的主权
你进行吕纳堡市民式的斗争，
你用英勇大胆的言论
抵制暴君们联合的暴行。
我在远方愉快地听到
人们对你交口称赞，
如何把你称作米拉波，
驰名于吕纳堡荒原。
本来，海涅预见和经验的“新时代”仍然有诗的位置，虽然那是一种不同的诗：“现代文学的普遍的性质在于以个性和怀疑为主。权威已经坍塌……现代诗不再是客观体的，叙事的和质朴的，而是主体的、抒情的和反思的。”“只有我们美学化的、哲学化的艺术思想时代才对歌德的产生是有利的；一个热情的和行动的时代不需要他。”海涅后期的诗作自觉地参与了新时代的社会运动，当然也就承担了时代的压力和含混。歌德可以平静而幸福地度过一生，古典派可以借古希腊罗马的典雅形式表达普世的人类理想，浪漫派可以从幻想和神话中寻找寄托，海涅一生却焦虑紧张充满矛盾：他结束了浪漫派，自己却还是一个浪漫派；他承认“艺术时期”的终结，却不赞同他在政治上的盟友伯尔纳的主张。后者曾一再咒骂歌德是押韵的奴仆：“我尊敬你？为了什么？难道你减轻了每个受难者痛苦？难道你止住了每个受难者的泪水？”
不同于政论家伯尔纳，诗人就是诗人。受难者的痛苦需要减轻，诗歌的价值也不能否定。这两种合理的需要之所以难以调和，在于现代社会的政治动力不只是自由精神，还有更紧迫的——
肚子的逻辑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北海，黑尔戈兰岛的一位渔夫笑着告诉海涅：“穷人胜利了！”而马克思则告诉我们另一种说法：“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他的教父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不但“七月革命”的胜利者不是穷人，多次革命的胜利者也不是穷人，以穷人标榜的革命建立的是“发财致富者”的政权。对于“七月革命”后的法国，巴尔扎克在其《人间喜剧》中作过出色的描绘。然而，穷人确实在十九世纪开始提出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十九世纪中叶，激进主义、共产主义流派众多，以致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批判那些直接回应群众要求的庸俗狭隘的共产主义者以创立自己的主义。海涅清楚地看到，狭隘的功利考虑和平均化的要求反对一切直接需要之外的爱好和兴趣，平民和无产者得胜之后，诗和美将不再存在。他害怕革命胜利后：
他们将用他们粗暴的拳头摧毁我亲爱的艺术世界中的所有大理石雕像，他们打碎诗人所钟爱、妙不可言的浮想联翩式的奇思妙想；他们将锄掉我的月桂树丛林而代之种上土豆；既不织布又不劳动的百合花却穿戴得像所罗门国王那样华贵，倘若它仍不思抓起纺锤一类东西干活，将被连根从社会的土地上拔起；玫瑰花——无所事事的夜莺的新娘不会有更好的命运；至于夜莺，这种于事无补的歌手将被赶走，呜呼！我的《诗歌集》将被小贩用来做成纸袋，为将来的老妪装进咖啡或鼻烟。呜呼！这一切我都事先料想到了。每当我想想共产主义将威胁我的诗歌、想起旧世界秩序的衰亡没落之时，这种难以言喻的忧伤就向我袭来。
如果只是基于诗和美的要求而反对暴力革命和平民政治，那么问题就会很简单。问题是海涅深切地同情底层平民和无产者，且与共产主义一样反对德意志虚假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海涅不但承认共产主义者“是法国运动唯一值得尊重的党派”，而且无法摆脱共产主义者那难以抗拒的魔力。只要无法反驳“凡人均有吃饭的权利”这一大前提，那么就要服从由此推出的所有的结论。无论如何，吃饱肚子比写诗读诗重要。既然很多人需要摆脱贫困和暴政，诗和美就排不上革命的日程，小贩们就有权利把《诗歌集》当包装纸。逻辑上的要求却是普遍的，诗人也不能例外。自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圣茹斯特提出“面包是人民的权利”后，近代社会运动无可辩驳的根据就是要解决“肚子问题”。“七月革命”、“二月革命”没有使“穷人胜利”，但“肚子”问题是被推迟了而不是被取消了，总有一天要解决。肚子与诗歌、逻辑与美，海涅面临着两难选择。
海涅承认肚子的逻辑又要求心灵的权利，同情穷人又不愿放弃艺术，认同无产者的政治经济要求又拒绝在文化上实行他们的平等原则，总之他坚决反对以文艺为代价而求得社会进步。“上帝作证，我不是共和主义者。我知道，如果共和主义者胜利了，他们就会剪断我的喉咙……我愿意原谅他们的这种蠢事。”维护精神不可让渡的权利、抗议文化的平庸化、物质化，是海涅文化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上帝面前，诗人总该得到更多的优待。在1844年《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他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我们再也不要挨饿／绝不让懒肚皮消耗／双手勤劳的成果／为了世上的众生／大地上有足够的面包／玫瑰，常春藤，美和欢乐／甜豌豆也不缺少。”为此，他反对政治革命而主张社会革命，即以科技和社会进步来解决“吃饭问题”。
海涅之后，对诗与美的最大威胁其实不是“焚书坑儒”，而是已经成为社会主人的大多数公民，没有真正的艺术需要，他们多是——
“平等的俗汉”
写出无数情诗的海涅本是一个自由的战士，在专制强暴的德意志，他被视为危险人物。“七月革命”、“二月革命”的一再失败，使得海涅放弃了对未来的美好希望。1848年前后，海涅一直在沉思：“现在往哪里去？”故园东望，云惨雾愁；英伦三岛弥漫着呛人的煤烟；广袤的俄罗斯无异于冬日的皮鞭：
有时也动过念头，
向着美国扬起船帆，
向那庞大的自由棚圈，
里面住满平等的俗汉。
这几乎是海涅一贯的思想。1830年7月1日，在黑尔戈兰岛的海涅就比较过德意志、英国、法国和美国，德意志到处是警察，英格兰沉闷无聊，法兰西的统治者是五十年前已被砍下脑袋的笨伯，“难道我应该去美利坚吗？”不行，“去这个庞大的自由监狱，在那里，无形的锁链也许会比家乡的有形的锁链使我更加痛苦难忍，在那里，各类暴君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类——群氓，行使着粗暴的统治权”。海涅悲观地认为，这个时代没有人需要诗。在盛行“你们发财吧”的巴黎，资产阶级英雄时期的战士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吞没，胜利了的资产阶级把小店主的思想带到生活的一切领域，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摧残文化。与之对立的诸种共产主义把“肚子问题”的优先性理解为惟一性，粗野地、拙劣而蠢笨地理解他们的理想。“缪斯女神们得到严厉的训令，从今以后，再也不许疏懒而轻佻地游荡，却应该为祖国效劳，也许做一名贩卖自由的随军女商贩，或者做一个洗濯基督教日耳曼民族国民性的浣洗妇”。空想共产主义者傅立叶在设计理想社会时没有给艺术家留下任何位置，一些革命者更是平均主义地否定智力和精神的差异，认为自己不会写作是一种特别的美德，用品格代替才智，把诗与美划入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一国。他们的口头禅是“他是一位贵族，是一个形式的人，是艺术的朋友，人民的仇敌”。海涅理所当然把这些人统称为“阴暗的破坏图像者”。
资产者、共产主义者、革命家只是少数。海涅和马克思共同批判过的那些共产主义确实并未统治欧洲，但要求精神和智力上的平等，要求诗有直接的道德功能和政治功用，却是由“平等的俗汉”所主导的民主时代的本能之一。
“平等”有什么不好吗？老大的欧洲等级森严，德国的公爵可以用几千个青壮年的生命换取可博情妇一笑的塔勒，席勒为此呼唤强盗的出现。如此，平等的美利坚怎能不使德国人神往呢？与海涅同时代的音乐家如瓦格纳，一遇到麻烦就想去美国；哲学家如黑格尔，把美国视为历史的未来，仿佛“绝对精神”在美国会比在普鲁士有更全面的实现；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对美国也另眼相看，要把第一国际的总部迁往美国，以保证其政治的纯洁性。一百多年来，美国吸引全世界的魅力，就是“平等”二字。但海涅就是不觉得平等美好，它使人舒服自在，却决不能使人高贵神圣；它可以减少罪恶，却难以蕴蓄诗意。“心怀嫉妒的无能者，经过几千年的深思，终于找到他们强大的武器来反对天才的傲慢”。平等也许是社会理想，却绝不是诗人的理想。他所推崇的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都是庸众平原上猝然耸立的高峰。民主社会导致的艺术的世俗化、平民化乃至消失，是海涅后期耿耿于怀而又恐怖不已的，他提出了真正的现代性问题。
海涅终生不忘自由，也终生都是贵族。作为贵族，不是指他有富可敌国的伯父，也不是指他一贯喜欢挥霍奢华的生活，而是指他精神上的优越和超常。当时的德国，他看得上眼的没几个，即使像瓦格纳那样的天才，当年之所以没被他挖苦，只是因为此人当时还未显赫，不值得海涅浪费笔墨。大讲超人的尼采，与海涅心有灵犀，不是偶然的。海涅终生渴望自由，却从不讲平等，自由能使他充分挥洒，平等则把他拉向俗众。“严格的平等！每一头驴子／都有权担任最高的官职／可是狮子，却要让他／驮着谷物袋走向磨坊”。海涅担心艺术会在平等的社会中绝迹。可以肯定地说，有教养的欧洲人鄙视美国，都出于与海涅同样的对“平等的俗汉”的厌恶。
无论自由和平等在近代革命中结成了多么强有力的联盟，它们毕竟是两回事，而诗人的自由又有别于政治的自由。海涅一度与马克思颇为投合，但终于道分两条即与此相关，正像瓦格纳参加1848年德累斯顿的街垒战斗并不是想建立工农苏维埃—样。诗人是天真的，但也是深刻的。“平等的俗汉”确实没有写出海涅那样的诗。要海涅那样的贵族诗人，还是要美国“平等的俗汉”，诗人们肯定要犹豫一下，但大多数人都不会面临抉择的困难。这就难怪一再有人重提海涅论题，鉴于“这边是艺术的绝望，那边是文化企业的堕落”的现状，当代德国批评家迈耶尔甚至认为“今日的文化生活是伪装体面的骗子的乐园”，“我们已不再有文化”。危言不是为了耸听，因为海涅担忧的现象至少部分已成为现代文化的基本性格。
金钱、政治、美，诗人不能拒绝其中的任何一个，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绝不是相融无碍的，这种纠缠一直麻烦着现代诗和诗人。如果说以海涅的才智和意志都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那么身处彻底世俗化的环境中，当代诗人显然就更难统一了，在种种有关诗和艺术论争当中，我们看到了海涅幽灵的徘徊。
可爱又可恨的钱
古训有“诗无达诂”，这是指意义。如果把“诂”换成“估”也说得通，因为诗的价值也不可估测。如果像海涅那样写过无数好诗的人却不能靠诗来生活，那么接受赞助似乎就是诗人的宿命。本来，海涅是那个时期最受人欢迎、读者最多的作家，他的诗、游记、新闻稿、评论的发行量在全德是前所未有的。像歌德一样，海涅不但善于写诗也精于挣稿费，他是当时稿酬最高的作家之一。在拿到《罗曼采罗》的六千银行马克的稿费后，海涅狂呼：“伟大的经典的歌德一生一世卖掉他所有的诗也没有得到过这么多钱！”他喜欢把已经出版的书再度卖掉，还要求为他还没有完成的书预付稿费，为此与他的出版商进行着旷日持久而又言而无信的谈判。出生寒微的海涅却习惯于过体面生活，花钱如流水，奢侈、挥霍、赌钱，进行冒险的证券交易，与有问题的人交往，如此等等，像个纨绔子弟。巴黎后期，他雇有一个厨师、两个护士、一个朗读员、一个秘书，有时还有一个翻译。而他留下的遗产，按现代标准算近一百万德国马克。
这些钱多数是海涅想尽方法争取来的。他的伯父、那位飞黄腾达的银行家所罗门·海涅是他的主要资助者：上大学时是全部学费，到巴黎后是每年四千法郎，海涅结婚后又提高到四千八百法郎。所罗门去世后，其继承人也就是海涅的堂兄一度不想继续支付，海涅威胁说他将出版一部对其家族不利的回忆录，逼得这位堂兄为这部根本没有写作的回忆录赶快交钱。陌生人的口袋从来不会使海涅感到尴尬，他乐于也善于解开他们口袋的纽扣。德国传记学者达拉茨说他厚着脸皮，诉苦与威胁并用，高傲地、主子似地、下命令似地向出版商，向各国政府，向他的伯父恳求与勒索货款、年金与稿酬。
为了钱，海涅耗费了无数精力和时间。达拉茨发现，屈辱感被诗人夸大了。所罗门对海涅的一家确实很好地尽了责任，而且，海涅在接受资助时经常怀有的倒是优越感。“他较多地拥有，他必须给予”，富有的伯父必须终生抚养写诗的侄儿。诗人自认为是独立的世界强国，他内心里从来没有承认银行家海涅也是真实的世界强国。钱不过是印刷成另一种样子的纸，而他的诗行却可以把纸张印得更好。海涅从来不会低三下四地向他的资助人谢恩，他的嘲弄也从来没有放过他的资助者：“你身上最好的东西，是你姓我的姓。”但我们完全可以提问：“可是，哪里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富有的伯父必须终身抚养从事创作的侄子呢？”海涅的卓越之处在于，在接受赞助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创作自由，他基本上没有放弃创作的自由，经济上的卑躬屈膝反而被他转化为对“一切伟大变得如此渺小，把英雄主义彻底消灭”的资产者和当时社会的痛切批判，其无情的讽刺精神恰恰是在与沉闷庸俗的时代潮流的对抗中张扬的。
拿钱的手不软，拿了钱嘴也不软，这是令我们羡慕而振奋的诗人精神。但毕竟不是所有的赞助者都像所罗门一样宽容。1831年七月革命后，海涅来到巴黎。当生活再一次无着时，他接受了基佐政府给德国政治流亡者每年四千八百法郎的津贴。如果他本人或同他结婚的巴黎姑娘多少有点持家之方的话，他本无需这笔钱。接受政府津贴使海涅为当世和后人所诟病，海涅生前即多次声明自己没有被法国政府收买。一般认为，接受政府资助虽然妨碍了海涅写作有关法国政局的政论，但并不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他基本上没有写什么违心之论，没有停止对欧洲反动势力进行无情的斗争，为自由和民主而抗争的讽刺之剑从未在他手中脱落，就是在辗转于病榻的巴黎岁月，海涅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勇敢、最辛辣、最光彩夺目的诗札。总之，他像一盏点燃的灯，尽管没有油，却依然在亮。但达拉茨的研究表明，海涅在面对金钱时并不总是坚持原则的。1840年，西欧诸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浪潮导致了一种战争状态，直接影响到犹太银行家罗特希尔德的股票下跌。这位金融帝国的国王向海涅求助，请他抵制德意志新闻界的战争煽动。诗人在沉默三十七年之后又重新为《奥格斯堡总汇报》撰写报道（1854年结集为《卢苔齐亚》出版），而银行家对海涅的资助就此开始。另外，1844年海涅还阻止发表一篇针对这位男爵的诋毁文章。所有这些，说明我们对海涅的认识还需要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思维。
近代社会是分工的社会，一些没有直接交换产品的精神生产部门需要国家、集团和个人的各种赞助。如果严格按交换规律办事，那么受惠者自然要为赞助者服务，写传记、做广告都无可非议。问题是，精神创造之所以需要赞助就因为它的产品不能在物质交换、商品流通的意义上带来利润，而它又是有价值的，为人类所必需的，有时比科技、物质的功能还要重大。比如海涅的诗，在悠久的人类史上，必然使其伯父的银行相形见绌，因此对精神活动的赞助应当以尊重、承认精神创造的不同规律为前提，这就是自由。否则人类精神的某些领域将日渐萎缩直到彻底流失。其实，当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为企业主做宣传或接受他的限制、要求时，实际上已经在为商品生产服务，理应参与产品价值的分割，获得应有的一份。这是报酬，而非赞助。真正的赞助应当是无条件的，接受赞助者可以像海涅那样，既毫无愧色地接受伯父的赞助，同时又毫不手软地揭发资产阶级的势利短视；一方面接受法国政府的津贴，另一方面又基本不承担对法国政府的任何义务。这里，除了从心眼里赞赏海涅的自由精神外，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那位谈不上高尚的伯父和法国政府的眼界。他们并未给海涅的自由设置栅栏，所以海涅才能写道：
在自由战争的最前哨，
三十年来年我忠实地坚持。
我战斗，并不希望胜利
我知道，决不会健康地回到家里。
也许有些夸张，但在诗歌领域，海涅大体保持了愤怒情绪和自由立场。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史家才愿意为他辩护，淡化其接受政府津贴一事。
我们有理由感谢所罗门在海涅成名之前就资助他。与此类似的还有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是他把音乐家瓦格纳从债主的追迫中解救出来，全力支持他的创作却不要他承担任何责任。西方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懂得文化艺术的赞助者，他们同样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然而，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谁都不能指望所有的富翁和权贵都像所罗门和路德维希二世那样。无论社会如何进步、经济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把任何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养起来，尽管惊天动地的文章和不世出的天才就是从他们之中产生的。所以，诗人注定至少一度要忍受贫困，直到你的天才和价值得到承认，那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无奈时光。不过，得到承认的诗人一般已不再缺钱，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潜质的无名之辈，一个“钱”字，委屈了古今中外多少潜在的诗人！“终古诗人太寂寞”，除社会资源的分配需要不断地合理化，就诗人自身来说，海涅是一个榜样：写诗不含糊，要钱不脸红。
当然，不缺钱的海涅其实也无法专心写诗，因为他已经——
告别“艺术时期”
诗人不是战士。此前的歌德、席勒和浪漫派都不是、也没有想到要做战士。早期的海涅也钟情于夜莺和玫瑰、花园与爱情，但他出世太晚了，少年的歌还未唱尽，滚滚红尘即要将他拖进世俗政治。“神圣同盟”的高压没有遏止反而使法国革命所激动起来的民主自由思潮更加澎湃，终于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风起云涌，旧欧洲在生死对抗中走向新时代。“我们时代的伟大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解放……欧洲已经成长起来，今天正挣脱享有特权的阶层即贵族的铁锁链”。海涅抑制不住地用冷嘲和机智的诗向现行秩序挑衅，揭露和批判德意志反动的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最后一个浪漫派”，海涅在体验着两个世界：“这正是命运的捉弄啊：我多么愿意靠在宁静舒适、冥思遐想的心灵生活的枕头上，却偏偏指派我用鞭子把我的可怜的德意志同胞从他们舒适愉快的生活中轰出来，唆使他们投入运动！我最喜爱做的事情是，观看浮云游移，挖空心思想出合韵律的文字魔力，窃听原始精灵的秘密，沉浸在古老童话的奇迹世界里……我却必须去编辑政治年鉴，阐述时代利益，煽起革命愿望……”对时代精神的如此敏感，肯定与海涅个人的处境和性格有关，比如他的犹太人身份，受到德国政府的高压等等，但长期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底层民众的声音终于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动摇着贵族和富豪们主导的世界，也震撼着古典诗人艰难地建立起来的诗歌王国。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潮流，海涅只是率先表达了这一切。
诗歌一旦与政治有关就不再是纯粹的审美。德国反动的政治体制和严格的检查制度一度使海涅心灰意冷。1830年的夏天，诗人在北海的黑尔戈兰岛枕着涛声沉入梦乡，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与哲学，全力写诗。但8月6日，当“七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海涅立刻又被拉法耶特、三色旗、马赛曲激动了：“我对安宁的眷恋又消失了。我现在又知道我想要什么，应该怎样，必须怎样……我是革命的儿子……我要头戴花冠去进行决死的战斗。还有诗琴，递给我诗琴，我弹起它唱一支战歌……我就是欢乐和歌唱，利剑和火焰。”革命没有带来社会的彻底变革，而海涅也没有真的拿起他的战歌和诗琴。1830年12月，他在汉堡谋求法律所的职位，还向友人打听在柏林谋职的可能性。在努力没有成功后，海涅才于次年５月到达巴黎。巴黎人喜欢激动，动辄示威直至武装起义，流行于全世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观念几乎都发源于此。“七月革命”破坏了苟延残喘的传统等级秩序，民主政治的热烈气息和底层民众的权利要求一起，对似乎独立自在的诗美世界形成巨大压力。海涅发现，即使是平静的日子，他也不可能对大街上的事漠不关心。海涅深深感到，在一个充满社会分裂和争斗的时代，诗的性质和处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想心安理得地欣赏艺术，几乎就只有像歌德一样地自私才行。
其实，不是歌德自私，而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在歌德时代，包括古典主义与浪漫派在内的艺术家可以把艺术看成一个独立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一切人间的活动、宗教和道德，全部在它之下变迁转换。艺术本身就是至高无上之物，它可以对第一位的真实世界的要求置之不顾。比如歌德的诗光辉灿烂，宁静安详，像古代的雕像一样可以点缀德意志花园。然而，在新时期的海涅看来，歌德不批判贵族政治，不动员社会变革，实际上与现实世界无关，与人民的需要无关。海涅把歌德描绘成“贵族的奴仆”、“虚伪的、垂朽的神”，其诗也“不会生育的”。“歌德的文艺作品不像席勒的那样，会激起人们的行动。行动是语言的产儿，但歌德那些优美的语言是无子女的。”浪漫派画家弗里德里希有一幅名画《伫立于雾海之巅的漫游者》，开阔的画面上，一个忧郁的青年孤独地面向苍茫的大海，沉思人生和宇宙。海涅却把这样的艺术青年称为“傻瓜”：
海涛咕噜着它那永不止息的私语喃喃，
海风吹来，乌云腾卷，
群星闪烁，漫不经心，神态冷淡，
只有一个傻瓜在翘首等待着答案。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无论是古典派苦心营造的宁静的希腊风，还是浪漫派沉醉的中世纪“月华映照的魔力”，都不再合情合理。1828年，海涅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歌德时代的原则、艺术观念逃走了，一个新的时代带同它的一个新的原则登场了。”“活泼的英才冲了出来……文明化的歌德被抛弃，代之的是一个最粗野的主体性的王国的建立。”“艺术时期的结束”意味着诗再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艺术不再以艺术自身为目的。确实，世界上还有比得不到心爱的姑娘或者由于死亡而失去心爱的恋人而更加痛苦、更加复杂的感情，在人流滚滚、鼓声隆隆的巴黎大街上的凝集的诗行，只能是火焰与剑而不是玫瑰与夜莺，所以新时代的诗必须从静观走向行动，从浪漫仙境转向人间现实。于是，为自由而战的讽刺之剑从牺牲了的拜伦手中脱落下来不几年，就被海涅高擎起来，他参与到充满各种事件、风潮和汹涌澎湃的时代漩涡之中，用精美的德语和漂亮的诗句输入法兰西自由精神，批判德国政局。1832年，海涅给一位歌德的崇拜者写了一首诗，期待他由诗歌而政治：
为人民的主权
你进行吕纳堡市民式的斗争，
你用英勇大胆的言论
抵制暴君们联合的暴行。
我在远方愉快地听到
人们对你交口称赞，
如何把你称作米拉波，
驰名于吕纳堡荒原。
本来，海涅预见和经验的“新时代”仍然有诗的位置，虽然那是一种不同的诗：“现代文学的普遍的性质在于以个性和怀疑为主。权威已经坍塌……现代诗不再是客观体的，叙事的和质朴的，而是主体的、抒情的和反思的。”“只有我们美学化的、哲学化的艺术思想时代才对歌德的产生是有利的；一个热情的和行动的时代不需要他。”海涅后期的诗作自觉地参与了新时代的社会运动，当然也就承担了时代的压力和含混。歌德可以平静而幸福地度过一生，古典派可以借古希腊罗马的典雅形式表达普世的人类理想，浪漫派可以从幻想和神话中寻找寄托，海涅一生却焦虑紧张充满矛盾：他结束了浪漫派，自己却还是一个浪漫派；他承认“艺术时期”的终结，却不赞同他在政治上的盟友伯尔纳的主张。后者曾一再咒骂歌德是押韵的奴仆：“我尊敬你？为了什么？难道你减轻了每个受难者痛苦？难道你止住了每个受难者的泪水？”
不同于政论家伯尔纳，诗人就是诗人。受难者的痛苦需要减轻，诗歌的价值也不能否定。这两种合理的需要之所以难以调和，在于现代社会的政治动力不只是自由精神，还有更紧迫的——
肚子的逻辑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北海，黑尔戈兰岛的一位渔夫笑着告诉海涅：“穷人胜利了！”而马克思则告诉我们另一种说法：“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他的教父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不但“七月革命”的胜利者不是穷人，多次革命的胜利者也不是穷人，以穷人标榜的革命建立的是“发财致富者”的政权。对于“七月革命”后的法国，巴尔扎克在其《人间喜剧》中作过出色的描绘。然而，穷人确实在十九世纪开始提出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十九世纪中叶，激进主义、共产主义流派众多，以致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批判那些直接回应群众要求的庸俗狭隘的共产主义者以创立自己的主义。海涅清楚地看到，狭隘的功利考虑和平均化的要求反对一切直接需要之外的爱好和兴趣，平民和无产者得胜之后，诗和美将不再存在。他害怕革命胜利后：
他们将用他们粗暴的拳头摧毁我亲爱的艺术世界中的所有大理石雕像，他们打碎诗人所钟爱、妙不可言的浮想联翩式的奇思妙想；他们将锄掉我的月桂树丛林而代之种上土豆；既不织布又不劳动的百合花却穿戴得像所罗门国王那样华贵，倘若它仍不思抓起纺锤一类东西干活，将被连根从社会的土地上拔起；玫瑰花——无所事事的夜莺的新娘不会有更好的命运；至于夜莺，这种于事无补的歌手将被赶走，呜呼！我的《诗歌集》将被小贩用来做成纸袋，为将来的老妪装进咖啡或鼻烟。呜呼！这一切我都事先料想到了。每当我想想共产主义将威胁我的诗歌、想起旧世界秩序的衰亡没落之时，这种难以言喻的忧伤就向我袭来。
如果只是基于诗和美的要求而反对暴力革命和平民政治，那么问题就会很简单。问题是海涅深切地同情底层平民和无产者，且与共产主义一样反对德意志虚假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海涅不但承认共产主义者“是法国运动唯一值得尊重的党派”，而且无法摆脱共产主义者那难以抗拒的魔力。只要无法反驳“凡人均有吃饭的权利”这一大前提，那么就要服从由此推出的所有的结论。无论如何，吃饱肚子比写诗读诗重要。既然很多人需要摆脱贫困和暴政，诗和美就排不上革命的日程，小贩们就有权利把《诗歌集》当包装纸。逻辑上的要求却是普遍的，诗人也不能例外。自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圣茹斯特提出“面包是人民的权利”后，近代社会运动无可辩驳的根据就是要解决“肚子问题”。“七月革命”、“二月革命”没有使“穷人胜利”，但“肚子”问题是被推迟了而不是被取消了，总有一天要解决。肚子与诗歌、逻辑与美，海涅面临着两难选择。
海涅承认肚子的逻辑又要求心灵的权利，同情穷人又不愿放弃艺术，认同无产者的政治经济要求又拒绝在文化上实行他们的平等原则，总之他坚决反对以文艺为代价而求得社会进步。“上帝作证，我不是共和主义者。我知道，如果共和主义者胜利了，他们就会剪断我的喉咙……我愿意原谅他们的这种蠢事。”维护精神不可让渡的权利、抗议文化的平庸化、物质化，是海涅文化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上帝面前，诗人总该得到更多的优待。在1844年《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他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我们再也不要挨饿／绝不让懒肚皮消耗／双手勤劳的成果／为了世上的众生／大地上有足够的面包／玫瑰，常春藤，美和欢乐／甜豌豆也不缺少。”为此，他反对政治革命而主张社会革命，即以科技和社会进步来解决“吃饭问题”。
海涅之后，对诗与美的最大威胁其实不是“焚书坑儒”，而是已经成为社会主人的大多数公民，没有真正的艺术需要，他们多是——
“平等的俗汉”
写出无数情诗的海涅本是一个自由的战士，在专制强暴的德意志，他被视为危险人物。“七月革命”、“二月革命”的一再失败，使得海涅放弃了对未来的美好希望。1848年前后，海涅一直在沉思：“现在往哪里去？”故园东望，云惨雾愁；英伦三岛弥漫着呛人的煤烟；广袤的俄罗斯无异于冬日的皮鞭：
有时也动过念头，
向着美国扬起船帆，
向那庞大的自由棚圈，
里面住满平等的俗汉。
这几乎是海涅一贯的思想。1830年7月1日，在黑尔戈兰岛的海涅就比较过德意志、英国、法国和美国，德意志到处是警察，英格兰沉闷无聊，法兰西的统治者是五十年前已被砍下脑袋的笨伯，“难道我应该去美利坚吗？”不行，“去这个庞大的自由监狱，在那里，无形的锁链也许会比家乡的有形的锁链使我更加痛苦难忍，在那里，各类暴君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类——群氓，行使着粗暴的统治权”。海涅悲观地认为，这个时代没有人需要诗。在盛行“你们发财吧”的巴黎，资产阶级英雄时期的战士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吞没，胜利了的资产阶级把小店主的思想带到生活的一切领域，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摧残文化。与之对立的诸种共产主义把“肚子问题”的优先性理解为惟一性，粗野地、拙劣而蠢笨地理解他们的理想。“缪斯女神们得到严厉的训令，从今以后，再也不许疏懒而轻佻地游荡，却应该为祖国效劳，也许做一名贩卖自由的随军女商贩，或者做一个洗濯基督教日耳曼民族国民性的浣洗妇”。空想共产主义者傅立叶在设计理想社会时没有给艺术家留下任何位置，一些革命者更是平均主义地否定智力和精神的差异，认为自己不会写作是一种特别的美德，用品格代替才智，把诗与美划入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一国。他们的口头禅是“他是一位贵族，是一个形式的人，是艺术的朋友，人民的仇敌”。海涅理所当然把这些人统称为“阴暗的破坏图像者”。
资产者、共产主义者、革命家只是少数。海涅和马克思共同批判过的那些共产主义确实并未统治欧洲，但要求精神和智力上的平等，要求诗有直接的道德功能和政治功用，却是由“平等的俗汉”所主导的民主时代的本能之一。
“平等”有什么不好吗？老大的欧洲等级森严，德国的公爵可以用几千个青壮年的生命换取可博情妇一笑的塔勒，席勒为此呼唤强盗的出现。如此，平等的美利坚怎能不使德国人神往呢？与海涅同时代的音乐家如瓦格纳，一遇到麻烦就想去美国；哲学家如黑格尔，把美国视为历史的未来，仿佛“绝对精神”在美国会比在普鲁士有更全面的实现；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对美国也另眼相看，要把第一国际的总部迁往美国，以保证其政治的纯洁性。一百多年来，美国吸引全世界的魅力，就是“平等”二字。但海涅就是不觉得平等美好，它使人舒服自在，却决不能使人高贵神圣；它可以减少罪恶，却难以蕴蓄诗意。“心怀嫉妒的无能者，经过几千年的深思，终于找到他们强大的武器来反对天才的傲慢”。平等也许是社会理想，却绝不是诗人的理想。他所推崇的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都是庸众平原上猝然耸立的高峰。民主社会导致的艺术的世俗化、平民化乃至消失，是海涅后期耿耿于怀而又恐怖不已的，他提出了真正的现代性问题。
海涅终生不忘自由，也终生都是贵族。作为贵族，不是指他有富可敌国的伯父，也不是指他一贯喜欢挥霍奢华的生活，而是指他精神上的优越和超常。当时的德国，他看得上眼的没几个，即使像瓦格纳那样的天才，当年之所以没被他挖苦，只是因为此人当时还未显赫，不值得海涅浪费笔墨。大讲超人的尼采，与海涅心有灵犀，不是偶然的。海涅终生渴望自由，却从不讲平等，自由能使他充分挥洒，平等则把他拉向俗众。“严格的平等！每一头驴子／都有权担任最高的官职／可是狮子，却要让他／驮着谷物袋走向磨坊”。海涅担心艺术会在平等的社会中绝迹。可以肯定地说，有教养的欧洲人鄙视美国，都出于与海涅同样的对“平等的俗汉”的厌恶。
无论自由和平等在近代革命中结成了多么强有力的联盟，它们毕竟是两回事，而诗人的自由又有别于政治的自由。海涅一度与马克思颇为投合，但终于道分两条即与此相关，正像瓦格纳参加1848年德累斯顿的街垒战斗并不是想建立工农苏维埃—样。诗人是天真的，但也是深刻的。“平等的俗汉”确实没有写出海涅那样的诗。要海涅那样的贵族诗人，还是要美国“平等的俗汉”，诗人们肯定要犹豫一下，但大多数人都不会面临抉择的困难。这就难怪一再有人重提海涅论题，鉴于“这边是艺术的绝望，那边是文化企业的堕落”的现状，当代德国批评家迈耶尔甚至认为“今日的文化生活是伪装体面的骗子的乐园”，“我们已不再有文化”。危言不是为了耸听，因为海涅担忧的现象至少部分已成为现代文化的基本性格。
金钱、政治、美，诗人不能拒绝其中的任何一个，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绝不是相融无碍的，这种纠缠一直麻烦着现代诗和诗人。如果说以海涅的才智和意志都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那么身处彻底世俗化的环境中，当代诗人显然就更难统一了，在种种有关诗和艺术论争当中，我们看到了海涅幽灵的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