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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古典小说作出诠释，是实现其意义的重要途径。小说的文本构成对意义的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对小说的文本构成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受到已有故事的限定，这些故事本身具有时代的特定意义。在最终由某位文人写定时，其对故事的选择、补充和完善又进而规定了文本的意义。因此，在对百回本《水浒传》的意义作出诠释时，必须注意两点：一、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本构成的整体性；二、文本构成对其意义的客观规定性。只有考虑到文本构成与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对其意义作出合乎实际的诠释。
关键词：文本；客观规定性；整体；部分；意义
作者简介：王平（1949-），男，山西祁县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Ｉ０５４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辑：1000-7504（2007）04-０１09-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03-12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诠释学的理论，文本意义的实现有赖于理解和诠释，诠释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如同伽达默尔所说：“谁通过阅读把一个本文表达出来（即使在阅读时并非都发出声音）；他就把该本文所具有的意义指向置于他自己开辟的意义宇宙之中。”[1]（P649）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片面之处。文学作品既是读者阅读的对象，同时也对阅读、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水浒传》作为一部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着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但是，这种诠释空间又不是无限的和不确定的。以往研究者对《水浒传》的诠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相互辩难，歧见迭出。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其意义被不断发现、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更新，充分体现了诠释的多样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然而对诠释的客观规定性却重视不够，因而导致了对其意义诠释的主观随意性，似乎《水浒传》可以根据主观理解和时代政治的需要而任意解读，以至于违反了作品文本自身的客观规定性，造成了对《水浒传》的误读和曲解。
文学作品的客观规定性包含着众多因素，文本构成则是众多因素之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在文本最终被写定之前，已经有史书、野史、笔记、话本、戏曲及传闻对其故事作了种种不同的描述。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水浒传》的文本是由民间创作与文人加工共同完成的，或主张集体创作说，或持文人写定说。早在20世纪上半叶，鲁迅、胡适、李玄伯、俞平伯等学者都对此作过深入研究，鲁迅先生就小说中的征辽情节指出：
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复多异说，不能合符，于是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违异，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十五回本名同而文迥别，迨亦由此而已。[2](P114)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有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其二，《水浒传》的文本因写定者取舍的不同而产生分歧；其三，文本的构成直接决定着文本的意义。
胡适先生根据他当时所掌握的资料，认为最早的本子大概是“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这个本子可叫做‘X’本……也许就是罗贯中的原本”。这一认识来源于有关宋江的早期记载，如《大宋宣和遗事》等。胡适又说，后来有人“硬加入田虎王庆两大段，便成了一种更长的本子……这个本子可叫做‘Y’本”。“后来又有一种本子出来，没有王庆田虎两大段，却插入了征辽国的一大段。这个本子可叫做‘Z ’本。”[3](119-120) 这就是说，《水浒传》文本因写定者取舍增删的不同而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版本。胡适先生进而认为，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家中传出的本子是假托郭勋之名，此本“虽根据‘X’‘Y’等本子，但其中创作的成分必然很多。这位改作者（施耐庵或汪道昆）起手确想用全副精力做一部伟大的小说，很想放手做去，不受旧材料的拘束，故起首的四十回，（从王进写到大闹江州）真是绝妙的文字。……但作者到了四十回以后，气力渐渐不佳了，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草草地把他一百零八人都挤进来，草草地招安他们，草草地送他们去征方腊。这些部分都远不如前四十回的精采了。七十回以下更潦草的厉害，把元曲里许多幼稚的《水浒》故事，如李逵乔坐衙，李逵负荆，燕青射雁等等，都穿插进去。拼来凑去，还凑不满一百回。王庆田虎两段既全删了，只好把‘Z’本中篇幅较短的征辽国一段故事加进去。”[3](P125-126)胡适认为，尽管百回本《水浒传》的前四十回、中间三十回和后三十回存在着艺术上的明显差异，但却完成于一位写定者之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胡适认为是写定者“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这就是说，由于部分情节源于已有故事，因此造成了全书文本构成的不平衡。至于写定者为何要“草草地招安他们”，为何要“草草地送他们去征方腊”，为何要把王庆田虎两段删掉，又为何要把征辽故事加进去，胡适先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
这一观点被后来许多学者所认可，同时也认识到了文本构成的差异所造成的各部分意义的不同。但也有不同见解出现，如侯会先生推测：“《水浒传》最精采的前半部（大致为前四五十回）当由一位才华横溢又愤世嫉俗的下层文人独立创写；小说不同凡响的思想艺术成就，也是由这前半部书奠定的。至于小说后半部的续写整理，则很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是由郭勋门客之流接笔完成，时间当在嘉靖初年，要迟于天才作家的早期创写。”[4]这就是说，文本完成于不同编写者之手。要之，《水浒传》的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导致文本构成的复杂化并影响着对文本意义的诠释，只有对《水浒传》的文本构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才能够对其意义作出合乎实际的诠释。
实际上，无论百回本《水浒传》是出于一位写定者之手，还是出于众人之手，为了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怀，最后的写定者对原有的记载、故事均作了必要的取舍、修改。将百回本《水浒传》与此前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戏曲中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较，辨明《水浒传》对原有故事作了怎样的取舍和加工改造；原有故事在写进全书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写定者为何要作这种加工改造，这些取舍和修改如何影响着小说的文本构成等等，对于理解把握小说的文本意义具有重要作用。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一回回前评中曾慨叹道：“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5](P2)或许有些研究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不能限定小说文本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写定者的良苦用心直接决定着文本的构成，因而应成为对作品诠释时的重要依据。
二、关于前十三回
侯会先生通过对《水浒传》人物出场诗的考察，得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看法：“前十三回（严格地讲是十二回半）的内容，是由另外的作者补写的；十二回以后的部分，才是《水浒》的原始面貌。试将前十三回删掉，我们会发现，摆在人们面前的仍是一部完整的《水浒传》。”[6](P279-280)这一问题，聂绀弩先生也曾提出：“最早的《水浒》本子，当只有宋江、晁盖等人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从时文彬升厅开始的。以前的那些人物：林冲、鲁智深、史进，甚至杨志在内，都和晁盖、宋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以前的差不多十三回，都可能是后加的。”[7]只要把《大宋宣和遗事》与百回本《水浒传》稍作比较，可以发现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开头即写杨志卖刀，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江早早便已出场[8](P275-281)。百回本《水浒传》却在此前加上了王进、史进、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从而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这样一种文本构成，实际上对全部文本的意义都有着重要影响，值得认真推敲。
《水浒传》前七十回主要叙写众好汉上梁山的过程，但在此之前，却先写了一位为躲避高俅迫害而私走延安府的禁军教头王进。对此，胡适先生作出了如下解释：郭本的改作者却看中了王庆被高俅陷害的一小段，所以把这一段提出来，把王庆改作了王进，柳世雄改作了柳世权，把称王割据的王庆改作了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孝子，把一段无意识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的《水浒》开篇。”[3](P125)王进的故事是否确如胡适所说，是由王庆改编而来，姑且不论。但胡适从文本的构成入手，意识到了这种开篇“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却很有道理。至于其深刻表现在何处，值得人们深思。王进与后来同样遭到高俅迫害的林冲不同，他没有投奔梁山，而是“私走延安府”。因此，王进的故事不在于揭示“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旨意，因为他既没“反”，也没“乱”。王进之所以要去延安府，小说交代得很明白：一、“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二、“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王进三番五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奉诏破大辽”用意一致。可见小说的写定者在小说的开篇就为全书的意义定下了一个基调，这一基调不是“赞美农民革命”，也不是鼓吹“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而是避开当道的奸佞，去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为国家效力。
王进故事结束后，接下来是史进的故事。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九文龙史进”的赞语为：“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8](P269-272)胡适认为其中含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3](P15)。《大宋宣和遗事》中也有九纹龙史进之名。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中的史进开始时专与盗贼为敌。他指斥陈达说：“汝等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弥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陈达回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史进却说：“什么闲话！”竟将陈达活捉了，准备“解官请赏”。朱武、杨春为解救陈达，双双来到史进庄前，表示愿与陈达一起“就英雄手内请死”。史进寻思道：“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又对他们说道：“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不仅不将三人解送官府，反而与三人结为朋友。当官府闻讯前来捉拿陈达等人时，史进表明了“若是死时，与你们同死，活时同活”的决心。四人杀死仇人和前来拘捕的都头后，来到少华山寨，朱武等要挽留史进，史进说道：“我今去寻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史进与师父王进的想法一样，也要在边庭上“讨个出身”。金圣叹对此评道：“可见英雄初念，亦止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耳。必欲驱之尽入水泊，是谁之过欤？此句是一百八人初心。”由此可见，史进与王进一样，也不愿落草为寇，也想去边庭立功，同时在王进故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义气”的推重。
高俅逼走王进后，又将林冲逼上了梁山，其用意或如金圣叹所说，是为了表明“乱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前，小说讲述的却是鲁智深的故事，从而使小说的文本结构与“乱自上作”之间再次产生疏离效应。按照小说的情节进展，并非没有鲁智深出场便引不出林冲的故事，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在鲁智深的故事中，小说写定者又寄予了怎样的用意呢？在宋元梁山好汉的有关资料中，鲁智深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宋代话本小说名目中就有《花和尚》[8](P268)，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中“花和尚鲁智深”的赞语是：“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大宋宣和遗事》三十六位将领中也有“花和尚”鲁智深，当其他三十三人都已聚齐时，鲁智深和张横、呼延绰尚未加入进来。然后说“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现存二十二种元杂剧剧目中虽然没有以鲁智深为主角的戏，但在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中，鲁智深被歹徒冒名顶替，并与宋江一起下山对质。元明间杂剧无名氏所撰《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存）、《鲁智深大闹消灾寺》（佚）都以鲁智深为主角，前者剧本保存在《孤本元明杂剧》中，写鲁智深投宿黄花峪云岩寺，正值梁山好汉追拿的歹人蔡衙内躲避在此，鲁智深将其擒获，带往梁山处死。另一剧《梁山五虎大劫牢》中鲁智深是次要角色，第三折他的上场诗曰：“敢战官军胆气粗，经文佛法半星无。袈裟影里真男子，削发丛中大丈夫”[9]。
在上述故事中，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特点还不是那么明显，然而在《水浒传》中，鲁智深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便是急人所难，无拘无束。为救助素不相识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又大闹了五台山。为救助林冲而不惜得罪高俅，最后无处安身，只好去二龙山落草。因此鲁智深的落草便与林冲有所不同，他的落草实在有些“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是江湖义气促使他最终走上了梁山。也就是说，通过鲁智深的故事，小说肯定赞美的是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气。一部大书，以王进、史进和鲁智深三人的故事开篇，强调的是到边庭立功即“忠于朝廷”和对义气的推崇。显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的“忠义”，成为百回本《水浒传》前数回要表现的主要内容。
在现存梁山好汉的各种资料中，尚未发现林冲独自一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中没有林冲的名字，《大宋宣和遗事》中林冲是十二指使之一，与杨志等结义为兄弟，后一起去太行山落草为寇。在宋江得到的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中，有了林冲的姓名及绰号。在现存二十余种元杂剧的剧本或剧目中，均未见关于林冲的剧目。只是在元明间无名氏《梁山七虎闹铜台》中林冲作为配角出现，并有一首上场诗：“从在东京为教首，今来山内度时光。银甲金盔光闪烁，青骢战马紫丝缰”[9]。林冲的身份是“东京教首”，与小说中林冲的身份极为相似。但他在该剧中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其地位并不多么重要。
然而在小说《水浒传》中，林冲却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小说写定者将其故事置于全书前面，当然有其深刻用意。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林冲是被高俅逼上梁山，因此体现了“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用意和题旨。但认真分析，林冲初上梁山并未受到应有的欢迎，反而受到气量狭小的山寨头领王伦的刁难。小说写定者安排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即火并王伦。在除掉王伦之后，吴用要扶林冲为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今日吴兄却让此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好吗？”十一位头领排好座次后，晁盖命大伙“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自此梁山泊十一位头领聚义，真乃是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因此小说写定者编撰林冲故事的用意，一是感叹英雄处处被人欺侮、乃至于无立足之地的不幸与悲哀，揭露嫉贤忌能的社会现实；二是通过林冲火并王伦，体现梁山英雄的义气。
三、“智取生辰纲”与晁盖
“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传》的大关目，这一故事在《大宋宣和遗事》中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将两者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小说写定者的用意。《大宋宣和遗事》中，“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小说中则首先交代梁中书乃蔡京之婿，为感谢蔡京的提携之力，准备将十万贯钱的金银珠宝送给蔡京祝寿，这就把祝寿与朝廷奸佞的勾结联系了起来。《大宋宣和遗事》对晁盖等八人的来历未作任何交代，他们劫取生辰纲就是为了劫财。被官府发现后，他们认为“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使用的是中性话语。小说则不然，智取生辰纲成为一曲江湖义气的赞歌。先写晁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可见晁盖是一位声名远扬的义士，并非重财之人。再写晁盖认义东溪村，救下刘唐。其中出现的两个都头朱仝和雷横，皆以“仗义”闻名。刘唐认为生辰纲乃“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突出了劫取生辰纲乃正义之举，因此金圣叹连连赞曰：“可见是义旗。”
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最能见出智取生辰纲的义气。阮氏弟兄先是说梁山“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因此“绝了我们的衣饭”。继而又羡慕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当吴用说明来意后，他们又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于识货的！”然后公孙胜前来应“七星聚义”。可见智取生辰纲是出于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是出于对当政者榨取民脂民膏的义愤。他们显然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主动出击。正如李贽所评：“晁盖、刘唐、吴用，都是偷贼底。若不是蔡京那个老贼，缘何引得这班小贼出来？”着重强调的是他们的“义气”。
与此相关的是晁盖在梁山上的地位和作用，侯会先生指出：
在《水浒传》的众多谜团中，晁盖之谜最不易解。……他一出场，小说作者便介绍他“人物轩昂，语言洒落”（第十五回），分明是一派领袖风度，很像要率领众人大干一场的样子。可是他后来的表现却令人失望，不过是结交了七八条好汉，劫了一宗财货。此后又火併王伦，杀了一个虽说胸襟不宽、却也是绿林朋友的白衣秀士王伦。至于与官军、土豪等恶势力的直接对抗，晁天王却总显得力不从心。……奇怪的是，对这位才具一般、功劳有限的前任寨主，宋江等人却奉若神明。……这个原型人物，应即洞庭义军开山领袖钟相。[6](P46-47)
实际上，晁盖之名虽不见于史乘、笔记，但在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却是地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宋江三十六赞》中，宋江位列三十六人之首，晁盖位列倒数第三，绰号“铁天王”。《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得到了九天玄女的天书，三十六人中没有宋江，吴加亮在首位，晁盖位列最后。宋江到梁山时，晁盖已死，众人共推宋江做了首领。吴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于我：‘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由此可见，在百回本小说《水浒传》成书之前，有关晁盖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百回本《水浒传》的写定者既采用了已有的故事，又做了两点非常明显的改动。
其一，从吴加亮的介绍可以得知，晁盖为梁山确定的方针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是忠义并行。但小说写定者却再三突出他的“义”，却不提他的“忠”。小说在晁盖出场时便为他定下了基调：一是“仗义疏财”，二是“最爱刺枪使棒”。而宋江除了“仗义疏财”、“爱习枪棒”外，又多了“孝敬”一条。最为明显的是晁盖主持的梁山议事处是“聚义厅”，而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 因此，李贽在第六十回回后评中说“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
其二，小说还尽量写出晁盖的许多弱点与不足，以烘托宋江的智慧与肚量。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是晁盖主动邀了杨志等人去梁山落草为寇。但小说中却写晁盖在生辰纲事发后，茫然不知所措，一切皆听命于吴用。第四十七回，杨雄、石秀火烧祝家庄后来投奔梁山，晁盖听说事因时迁偷鸡而起，不禁勃然大怒，喝命将两人斩首。其理由是“这厮两个，把梁山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宋江则赶忙出面相劝。通过一系列描写，使“晁盖虽未死于史文恭之箭，而已死于厅上厅下众人之心非一日也”。[4](P1013)可见小说所做的这两点改动，其用意是以晁盖单一粗豪的“义”来烘托宋江更为全面细心的“忠、孝、义”。
四、关于宋江及其结局
宋江不仅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首领，而且也是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将百回本《水浒传》中的宋江与各种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戏曲等资料中的宋江作一比较，可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从这些变化最能看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关于宋江落草为寇的起因，《大宋宣和遗事》讲述得比较简略：晁盖因劫取生辰纲被官府捉拿，宋江星夜报知晁盖。为答谢宋江相救恩义，晁盖让刘唐把一对金钗酬谢宋江。宋江将金钗“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得知来历”。后来宋江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并在墙上写了四句诗，明白说道：“要捉凶身者，梁山泺上寻。”官府前去捉拿宋江，宋江在九天玄女庙中躲过，得到天书，上有三十六将的姓名。于是，宋江带领朱仝等九人直奔梁山，这时晁盖已死，众人推让宋江做了首领。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中的宋江说：“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可见在小说成书之前，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实在是非常简单。但在《水浒传》中，宋江上梁山的道路却比任何人都更加艰难。
首先，当他听到晁盖劫取了生辰纲时，便认为是“犯了弥天之罪”，认为上梁山“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对晁盖等人“落草为寇”，他既吃惊又惧怕。其次，他杀死阎婆惜，不是情杀，而是因为阎婆惜口口声声要到公厅上相见，他害怕犯下背叛朝廷的罪名。再次，宋江宁愿担惊受怕，也拒绝落草为寇。“大闹清风寨”后，宋江已无路可走了，这才与众好汉一起投奔梁山。但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后，他撇下众弟兄，要回家奔丧。被官府捕获，刺配江州牢城，路经梁山泊，晁盖等人劝他留下，他说：“哥哥，你这话休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最后，“浔阳楼题反诗”，被判了死刑，梁山好汉劫法场将他救出，这才被逼上了梁山。《水浒传》所作的这番改动，显然是要突出宋江的忠孝。
小说对宋江结局的安排，更可见出小说写定者的用意。南宋王偁的《东都事略》是较早记述有关宋江事迹的一部野史，后来脱脱等修撰《宋史》时基本采用了这些记述。《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纪》称“（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卷一百零三《侯蒙传》云：“宋江寇江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卷一百零八《张叔夜传》云：“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8](P261)以上三条或云宋江就擒，或云宋江投降。但所谓招降讨方腊，只不过是侯蒙的建议，是否实现，不得而知。据方勺《泊宅编》卷五记载，平定方腊之乱的是“童贯、常德军节度使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8](P262)。南宋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云：“宣和初年，王师伐夏，公有斩获绩……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8](P274)根据这一记载，宋江是在方腊被平之后，才被朝廷捕获，根本不可能参与平方腊之役。
但在有些书中，又确切地记载了宋江曾参与平方腊之役。如李埴《十朝纲要》卷十八称：“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指方腊）上苑洞。”[10](P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称：“宣和二年，以贯（指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10](P3)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云：“三年（宣和）四月，戊子。初，童贯与王禀、刘镇两路预约会于睦、歙间，分兵四围，包帮源洞于中，同日进师。……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许、宋江既次洞后。”[10](P3) 元无名氏所辑《大宋宣和遗事》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除了野史、正史的记载之外，民间也流传着关于宋江及三十六人的故事。南宋龚开曾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龚开肯定了宋江的“义勇”、“立号而不僭侈”、“守一至于极处”，在“呼保义宋江”的赞语中又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在其他人物的赞语中，也多次提及“义勇”，如“大刀关胜”：“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再如“赛关索杨雄”：“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可见当时人们对宋江及三十六人的主要评价是其“义气”，这也正是小说中梁山好汉的突出特征。
不同的记载同时存在，关键在于百回本《水浒传》的写定者作何选择。显然这位写定者没有选择宋江被擒或投降等记载，而是选择了宋江受招安、平方腊，并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改动；首先，宋江不是被动接受招安，也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而是在节节胜利、大败官军的情况下主动争取朝廷招安；其次，宋江接受招安后，成为朝廷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是征辽、平方腊的主力军；再次，宋江屡立战功，结果反被朝廷奸佞毒害而死。这些改动尤其是最终的悲剧结局，寄托着小说写定者的深刻用意。写定者的特定立意是通过文本的特定结构安排表达出来的，不顾及这一点就很难对《水浒传》作出合理的诠释。被朝廷视为盗贼的梁山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打出了“替天行道，护国安民”的旗号，一心要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在征辽、平方腊的大小战役中，实现了“护国安民”的心愿。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反而惨遭毒害。这种文本构成不仅从客观上否定了接受招安，也不仅表现了忠奸之争，而且从本质上揭示了社会现实的残酷。这种揭示体现了《水浒传》写定者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五、关于受招安与“征四寇”
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二回至第八十二回写聚义后的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的过程，除七十回本外，这一内容在各本《水浒传》中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黑旋风负荆》、《黑旋风乔断案》被改写为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第七十四回 “李逵寿张乔坐衙”。 按照《水浒传》的结构方式，李逵的个人事迹本应安排在排座次之前，小说写定者对有关李逵的元杂剧十分感兴趣，但又无法安排在前半部分，只好将能够表现李逵忠义的有关内容插写于此。接下来“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写梁山事业蒸蒸日上，势不可挡。但正是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梁山好汉全伙接受了招安。这样一种文本构成是以往任何有关水浒故事所没有的，因而也最可看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无论是宋人的野史、笔记，还是元人修的正史，无论是民间传闻，还是元杂剧，宋江一伙或是被擒，或是投降，或是无奈接受招安，但都没有在大胜官军的前提下主动争取招安。再看一下紧接着的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小说写定者的意图非常明确，即肯定梁山好汉接受招安是为了“护国安民”，以梁山好汉的委曲求全来反衬朝廷奸佞的可憎可恨，从而突出了忠奸之争。
百回本《水浒传》没有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明天都外臣（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余皆散佚，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8](P313)按天都外臣的说法，田虎、王庆事乃“村学究”所加。但明袁无涯在《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却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于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欤！”[8](P326-328)按袁无涯的说法，田虎、王庆事则原来就有，征辽事反而是后来所增加。要之，百回本《水浒传》去田虎、王庆而存征辽、平方腊，其用意值得研究。
胡适先生研究《水浒传》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思路，即把梁山故事的变化与时代特点相结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指出：
元朝的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元初龚圣与自序作赞的意思，有“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的话，那不过是希望的话。他称赞宋江等，只能说他们“名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故辙；”这是说他们老老实实的做“强盗”，不敢称王称帝。龚圣与又说宋江等“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到了后来，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3](P24-25)
他又说：“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3](P58-59)按照胡适先生的思路，宋江最终的悲剧结局乃明人为讽刺明统治者杀害功臣而写。尽管这一结论可能还不够准确，但却指出了《水浒传》包括田虎、王庆在内的四寇的用意。
再来看前人的论述，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曰：“《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8](P317)。李贽将小说的文本构成与所指意义密切相联，明确地指出了百回本《水浒传》为何要写征辽、平方腊。按照李贽的说法，破大辽、平方腊是生活在元代的施罗二人由于“实愤宋事”才编写出来。这一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但认真想来，既然已生活于元代，为何又“实愤宋事”呢？实际上百回本《水浒传》的写定者去田虎、王庆而存破辽、平方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调梁山好汉以“护国安民”为宗旨，并且将之付诸实际行动。
总之，《水浒传》的文本构成直接决定着其意义。应当说金圣叹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腰斩《水浒传》，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在第七十回的批语中说：“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按照金圣叹的意见，让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破辽、平方腊，就是“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就是宣扬强盗也有忠义，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因此他要将七十回之后的内容全部删掉。也就是说，要想改变百回本《水浒传》的题旨，必须改动其文本，这不恰好说明了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其意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吗？这种关联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对已有故事即各位好汉上梁山的行迹，写定者竭力强化其义气的内涵，或纳入英雄豪杰屡遭嫉妒迫害的框架之内；其二，对全书的文本构成，写定者鲜明地以“忠奸之争”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尽管这两个方面磨合得还不那么理想，以至于造成了对其意义诠释的分歧和争议，但只要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比较，其文本的构成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还是不难把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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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心.水浒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杜桂萍]
关键词：文本；客观规定性；整体；部分；意义
作者简介：王平（1949-），男，山西祁县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Ｉ０５４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辑：1000-7504（2007）04-０１09-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03-12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诠释学的理论，文本意义的实现有赖于理解和诠释，诠释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如同伽达默尔所说：“谁通过阅读把一个本文表达出来（即使在阅读时并非都发出声音）；他就把该本文所具有的意义指向置于他自己开辟的意义宇宙之中。”[1]（P649）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片面之处。文学作品既是读者阅读的对象，同时也对阅读、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水浒传》作为一部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着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但是，这种诠释空间又不是无限的和不确定的。以往研究者对《水浒传》的诠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相互辩难，歧见迭出。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其意义被不断发现、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更新，充分体现了诠释的多样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然而对诠释的客观规定性却重视不够，因而导致了对其意义诠释的主观随意性，似乎《水浒传》可以根据主观理解和时代政治的需要而任意解读，以至于违反了作品文本自身的客观规定性，造成了对《水浒传》的误读和曲解。
文学作品的客观规定性包含着众多因素，文本构成则是众多因素之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在文本最终被写定之前，已经有史书、野史、笔记、话本、戏曲及传闻对其故事作了种种不同的描述。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水浒传》的文本是由民间创作与文人加工共同完成的，或主张集体创作说，或持文人写定说。早在20世纪上半叶，鲁迅、胡适、李玄伯、俞平伯等学者都对此作过深入研究，鲁迅先生就小说中的征辽情节指出：
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复多异说，不能合符，于是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违异，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十五回本名同而文迥别，迨亦由此而已。[2](P114)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有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其二，《水浒传》的文本因写定者取舍的不同而产生分歧；其三，文本的构成直接决定着文本的意义。
胡适先生根据他当时所掌握的资料，认为最早的本子大概是“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这个本子可叫做‘X’本……也许就是罗贯中的原本”。这一认识来源于有关宋江的早期记载，如《大宋宣和遗事》等。胡适又说，后来有人“硬加入田虎王庆两大段，便成了一种更长的本子……这个本子可叫做‘Y’本”。“后来又有一种本子出来，没有王庆田虎两大段，却插入了征辽国的一大段。这个本子可叫做‘Z ’本。”[3](119-120) 这就是说，《水浒传》文本因写定者取舍增删的不同而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版本。胡适先生进而认为，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家中传出的本子是假托郭勋之名，此本“虽根据‘X’‘Y’等本子，但其中创作的成分必然很多。这位改作者（施耐庵或汪道昆）起手确想用全副精力做一部伟大的小说，很想放手做去，不受旧材料的拘束，故起首的四十回，（从王进写到大闹江州）真是绝妙的文字。……但作者到了四十回以后，气力渐渐不佳了，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草草地把他一百零八人都挤进来，草草地招安他们，草草地送他们去征方腊。这些部分都远不如前四十回的精采了。七十回以下更潦草的厉害，把元曲里许多幼稚的《水浒》故事，如李逵乔坐衙，李逵负荆，燕青射雁等等，都穿插进去。拼来凑去，还凑不满一百回。王庆田虎两段既全删了，只好把‘Z’本中篇幅较短的征辽国一段故事加进去。”[3](P125-126)胡适认为，尽管百回本《水浒传》的前四十回、中间三十回和后三十回存在着艺术上的明显差异，但却完成于一位写定者之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胡适认为是写定者“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这就是说，由于部分情节源于已有故事，因此造成了全书文本构成的不平衡。至于写定者为何要“草草地招安他们”，为何要“草草地送他们去征方腊”，为何要把王庆田虎两段删掉，又为何要把征辽故事加进去，胡适先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
这一观点被后来许多学者所认可，同时也认识到了文本构成的差异所造成的各部分意义的不同。但也有不同见解出现，如侯会先生推测：“《水浒传》最精采的前半部（大致为前四五十回）当由一位才华横溢又愤世嫉俗的下层文人独立创写；小说不同凡响的思想艺术成就，也是由这前半部书奠定的。至于小说后半部的续写整理，则很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是由郭勋门客之流接笔完成，时间当在嘉靖初年，要迟于天才作家的早期创写。”[4]这就是说，文本完成于不同编写者之手。要之，《水浒传》的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导致文本构成的复杂化并影响着对文本意义的诠释，只有对《水浒传》的文本构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才能够对其意义作出合乎实际的诠释。
实际上，无论百回本《水浒传》是出于一位写定者之手，还是出于众人之手，为了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怀，最后的写定者对原有的记载、故事均作了必要的取舍、修改。将百回本《水浒传》与此前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戏曲中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较，辨明《水浒传》对原有故事作了怎样的取舍和加工改造；原有故事在写进全书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写定者为何要作这种加工改造，这些取舍和修改如何影响着小说的文本构成等等，对于理解把握小说的文本意义具有重要作用。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一回回前评中曾慨叹道：“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5](P2)或许有些研究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不能限定小说文本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写定者的良苦用心直接决定着文本的构成，因而应成为对作品诠释时的重要依据。
二、关于前十三回
侯会先生通过对《水浒传》人物出场诗的考察，得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看法：“前十三回（严格地讲是十二回半）的内容，是由另外的作者补写的；十二回以后的部分，才是《水浒》的原始面貌。试将前十三回删掉，我们会发现，摆在人们面前的仍是一部完整的《水浒传》。”[6](P279-280)这一问题，聂绀弩先生也曾提出：“最早的《水浒》本子，当只有宋江、晁盖等人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从时文彬升厅开始的。以前的那些人物：林冲、鲁智深、史进，甚至杨志在内，都和晁盖、宋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以前的差不多十三回，都可能是后加的。”[7]只要把《大宋宣和遗事》与百回本《水浒传》稍作比较，可以发现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开头即写杨志卖刀，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江早早便已出场[8](P275-281)。百回本《水浒传》却在此前加上了王进、史进、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从而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这样一种文本构成，实际上对全部文本的意义都有着重要影响，值得认真推敲。
《水浒传》前七十回主要叙写众好汉上梁山的过程，但在此之前，却先写了一位为躲避高俅迫害而私走延安府的禁军教头王进。对此，胡适先生作出了如下解释：郭本的改作者却看中了王庆被高俅陷害的一小段，所以把这一段提出来，把王庆改作了王进，柳世雄改作了柳世权，把称王割据的王庆改作了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孝子，把一段无意识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的《水浒》开篇。”[3](P125)王进的故事是否确如胡适所说，是由王庆改编而来，姑且不论。但胡适从文本的构成入手，意识到了这种开篇“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却很有道理。至于其深刻表现在何处，值得人们深思。王进与后来同样遭到高俅迫害的林冲不同，他没有投奔梁山，而是“私走延安府”。因此，王进的故事不在于揭示“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旨意，因为他既没“反”，也没“乱”。王进之所以要去延安府，小说交代得很明白：一、“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二、“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王进三番五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奉诏破大辽”用意一致。可见小说的写定者在小说的开篇就为全书的意义定下了一个基调，这一基调不是“赞美农民革命”，也不是鼓吹“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而是避开当道的奸佞，去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为国家效力。
王进故事结束后，接下来是史进的故事。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九文龙史进”的赞语为：“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8](P269-272)胡适认为其中含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3](P15)。《大宋宣和遗事》中也有九纹龙史进之名。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中的史进开始时专与盗贼为敌。他指斥陈达说：“汝等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弥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陈达回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史进却说：“什么闲话！”竟将陈达活捉了，准备“解官请赏”。朱武、杨春为解救陈达，双双来到史进庄前，表示愿与陈达一起“就英雄手内请死”。史进寻思道：“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又对他们说道：“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不仅不将三人解送官府，反而与三人结为朋友。当官府闻讯前来捉拿陈达等人时，史进表明了“若是死时，与你们同死，活时同活”的决心。四人杀死仇人和前来拘捕的都头后，来到少华山寨，朱武等要挽留史进，史进说道：“我今去寻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史进与师父王进的想法一样，也要在边庭上“讨个出身”。金圣叹对此评道：“可见英雄初念，亦止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耳。必欲驱之尽入水泊，是谁之过欤？此句是一百八人初心。”由此可见，史进与王进一样，也不愿落草为寇，也想去边庭立功，同时在王进故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义气”的推重。
高俅逼走王进后，又将林冲逼上了梁山，其用意或如金圣叹所说，是为了表明“乱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前，小说讲述的却是鲁智深的故事，从而使小说的文本结构与“乱自上作”之间再次产生疏离效应。按照小说的情节进展，并非没有鲁智深出场便引不出林冲的故事，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在鲁智深的故事中，小说写定者又寄予了怎样的用意呢？在宋元梁山好汉的有关资料中，鲁智深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宋代话本小说名目中就有《花和尚》[8](P268)，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中“花和尚鲁智深”的赞语是：“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大宋宣和遗事》三十六位将领中也有“花和尚”鲁智深，当其他三十三人都已聚齐时，鲁智深和张横、呼延绰尚未加入进来。然后说“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现存二十二种元杂剧剧目中虽然没有以鲁智深为主角的戏，但在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中，鲁智深被歹徒冒名顶替，并与宋江一起下山对质。元明间杂剧无名氏所撰《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存）、《鲁智深大闹消灾寺》（佚）都以鲁智深为主角，前者剧本保存在《孤本元明杂剧》中，写鲁智深投宿黄花峪云岩寺，正值梁山好汉追拿的歹人蔡衙内躲避在此，鲁智深将其擒获，带往梁山处死。另一剧《梁山五虎大劫牢》中鲁智深是次要角色，第三折他的上场诗曰：“敢战官军胆气粗，经文佛法半星无。袈裟影里真男子，削发丛中大丈夫”[9]。
在上述故事中，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特点还不是那么明显，然而在《水浒传》中，鲁智深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便是急人所难，无拘无束。为救助素不相识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又大闹了五台山。为救助林冲而不惜得罪高俅，最后无处安身，只好去二龙山落草。因此鲁智深的落草便与林冲有所不同，他的落草实在有些“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是江湖义气促使他最终走上了梁山。也就是说，通过鲁智深的故事，小说肯定赞美的是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气。一部大书，以王进、史进和鲁智深三人的故事开篇，强调的是到边庭立功即“忠于朝廷”和对义气的推崇。显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的“忠义”，成为百回本《水浒传》前数回要表现的主要内容。
在现存梁山好汉的各种资料中，尚未发现林冲独自一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中没有林冲的名字，《大宋宣和遗事》中林冲是十二指使之一，与杨志等结义为兄弟，后一起去太行山落草为寇。在宋江得到的九天玄女娘娘的天书中，有了林冲的姓名及绰号。在现存二十余种元杂剧的剧本或剧目中，均未见关于林冲的剧目。只是在元明间无名氏《梁山七虎闹铜台》中林冲作为配角出现，并有一首上场诗：“从在东京为教首，今来山内度时光。银甲金盔光闪烁，青骢战马紫丝缰”[9]。林冲的身份是“东京教首”，与小说中林冲的身份极为相似。但他在该剧中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其地位并不多么重要。
然而在小说《水浒传》中，林冲却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小说写定者将其故事置于全书前面，当然有其深刻用意。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林冲是被高俅逼上梁山，因此体现了“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用意和题旨。但认真分析，林冲初上梁山并未受到应有的欢迎，反而受到气量狭小的山寨头领王伦的刁难。小说写定者安排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即火并王伦。在除掉王伦之后，吴用要扶林冲为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今日吴兄却让此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好吗？”十一位头领排好座次后，晁盖命大伙“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自此梁山泊十一位头领聚义，真乃是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因此小说写定者编撰林冲故事的用意，一是感叹英雄处处被人欺侮、乃至于无立足之地的不幸与悲哀，揭露嫉贤忌能的社会现实；二是通过林冲火并王伦，体现梁山英雄的义气。
三、“智取生辰纲”与晁盖
“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传》的大关目，这一故事在《大宋宣和遗事》中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将两者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小说写定者的用意。《大宋宣和遗事》中，“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小说中则首先交代梁中书乃蔡京之婿，为感谢蔡京的提携之力，准备将十万贯钱的金银珠宝送给蔡京祝寿，这就把祝寿与朝廷奸佞的勾结联系了起来。《大宋宣和遗事》对晁盖等八人的来历未作任何交代，他们劫取生辰纲就是为了劫财。被官府发现后，他们认为“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使用的是中性话语。小说则不然，智取生辰纲成为一曲江湖义气的赞歌。先写晁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可见晁盖是一位声名远扬的义士，并非重财之人。再写晁盖认义东溪村，救下刘唐。其中出现的两个都头朱仝和雷横，皆以“仗义”闻名。刘唐认为生辰纲乃“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突出了劫取生辰纲乃正义之举，因此金圣叹连连赞曰：“可见是义旗。”
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最能见出智取生辰纲的义气。阮氏弟兄先是说梁山“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因此“绝了我们的衣饭”。继而又羡慕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当吴用说明来意后，他们又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于识货的！”然后公孙胜前来应“七星聚义”。可见智取生辰纲是出于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是出于对当政者榨取民脂民膏的义愤。他们显然不是被逼上梁山，而是主动出击。正如李贽所评：“晁盖、刘唐、吴用，都是偷贼底。若不是蔡京那个老贼，缘何引得这班小贼出来？”着重强调的是他们的“义气”。
与此相关的是晁盖在梁山上的地位和作用，侯会先生指出：
在《水浒传》的众多谜团中，晁盖之谜最不易解。……他一出场，小说作者便介绍他“人物轩昂，语言洒落”（第十五回），分明是一派领袖风度，很像要率领众人大干一场的样子。可是他后来的表现却令人失望，不过是结交了七八条好汉，劫了一宗财货。此后又火併王伦，杀了一个虽说胸襟不宽、却也是绿林朋友的白衣秀士王伦。至于与官军、土豪等恶势力的直接对抗，晁天王却总显得力不从心。……奇怪的是，对这位才具一般、功劳有限的前任寨主，宋江等人却奉若神明。……这个原型人物，应即洞庭义军开山领袖钟相。[6](P46-47)
实际上，晁盖之名虽不见于史乘、笔记，但在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和《大宋宣和遗事》中，却是地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宋江三十六赞》中，宋江位列三十六人之首，晁盖位列倒数第三，绰号“铁天王”。《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得到了九天玄女的天书，三十六人中没有宋江，吴加亮在首位，晁盖位列最后。宋江到梁山时，晁盖已死，众人共推宋江做了首领。吴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于我：‘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由此可见，在百回本小说《水浒传》成书之前，有关晁盖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百回本《水浒传》的写定者既采用了已有的故事，又做了两点非常明显的改动。
其一，从吴加亮的介绍可以得知，晁盖为梁山确定的方针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是忠义并行。但小说写定者却再三突出他的“义”，却不提他的“忠”。小说在晁盖出场时便为他定下了基调：一是“仗义疏财”，二是“最爱刺枪使棒”。而宋江除了“仗义疏财”、“爱习枪棒”外，又多了“孝敬”一条。最为明显的是晁盖主持的梁山议事处是“聚义厅”，而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 因此，李贽在第六十回回后评中说“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
其二，小说还尽量写出晁盖的许多弱点与不足，以烘托宋江的智慧与肚量。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是晁盖主动邀了杨志等人去梁山落草为寇。但小说中却写晁盖在生辰纲事发后，茫然不知所措，一切皆听命于吴用。第四十七回，杨雄、石秀火烧祝家庄后来投奔梁山，晁盖听说事因时迁偷鸡而起，不禁勃然大怒，喝命将两人斩首。其理由是“这厮两个，把梁山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宋江则赶忙出面相劝。通过一系列描写，使“晁盖虽未死于史文恭之箭，而已死于厅上厅下众人之心非一日也”。[4](P1013)可见小说所做的这两点改动，其用意是以晁盖单一粗豪的“义”来烘托宋江更为全面细心的“忠、孝、义”。
四、关于宋江及其结局
宋江不仅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首领，而且也是性格最为复杂的人物。将百回本《水浒传》中的宋江与各种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戏曲等资料中的宋江作一比较，可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从这些变化最能看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关于宋江落草为寇的起因，《大宋宣和遗事》讲述得比较简略：晁盖因劫取生辰纲被官府捉拿，宋江星夜报知晁盖。为答谢宋江相救恩义，晁盖让刘唐把一对金钗酬谢宋江。宋江将金钗“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得知来历”。后来宋江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并在墙上写了四句诗，明白说道：“要捉凶身者，梁山泺上寻。”官府前去捉拿宋江，宋江在九天玄女庙中躲过，得到天书，上有三十六将的姓名。于是，宋江带领朱仝等九人直奔梁山，这时晁盖已死，众人推让宋江做了首领。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中的宋江说：“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坐第二把交椅。”可见在小说成书之前，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实在是非常简单。但在《水浒传》中，宋江上梁山的道路却比任何人都更加艰难。
首先，当他听到晁盖劫取了生辰纲时，便认为是“犯了弥天之罪”，认为上梁山“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对晁盖等人“落草为寇”，他既吃惊又惧怕。其次，他杀死阎婆惜，不是情杀，而是因为阎婆惜口口声声要到公厅上相见，他害怕犯下背叛朝廷的罪名。再次，宋江宁愿担惊受怕，也拒绝落草为寇。“大闹清风寨”后，宋江已无路可走了，这才与众好汉一起投奔梁山。但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后，他撇下众弟兄，要回家奔丧。被官府捕获，刺配江州牢城，路经梁山泊，晁盖等人劝他留下，他说：“哥哥，你这话休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最后，“浔阳楼题反诗”，被判了死刑，梁山好汉劫法场将他救出，这才被逼上了梁山。《水浒传》所作的这番改动，显然是要突出宋江的忠孝。
小说对宋江结局的安排，更可见出小说写定者的用意。南宋王偁的《东都事略》是较早记述有关宋江事迹的一部野史，后来脱脱等修撰《宋史》时基本采用了这些记述。《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纪》称“（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卷一百零三《侯蒙传》云：“宋江寇江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卷一百零八《张叔夜传》云：“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8](P261)以上三条或云宋江就擒，或云宋江投降。但所谓招降讨方腊，只不过是侯蒙的建议，是否实现，不得而知。据方勺《泊宅编》卷五记载，平定方腊之乱的是“童贯、常德军节度使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8](P262)。南宋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云：“宣和初年，王师伐夏，公有斩获绩……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8](P274)根据这一记载，宋江是在方腊被平之后，才被朝廷捕获，根本不可能参与平方腊之役。
但在有些书中，又确切地记载了宋江曾参与平方腊之役。如李埴《十朝纲要》卷十八称：“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指方腊）上苑洞。”[10](P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称：“宣和二年，以贯（指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10](P3)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云：“三年（宣和）四月，戊子。初，童贯与王禀、刘镇两路预约会于睦、歙间，分兵四围，包帮源洞于中，同日进师。……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许、宋江既次洞后。”[10](P3) 元无名氏所辑《大宋宣和遗事》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除了野史、正史的记载之外，民间也流传着关于宋江及三十六人的故事。南宋龚开曾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龚开肯定了宋江的“义勇”、“立号而不僭侈”、“守一至于极处”，在“呼保义宋江”的赞语中又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在其他人物的赞语中，也多次提及“义勇”，如“大刀关胜”：“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再如“赛关索杨雄”：“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可见当时人们对宋江及三十六人的主要评价是其“义气”，这也正是小说中梁山好汉的突出特征。
不同的记载同时存在，关键在于百回本《水浒传》的写定者作何选择。显然这位写定者没有选择宋江被擒或投降等记载，而是选择了宋江受招安、平方腊，并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改动；首先，宋江不是被动接受招安，也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而是在节节胜利、大败官军的情况下主动争取朝廷招安；其次，宋江接受招安后，成为朝廷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是征辽、平方腊的主力军；再次，宋江屡立战功，结果反被朝廷奸佞毒害而死。这些改动尤其是最终的悲剧结局，寄托着小说写定者的深刻用意。写定者的特定立意是通过文本的特定结构安排表达出来的，不顾及这一点就很难对《水浒传》作出合理的诠释。被朝廷视为盗贼的梁山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打出了“替天行道，护国安民”的旗号，一心要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在征辽、平方腊的大小战役中，实现了“护国安民”的心愿。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反而惨遭毒害。这种文本构成不仅从客观上否定了接受招安，也不仅表现了忠奸之争，而且从本质上揭示了社会现实的残酷。这种揭示体现了《水浒传》写定者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五、关于受招安与“征四寇”
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二回至第八十二回写聚义后的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的过程，除七十回本外，这一内容在各本《水浒传》中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黑旋风负荆》、《黑旋风乔断案》被改写为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第七十四回 “李逵寿张乔坐衙”。 按照《水浒传》的结构方式，李逵的个人事迹本应安排在排座次之前，小说写定者对有关李逵的元杂剧十分感兴趣，但又无法安排在前半部分，只好将能够表现李逵忠义的有关内容插写于此。接下来“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写梁山事业蒸蒸日上，势不可挡。但正是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梁山好汉全伙接受了招安。这样一种文本构成是以往任何有关水浒故事所没有的，因而也最可看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无论是宋人的野史、笔记，还是元人修的正史，无论是民间传闻，还是元杂剧，宋江一伙或是被擒，或是投降，或是无奈接受招安，但都没有在大胜官军的前提下主动争取招安。再看一下紧接着的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小说写定者的意图非常明确，即肯定梁山好汉接受招安是为了“护国安民”，以梁山好汉的委曲求全来反衬朝廷奸佞的可憎可恨，从而突出了忠奸之争。
百回本《水浒传》没有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明天都外臣（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余皆散佚，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8](P313)按天都外臣的说法，田虎、王庆事乃“村学究”所加。但明袁无涯在《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却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于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欤！”[8](P326-328)按袁无涯的说法，田虎、王庆事则原来就有，征辽事反而是后来所增加。要之，百回本《水浒传》去田虎、王庆而存征辽、平方腊，其用意值得研究。
胡适先生研究《水浒传》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思路，即把梁山故事的变化与时代特点相结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指出：
元朝的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元初龚圣与自序作赞的意思，有“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的话，那不过是希望的话。他称赞宋江等，只能说他们“名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故辙；”这是说他们老老实实的做“强盗”，不敢称王称帝。龚圣与又说宋江等“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到了后来，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3](P24-25)
他又说：“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3](P58-59)按照胡适先生的思路，宋江最终的悲剧结局乃明人为讽刺明统治者杀害功臣而写。尽管这一结论可能还不够准确，但却指出了《水浒传》包括田虎、王庆在内的四寇的用意。
再来看前人的论述，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曰：“《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8](P317)。李贽将小说的文本构成与所指意义密切相联，明确地指出了百回本《水浒传》为何要写征辽、平方腊。按照李贽的说法，破大辽、平方腊是生活在元代的施罗二人由于“实愤宋事”才编写出来。这一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但认真想来，既然已生活于元代，为何又“实愤宋事”呢？实际上百回本《水浒传》的写定者去田虎、王庆而存破辽、平方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调梁山好汉以“护国安民”为宗旨，并且将之付诸实际行动。
总之，《水浒传》的文本构成直接决定着其意义。应当说金圣叹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腰斩《水浒传》，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在第七十回的批语中说：“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按照金圣叹的意见，让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破辽、平方腊，就是“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就是宣扬强盗也有忠义，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因此他要将七十回之后的内容全部删掉。也就是说，要想改变百回本《水浒传》的题旨，必须改动其文本，这不恰好说明了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其意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吗？这种关联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对已有故事即各位好汉上梁山的行迹，写定者竭力强化其义气的内涵，或纳入英雄豪杰屡遭嫉妒迫害的框架之内；其二，对全书的文本构成，写定者鲜明地以“忠奸之争”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尽管这两个方面磨合得还不那么理想，以至于造成了对其意义诠释的分歧和争议，但只要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比较，其文本的构成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还是不难把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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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