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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撰文——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神话：中国需要向美国出口产品，而美国则依赖中国货币弥补其财政赤字。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惊喜已经逐步消失——虽然收益不大，但某些投机者依然欢呼不已——应该好好评估一下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了。
很多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虽然中国已经表现出汇率改革的诚意，我们并不知道随之而来的结果：在以后几年间的调整将是10%还是40%？那些投机者当然愿意相信是后者。因为中国明智地冲销了这些资金流入（对货币状况造成的影响），可以预见（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大，这也成为投机者及其同盟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论据。但是，中国很有希望会识破这一点。
关键问题在于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全球贸易不平衡、中国的贸易盈余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及如果存在撞击效应的话，什么将成为撞击效应。美国高达7000亿美元的赤字约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9倍。中国的经济一直以犯罪执法者的姿态前行：增长迅速但通货膨胀压力小。人民币升值很难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即便再大幅度的升值也不可能为全球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
首先，我们不知道中国经济盈余的具体规模。为了逃避外汇管理，“高报货价”的出口和“低报货价”的进口现象的确存在——这是部分的投机资本流动。中国对外出口产品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大部分是加工贸易产品，这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力几乎不受影响。尽管在出口到美洲的加工贸易产品比重是70%还是80%问题上，经济学家意见不一，但不管数字是多少，有效的增值肯定低于1%。在较大升值的情况下，中国公司多半会以降低利润的方式挽回其竞争力的损失，借以降低升值效应的影响。这次升值——即使以后还将有小幅的升值——很有可能仅仅会轻微减缓正在兴起的中国产品出口势头。
但是，不管这次升值还是以后继续升值减少中国贸易盈余，对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这一更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作用十分有限。例如，从去年12月底纺织品全球配额取消以来，中国在纺织品销售上的收益是建立在损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美国将继续从那些国家购买商品，所以总体进口量变化不大。
从更根本意义上来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与其资本流入等值，而资本流入则与国内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的差额等值。这就是通常为什么财政赤字上升（所以国内储蓄下降）的同时贸易逆差也上升的原因。不管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还是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至今都没有解释人民币升值如何会改变这些基本等式。除非国内投资下降或国内储蓄上涨，贸易赤字将不会减少。贸易赤字可能减少但是如果赤字确实减少，景象也不会好看。例如，如果我们如愿以偿且中国贸易顺差消失的话，美国国内投资将会下降；中国也将没有贸易顺差来填补我们的巨大财政赤字，而美国中长期的利率将会上涨。如果利率上涨刺破住房泡沫的话，经济低迷和投资减少将会交织在一起。
中美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神话：中国需要向美国出口产品，而美国则依赖中国货币弥补其财政赤字。但是，中国能很轻易地补偿对美国出口的损失，而且其国民的福祉甚至可能改善——如果其借给美国的部分钱能转向国内发展的话。中国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中国政府打算放贷，为什么不支持其国内发展呢？为什么不支持国内增长的消费需求，却支持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消费需求并为最富裕的人们偿还减税或是爆发一场被认为是诅咒的战争呢？但是美国不能在没有利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轻易地弥补支持的缺口，而这也将使经济遭受浩劫。
还有第二个神话：中国将从利率自由浮动中受益，如果让市场确定价格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放弃对汇率变化的干预。政府定期干预金融市场并确定利率。某些市场原旨主义者声称政府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今天，没有国家和权威经济学家赞成这些观点。然而，问题是干预市场的最佳模式是什么？汇率变动的代价太大，那些明智地干预市场让汇率保持稳定的国家基本上都比那些没有干预的国家经济发展得好。
汇率风险给公司增加了巨额成本：成本昂贵而且企业基本不可能摆脱风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汇率管理的问题带来更广泛的问题——国家在管理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一如政府干预过多使国家受损那样，政府干预不力同样会令国家蒙受损失。中国在过去20年间一直重新平衡（干预力度），与政府的作用相比，市场的作用已变得更加重要。但是政府依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中国的特殊混合体非常适合中国国情。不仅收入以令人惊奇的9%的年增长率增加，利率在20多年里一直维持在高水平，但是改革的成果一直是国民共享的。从1981年至2001年，已经有4.22亿中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
美国经济正在以中国1/3的速度增长。贫困率在不断上升，而家庭实际收入中值却在下降。美国的净储蓄总量远低于中国。中国比美国培养了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有助于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而美国则在削减基础研究开支的同时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因为美国的债务不断膨胀，总统希望永久地为最富裕的人口减税。因此，中国的领导人也许不认为他们需要就汇率或经济如何管理问题寻求美国的建议。
原文载于7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
（译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农业处）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神话：中国需要向美国出口产品，而美国则依赖中国货币弥补其财政赤字。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惊喜已经逐步消失——虽然收益不大，但某些投机者依然欢呼不已——应该好好评估一下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了。
很多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虽然中国已经表现出汇率改革的诚意，我们并不知道随之而来的结果：在以后几年间的调整将是10%还是40%？那些投机者当然愿意相信是后者。因为中国明智地冲销了这些资金流入（对货币状况造成的影响），可以预见（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大，这也成为投机者及其同盟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论据。但是，中国很有希望会识破这一点。
关键问题在于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全球贸易不平衡、中国的贸易盈余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及如果存在撞击效应的话，什么将成为撞击效应。美国高达7000亿美元的赤字约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9倍。中国的经济一直以犯罪执法者的姿态前行：增长迅速但通货膨胀压力小。人民币升值很难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即便再大幅度的升值也不可能为全球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
首先，我们不知道中国经济盈余的具体规模。为了逃避外汇管理，“高报货价”的出口和“低报货价”的进口现象的确存在——这是部分的投机资本流动。中国对外出口产品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大部分是加工贸易产品，这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力几乎不受影响。尽管在出口到美洲的加工贸易产品比重是70%还是80%问题上，经济学家意见不一，但不管数字是多少，有效的增值肯定低于1%。在较大升值的情况下，中国公司多半会以降低利润的方式挽回其竞争力的损失，借以降低升值效应的影响。这次升值——即使以后还将有小幅的升值——很有可能仅仅会轻微减缓正在兴起的中国产品出口势头。
但是，不管这次升值还是以后继续升值减少中国贸易盈余，对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这一更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作用十分有限。例如，从去年12月底纺织品全球配额取消以来，中国在纺织品销售上的收益是建立在损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美国将继续从那些国家购买商品，所以总体进口量变化不大。
从更根本意义上来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与其资本流入等值，而资本流入则与国内投资与国内储蓄之间的差额等值。这就是通常为什么财政赤字上升（所以国内储蓄下降）的同时贸易逆差也上升的原因。不管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还是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至今都没有解释人民币升值如何会改变这些基本等式。除非国内投资下降或国内储蓄上涨，贸易赤字将不会减少。贸易赤字可能减少但是如果赤字确实减少，景象也不会好看。例如，如果我们如愿以偿且中国贸易顺差消失的话，美国国内投资将会下降；中国也将没有贸易顺差来填补我们的巨大财政赤字，而美国中长期的利率将会上涨。如果利率上涨刺破住房泡沫的话，经济低迷和投资减少将会交织在一起。
中美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神话：中国需要向美国出口产品，而美国则依赖中国货币弥补其财政赤字。但是，中国能很轻易地补偿对美国出口的损失，而且其国民的福祉甚至可能改善——如果其借给美国的部分钱能转向国内发展的话。中国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中国政府打算放贷，为什么不支持其国内发展呢？为什么不支持国内增长的消费需求，却支持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消费需求并为最富裕的人们偿还减税或是爆发一场被认为是诅咒的战争呢？但是美国不能在没有利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轻易地弥补支持的缺口，而这也将使经济遭受浩劫。
还有第二个神话：中国将从利率自由浮动中受益，如果让市场确定价格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放弃对汇率变化的干预。政府定期干预金融市场并确定利率。某些市场原旨主义者声称政府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今天，没有国家和权威经济学家赞成这些观点。然而，问题是干预市场的最佳模式是什么？汇率变动的代价太大，那些明智地干预市场让汇率保持稳定的国家基本上都比那些没有干预的国家经济发展得好。
汇率风险给公司增加了巨额成本：成本昂贵而且企业基本不可能摆脱风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汇率管理的问题带来更广泛的问题——国家在管理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一如政府干预过多使国家受损那样，政府干预不力同样会令国家蒙受损失。中国在过去20年间一直重新平衡（干预力度），与政府的作用相比，市场的作用已变得更加重要。但是政府依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中国的特殊混合体非常适合中国国情。不仅收入以令人惊奇的9%的年增长率增加，利率在20多年里一直维持在高水平，但是改革的成果一直是国民共享的。从1981年至2001年，已经有4.22亿中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
美国经济正在以中国1/3的速度增长。贫困率在不断上升，而家庭实际收入中值却在下降。美国的净储蓄总量远低于中国。中国比美国培养了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有助于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而美国则在削减基础研究开支的同时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因为美国的债务不断膨胀，总统希望永久地为最富裕的人口减税。因此，中国的领导人也许不认为他们需要就汇率或经济如何管理问题寻求美国的建议。
原文载于7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
（译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农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