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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扶贫的根本任务是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在西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今后消除贫困的工作中，教育扶贫应该扶民族教育之“贫”，振兴民族教育，这也是西部高师院校实现自身服务社会功能、发挥办学优势和特色的重要领域。为了更好地做好西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今后消除贫困的工作，地方政府应与西部师范院校一起探索构建可持续的教育扶贫模式，并为西部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关 键 词] 师范院校;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消除贫困;扶贫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1）33-0157-03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我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大多分布在这里。到2020年，所有的西部民族地区都将整体脱贫，但是在今后的扶贫成果巩固和消除民族地区贫困上，西部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大力加强，关键是要探索出西部师范院校教育扶贫的有效模式，以使师范院校能够充分利用其办学优势，更好地发挥其教育扶贫长效功能。由于地方政府在教育扶贫中居于主导地位[1]，因此，在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和消除贫困的长效机制的政策制定中，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西部高师院校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并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一、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之“贫”
教育扶贫作为消除贫困的長效之道已经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学界的广泛认同。[2][3]西部民族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落后，这直接导致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又反过来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果不通过振兴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那么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将长期存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凉山州考察时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教育必须跟上，决不能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为师范院校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指明了方向。从更好地发挥西部师范院校职能的角度来看，其教育扶贫的首要任务就是扶民族地区教育之“贫”。那么，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之“贫”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一是西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起点低。在西部民族地区中，四川藏区、彝区比较典型。尽管四川藏区、彝区很早就形成了基本的民族教育体系，但是系统的学校教育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受教育发展先天不足的影响，其学校教育与内地教育相比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在普及义务教育及近年的精准扶贫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兴建了大量的学校和幼儿园，这些新建中小学和幼儿园存在校（园）长管理水平不高、教师队伍总量不足等问题。同时，西部民族地区学生的起点也很低。由于近年来才大力兴办村级幼儿园（“一村一幼”）普及学前教育，并在幼儿园推广普通话，且家长大多不会汉语，因此中小学生的汉语语言能力普遍较低。这也是造成民族地区中小学生学业成绩较低的客观原因之一。学校教育发展的起点低、学生的起点低使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明显滞后，与内地教育有较大差距。
二是西部民族地区教育质量较低。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县学校学生的汉语学业成绩普遍很差，语文平均成绩仅有二三十分，不少学生到小学毕业时，汉语听说能力依然很低。[4]同时，西部民族地区尽管非常重视教育，但是还没有形成与民族地区文化、民族学生语言与认知准备相适应的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多元文化教育素养整体水平偏低，有些教师不论教学环境和课堂中学生的构成如何，使用一种普遍适用的教学方法;对于教育内容的文化包容性，他们也以漠视的态度对待。[5]学校大多采用内地学校的教育教学方法，按照教学计划按部就班地开展教学。同时，由于不少学校学生人数较多，大班额情况比较多见，因此因材施教实际上得不到落实，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其实，民族地区的家庭对孩子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他们对当地的教育质量相当担忧，条件好的家庭都会尽量把孩子送到县城、附近大城市以及内地学校就读，这也反映出当地人对本地教育的信心不足。在内地举办民族学校、民族班（如西藏中学、西藏班）以及“9+3”项目的实施，对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地的教育质量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把孩子送到外地学习，学费和生活费成本很大，这无疑成为一些经济条件差的民族地区家庭的主要负担之一，也是造成部分民族地区家庭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因此，从长远来看，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对消除民族地区的贫困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和长远意义。
三是西部民族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队伍数量不足、整体水平较低。首先，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往往比较差，交通十分不便，生活条件艰苦，待遇不高，因此当地教师的流失较为严重，优秀教师更是留不住。[6][7]并且，教师队伍的补充远远跟不上事业发展的需要，教师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免费学前教育规模扩张迅速，村幼教点教师极度缺乏且教师的任职资格大多不达标。[8]由于教师队伍数量严重不足，中小学和幼儿园都存在较大数量的转岗教师、未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和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培训的教师，这已经成为制约西部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瓶颈之一。尽管各级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其是近年来实施的公费师范生培养、“特岗计划”等对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形成了比较有效的补充，但是这些学生由于环境、家庭、文化以及经济条件的影响，他们到民族地区任教的意愿依然较低。其次，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缺乏本土的带头人。如前所述，优秀教师的流失造成了西部民族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极度缺乏学科带头人和优秀校（园）长的情况，这对中小学和幼儿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没有高水平的校（园）长和教学教研带头人，学校的管理水平无法跟上，不能为学校做好长远规划，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教研活动的组织、教师的校本培训就无法落实，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就无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自然就得不到保证。尽管在精准扶贫之前就已经实施了内地学校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学校的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外地优秀教师仅仅是短期在民族地区任教，其作用的发挥依然十分有限。民族地区教育的持续发展急需本地的优秀教师和优秀校（园）长，仅仅依靠有限的外部支援，不可能振兴民族教育。 二、西部师范院校的职能与可为
服务社会是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对西部民族地区进行教育精准扶贫是西部高师院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具体体现。在目前对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西部师范院校往往根据省政府的安排和部署派出驻村干部、提供经费和资源、培训教师、帮扶困难家庭脱贫等。但是，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不仅是精准扶贫这一阶段的任务，而且也应该是民族地区今后消除贫困的一项长期工作。师范院校只有将扶贫工作和学校发展相结合，才能建立起长效的扶贫机制。[9]通过近年的精准扶贫，各级政府和师范院校已经在探索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模式。关键在于，在西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今后的消除贫困的工作中，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模式应该依据其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来构建。我们认为主要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师范生顶岗实习支教模式。顶岗实习支教是西部师范院校实施教育扶贫、助力国家精准扶贫历史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开辟了师范生实习的新途径，又通过师范生顶岗置换中小学教师参加培训的方式，创新了西部民族地区教师继续教育模式，解决了当地中小学教师囿于师资紧缺而不能离岗参加教育培训的问题。同时，师范生顶岗实习支教也解决了西部民族地区中小学部分学科教师缺乏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省级政府已经在统筹师范院校向部分民族地区学校派出顶岗实习师范生，同时一些民族地区贫困县也请求师范院校派师范生到中小学和幼儿园顶岗实习，以缓解当地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缺乏的压力。这种做法既可以培养师范生，又可以让一些师范生了解民族地区的教育，从而在毕业后到民族地区学校任教，是一种对西部师范院校和民族贫困地区都有利的教育扶贫模式，可以长期坚持下去，且目前还缺乏师范生到民族地区中小学和幼儿园顶岗实习支教的长效机制。
二是校地合作教师培训模式。教师培训是有效提高教师素质和能力的教育形式。西部师范院校往往通过与民族地区政府或教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方式在教师培训方面与民族地区贫困县开展教育扶贫工作。这是在“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之外，西部师范院校向民族地区贫困县提供教育扶贫支持的重要方式。这种模式的构建取决于民族地区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对师范院校教师培训质量的认可，以及师范院校对民族地区贫困县教师培训的参与意愿。由于西部民族地区较差的自然、交通和生活条件，一些师范院校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受到较大的制约。同时，一些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县由于经费、观念等原因，对教师培训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强。另外，由于各种教师培训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使西部民族地区的教师反而受困于各种培训，给本来就师资紧张的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增加了压力。因此，目前西部师范院校与民族贫困地区的校地教师培训合作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急需政府的经费支持和大力引导。
三是校校对口帮扶模式。过去，民族地区贫困县主要接受发达地区的对口教育帮扶。从2020年起，“一对一”的对口教育扶贫模式正在兴起，如四川省就启动了四川省2020年“国培计划”凉山州未摘帽县片区学校“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由7所师范院校对口凉山州的7个学校片区实施精准教育扶贫。[10]除此之外，西部师范院校在对口帮扶上还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认为，西部师范院校可以对民族地区贫困县教师发展中心进行对口帮扶，着重提高当地教育干部的管理水平，提高教师培训者——教研员培训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和培训能力，以通过这些本土专家培训当地教师，助力贫困县教师的专业发展。另外，西部师范院校也可以通过与民族地区的州（县）政府、教育局或中小学（幼儿园）签订校校（园）合作协议的方式对口帮扶当地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和幼儿园，为受帮扶的学校提供教育教学指导、教师培训，帮助贫困和深度贫困民族县建设优质的学校，提高这些学校的教师队伍水平和教育质量，从而重塑民族地区居民对当地教育的信心。
四是产学研合作模式。尽管西部师范院校主要以培养和培训教师为主，但是师范院校往往具有专业覆盖面广的特点，并且几乎所有的师范院校都开办有非师范专业，具有一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这就为西部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开辟了新的路径。西部民族地区往往拥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矿产、旅游、农林资源，但是在开发和利用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因此，西部高师院校与民族地区的产学研合作可以在发展规划制定、旅游资源开发、特色农林牧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利用及相关产业人才培养培训等诸多方面开展。
三、教育扶貧模式构建的政策支持
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根本任务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这就对振兴民族地区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政策制定中，精准扶贫只是阶段性任务，而消除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则是长期的目标。西部师范院校可以通过上述四种教育扶贫模式的构建，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西部高师院校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模式的构建和功能发挥也急需政府的政策支持。
第一，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为西部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提供有力支持。在精准扶贫中，西部师范院校是参与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社会组织之一。在众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的州、县政府是统筹、协调的管理者，应主动大力支持西部师范院校依靠自身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开展扶贫工作，并为其今后的教育扶贫提供政策支持。在师范生顶岗实习方面，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对本地区师范生顶岗实习进行统一的规划和指导，为师范生顶岗实习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每个民族地区贫困县，尤其是深度贫困县都可以持续地获得足够数量的顶岗实习师范生。在校地合作教师培训、校校对口帮扶、产学研合作中，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可以牵线搭桥，提供政策和经费保障，通过与师范院校签订协议的方式进行扎实推进，在明确双方责任权利的基础上，使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能够获得师范院校持续的专业支持。
第二，为西部民族地区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开辟新的途径。在近年来的精准扶贫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仅仅依靠传统的教师培养模式难以保证民族地区教师的有效供给，因此采取了公费师范生政策，正在为民族地区中小学和幼儿园提供比较稳定的师资补充，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民族地区教育振兴的需要。因此，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应该在规划和计划的基础上出台更加灵活的西部民族地区教师定向培养政策，采用定向培养计划、在招生录取中降低分数、在教师资格证获取上适当降低要求的方式，在民族地区初中、高中和内地民族班及“9+3”项目学生中选拔一定数量的优秀学生到西部高师院校、中等师范学校进行定向培养，以培养留得下、教得好的民族地区本地的师资。同时，中央和省政府应该继续给予民族贫困地区的教师培训设立专项项目和经费，并可以采用师范院校长期定向培训某个民族贫困县教师的方式，有计划、分步骤、分层分类地培训教师，切实提高其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第三，为西部师范院校发挥功能制定有力的政策。师范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本科和专科层次的优秀教师，教育扶贫是师范院校实现服务社会功能的体现。为了更好地发挥师西部高师院校在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教育振兴、消除贫困中的作用，地方政府有必要在政策、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要充分发挥西部高师院校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中的作用，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应实现两个过渡：一是从行政主导的政治任务向政府引导师范院校服务社会的过渡。在目前的精准扶贫中，“教育扶贫以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为主。”[11]西部高师院校都能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但动力不足、成本过高。因此，行政推动并不是长久之计，政府应该引导西部师范院校更多地关注、关心民族教育，尤其是在脱贫攻坚目标达成之后更应该引导其主动服务社会，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二是从无偿付出、无条件资助向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化机制过渡。在目前的精准扶贫中，西部高师院校除了负责某些贫困县若干村的整体脱贫以外，还承担了贫困村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经费、贫困地区教师培训的经费等。作为西部师范院校，在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背景下，要让学校以目前的这种扶贫模式在贫困县脱贫之后继续对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给予教育帮扶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为学校也面临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能够以通过购买教育服务的方式，那么无疑会提高西部师范院校对西部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积极性，这也不失为一种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袁利平，张欣鑫.教育扶贫何以可能：多学科视角下的教育扶贫及其实现[J].教育与经济，2018（5）：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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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立鹏，马挺，羌洲.我国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以内蒙古、广西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7（6）：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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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闻凯.论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J].高教探索，2014（5）：58-61.
[10]葛仁鑫，钟兴茂.教育厅启动精准帮扶工程“一对一”提升凉山州未摘帽县教育质量[N].教育导报，2020-06-30（1）.
[11]肖时花，吴本健.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条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5）：100-105.
◎编辑 栗国花
[关 键 词] 师范院校;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消除贫困;扶贫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1）33-0157-03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我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大多分布在这里。到2020年，所有的西部民族地区都将整体脱贫，但是在今后的扶贫成果巩固和消除民族地区贫困上，西部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大力加强，关键是要探索出西部师范院校教育扶贫的有效模式，以使师范院校能够充分利用其办学优势，更好地发挥其教育扶贫长效功能。由于地方政府在教育扶贫中居于主导地位[1]，因此，在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和消除贫困的长效机制的政策制定中，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西部高师院校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并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一、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之“贫”
教育扶贫作为消除贫困的長效之道已经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学界的广泛认同。[2][3]西部民族地区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落后，这直接导致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又反过来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果不通过振兴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那么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将长期存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凉山州考察时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教育必须跟上，决不能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为师范院校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指明了方向。从更好地发挥西部师范院校职能的角度来看，其教育扶贫的首要任务就是扶民族地区教育之“贫”。那么，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之“贫”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一是西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起点低。在西部民族地区中，四川藏区、彝区比较典型。尽管四川藏区、彝区很早就形成了基本的民族教育体系，但是系统的学校教育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受教育发展先天不足的影响，其学校教育与内地教育相比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在普及义务教育及近年的精准扶贫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兴建了大量的学校和幼儿园，这些新建中小学和幼儿园存在校（园）长管理水平不高、教师队伍总量不足等问题。同时，西部民族地区学生的起点也很低。由于近年来才大力兴办村级幼儿园（“一村一幼”）普及学前教育，并在幼儿园推广普通话，且家长大多不会汉语，因此中小学生的汉语语言能力普遍较低。这也是造成民族地区中小学生学业成绩较低的客观原因之一。学校教育发展的起点低、学生的起点低使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明显滞后，与内地教育有较大差距。
二是西部民族地区教育质量较低。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县学校学生的汉语学业成绩普遍很差，语文平均成绩仅有二三十分，不少学生到小学毕业时，汉语听说能力依然很低。[4]同时，西部民族地区尽管非常重视教育，但是还没有形成与民族地区文化、民族学生语言与认知准备相适应的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多元文化教育素养整体水平偏低，有些教师不论教学环境和课堂中学生的构成如何，使用一种普遍适用的教学方法;对于教育内容的文化包容性，他们也以漠视的态度对待。[5]学校大多采用内地学校的教育教学方法，按照教学计划按部就班地开展教学。同时，由于不少学校学生人数较多，大班额情况比较多见，因此因材施教实际上得不到落实，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其实，民族地区的家庭对孩子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他们对当地的教育质量相当担忧，条件好的家庭都会尽量把孩子送到县城、附近大城市以及内地学校就读，这也反映出当地人对本地教育的信心不足。在内地举办民族学校、民族班（如西藏中学、西藏班）以及“9+3”项目的实施，对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地的教育质量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把孩子送到外地学习，学费和生活费成本很大，这无疑成为一些经济条件差的民族地区家庭的主要负担之一，也是造成部分民族地区家庭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因此，从长远来看，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对消除民族地区的贫困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和长远意义。
三是西部民族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队伍数量不足、整体水平较低。首先，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往往比较差，交通十分不便，生活条件艰苦，待遇不高，因此当地教师的流失较为严重，优秀教师更是留不住。[6][7]并且，教师队伍的补充远远跟不上事业发展的需要，教师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免费学前教育规模扩张迅速，村幼教点教师极度缺乏且教师的任职资格大多不达标。[8]由于教师队伍数量严重不足，中小学和幼儿园都存在较大数量的转岗教师、未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和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培训的教师，这已经成为制约西部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瓶颈之一。尽管各级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其是近年来实施的公费师范生培养、“特岗计划”等对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形成了比较有效的补充，但是这些学生由于环境、家庭、文化以及经济条件的影响，他们到民族地区任教的意愿依然较低。其次，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缺乏本土的带头人。如前所述，优秀教师的流失造成了西部民族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极度缺乏学科带头人和优秀校（园）长的情况，这对中小学和幼儿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没有高水平的校（园）长和教学教研带头人，学校的管理水平无法跟上，不能为学校做好长远规划，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教研活动的组织、教师的校本培训就无法落实，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就无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自然就得不到保证。尽管在精准扶贫之前就已经实施了内地学校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学校的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外地优秀教师仅仅是短期在民族地区任教，其作用的发挥依然十分有限。民族地区教育的持续发展急需本地的优秀教师和优秀校（园）长，仅仅依靠有限的外部支援，不可能振兴民族教育。 二、西部师范院校的职能与可为
服务社会是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对西部民族地区进行教育精准扶贫是西部高师院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具体体现。在目前对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西部师范院校往往根据省政府的安排和部署派出驻村干部、提供经费和资源、培训教师、帮扶困难家庭脱贫等。但是，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不仅是精准扶贫这一阶段的任务，而且也应该是民族地区今后消除贫困的一项长期工作。师范院校只有将扶贫工作和学校发展相结合，才能建立起长效的扶贫机制。[9]通过近年的精准扶贫，各级政府和师范院校已经在探索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模式。关键在于，在西部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今后的消除贫困的工作中，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模式应该依据其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来构建。我们认为主要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师范生顶岗实习支教模式。顶岗实习支教是西部师范院校实施教育扶贫、助力国家精准扶贫历史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开辟了师范生实习的新途径，又通过师范生顶岗置换中小学教师参加培训的方式，创新了西部民族地区教师继续教育模式，解决了当地中小学教师囿于师资紧缺而不能离岗参加教育培训的问题。同时，师范生顶岗实习支教也解决了西部民族地区中小学部分学科教师缺乏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省级政府已经在统筹师范院校向部分民族地区学校派出顶岗实习师范生，同时一些民族地区贫困县也请求师范院校派师范生到中小学和幼儿园顶岗实习，以缓解当地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缺乏的压力。这种做法既可以培养师范生，又可以让一些师范生了解民族地区的教育，从而在毕业后到民族地区学校任教，是一种对西部师范院校和民族贫困地区都有利的教育扶贫模式，可以长期坚持下去，且目前还缺乏师范生到民族地区中小学和幼儿园顶岗实习支教的长效机制。
二是校地合作教师培训模式。教师培训是有效提高教师素质和能力的教育形式。西部师范院校往往通过与民族地区政府或教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方式在教师培训方面与民族地区贫困县开展教育扶贫工作。这是在“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之外，西部师范院校向民族地区贫困县提供教育扶贫支持的重要方式。这种模式的构建取决于民族地区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对师范院校教师培训质量的认可，以及师范院校对民族地区贫困县教师培训的参与意愿。由于西部民族地区较差的自然、交通和生活条件，一些师范院校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受到较大的制约。同时，一些西部民族地区贫困县由于经费、观念等原因，对教师培训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强。另外，由于各种教师培训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使西部民族地区的教师反而受困于各种培训，给本来就师资紧张的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增加了压力。因此，目前西部师范院校与民族贫困地区的校地教师培训合作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急需政府的经费支持和大力引导。
三是校校对口帮扶模式。过去，民族地区贫困县主要接受发达地区的对口教育帮扶。从2020年起，“一对一”的对口教育扶贫模式正在兴起，如四川省就启动了四川省2020年“国培计划”凉山州未摘帽县片区学校“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由7所师范院校对口凉山州的7个学校片区实施精准教育扶贫。[10]除此之外，西部师范院校在对口帮扶上还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认为，西部师范院校可以对民族地区贫困县教师发展中心进行对口帮扶，着重提高当地教育干部的管理水平，提高教师培训者——教研员培训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和培训能力，以通过这些本土专家培训当地教师，助力贫困县教师的专业发展。另外，西部师范院校也可以通过与民族地区的州（县）政府、教育局或中小学（幼儿园）签订校校（园）合作协议的方式对口帮扶当地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和幼儿园，为受帮扶的学校提供教育教学指导、教师培训，帮助贫困和深度贫困民族县建设优质的学校，提高这些学校的教师队伍水平和教育质量，从而重塑民族地区居民对当地教育的信心。
四是产学研合作模式。尽管西部师范院校主要以培养和培训教师为主，但是师范院校往往具有专业覆盖面广的特点，并且几乎所有的师范院校都开办有非师范专业，具有一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这就为西部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开辟了新的路径。西部民族地区往往拥有比较丰富的自然、矿产、旅游、农林资源，但是在开发和利用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因此，西部高师院校与民族地区的产学研合作可以在发展规划制定、旅游资源开发、特色农林牧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利用及相关产业人才培养培训等诸多方面开展。
三、教育扶貧模式构建的政策支持
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根本任务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这就对振兴民族地区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政策制定中，精准扶贫只是阶段性任务，而消除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则是长期的目标。西部师范院校可以通过上述四种教育扶贫模式的构建，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西部高师院校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模式的构建和功能发挥也急需政府的政策支持。
第一，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为西部师范院校的教育扶贫提供有力支持。在精准扶贫中，西部师范院校是参与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社会组织之一。在众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的州、县政府是统筹、协调的管理者，应主动大力支持西部师范院校依靠自身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开展扶贫工作，并为其今后的教育扶贫提供政策支持。在师范生顶岗实习方面，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对本地区师范生顶岗实习进行统一的规划和指导，为师范生顶岗实习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每个民族地区贫困县，尤其是深度贫困县都可以持续地获得足够数量的顶岗实习师范生。在校地合作教师培训、校校对口帮扶、产学研合作中，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可以牵线搭桥，提供政策和经费保障，通过与师范院校签订协议的方式进行扎实推进，在明确双方责任权利的基础上，使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能够获得师范院校持续的专业支持。
第二，为西部民族地区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开辟新的途径。在近年来的精准扶贫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仅仅依靠传统的教师培养模式难以保证民族地区教师的有效供给，因此采取了公费师范生政策，正在为民族地区中小学和幼儿园提供比较稳定的师资补充，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民族地区教育振兴的需要。因此，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应该在规划和计划的基础上出台更加灵活的西部民族地区教师定向培养政策，采用定向培养计划、在招生录取中降低分数、在教师资格证获取上适当降低要求的方式，在民族地区初中、高中和内地民族班及“9+3”项目学生中选拔一定数量的优秀学生到西部高师院校、中等师范学校进行定向培养，以培养留得下、教得好的民族地区本地的师资。同时，中央和省政府应该继续给予民族贫困地区的教师培训设立专项项目和经费，并可以采用师范院校长期定向培训某个民族贫困县教师的方式，有计划、分步骤、分层分类地培训教师，切实提高其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第三，为西部师范院校发挥功能制定有力的政策。师范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本科和专科层次的优秀教师，教育扶贫是师范院校实现服务社会功能的体现。为了更好地发挥师西部高师院校在西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教育振兴、消除贫困中的作用，地方政府有必要在政策、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要充分发挥西部高师院校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中的作用，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应实现两个过渡：一是从行政主导的政治任务向政府引导师范院校服务社会的过渡。在目前的精准扶贫中，“教育扶贫以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为主。”[11]西部高师院校都能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但动力不足、成本过高。因此，行政推动并不是长久之计，政府应该引导西部师范院校更多地关注、关心民族教育，尤其是在脱贫攻坚目标达成之后更应该引导其主动服务社会，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二是从无偿付出、无条件资助向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化机制过渡。在目前的精准扶贫中，西部高师院校除了负责某些贫困县若干村的整体脱贫以外，还承担了贫困村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经费、贫困地区教师培训的经费等。作为西部师范院校，在我国教育经费不足的背景下，要让学校以目前的这种扶贫模式在贫困县脱贫之后继续对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给予教育帮扶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为学校也面临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能够以通过购买教育服务的方式，那么无疑会提高西部师范院校对西部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积极性，这也不失为一种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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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栗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