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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来，中国在救亡图存和奋发图强的道路上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中国几代人追求的理想。尽管经历无数挫折和失误，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激励和引领中国人民阔步前进。而厘清中国梦与人口梦、中国梦与生育梦的关系，则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时指出：“中国和印尼两国有16亿人口，只要两国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就将汇聚起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巨大力量，创造人类发展史上新的奇迹”。在这段讲话中，“16亿人口”和“世界四分之一人口”被视为足以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显示出习近平对于人口规模优势的认同和看重。
危机容易被繁荣所掩盖。在堪称盛世的今天，探寻未来的危机对中国复兴的意义尤为重要。虽然经济放缓、分配不公、环境污染、贪污腐败是关注的焦点，但我们认为，长期低生育率才是威胁中国复兴的最大危机。虽然放松生育限制正在逐步成为主流民意，但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要说低生育率是中国的最大危机似乎是匪夷所思，甚至是耸人听闻。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思维下，人口太多成为全民共识，减少人口利国利民成为公理。面对这种观念上的反差，本文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阐述为何中国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从资源、粮食、环境、城市拥挤、经济发展、社会和家庭、人力资源、科技发展、大国兴衰等方面论证人口衰减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好处，并在回顾了世界和中国的人口观念和政策的基础上，建议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
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本文有关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分析，对打破各种流传已久的人口误区、恢复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生育观念，能够起到参考和促进作用。我们相信，唯有在人口观和生育观上拨云见日、正本清源，才能实现人口战略的转变，为积极应对人口危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
一、中国进入“人口危机”时代
（一）触目惊心的人口形势
过去200年，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为35.0%、21.8%、22.1%和19.0%，总体上在大幅下降。即便在增长的1950～1980年，增长幅度也不过0.3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中国的人均寿命从约40岁延长到近70岁。相比之下，1980～2013年则下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是前30年上升速度的10倍。新中国前30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仅略快于世界平均，但之后的30多年则大幅低于世界平均。
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是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即各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可通俗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直观来看，年出生人口大致相当于当年的生育率乘上处于育龄旺盛期的年均女性数量。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1。由于中国出生男女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更替水平要更高。根据近年数据估算，中国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个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相比不衰减。
中国的生育率在1963～1970年处于高位，每个女性平均生育5到7个孩子，但当时也仅略高于世界平均。自1971年，人口控制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工作普遍展开;从1971到1979年，生育率从5.44直线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的2.75。但自1980年开始实施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之后，生育率却在1980年代初出现了反弹，在整个1980年代处于2.2到2.8之间。反弹的原因是生育年龄大幅提前，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严厉政策导致恐慌性生育。
中国的生育率自1990年代初期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年出生人口在1990年代更是直线下降超过40%。从2003到2013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到1700万之间，这种表面的稳定掩盖了背后生育率的走低。目前处于23～28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出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因而数量众多。如果生育率维持稳定，中国近年应处于出生人数明显反弹的生育高峰期。但实际情况是，近年出生人数并未反弹，这反过来说明生育率在走低。
在未来一二十年，除非生育率大幅上升，否则随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的急剧减少，中国出生人口将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断崖式下跌，可能从目前的约1600万急剧萎缩到1000万以下。简言之，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和1970年生育干预政策造成了出生人口的大幅波动，后果是中国出生人口会台阶式下跌，而非均匀减少。中国出生人口已经历了197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次台阶式下跌，现在正在进入第三次下跌。
这种趋势从全球比较来看，更是触目惊心。虽然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0%，而这还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在未来十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55.7%，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在这两种因素叠加的趋势下，只要一代人，也就是25～30年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萎缩到世界的3.3%（0.557×0.5×12%）。即使能幸运地将生育率相对提升50%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更关键的是，低生育率具有巨大惯性，并不是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就能恢复正常。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既然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为何人口还在增长？这是因为，虽然目前出生的人数已经大幅少于他们的父母辈，但依然多于目前每年接近生命终点的老年人。但等到60岁后开始老去，每年将有约2500万人去世，即使大力鼓励生育，年出生人口也难达到1000万，中国每年将减少1500万甚至更多的人口。如果不能逆转这种趋势，人口急剧萎缩可能持续达百年之久。根据最乐观的估算，即使2015年全面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从2030到2070年的40年内中国人口将萎缩30%。这种衰减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与此相比，过去20年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人口下降不过3.4%，扣除移入人口的自然下降也不过7.8%。 伴随着人口急剧萎缩的是人口极度老化。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人均寿命属于中等水平，但老龄化程度则靠前，且快速上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如此严重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比例太低。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会直线上升至40%左右，老龄化之痛只是刚刚开始。而且，如果生育率无法提升，老龄化并不会在严重恶化后就趋于好转，而是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更可能进一步加剧。
人口趋势有极大的惯性，今天出生的孩子直接影响到70年以后的人口数量。因此，对人口趋势至少需要前后各看百年。然而，有关人口预测的报告往往只有几十年的前瞻期，且数据还存在严重的偏差。由于真正的人口危机是在很多报告的表述期之外才显现，决策者即使仔细阅读这些报告也未必能真正洞悉人口形势的危机所在。
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超过20年，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全面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的急剧萎缩，导致几年后新生儿数量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雪崩。因此，应趁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还未开始锐减，立即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错过这次缓解低生育率危机的机会，中国未来人口的严重老化和急剧萎缩将更加回天乏力。
（二）中国的低生育率
顽强的生育文化曾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关键，但东亚文化圈目前却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在2012年（数据齐全的最近一年），东亚各地的生育率分别是：缅甸1.96、越南1.77、泰国1.41、日本1.41、韩国1.30、新加坡1.29、香港1.29、台湾1.07、澳门1.06。与此对应的是，法国2.0、英国1.94、美国1.88、俄罗斯1.59。
上述数据表明，东亚各地的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其中华人社会垫底。与中国文化相近，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中国大陆的泰国、越南、缅甸，其生育率也分别低于俄罗斯、美国、法国。此外，在有海外华人的国家，华人生育率也普遍低于当地主流民族。比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生育率就显著低于白人，即使排除教育水平的差异也是如此。
中国的生育率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在2010、2011、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和1.26。但计划生育部门却把生育率数据调整到1.5至1.6之间，理由是存在瞒报现象。实际上，根据人口普查的详尽数据来核实历史抽样数据会发现，除了在1980～1996年漏报比较严重外，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基本是准确的，而计划生育部门调整后的生育率一直高估得离谱。（注：本文引用的台湾生育率数据来自台湾内政部户政司;中国大陆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在中华文化圈里，“多子多福”观念曾经深入人心，但为何现在生育率会在全球垫底呢？至少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华文化圈特别注重孩子教育，加重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情感负担，既增加了孩子的学业压力，又使父母无力养育更多孩子。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有些华人宁愿不要孩子。二是华人女性劳动参与率更高。根据美国劳工国家统计局的国际数据，201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70%，处于世界最高之列;大量的女性参加社会工作，减少了抚养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三是东亚国家的工作时间相对偏长。比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韩国人2007年平均工作2266小时，而同期法国人则工作1457小时。
还有，西方国家近年生育率的提升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提供的数据，美国、法国的非婚出生的孩子分别从1980年的18.4%、11.4%增加到2008年的40.6%、52.6%，英国的该项数据则从1980年的1.5%增加到2006年的43.7%。在这些国家，很多女性不愿结婚，却有自己的孩子。但这一现象在东亚非常罕见，比如2006年日本非婚出生孩子的比例仅为2.1%。
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代技术水平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资质，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二是女性就业的普及与父母自身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三是生活的丰富和养老的社会化降低了养育孩子的情感和现实收益;四是便利的避孕措施给低生育提供了技术条件。
不少人看到身边的孩子有兄弟姐妹，会觉得生育率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低。但实际上，人们根据直觉往往会极大地高估生育率。假想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新华网，2012），平均生育孩子数只有1.75，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在此情况下，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个假想的情形下，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来自三孩家庭的孩子却占到一半，给人的感觉生育率很高，人口会膨胀，但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也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减少20.5%。
在这种错觉下，有人看到很多“超生”的孩子就觉得中国生育率很高。甚至一些人口学家也被这种错觉蒙蔽，觉得调查出来的生育率与直观感受不符。但如上所述，即便很少孩子是独生子女，一半孩子来自三孩家庭，生育率就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人口规模最终会持续衰减。实际上，当人们感觉来自三四孩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刚处于更替水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很多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当人们感觉到处都是独生子女时，生育率则处于极低水平了。因此，需要很多三孩、四孩，甚至五孩、六孩才能弥补一些人的不婚、不孕、不育和很多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所造成的亏缺。
直观高估生育率也许还有心理上的因素。在城市的长期一胎化政策下，人们倾向于把只生一个孩子当成常态，看到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觉得不正常，看到三个孩子的家庭甚至会诧异。这种潜意识反应可能强化多孩家庭对个人生育状态判断的心理冲击。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人口太多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很多人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特别会生孩子。这也许能说明，虽然中国农村的独生子女也都比西方普遍，但很多人却顽固地相信中国的生育率不低。 （三）为何低生育率趋势难以逆转？
生育意愿是指，意愿生育子女数或理想子女数，是决定实际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意愿子女数和理想子女数含义略有不同，前者通常要略小于后者，但为简单计，本文混用两者。各种调查显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处于极低水平。比如，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和1.60。未婚育龄女性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6，明显低于已婚育龄女性的1.76。
又如，《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上的论文《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关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至1.8之间。
为了核实这些结论并避免选择性偏差，我们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出1990至2010年共211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中的475张表格共280897人的数据得出下表。该表显示，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城乡生育意愿都在下降，而2000年代的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外出务工者介于两者之间。
这些调查分析表明，近年来中国的生育意愿已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为严重的是，实际生育率通常要低于生育意愿或者理想孩子数。比如，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都不到1.4。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实际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差距可能越来越大。造成这种差距的既有不孕不育等生理原因，也有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压力。
很多人认为农村还有较高的生育意愿。其实，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并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他们的生育意愿在快速降低。从2000到2010年，由于城市化和低生育率导致当地学龄儿童减少，中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过半，学生上学平均多走4公里，增加了孩子与家长的负担，进一步抑制农村的生育意愿。上述数据还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不到1.8，即便超低生育率的日本、韩国之理想孩子数都还要超过2，说明即便是中国生育意愿较高的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都比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迷的日本、韩国还要低。
不管是否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极大地改变了生育观念。过去30多年，城市已把一孩当成正常生育状态，农村在向城市看齐。
更关键的是，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后将难以回升，这背后是恶性循环的低生育率惯性。当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推高预期的养育成本。另一方面，少子化降低养育的规模效应，推高实际的平均养育成本。按美国农业部（2013）数据，家庭养育一个、两个、三个孩子的费用比分别是100、160、187。第三个孩子的费用只相当于第一个孩子的27%，所以养育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越高。中国找不到类似的数据，但少子化会降低养育的家庭规模效应，则是确定无疑的。
因此，在少子化社会中，虽然养育孩子的总成本可能比正常养育更多孩子的状态要低，但单个孩子的平均费用却更高。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压力的判断来自对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中国很多夫妻感觉养不起孩子的原因恰恰是现在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社会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不会这么高，愿意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更健康。长期低生育率把一种极不正常的生育状态变成了常态。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育率，恶性循环。
再者，长期低生育率会加重未来社会的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沉重，育龄家庭不堪重负，这反过来也会抑制生育意愿，降低实际生育率，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比如，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夫妻，通常需要照顾四个老人。而且，伴随教育程度的提升，初次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晚，等到他们认为有能力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四个老人中只要一个出现身体问题就会让他们疲于奔命，哪里还有精力和意愿生育维持社会正常繁衍所需要的第二第三个孩子？
高生育率时，降低生育率马上能缓解压力;但低生育率时，提升生育率短期内却会加大压力，缓解的效果要20年后才能体现。因此，低生育率惯性会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
（四）全面放开生育后的人口趋势
中国生育率之低已无悬念。迄今依然未全面放开生育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之前因限制而堆积的生育愿望在放开后会集中释放，带来出生人数的大幅反弹，形成对公共资源的压力。但这种反弹有多大呢？2013年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即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该政策自2014年1月17日由浙江率先启动，到11月6日西藏最后加入时，已在全国全面展开。
到2015年1月12日，全国有约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远低于之前官方预期。我们跟踪了各省市区在不同时间点的累计申请数。根据相关的79次报道综合估算发现，申请数整体上逐月减少，未来反弹可能性极小。按所有省市区实施都满一年计，从申请数中扣除未被批准的，被批准却没生育的，没有该政策本来也要生育的，以及双独家庭作为单独申请而生育的，政策新增出生人数仅66万，不到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之前普遍估计的200万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本文的两位作者在政策宣布当天就在《财新网》上撰文《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要预测全面放开生育后的人口变化，需要估算无限制下的，不含生育堆积的自然生育率。鉴于有关生育率数据的争论，经常有意无意地演变成拖延政策改革的理由，本文不直接估算当前生育率和自然生育率，而是估算自然生育率相比当前生育率的“增值”，以避免预测结果受生育率争论的影响。我们对这个“增值”的估算采用0.25。下面解释这个估算为何偏高。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全国农村15～49岁的育龄女性中有一孩的比例是29.6%，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是45.42%;全国城镇15～49岁的育龄女性中有一孩的比例是45.31%，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是21.85%。放开后生育率“增值”将来自目前的孩子数量少于意愿数量，因限制而不能多生，放开后还有能力生育的女性。在有一孩的母亲中，农村的43.97%和城市的56.07%都在35岁以上，可以合理地认为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中，35岁以上的比例更高。
假设因为放开限制，在35岁及以下的母亲中，有一孩的人中有80%最终多生1个，7%最终多生两个或更多，平均多生2.5个;有二孩的人中有7%最终多生一个或更多，平均多生1.5个。基于此，35岁及以下女性对“增值”的贡献，在农村不超过0.188 〔即[0.296×（0.8×1 0.07×2.5） 0.4542×（0.07×1.5）]×（1-0.4397）〕，在城市不超过0.204〔即[0.4531×（0.8×1 0.07×2.5） 0.2185×（0.07×1.5）]×（1-0.5607）〕，全国平均应在0.2以下。再考虑到自198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中，来自35岁以上母亲的贡献最高不到15%，加上35岁以上母亲的贡献，放开后的生育率“增值”应不到0.236〔0.2×1/（1-0.15）〕。
上述估算每一步都放宽了。比如，中国近年的各种调查显示，愿意生育二孩、三孩的比例分别都小于上述估算过程中使用的80%和7%。举例如下：2013年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的该报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不考虑政策限制，62.5%的受访者选择二孩，5.9%的受访者选择三孩或以上;2014年1月12日《长江商报》刊登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如果不考虑政策限制，72.5%的受访者选择二孩，3.5%选择三孩或以上。此外，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育率通常低于意愿生育率。比如日本、韩国的实际生育率都不到1.4，远低于2以上的理想孩子数。
假设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为了估算堆积生育的比率，把过去实际生育率不足自然生育率的年份补至自然生育率，得出当年因限制没有实现，当前还愿实现的“遗憾”生育意愿。由各年份和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可得出2015年的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再按各年龄的剩余生育率分布将“遗憾”生育意愿分配到未来年份，扣除届时年龄的不孕比例，再按年份加和得出未来每年的堆积生育率 。
根据上述方法估算，在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2016至2020年的生育率也分别仅为2.2、2.1、2.0、1.9、1.8，新生人口数无法达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反弹幅度不比当年更高，离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更有天壤之别，未来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4亿。作为可参考的例子，新加坡在1987年的生育率为1.62，1988年从控制生育改为强力鼓励生育，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反弹幅度远低于我们对中国全面放开后生育率反弹的估算。韩国在1962至1995年间曾推广小家庭鼓励少生，生育率从5.79降至1.65;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更替水平，但生育率却从1.58降至1.16;自2005年韩国开始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2至1.4之间。
中国人口大幅增长不再可能，但未来急剧萎缩却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继续限制生育，而不是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的唯一理由是，相信人口减少会让中国更好。但支持这个理由的所有论点最多也只是初听有理，实际上都似是而非，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其中很多判断从长期和宏观来看更是完全错误。本文将就此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二、人口与自然资源
（一）中国人均资源是否太少？
中国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这是否说明中国人口太多呢？？其实，由于世界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使用世界人均来作为判定资源多寡的标准存在极大的误导性。以森林资源为例，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人均的就有158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的79.43%。法国是欧洲人均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但除耕地一项外，在国土、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每一项资源上的人均占有量都远少于世界人均。德国、英国、意大利更在每一项上都是如此;甚至巴西这样地大物博，人口并不太多的国家，其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低于世界人均。
因此，以没有代表性的世界人均为标准来判定中国资源太少、人口太多极具误导性。如下表所示，在国土、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每一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总人口都不到世界的50%。而且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富裕。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在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上都像中国这样居于中间靠前的位置。
自然资源可分为非交易和可交易两类。非交易资源包括国土、耕地、淡水等，资源量取决于国土的物理特征，一般可循环使用。可交易资源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和矿产等，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一般不可循环使用。这种区分并不严格，比如森林作为国土环境特征是非交易的，但森林产品则是可交易的。上表显示，中国的非交易和可交易资源在世界上的位次都不低。即使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中国的非交易性资源，如耕地和淡水在人口峰值时也是足够的，而可交易资源则是全球供应的。以世界人均占有量为标准来认定自己人口太多并限制生育是削己足适他履。按这种思路，如果世界上除了中国，只有俄罗斯、阿根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国岂不要把人口降到现在的几十分之一？
（二）中国水资源够吗？
淡水是循环资源，并非越用越少。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大约是世界人均的27%，给人感觉是中国人口太多，导致水资源匮乏。但全球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人均的有166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的73.76%。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均水资源排在第118位，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人均水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只占全球人口的43%。 中国缺水的地方主要在华北和西北。如果缺水真的影响发展，那也应让人口内部流动，而非减少全国总人口。巴西水资源总量全球第一，人均水资源是世界的5倍，但其东北部9个州却处于半干旱状态，长期缺水。如果这不能说明巴西人口太多，中国局部缺水也不说明中国人口太多。况且，中国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用水占淡水使用量61%，但使用效率却只有世界水平的一半。
美国的水资源东多西少，但位于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却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和高科技重地。该州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极不均匀，占人口2/3的南部地区水资源匮乏，年降水量只有北京的70%左右，用水量大的夏季有时连续数月无降水。但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体系，确保了各项用水。目前，该州人均用水量为美国平均水平的91%。虽然水资源问题将长期困扰该州，但控制人口从来不是选项;加利福尼亚水计划就考虑了不同情形下的人口增长;其中高方案的估计是，未来40年该州人口从3800万增至7000万。
以色列人均水资源仅仅是中国1/7，但生育率却是中国的2倍左右，而且以色列根据回归法及其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依然一如既往地从海外吸引犹太移民增加人口。以色列目前日常供水正常，农业基本自给，缺水反而成为推动以色列技术进步的动力。比如，通过海水淡化，以色列有望成为淡水出口国。农业水资源匮乏也促使以色列不断发展和完善滴灌等技术。
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而且，中国土地广袤，不同地区之间的气候条件和地质构造千差万别，使得内部互通有无、相互补充的能力更大，水资源匮乏不该成为中国控制人口的理由。
（三）限制生育对降低资源消耗有多大意义？
缓解资源压力一直是人口控制的主要理由之一。其实，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消耗的影响远超人口政策。从1980至2013年，中国年能源消耗增长了500%多（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4），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13）确认，自1980年算起，计划生育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如果为了经济发展可接受能源消耗增长500%多，那降低15%的人口有何意义？况且，如果把控制人口的决心、力度和代价用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的能源何止15%？
中国限制生育对资源压力的减缓，会被其他国家需求上升所抵消。随着未来人口老化和锐减，中国的市场规模将相对萎缩，政治、经济影响力和军事潜力下降，对国际资源的议价能力和掌控力将弱化，最后可能用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国际市场的资源。控制人口其实是以消减本民族后代的代价，为他国节省资源，并让自己的后代处于未来资源市场上的劣势。
其实，中国目前很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都已超过美国，比如中国的人均钢铁产量已是美国的1.8倍（世界钢铁联合会，2013）。世界10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占了6个，美国一个都没有（商业杂志，2012）。虽然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与浪费严重但也在减少的美国还有一定距离;中国在生产方面的很多人均硬实力，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中国目前与美国的差距更多体现在科技、军事和文化软实力方面，支撑这些实力的关键是人而非自然资源。
（四）自然资源会不会越来越昂贵？
如果没有新的储量发现，按当前开采速度，石油会在54年后枯竭。但这个数字在1980年是32年（英国石油公司，2012）。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石油开采量不断增加，但探明储量的增加速度总体上却快于开采速度。总的看来，资源在短期内还未稀缺到严重影响生活方式的程度。担心自然资源枯竭而认为人口过剩的观念在1970年代曾盛行全球。现在世界人口翻了一番，类似的言论却渐行渐远。
其实，只要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任何一种资源的枯竭都不会造成灾难。因为某种资源变得稀缺，其价格会升高，这样循环使用或开发替代资源将有利可图。对于后发国家，这甚至还是机遇;石油价格如果超过300美元，中国的电动车、太阳能企业都能兴盛，在这些行业，中国与发达国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没有替代资源，生产与生活方式将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由全球共同承担的。除非发生灾变或市场被误导，稀有资源的需求通常不会急剧改变，而供应的衰减则会相对稳定，因此资源枯竭的时间有一定的可预见性，让经济体有足够时间调整应对。
在终极意义上，替代资源几乎没有物理限制。比如地球一小时接收的太阳能足够人类一年的能源消耗（MacKAY，2009）;中国1.02%的荒漠铺上太阳能光板足以满足2020年所有的电力需求（张守一等，2010）。只是传统能源还没有昂贵到需要这么做。替代资源也几乎没有技术极限。光纤的出现大幅降低了通讯基础设施的成本，因为其原材料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页岩气是一种非常规的天然气，近年开采技术的进步将美国天然气的可开发年限从60年提升到200年以上（经济学人，2012），让美国天然气价格从10美元降至3美元左右。根据美国能源署（2010）的评估，中国可开采的页岩气资源总量占全球19.3%，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正是因为传统能源价格依然可以承受，代表替代能源产业发展前景的RENIXX指数自2006年设立到目前已经下跌了60%，产业发展陷入困境。以色列在沙漠中发展和完善的滴灌等技术，就是由人口增加和对农业安全的需求所催生的。靠减少人口来降低需求实际上也抑制了推动技术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经济规模可以由GDP来衡量。而自然资源的价值在经济中可表述为矿业增加值，因为矿业增加值包含开采许可费，资源的稀缺性已经被反映。按此指标，有数据的60多年来，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的比例总体上不断下降，现在已不足5%。
自然资源贡献占经济的比例如此之低与日常生活经验是相符的。试想住房、服装、电脑、手机、汽车中的石材、棉纤、金属、塑料的价值有多大？听音乐、看病、旅游、接受培训的花费中有多少与自然资源相关？另一方面，人口数量虽在增加，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却在升高，说明最宝贵的财富，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换言之，相对人类创造和享用的财富来说，自然资源越来越便宜，人力资源却越来越昂贵。 用整体价值来衡量资源是否昂贵，比用单项资源的静态价格更合理。这是因为自然资源的界定和价格，会随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而变化。随着人口数量增加，需求上升促进技术进步，增强了人类发现和开发资源的能力。比如煤炭、石油在原始社会几无价值，但却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能源。又比如页岩气开采技术的进步，使得原先价值不大的页岩气资源变得有价值了，同时常规的天然气价格则大幅下降。相比各种自然资源，真正不断升值的是人的价值，因为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比例总体下降的原因是，经济体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如果某种资源变得稀缺，经济体未及时调整，其价格和占经济的比例，短期内也许会升高。但如果价格长期走高，即便没有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该资源在经济中的比例会趋于消失。某种资源一旦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就不再是资源了。即经济体的自我调整会挤出那些逐渐变得稀缺的资源。此外，经济多元化源自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其推动力是人口聚集和技术进步。
（五）自然资源与国力是何种关系？
从各行业的增加值来判断，在各种物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中，自然资源的价值远低于广义交易成本，也即在零售、物流、广告乃至融资环节的价值。因此，人口聚集所节省的广义交易成本可能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一国内部，发达地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口中心，其自然资源人均占用率通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样，如果打破国界屏障，世界经济真正全球化地自然发展，发达的地方也会是人口集中地，其自然资源人均占有率也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即便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真正体现国力的是其科技水平、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和文化软实力，这背后是美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公司、大学等机构和基础设施。俄罗斯的面积大于中国，人均资源远多于中国，俄罗斯在25至64岁人口中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54%，为全球最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然而，除了在军事工业上还拥有些优势外，俄罗斯对外经济几乎就是出卖资源，没有多少有竞争力的行业。
1980年代以前，中国是原材料出口大国。现在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但却是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在2011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占全球进口量6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
这些变化让很多中国人忧心忡忡，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的技术进步，使得中国人口的规模和聚集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率增加平衡甚至超越了进口自然资源的价值。比如，中国以前是原木出口大国，但现在却几乎是纯进口国，在2010年中国原木进口量是出口量的1209倍（国家林业局，2011）。虽然如此，因为中国是林业制成品出口大国，中国的林业对外贸易却是平衡的。这是典型的人力资源可以置换自然资源的例子。人口少的工业小国向人口多的工业大国出卖自然资源是经济合理性的体现。
中国需要打破重物轻人、资源至上的心理，树立资源使用者赋予资源以价值的观念，才可能在与资源大国的博弈中应对自如。具体措施包括加大战略储备、开辟多方来源、准备替代方案并充分发挥政治影响力。向外购买资源不仅可平衡国际贸易，也有利于增强国际影响力。如果对外资源需求没有这么大，中国与澳大利亚、巴西和中东的关系可能不如现在。人口多、市场容量大的国家具有规模效应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因而通常能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资源。
当然，自然资源对经济贡献比例下降并不表示其基础重要性在下降。就像经济越发达，食品开支占收入比例越少，可是一旦没有食品，生存都不可能。特别是，由于国界的存在，国家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有利条件。然而，维持基础的稳固和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厚植国力，强化国防，减少人口的后果适得其反。
在资源供求达到均衡后，除非垄断，资源丰富地区相对落后并非特例。比如，江西、山西等资源大省都相对贫穷，系统性的分析更在全国范围证实了这点（姚予龙等，2011）;美国电力42%来自煤炭（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2012），西弗吉尼亚州产煤量第二，但人均GDP倒数第二。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原因是对资源行业的投入可能挤压其他产业。此外，资源占经济比例的下降趋势、其价格的内在波动性和最终会枯竭的命运，都让资源型经济先天不足。石油输出国相对富裕，部分归功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维护其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上的作用。石油价格被稳定在高于自由竞争下的均衡水平，但却又不足以让替代能源变得有利可图。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因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受益匪浅，但目前矿业对两国经济的贡献依然分别只有8.4%（澳大利亚统计局，2012）和4.5%（加拿大统计局， 2012）。两国在安全与经济上与整个西方世界高度整合并据此享受在自然资源上的某种垄断利益。
资源丰富也许可短期致富，但无法长期强国。靠出卖自然资源度日的国家和地区，就像依赖遗产生活的年轻人，长此以往将丧失上进的动力和竞争的能力。仅靠自然资源致富的地方如不转型迟早会衰败。中国如果能维持足够的人口，就能以人口的规模和聚集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的优势来换取他国的自然资源，让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在经济分工中依赖中国。这种互相卡位的结果最终有益于中国。
国际经济学杂志中几乎找不到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瓶颈的论述，但却有不少有关资源诅咒的讨论。现代经济史中，许多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都发展得不错，而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却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只是近年受中印发展带动才有了些生机。即便像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绝大部分资源远少于中国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的阻力也更多地被归咎于社会、教育、文化、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资源匮乏。靠减少人口来降低所谓的资源压力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既削弱自己的军事潜力、政治影响力，又降低自己的经济优势，让一个有望靠人的才智来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体，向一个出卖初级资源的低端经济体的方向退化。 三、 人口与粮食安全
（一）必须保持粮食自主生产能力
粮食供应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安全与经济分属两个不同层面，没有国家安全作为基础，经济繁荣随时可能成为泡影。中国可适当进口粮食，但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必须保持国内粮食自主生产能力，不能指望国际市场来保障本国的粮食供应。
首先，粮食是维系人类生命的首要商品，它的需求刚性大。如果供过于求，粮食价格会大幅下降，因为价格再便宜，人们的粮食消费增加也有限。如果供不应求，粮食价格则会飞涨，因为价格再高，人们也要吃饭。所以粮食价格对市场供需平衡特别敏感。一场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哪怕只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量几个百分点，粮食价格都可能飞涨数倍。一旦出现世界范围的恐慌，市场机制可能完全失效。这点在金融危机前的那场短暂却恐怖的全球粮荒中表现非常突出。仅仅在2008年3月30日的一天之内，大米的期货价格上涨了30%。几个主要粮食出口国突然停止出口。如果不是后来的金融危机降低了世界性的需求预期，世界粮食市场一夜之间崩溃并非天方夜谭。
其次，决定某种商品市场价格走向的因素不仅包括显性的实际供给，也包括隐性的可替代供给。如果把产出的粮食看成显性的实际供给，那么可产出、实际并未产出的粮食则是隐性的可替代供给。这种隐性的可替代供给，作为可实现的供应量，是抑制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只要中国拥有粮食自主生产能力，即便这种能力未被使用，也可使大幅推高粮食价格的企图废功于无形。在博弈论中，一方的博弈力量取决于其拥有的潜在的可运用能力，而非其实际运用的能力。依赖国际市场来保证粮食供应，是废弃自己手中的筹码，将市场的主导力拱手送人。而且，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可转换性，粮食自主生产能力一旦失去，长时间内将难以恢复。
再次，粮食需求的刚性特征导致垄断利润极其丰厚，获取对粮食市场的最终垄断，对巨型跨国粮商有着致命的诱惑力。这些跨国粮商要达到支配性的垄断地位需要长期的谋划、巨大的财力和所在国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强有力的支持。虽然西方大国一直在全球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它们对本国农业的巨额补贴却节节升高。这些长期策略卓有成效。到现在，第三世界的农业生产已越来越边缘化，75%至90%的世界粮食市场被西方的四大巨型跨国粮商所控制。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二）保证粮食安全与鼓励生育并不矛盾
保障粮食安全与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并不矛盾。粮食供需涉及到耕地、农业技术、储备、市场等因素的非常复杂的动态平衡，不能归结于划定人均耕地面积底线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中国人口现在占世界19.0%，但耕地面积仅占世界7%，很多人由此觉得中国地少人多，因此需要控制人口。但如前所述，这种以世界人均来作为判定标准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耕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就有167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69.2%。
而且，不同地区的粮食生产条件不同。比如，印度旁遮普邦用不到全印度3%的耕地生产了印度19.5%的小麦、10.3%的棉花、11%的水稻。中国地处温带和亚热带，土地相对肥沃，粮食生产条件较好。按《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在7亿吨以上，而《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量》的估算超过8亿吨。即便7亿吨的保守估计也比2013年6.02亿吨的粮食产量高出16%，远超未来人口增长的最高估计幅度。即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幸运地把生育率维持在2.0以上，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4亿，与现在相比增加不到7.1%。
推动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需求;在世界各地，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生产水平也不断提高。在过去50年内，不同国家的耕地亩产总体上都在上升，而中国的亩产到目前也只有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85%左右。但或许因为需求的压力趋缓，中国在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仅相当于1980年代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占70%至80%，但在中国仅占45%（张利庠、纪海燕，2007），这也印证了中国在粮食单产上还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
根据《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中国在2012年耕地保有量为20.27亿亩。从1999到2011年，累计退耕还林达4.34亿亩，这当然体现了对环境的重视，但也说明没有耕地不足的危机。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作收入增加，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不断攀高，让不少耕地处于抛荒或耕种不足的状态。农业部长韩长赋在2011年表示，中国盐碱地中还有2亿亩有农业利用潜力，通过治理可以达到中等农田的生产水平。中国因矿产开发等人为破坏废弃的土地约达2亿亩，70%是耕地和其他农用地，其中不少可以复垦。
按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分类，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草地。中国的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是巴西、俄罗斯的两倍，印度的三倍。人均农用地面积远高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东南亚国家。中国的草地面积是耕地面积的4倍，而世界平均只有1.5倍（中国科学报，2012）。丰富的草地让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发展草地农业、提升饮食水平、保障食品安全。
（三）减少人口不能提高粮食安全冗余
虽然中国的耕地和潜在粮食生产能力，足以应对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之后的人口变化，减少人口是否能提高粮食的安全冗余？实际上，粮食安全危机来自供应而非需求的改变，即使在超高生育率下，人口自然增长一年最多百分之几。如果供应不变，需求量多百分之几不会饿死人，所以饥荒一定是由供应量突然减少所致。人口众多，粮食正常供应量也大，更容易应对供应波动，也就更不容易发生饥荒。历史上的大饥荒都与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或管理不当有关。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通信和交通的改善，世界发生饥荒的大都在偏远、人口稀少或者相对封闭的地区。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更有条件保证粮食供应的稳定。
中国一贯重视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基本稳定在85%以上，谷物在90%以上，粮食储备是年消费量30%以上，为世界平均2倍，远高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建议的18%的安全线（虞国平，2009）。中国每年酿酒消耗0.2亿吨粮食，粮食储存每年可避免的浪费也有0.2亿吨。两项合计0.4亿吨都可养活1亿人，说明中国粮食供应有较大的安全冗余。即使鼓励生育成功，按最乐观的估算，人口峰值也不会比目前多出1亿人。 尽管人口众多未必增加饥荒的风险，却可能拉低人均粮食拥有量而导致营养不足，这也是宋健当年倡导一胎化的主要理由之一。但中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人均产量总体上在稳步增长，现在的营养摄入量没有不足。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09年的数据，除奶类之外，中国在所有食品大类上的人均供应量都高于世界平均;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中国在谷物、蔬菜、蛋类和鱼类的人均供应量方面更高，但在水果、肉类和奶类方面则较低。中国在能量、脂肪、总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摄入量等每一项营养指标上都高于世界平均;除动物蛋白质外，中国在其他指标上也都高于日本。根据卫生部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城市居民的禽肉和油脂可能消费过多，营养过剩引发的慢性病如肥胖、脂肪肝、糖尿病等发病率都在快速增长。
粮食安全的关键是在危难时有能力确保基本食物的供给。近年中国的蔬菜产量、产值均超过粮食，成为第一大农产品，而各种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日渐增长。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处于战争等危难境地时，可通过把部分种植蔬菜或经济作物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自给率以保证粮食安全。
（四）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危机在哪里？
中国的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但不是因为耕地不够，更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这种挑战在当前体现为不合理的发展方式威胁农业可持续的生产能力，比如水利设施失修、地下水开采过度、化肥使用过量、污染物进入农业用地等各种问题日趋严重。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循环农业的思路正当其时。
长期来看，影响中国的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的根本因素在于，中国社会的富裕化将推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即其他行业的收入增加会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攀升，最终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除非能全面提升农业集约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否则中国将逐步失去在粮食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中国人口拥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优势不在农业，而在制造，后者才是财富的真正增长点。如果为了保持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去大幅减少人口，那相当于在财富创造过程中丢掉西瓜去拣芝麻。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放弃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一旦市场失效、储备不足，中国将陷入灾难。
应对之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按需对农业进行补贴。但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可避免，这将不断弱化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能力，并大幅降低政府补贴农业的潜在财力，让中国保持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经济利益的驱使最终导致中国的粮食供应更加依赖国际市场，中国也必须采取长期措施，保持迅速复耕的能力，以确保一旦发生战争等突变事件时，在储备耗尽之前，能够保证粮食的完全自给。粮食安全是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必须保证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立足国内以确保本国的粮食安全，而限制生育的后果适得其反。
四、 人口与环境
（一）人口对环境的影响
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曾掀起人口过剩思潮，该书作者Ehrlich就是一名支持环保的昆虫学家。由环保人士在1991建立的“自愿人类灭绝运动”就宣扬，为了避免对环境的破坏，人类应自愿绝育，直至最终完全灭绝。
实际上，地球本身一直处在持续性的变化和周期性的波动中，人类活动只是影响地球环境的众多因素之一。在人类存在以前，冰河纪与气候暖化曾交替出现。根据孢粉分析，过去4万多年中，黄土高原就经历过草原、森林草原、针叶林、荒漠化草原和荒漠之间来回交替的多次转换（唐领余等，2007）。在北京，明朝的沙尘暴就非常严重，乃至明成化四年的奏折写道：“天地坛外墙，风沙堆积几与墙等”;但到清朝，沙尘暴则大幅减缓，至民国却又开始趋于严重（孙东虎，2007）。近年很多用科学手段针对中国沙漠化成因进行的系统性分析表明（如Lindert，2000;王涛等，2006;Wang等，2008），近代的沙漠化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
由于影响环境的因素极其复杂，科学对其机理的理解十分有限。媒体曾频繁报道臭氧层出现空洞将引发气候灾难，但这种声音近年几乎销声匿迹。这是因为臭氧层空洞的形成机理比料想更复杂，而空洞可能引发的健康危害并未发生。权威的《自然》科学杂志在2007年的一篇题为《化学家在臭氧理论上戳开了洞》的文章中写到，“科学家需重新思考臭氧空洞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与气候变化有何种关系”。而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则认为，臭氧层的自我修复可能会加重气候变暖（Korhonen等，2010）。
至于人类活动到底如何影响环境往往难有定论。即便这种影响显著存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环境保护措施远比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开车所造成的能源消耗、空间占用和环境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Vivier， 1999）。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政策差异对人口总量和环境的影响只有百分之几或几十，相比交通方式差异完全低一个数量级。生育政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对人口规模产生可感受的影响。而在这期间，如果对环境问题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完全可让环境改天换日。
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着环境就好。在环境质量上，人口稠密的欧洲优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优于人口密度较小的中国。蒙古是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之一，但却位于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Chuluun， 201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数据，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空气污染全球第二，仅次于伊朗的阿瓦兹。美国《时代》在2011年引用的Blacksmith研究所列出的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方中，地广人稀的前苏联占了4个，而中国和印度则各占2个。而根据瑞士绿十字组织在2013年的排名，全球污染最重的10个地方有一半在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赞比亚这些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无一在中国和印度。
（二）空气污染的人口因素 近年，雾霾已成为全国性的环境灾害。中国气象局称，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最多。世界卫生组织（2011）收集了全球各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将该数据集里所有1099个城市按空气污染程度排序，中国大陆的31个城市中，排在最前和最后的分别是第35位的兰州和第192位的南宁，而北京则在第47位。如果将每个国家的所有城市取平均作为该国的污染指数，在总共91个国家中，中国的污染指数排第15位。
该数据采集时间在2011年以前，且是以PM10代表空气污染指数。由于中国城市空气在近年显著恶化，突出表现于高浓度的PM2.5，该数据未必能充分反映当前中国空气污染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数据集的1099个城市大都来自发达国家，比如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就占461个，其中很多是人口几万的小城市;而发展中国家许多空气非常污浊的大城市，如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河内、胡志明市等却不在数据集里。
为了解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因素，我们针对全球人口超200万的城市，分析了空气污染指数与所在国人口、所在国面积、所在国富裕程度（人均GDP）、城市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关系。结论显示，所在国的人口密度越大，空气污染确实越重;所在国越富裕，空气污染却越轻，特别是在人均GDP高过中国当前数据的情况下。但空气污染与人口密度的相关性要远小于与人均GDP的相关性。如果这种关系可反映空气质量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关系，那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空气质量的改善只相当于人均GDP增长9.1%。这说明要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全国人口的作用远没有发展经济提高治理水平来得重要。这个结果与观察是一致的。比如，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但东京和首尔的空气质量却远好于北京和上海。
雾霾的成因是大量悬浮颗粒物在特定气象条件下在空中堆积。通常认为，悬浮颗粒物主要来自汽车排放、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扬尘，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考虑到可比性，我们以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来粗略作为汽车排放、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扬尘等构成雾霾的悬浮颗粒物的量化指标。下表列出了中国在2002和2012年以及美国、欧盟和日本在2010年的每百人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和水泥产量。该表显示，中国在2012年的所有指标都远高于2002年的水平。除了汽车保有量，中国目前在绝大多数人均指标上都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与这种高度工业化不无关系。
该表也显示，中国现在环境压力的人均硬指标上大都超过发达国家，要全面赶上发达国家并不需要更大的环境代价。中国目前是世界工厂，为全球生产了大量工业品，这也是中国人均污染源高于发达国家原因之一。但像汽车、煤炭、钢铁、水泥等大部分还是用于国内使用和建设，所以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还处于大规模建设期。
下表列出了中国在2002和2012年以及美国、欧盟和日本在2010年的每百平方公里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和水泥产量。比起前表的人均指标所反映的工业化程度，该表直接反映了工业化对环境的压力，即土地对污染源密度。在每项指标上，中国在2012年都大幅高于2002年。除了汽车保有量，中国目前对污染源密度都远高于美国，也高于欧盟，但整体低于日本。
如上表，日本在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和钢铁产量方面的污染源密度远高于中国，但日本空气质量却非常好，与美国和欧盟无异。同样，德国在这些指标上也都高于中国，但德国空气质量也无异于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除可能的地理因素外，粗放发展以及环保标准过低和执行不力应该是中国空气质量远差于日本和德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油品质量上，中国很多地区依然在采用国Ⅲ标准，油品的硫含量是欧洲和日本的15倍、美国的5倍。在此标准下，尽管中国单位土地承载的汽车少于美国和欧洲，但硫排放量反而远超他们。空气污染是跨地区的，很多大城市把污染企业迁出市区，但迁出企业可能因为监管放松反而成为更大的污染源。
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往往带来更大的代价。中国现在人均污染源大都超过发达国家，早到了该提高环境标准和执行力度的时候了。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李克强总理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对生态环保领域投放3.4万亿资金。这不仅可能缓解污染问题，也会通过刺激新兴行业，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医疗成本，最终带来经济回报。根据美国环保局递交美国国会的报告，1990年通过的《空气清洁法的修正案》实施后至2000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投入成本的四倍;在此之前，原《空气清洁法》在1970至1990年期间产生的效益也远大于投入成本。
伦敦曾被称为雾都，1952年持续五天的大雾霾导致1.2万人非正常死亡（Bell等，2004）。此后，英国痛定思痛，通过一系列法案加大措施治理空气污染。虽然伦敦都会区的人口比1952年增加了15%，现在伦敦的空气质量在全球143个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中居第38位（世界卫生组织，2011），远好于中国的城市。
洛杉矶从1943年至1980年代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突出表现是1955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特别是1970年美国《空气清洁法案》实施后，洛杉矶的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一级污染天数从1977年的121天降到1989年的54天，再降到1999年的0天。从1950到2000年，大洛杉矶都市区的人口从425万增至1466万，汽车数量翻了数倍，其间空气质量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提升。洛杉矶与伦敦的例子一样，都表明空气质量改善与人口增长可以同时发生，提升环境不必牺牲人口规模。
（三）人口如何通过经济发展影响环境？
人会破坏环境，更能改善环境。莱茵河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污染很严重，被冠以“欧洲下水道”的恶名，后经流域各国共同治理，又恢复了清澈、明亮。在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方面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文章中，Grossman和Krueger （1995）分析了几十个国家的14项环境指标的历史变化。结论是，在工业化初期，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但几乎所有的环境指标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的某个转折点之后开始改善。而且，这些国家环境大幅改善发生在工业生产大规模迁至新兴国家之前，因此是得益于本国保护和治理措施，而非污染源被转移出去。 这是因为随着收入的提升，人们开始注重生活品质，较之继续增加物资享受，改善环境变得更有价值。即随着社会变得更富裕，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会增加，这有利于人们强化环保意识，避免粗放式发展。近年，厦门、宁波和大连民间都出于对环境的担忧而拒绝了数百亿元的大型化工项目，而政府也顺应民意越来越注重环境质量，并为此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正是这类主动的政策和措施，才使环境恶化的趋势在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逆转。目前雾霾天气已成为媒体热点，环保意识日益高涨，解决污染问题的意愿在增强，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环境逆转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
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改善环境的财力和技术也不断提升。虽然中国人口总量还在增长，但由于保护和治理环境的投入增加了，环境的某些方面已在逐步改善。环境的变化有好有坏，但恶化往往比改善更吸引注意力。很少有人知道，过去十多年里，中国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总体上在持续减少。根据2011年《第四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从2000至2004年，中国荒漠化、沙化土地分别年均净减少7585平方公里、1283平方公里，从2005至2009年分别年均净减少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又如，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数十年来在持续上升。自1999年以来，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明显增加（张宝庆等，2011），由于其间气候变化相对稳定，这应该至少部分归功于大规模植被建设和农业技术改进。上海黄浦江水质曾不断恶化，但1996年以来却在逐渐改善（何金林、韩昌来，2004、2005），这得益于政府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比如上海市河流污水工程开始发挥效益，跨区域的引清调水开始组织实施。
正因为问题不断出现，人类才有动力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推动社会进步。人类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同样需要靠人来解决。经济进一步发展，会推高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而激发改善环境的动力，环境的改善又会提升保护和治理环境所需的财力和技术水平。相反，靠人口控制来改善环境质量是本末倒置，其效果即便存在也微乎其微，而且人口控制带来的人口老化和萎缩更会降低治理环境的能力，导致中国的环境面临蒙古和俄罗斯那样的困境。
五、人口与拥挤
（一）拥挤是否因为人口太多？
拥挤是对中国人口众多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按每平方公里计算，中国的人口密度为141人，远低于德国的226人、英国的262人、意大利的202人、瑞士的199人、韩国的503人、日本的335人。即使中国去掉占国土三分之一的西部山地，人口密度仍低于上述大部分国家。况且，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山地，人口分布也不均匀。比如，日本仅有32.8%的土地适宜人类居住（日本总务省统计局），而美国一半人口的居住地离海岸线不到50英里（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2008）。
几乎所有拥挤的地方都在大中城市，而农村普遍宽松甚至荒凉。按2013年《中国城市年鉴》，中国的地级和以上城市约300个，其建成区总面积占国土千分之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5%，远少于村庄占地面积。即使把现有城市面积扩大一倍，其对耕地总量的影响也有限，何况受影响的土地很多并非耕地。而且，由于人口集中，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要高于农村。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城市化在理论上可节省土地，只是当前的城市化并不充分，没有将农村人口完全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乔润（2014）曾提到，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就达34亿，超过未来人口峰值两倍多。尽管我们无法核实这一数据的准确性，但可以肯定，在全国范围内，被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大幅超过了实际需要，中国大城市的拥挤并不是因为全国土地不够，更不是因为全国人口太多。当然，由于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具有更强的规模和聚集效应，在自然状态下，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因此，严格控制这些城市的土地使用会人为加剧拥挤现象。
（二）城市拥挤与全国人口的关系
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会稳定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平衡上。一是聚集提高效率的凝聚力，二是聚集产生压迫感的排斥力。所以城市的拥挤是人们为了得到人口聚集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乃至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在同等的人口规模下，城市的拥挤程度取决于居住和交通形式。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更有意愿和能力去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让城市密度较低也能达到效率的提高。相反，贫穷国家的城市普遍更拥挤，哪怕这些国家的人口更少。三十年前，中国城市的市区密度就比现在要大得多，虽然那时的城市人口远少于现在。
我们使用Demographia（2013）的世界各城市聚集体的数据，来分析跨国家的不同城市的规模和拥挤程度。城市聚集体定义为空间上连成一片的建成区，其面积主要根据卫星地图按统一的规则分析计算得出，人口数则将次级相关行政区域的人口统计数据加总后扣除农村地区的人口得出。在有关全球城市的各种数据来源中，该数据集的定义在经济学意义上最合理，也让数据最具有可比性。
根据全球224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聚集体的数据，可以发现，大城市的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建成区面积）与所在国的人口密度正相关，与所在国的人均GDP负相关，但与后者的相关性更高。据此数据分析得出，所在国人口少一半，拥挤度要低6.8%，而所在国人均GDP高20%，拥挤度要低7%。换言之，对大城市拥挤度来说，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差异，不如两三年的经济增长。
中国大城市的拥挤度仅处于全球中等水平。按照建成区的人口密度计算，在全球224个建成区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中，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排在第119、第138、第131和第96位，属于中等水平。阿根廷面积是中国四分之一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却集中了全国40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拥挤度高于北京。巴西的面积是中国的89%，人口仅有中国的14%，但圣保罗的拥挤度高于北京和上海，里约热内卢的拥挤度与上海相当。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东京、巴黎、纽约的拥挤度则远低于北京和上海。 简言之，富裕的国家，那怕地少人稠，其城市也宽松;贫穷的国家，哪怕地广人稀少，城市也拥挤。中国人去海外访问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因而，直观比较下来，容易觉得中国的城市更拥挤，进而把这种拥挤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
（三）全国人口衰减对拥挤的影响
人口众多的国家会形成更多城市，给人们更多选择。在中国，不喜欢北京或上海的人可去武汉、西安、沈阳、重庆等地，每个城市都有几百万人，有各种工作机会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其他城市的规模都偏小，工作机会缺乏、生活单调。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几亿，年轻人更会涌向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城镇会衰败，让可选择的城市数量大幅减少。
全国人口萎缩并不能缓解大城市的拥堵。俄罗斯总人口从1992到2012年减少了3.8%，莫斯科却因人口流入增加了数百万人，绝对和相对增长幅度都在全俄83个地区中排首位，导致莫斯科房价飞涨，均价一度居全球第二（福布斯，2009），交通日益恶化，拥堵程度在2009年被《金融时报》排为世界第三。同时，俄罗斯很多中小城市却在衰败。从2002至2010年，俄罗斯人口下降了约1%，自然下降约1.5%。同期，俄罗斯的人口100万以上、20至100万和20万以下的城市中，人口增长的城市的比例分别为84.6%、50.6%和39.3%。换言之，绝大部分大城市的人口在增长，但大部分小城市的人口却在衰减;位于远东的一些城镇甚至被废弃。
因为人口老化和萎缩，日本现在只有东京和大阪还有些活力，其他地区的衰败趋势会不断加剧。根据日本总务省《国势调查报告》，2005至2050年，目前有人的区域按一平方公里划分，21.6%的区域将变成无人区，24.4%将减少50%～75%人口，仅有1.9%的区域的人口会增加。
在这些例子中，全国总人口衰减的后果是，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个人对拥挤的感受取决于平日对人口密度的个人经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会让全国有更大比例的人口，居住在相对拥挤的地方，最终可能推升全体国民平均所感受的拥挤程度。换言之，全国总人口的衰减甚至可能令人们平均感觉到更加拥挤。
可以预料，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7亿，中华大地的无数村庄乃至城镇，将衰败甚至被废弃。中国人口现在还未下降，村庄空心化的现象就已加速出现。尽管村庄的消失和凋敝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居民进城，但也说明了所谓中国人满为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春运的紧张常被用来当作中国人口太多的证据。中国的交通运输平时并不紧张，运力基本可以应对正常流量。城市化的不充分让许多人在工作期间与家人分离，到春节才能团聚，导致春节前后客流量过度集中，大幅超越平日水平。决定拥挤的主要因素不是春运期间的客流总量，而是春运客流量相对于平日客流的倍数。人口规模大，平日客流量大，更容易支撑多种交通模式和强大的正常运力，这样高峰期的冗余和调配能力也更大。正是因为有庞大的人口规模为支撑，中国才有经济合理性和财力，能在航空和高速公路之外，建设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在现有人口规模下建设的交通设施，等到人口下降后不是有更大的冗余吗？这点只是短期成立，长期来看却不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非一劳永逸。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因为技术进步，新建的基础设施通常比早期建设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更高。人口下降最多在短期内产生一些冗余，但随着需求和财力的下降，能正常更新和维护的能力也会下降。等到使用寿命结束，基础设施的更新可能因缺乏经济合理性与财力的支撑而被废弃。即使那些留用的基础设施，其平均使用年龄也会大于一个人口增长或稳定的社会的基础设施。中国社会过去30多年习以为常的日新月异的感受将走向反面，随着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整个社会基础设施的面貌将日益凋敝。
六、 人口与经济发展
（一）人均财富 —— 人口是分母还是分子？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富裕程度最常用的指标。在长期计划生育思维下，人们习惯把人口当成分母。在谈论中国GDP时，很多人会无奈道：虽然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二，但因为人口太多，人均GDP才排在中上水平。事实上，人口更多与人均GDP更低并无因果关系;更合理的表述应该是，虽然中国的人均GDP是中上水平，但GDP总量就已经世界第二了。
分析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人口密度更大的国家，人均GDP甚至还略高一些，尽管关系并不显著。而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几个省，其人均GDP也大都排在前列;其他国家内部也大都如此。在中国内部，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份依次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在全国27个省区的人均GDP排名中，这5个人口最稠密省份分别位于第1、第7、第5、第19、第2位，即便是排名第19的，位于中部的河南，其人均GDP也高于同属中部、面积相当、资源更丰富、人口不到河南一半的江西。
当然，即使富裕的地方真的人多，那也可能是因为富裕吸引人口而不一定意味着人多致富。但上面结果至少说明，人口越多越穷的说法与数据不符。实际上，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中性或略偏正面的因素（McNeill，1963;Hicks，l969;Glover、Simon， 1975;Jones，1981;North，l98l;Robin，1998;Simon，1998;Bloom等，2003;Lal，2006;Poot，2008）。
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因此，其他条件不变，人口下降，对分子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分母的作用，导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
中国的面积与美国相当，人口是美国的数倍，但人均GDP却远小于美国。很多人把这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但中国与美国的比较只有2个样本点，而前述分析则比较了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结论更有普遍意义。当然，致富的因素有很多，人口只是其中之一。中国曾长时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处于最富裕的国家之列（Maddison，2009），但西方科技和工业革命打破了原先的均衡，将中国抛在后面。直到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才走上正轨。虽然现在中国人均GDP低于美国，但增长的速度却远快于美国，说明两国经济之间尚未达到均衡状态。
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时指出：“中国和印尼两国有16亿人口，只要两国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就将汇聚起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巨大力量，创造人类发展史上新的奇迹”。在这段讲话中，“16亿人口”和“世界四分之一人口”被视为足以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显示出习近平对于人口规模优势的认同和看重。
危机容易被繁荣所掩盖。在堪称盛世的今天，探寻未来的危机对中国复兴的意义尤为重要。虽然经济放缓、分配不公、环境污染、贪污腐败是关注的焦点，但我们认为，长期低生育率才是威胁中国复兴的最大危机。虽然放松生育限制正在逐步成为主流民意，但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要说低生育率是中国的最大危机似乎是匪夷所思，甚至是耸人听闻。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思维下，人口太多成为全民共识，减少人口利国利民成为公理。面对这种观念上的反差，本文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阐述为何中国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从资源、粮食、环境、城市拥挤、经济发展、社会和家庭、人力资源、科技发展、大国兴衰等方面论证人口衰减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好处，并在回顾了世界和中国的人口观念和政策的基础上，建议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
在此背景下，我们希望本文有关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分析，对打破各种流传已久的人口误区、恢复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生育观念，能够起到参考和促进作用。我们相信，唯有在人口观和生育观上拨云见日、正本清源，才能实现人口战略的转变，为积极应对人口危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
一、中国进入“人口危机”时代
（一）触目惊心的人口形势
过去200年，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为35.0%、21.8%、22.1%和19.0%，总体上在大幅下降。即便在增长的1950～1980年，增长幅度也不过0.3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中国的人均寿命从约40岁延长到近70岁。相比之下，1980～2013年则下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是前30年上升速度的10倍。新中国前30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仅略快于世界平均，但之后的30多年则大幅低于世界平均。
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是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即各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可通俗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直观来看，年出生人口大致相当于当年的生育率乘上处于育龄旺盛期的年均女性数量。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1。由于中国出生男女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更替水平要更高。根据近年数据估算，中国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个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相比不衰减。
中国的生育率在1963～1970年处于高位，每个女性平均生育5到7个孩子，但当时也仅略高于世界平均。自1971年，人口控制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工作普遍展开;从1971到1979年，生育率从5.44直线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的2.75。但自1980年开始实施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之后，生育率却在1980年代初出现了反弹，在整个1980年代处于2.2到2.8之间。反弹的原因是生育年龄大幅提前，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严厉政策导致恐慌性生育。
中国的生育率自1990年代初期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年出生人口在1990年代更是直线下降超过40%。从2003到2013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到1700万之间，这种表面的稳定掩盖了背后生育率的走低。目前处于23～28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出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因而数量众多。如果生育率维持稳定，中国近年应处于出生人数明显反弹的生育高峰期。但实际情况是，近年出生人数并未反弹，这反过来说明生育率在走低。
在未来一二十年，除非生育率大幅上升，否则随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的急剧减少，中国出生人口将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断崖式下跌，可能从目前的约1600万急剧萎缩到1000万以下。简言之，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和1970年生育干预政策造成了出生人口的大幅波动，后果是中国出生人口会台阶式下跌，而非均匀减少。中国出生人口已经历了197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次台阶式下跌，现在正在进入第三次下跌。
这种趋势从全球比较来看，更是触目惊心。虽然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0%，而这还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在未来十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55.7%，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在这两种因素叠加的趋势下，只要一代人，也就是25～30年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萎缩到世界的3.3%（0.557×0.5×12%）。即使能幸运地将生育率相对提升50%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更关键的是，低生育率具有巨大惯性，并不是放开甚至鼓励生育就能恢复正常。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既然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为何人口还在增长？这是因为，虽然目前出生的人数已经大幅少于他们的父母辈，但依然多于目前每年接近生命终点的老年人。但等到60岁后开始老去，每年将有约2500万人去世，即使大力鼓励生育，年出生人口也难达到1000万，中国每年将减少1500万甚至更多的人口。如果不能逆转这种趋势，人口急剧萎缩可能持续达百年之久。根据最乐观的估算，即使2015年全面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从2030到2070年的40年内中国人口将萎缩30%。这种衰减在人类历史上将是空前的。与此相比，过去20年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人口下降不过3.4%，扣除移入人口的自然下降也不过7.8%。 伴随着人口急剧萎缩的是人口极度老化。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人均寿命属于中等水平，但老龄化程度则靠前，且快速上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如此严重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比例太低。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会直线上升至40%左右，老龄化之痛只是刚刚开始。而且，如果生育率无法提升，老龄化并不会在严重恶化后就趋于好转，而是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更可能进一步加剧。
人口趋势有极大的惯性，今天出生的孩子直接影响到70年以后的人口数量。因此，对人口趋势至少需要前后各看百年。然而，有关人口预测的报告往往只有几十年的前瞻期，且数据还存在严重的偏差。由于真正的人口危机是在很多报告的表述期之外才显现，决策者即使仔细阅读这些报告也未必能真正洞悉人口形势的危机所在。
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超过20年，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全面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的急剧萎缩，导致几年后新生儿数量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雪崩。因此，应趁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还未开始锐减，立即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错过这次缓解低生育率危机的机会，中国未来人口的严重老化和急剧萎缩将更加回天乏力。
（二）中国的低生育率
顽强的生育文化曾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关键，但东亚文化圈目前却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区域。在2012年（数据齐全的最近一年），东亚各地的生育率分别是：缅甸1.96、越南1.77、泰国1.41、日本1.41、韩国1.30、新加坡1.29、香港1.29、台湾1.07、澳门1.06。与此对应的是，法国2.0、英国1.94、美国1.88、俄罗斯1.59。
上述数据表明，东亚各地的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其中华人社会垫底。与中国文化相近，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中国大陆的泰国、越南、缅甸，其生育率也分别低于俄罗斯、美国、法国。此外，在有海外华人的国家，华人生育率也普遍低于当地主流民族。比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生育率就显著低于白人，即使排除教育水平的差异也是如此。
中国的生育率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大约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在2010、2011、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和1.26。但计划生育部门却把生育率数据调整到1.5至1.6之间，理由是存在瞒报现象。实际上，根据人口普查的详尽数据来核实历史抽样数据会发现，除了在1980～1996年漏报比较严重外，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基本是准确的，而计划生育部门调整后的生育率一直高估得离谱。（注：本文引用的台湾生育率数据来自台湾内政部户政司;中国大陆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在中华文化圈里，“多子多福”观念曾经深入人心，但为何现在生育率会在全球垫底呢？至少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华文化圈特别注重孩子教育，加重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情感负担，既增加了孩子的学业压力，又使父母无力养育更多孩子。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有些华人宁愿不要孩子。二是华人女性劳动参与率更高。根据美国劳工国家统计局的国际数据，201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70%，处于世界最高之列;大量的女性参加社会工作，减少了抚养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三是东亚国家的工作时间相对偏长。比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韩国人2007年平均工作2266小时，而同期法国人则工作1457小时。
还有，西方国家近年生育率的提升与非婚孩子比例的增加也有关系。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提供的数据，美国、法国的非婚出生的孩子分别从1980年的18.4%、11.4%增加到2008年的40.6%、52.6%，英国的该项数据则从1980年的1.5%增加到2006年的43.7%。在这些国家，很多女性不愿结婚，却有自己的孩子。但这一现象在东亚非常罕见，比如2006年日本非婚出生孩子的比例仅为2.1%。
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代技术水平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资质，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二是女性就业的普及与父母自身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三是生活的丰富和养老的社会化降低了养育孩子的情感和现实收益;四是便利的避孕措施给低生育提供了技术条件。
不少人看到身边的孩子有兄弟姐妹，会觉得生育率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低。但实际上，人们根据直觉往往会极大地高估生育率。假想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新华网，2012），平均生育孩子数只有1.75，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在此情况下，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个假想的情形下，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来自三孩家庭的孩子却占到一半，给人的感觉生育率很高，人口会膨胀，但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也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减少20.5%。
在这种错觉下，有人看到很多“超生”的孩子就觉得中国生育率很高。甚至一些人口学家也被这种错觉蒙蔽，觉得调查出来的生育率与直观感受不符。但如上所述，即便很少孩子是独生子女，一半孩子来自三孩家庭，生育率就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人口规模最终会持续衰减。实际上，当人们感觉来自三四孩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刚处于更替水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很多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当人们感觉到处都是独生子女时，生育率则处于极低水平了。因此，需要很多三孩、四孩，甚至五孩、六孩才能弥补一些人的不婚、不孕、不育和很多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所造成的亏缺。
直观高估生育率也许还有心理上的因素。在城市的长期一胎化政策下，人们倾向于把只生一个孩子当成常态，看到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觉得不正常，看到三个孩子的家庭甚至会诧异。这种潜意识反应可能强化多孩家庭对个人生育状态判断的心理冲击。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人口太多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很多人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特别会生孩子。这也许能说明，虽然中国农村的独生子女也都比西方普遍，但很多人却顽固地相信中国的生育率不低。 （三）为何低生育率趋势难以逆转？
生育意愿是指，意愿生育子女数或理想子女数，是决定实际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意愿子女数和理想子女数含义略有不同，前者通常要略小于后者，但为简单计，本文混用两者。各种调查显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处于极低水平。比如，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和1.60。未婚育龄女性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6，明显低于已婚育龄女性的1.76。
又如，《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上的论文《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关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至1.8之间。
为了核实这些结论并避免选择性偏差，我们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出1990至2010年共211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中的475张表格共280897人的数据得出下表。该表显示，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城乡生育意愿都在下降，而2000年代的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外出务工者介于两者之间。
这些调查分析表明，近年来中国的生育意愿已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为严重的是，实际生育率通常要低于生育意愿或者理想孩子数。比如，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都不到1.4。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实际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差距可能越来越大。造成这种差距的既有不孕不育等生理原因，也有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压力。
很多人认为农村还有较高的生育意愿。其实，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并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他们的生育意愿在快速降低。从2000到2010年，由于城市化和低生育率导致当地学龄儿童减少，中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过半，学生上学平均多走4公里，增加了孩子与家长的负担，进一步抑制农村的生育意愿。上述数据还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不到1.8，即便超低生育率的日本、韩国之理想孩子数都还要超过2，说明即便是中国生育意愿较高的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都比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迷的日本、韩国还要低。
不管是否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极大地改变了生育观念。过去30多年，城市已把一孩当成正常生育状态，农村在向城市看齐。
更关键的是，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后将难以回升，这背后是恶性循环的低生育率惯性。当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推高预期的养育成本。另一方面，少子化降低养育的规模效应，推高实际的平均养育成本。按美国农业部（2013）数据，家庭养育一个、两个、三个孩子的费用比分别是100、160、187。第三个孩子的费用只相当于第一个孩子的27%，所以养育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越高。中国找不到类似的数据，但少子化会降低养育的家庭规模效应，则是确定无疑的。
因此，在少子化社会中，虽然养育孩子的总成本可能比正常养育更多孩子的状态要低，但单个孩子的平均费用却更高。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压力的判断来自对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中国很多夫妻感觉养不起孩子的原因恰恰是现在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社会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不会这么高，愿意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更健康。长期低生育率把一种极不正常的生育状态变成了常态。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育率，恶性循环。
再者，长期低生育率会加重未来社会的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沉重，育龄家庭不堪重负，这反过来也会抑制生育意愿，降低实际生育率，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比如，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夫妻，通常需要照顾四个老人。而且，伴随教育程度的提升，初次生育的年龄越来越晚，等到他们认为有能力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四个老人中只要一个出现身体问题就会让他们疲于奔命，哪里还有精力和意愿生育维持社会正常繁衍所需要的第二第三个孩子？
高生育率时，降低生育率马上能缓解压力;但低生育率时，提升生育率短期内却会加大压力，缓解的效果要20年后才能体现。因此，低生育率惯性会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
（四）全面放开生育后的人口趋势
中国生育率之低已无悬念。迄今依然未全面放开生育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之前因限制而堆积的生育愿望在放开后会集中释放，带来出生人数的大幅反弹，形成对公共资源的压力。但这种反弹有多大呢？2013年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即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该政策自2014年1月17日由浙江率先启动，到11月6日西藏最后加入时，已在全国全面展开。
到2015年1月12日，全国有约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远低于之前官方预期。我们跟踪了各省市区在不同时间点的累计申请数。根据相关的79次报道综合估算发现，申请数整体上逐月减少，未来反弹可能性极小。按所有省市区实施都满一年计，从申请数中扣除未被批准的，被批准却没生育的，没有该政策本来也要生育的，以及双独家庭作为单独申请而生育的，政策新增出生人数仅66万，不到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之前普遍估计的200万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本文的两位作者在政策宣布当天就在《财新网》上撰文《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要预测全面放开生育后的人口变化，需要估算无限制下的，不含生育堆积的自然生育率。鉴于有关生育率数据的争论，经常有意无意地演变成拖延政策改革的理由，本文不直接估算当前生育率和自然生育率，而是估算自然生育率相比当前生育率的“增值”，以避免预测结果受生育率争论的影响。我们对这个“增值”的估算采用0.25。下面解释这个估算为何偏高。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全国农村15～49岁的育龄女性中有一孩的比例是29.6%，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是45.42%;全国城镇15～49岁的育龄女性中有一孩的比例是45.31%，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是21.85%。放开后生育率“增值”将来自目前的孩子数量少于意愿数量，因限制而不能多生，放开后还有能力生育的女性。在有一孩的母亲中，农村的43.97%和城市的56.07%都在35岁以上，可以合理地认为两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中，35岁以上的比例更高。
假设因为放开限制，在35岁及以下的母亲中，有一孩的人中有80%最终多生1个，7%最终多生两个或更多，平均多生2.5个;有二孩的人中有7%最终多生一个或更多，平均多生1.5个。基于此，35岁及以下女性对“增值”的贡献，在农村不超过0.188 〔即[0.296×（0.8×1 0.07×2.5） 0.4542×（0.07×1.5）]×（1-0.4397）〕，在城市不超过0.204〔即[0.4531×（0.8×1 0.07×2.5） 0.2185×（0.07×1.5）]×（1-0.5607）〕，全国平均应在0.2以下。再考虑到自198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中，来自35岁以上母亲的贡献最高不到15%，加上35岁以上母亲的贡献，放开后的生育率“增值”应不到0.236〔0.2×1/（1-0.15）〕。
上述估算每一步都放宽了。比如，中国近年的各种调查显示，愿意生育二孩、三孩的比例分别都小于上述估算过程中使用的80%和7%。举例如下：2013年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的该报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不考虑政策限制，62.5%的受访者选择二孩，5.9%的受访者选择三孩或以上;2014年1月12日《长江商报》刊登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如果不考虑政策限制，72.5%的受访者选择二孩，3.5%选择三孩或以上。此外，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育率通常低于意愿生育率。比如日本、韩国的实际生育率都不到1.4，远低于2以上的理想孩子数。
假设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为了估算堆积生育的比率，把过去实际生育率不足自然生育率的年份补至自然生育率，得出当年因限制没有实现，当前还愿实现的“遗憾”生育意愿。由各年份和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可得出2015年的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再按各年龄的剩余生育率分布将“遗憾”生育意愿分配到未来年份，扣除届时年龄的不孕比例，再按年份加和得出未来每年的堆积生育率 。
根据上述方法估算，在2015年全面放开生育，2016至2020年的生育率也分别仅为2.2、2.1、2.0、1.9、1.8，新生人口数无法达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反弹幅度不比当年更高，离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更有天壤之别，未来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4亿。作为可参考的例子，新加坡在1987年的生育率为1.62，1988年从控制生育改为强力鼓励生育，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反弹幅度远低于我们对中国全面放开后生育率反弹的估算。韩国在1962至1995年间曾推广小家庭鼓励少生，生育率从5.79降至1.65;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更替水平，但生育率却从1.58降至1.16;自2005年韩国开始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2至1.4之间。
中国人口大幅增长不再可能，但未来急剧萎缩却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继续限制生育，而不是全面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的唯一理由是，相信人口减少会让中国更好。但支持这个理由的所有论点最多也只是初听有理，实际上都似是而非，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其中很多判断从长期和宏观来看更是完全错误。本文将就此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二、人口与自然资源
（一）中国人均资源是否太少？
中国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这是否说明中国人口太多呢？？其实，由于世界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使用世界人均来作为判定资源多寡的标准存在极大的误导性。以森林资源为例，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人均的就有158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的79.43%。法国是欧洲人均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但除耕地一项外，在国土、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每一项资源上的人均占有量都远少于世界人均。德国、英国、意大利更在每一项上都是如此;甚至巴西这样地大物博，人口并不太多的国家，其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低于世界人均。
因此，以没有代表性的世界人均为标准来判定中国资源太少、人口太多极具误导性。如下表所示，在国土、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每一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总人口都不到世界的50%。而且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富裕。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在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上都像中国这样居于中间靠前的位置。
自然资源可分为非交易和可交易两类。非交易资源包括国土、耕地、淡水等，资源量取决于国土的物理特征，一般可循环使用。可交易资源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和矿产等，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一般不可循环使用。这种区分并不严格，比如森林作为国土环境特征是非交易的，但森林产品则是可交易的。上表显示，中国的非交易和可交易资源在世界上的位次都不低。即使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中国的非交易性资源，如耕地和淡水在人口峰值时也是足够的，而可交易资源则是全球供应的。以世界人均占有量为标准来认定自己人口太多并限制生育是削己足适他履。按这种思路，如果世界上除了中国，只有俄罗斯、阿根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国岂不要把人口降到现在的几十分之一？
（二）中国水资源够吗？
淡水是循环资源，并非越用越少。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大约是世界人均的27%，给人感觉是中国人口太多，导致水资源匮乏。但全球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人均的有166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的73.76%。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均水资源排在第118位，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人均水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只占全球人口的43%。 中国缺水的地方主要在华北和西北。如果缺水真的影响发展，那也应让人口内部流动，而非减少全国总人口。巴西水资源总量全球第一，人均水资源是世界的5倍，但其东北部9个州却处于半干旱状态，长期缺水。如果这不能说明巴西人口太多，中国局部缺水也不说明中国人口太多。况且，中国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用水占淡水使用量61%，但使用效率却只有世界水平的一半。
美国的水资源东多西少，但位于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却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和高科技重地。该州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极不均匀，占人口2/3的南部地区水资源匮乏，年降水量只有北京的70%左右，用水量大的夏季有时连续数月无降水。但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体系，确保了各项用水。目前，该州人均用水量为美国平均水平的91%。虽然水资源问题将长期困扰该州，但控制人口从来不是选项;加利福尼亚水计划就考虑了不同情形下的人口增长;其中高方案的估计是，未来40年该州人口从3800万增至7000万。
以色列人均水资源仅仅是中国1/7，但生育率却是中国的2倍左右，而且以色列根据回归法及其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依然一如既往地从海外吸引犹太移民增加人口。以色列目前日常供水正常，农业基本自给，缺水反而成为推动以色列技术进步的动力。比如，通过海水淡化，以色列有望成为淡水出口国。农业水资源匮乏也促使以色列不断发展和完善滴灌等技术。
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而且，中国土地广袤，不同地区之间的气候条件和地质构造千差万别，使得内部互通有无、相互补充的能力更大，水资源匮乏不该成为中国控制人口的理由。
（三）限制生育对降低资源消耗有多大意义？
缓解资源压力一直是人口控制的主要理由之一。其实，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消耗的影响远超人口政策。从1980至2013年，中国年能源消耗增长了500%多（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4），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13）确认，自1980年算起，计划生育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如果为了经济发展可接受能源消耗增长500%多，那降低15%的人口有何意义？况且，如果把控制人口的决心、力度和代价用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的能源何止15%？
中国限制生育对资源压力的减缓，会被其他国家需求上升所抵消。随着未来人口老化和锐减，中国的市场规模将相对萎缩，政治、经济影响力和军事潜力下降，对国际资源的议价能力和掌控力将弱化，最后可能用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国际市场的资源。控制人口其实是以消减本民族后代的代价，为他国节省资源，并让自己的后代处于未来资源市场上的劣势。
其实，中国目前很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都已超过美国，比如中国的人均钢铁产量已是美国的1.8倍（世界钢铁联合会，2013）。世界10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占了6个，美国一个都没有（商业杂志，2012）。虽然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与浪费严重但也在减少的美国还有一定距离;中国在生产方面的很多人均硬实力，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中国目前与美国的差距更多体现在科技、军事和文化软实力方面，支撑这些实力的关键是人而非自然资源。
（四）自然资源会不会越来越昂贵？
如果没有新的储量发现，按当前开采速度，石油会在54年后枯竭。但这个数字在1980年是32年（英国石油公司，2012）。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石油开采量不断增加，但探明储量的增加速度总体上却快于开采速度。总的看来，资源在短期内还未稀缺到严重影响生活方式的程度。担心自然资源枯竭而认为人口过剩的观念在1970年代曾盛行全球。现在世界人口翻了一番，类似的言论却渐行渐远。
其实，只要价格能真实反映供求关系，任何一种资源的枯竭都不会造成灾难。因为某种资源变得稀缺，其价格会升高，这样循环使用或开发替代资源将有利可图。对于后发国家，这甚至还是机遇;石油价格如果超过300美元，中国的电动车、太阳能企业都能兴盛，在这些行业，中国与发达国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没有替代资源，生产与生活方式将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由全球共同承担的。除非发生灾变或市场被误导，稀有资源的需求通常不会急剧改变，而供应的衰减则会相对稳定，因此资源枯竭的时间有一定的可预见性，让经济体有足够时间调整应对。
在终极意义上，替代资源几乎没有物理限制。比如地球一小时接收的太阳能足够人类一年的能源消耗（MacKAY，2009）;中国1.02%的荒漠铺上太阳能光板足以满足2020年所有的电力需求（张守一等，2010）。只是传统能源还没有昂贵到需要这么做。替代资源也几乎没有技术极限。光纤的出现大幅降低了通讯基础设施的成本，因为其原材料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页岩气是一种非常规的天然气，近年开采技术的进步将美国天然气的可开发年限从60年提升到200年以上（经济学人，2012），让美国天然气价格从10美元降至3美元左右。根据美国能源署（2010）的评估，中国可开采的页岩气资源总量占全球19.3%，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正是因为传统能源价格依然可以承受，代表替代能源产业发展前景的RENIXX指数自2006年设立到目前已经下跌了60%，产业发展陷入困境。以色列在沙漠中发展和完善的滴灌等技术，就是由人口增加和对农业安全的需求所催生的。靠减少人口来降低需求实际上也抑制了推动技术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经济规模可以由GDP来衡量。而自然资源的价值在经济中可表述为矿业增加值，因为矿业增加值包含开采许可费，资源的稀缺性已经被反映。按此指标，有数据的60多年来，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的比例总体上不断下降，现在已不足5%。
自然资源贡献占经济的比例如此之低与日常生活经验是相符的。试想住房、服装、电脑、手机、汽车中的石材、棉纤、金属、塑料的价值有多大？听音乐、看病、旅游、接受培训的花费中有多少与自然资源相关？另一方面，人口数量虽在增加，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却在升高，说明最宝贵的财富，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换言之，相对人类创造和享用的财富来说，自然资源越来越便宜，人力资源却越来越昂贵。 用整体价值来衡量资源是否昂贵，比用单项资源的静态价格更合理。这是因为自然资源的界定和价格，会随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而变化。随着人口数量增加，需求上升促进技术进步，增强了人类发现和开发资源的能力。比如煤炭、石油在原始社会几无价值，但却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能源。又比如页岩气开采技术的进步，使得原先价值不大的页岩气资源变得有价值了，同时常规的天然气价格则大幅下降。相比各种自然资源，真正不断升值的是人的价值，因为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比例总体下降的原因是，经济体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如果某种资源变得稀缺，经济体未及时调整，其价格和占经济的比例，短期内也许会升高。但如果价格长期走高，即便没有替代品，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该资源在经济中的比例会趋于消失。某种资源一旦稀缺到无法普遍使用就不再是资源了。即经济体的自我调整会挤出那些逐渐变得稀缺的资源。此外，经济多元化源自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其推动力是人口聚集和技术进步。
（五）自然资源与国力是何种关系？
从各行业的增加值来判断，在各种物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中，自然资源的价值远低于广义交易成本，也即在零售、物流、广告乃至融资环节的价值。因此，人口聚集所节省的广义交易成本可能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一国内部，发达地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口中心，其自然资源人均占用率通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样，如果打破国界屏障，世界经济真正全球化地自然发展，发达的地方也会是人口集中地，其自然资源人均占有率也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即便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真正体现国力的是其科技水平、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和文化软实力，这背后是美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公司、大学等机构和基础设施。俄罗斯的面积大于中国，人均资源远多于中国，俄罗斯在25至64岁人口中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54%，为全球最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然而，除了在军事工业上还拥有些优势外，俄罗斯对外经济几乎就是出卖资源，没有多少有竞争力的行业。
1980年代以前，中国是原材料出口大国。现在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但却是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在2011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占全球进口量6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
这些变化让很多中国人忧心忡忡，但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的技术进步，使得中国人口的规模和聚集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率增加平衡甚至超越了进口自然资源的价值。比如，中国以前是原木出口大国，但现在却几乎是纯进口国，在2010年中国原木进口量是出口量的1209倍（国家林业局，2011）。虽然如此，因为中国是林业制成品出口大国，中国的林业对外贸易却是平衡的。这是典型的人力资源可以置换自然资源的例子。人口少的工业小国向人口多的工业大国出卖自然资源是经济合理性的体现。
中国需要打破重物轻人、资源至上的心理，树立资源使用者赋予资源以价值的观念，才可能在与资源大国的博弈中应对自如。具体措施包括加大战略储备、开辟多方来源、准备替代方案并充分发挥政治影响力。向外购买资源不仅可平衡国际贸易，也有利于增强国际影响力。如果对外资源需求没有这么大，中国与澳大利亚、巴西和中东的关系可能不如现在。人口多、市场容量大的国家具有规模效应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因而通常能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资源。
当然，自然资源对经济贡献比例下降并不表示其基础重要性在下降。就像经济越发达，食品开支占收入比例越少，可是一旦没有食品，生存都不可能。特别是，由于国界的存在，国家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有利条件。然而，维持基础的稳固和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厚植国力，强化国防，减少人口的后果适得其反。
在资源供求达到均衡后，除非垄断，资源丰富地区相对落后并非特例。比如，江西、山西等资源大省都相对贫穷，系统性的分析更在全国范围证实了这点（姚予龙等，2011）;美国电力42%来自煤炭（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2012），西弗吉尼亚州产煤量第二，但人均GDP倒数第二。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原因是对资源行业的投入可能挤压其他产业。此外，资源占经济比例的下降趋势、其价格的内在波动性和最终会枯竭的命运，都让资源型经济先天不足。石油输出国相对富裕，部分归功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维护其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上的作用。石油价格被稳定在高于自由竞争下的均衡水平，但却又不足以让替代能源变得有利可图。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因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受益匪浅，但目前矿业对两国经济的贡献依然分别只有8.4%（澳大利亚统计局，2012）和4.5%（加拿大统计局， 2012）。两国在安全与经济上与整个西方世界高度整合并据此享受在自然资源上的某种垄断利益。
资源丰富也许可短期致富，但无法长期强国。靠出卖自然资源度日的国家和地区，就像依赖遗产生活的年轻人，长此以往将丧失上进的动力和竞争的能力。仅靠自然资源致富的地方如不转型迟早会衰败。中国如果能维持足够的人口，就能以人口的规模和聚集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的优势来换取他国的自然资源，让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在经济分工中依赖中国。这种互相卡位的结果最终有益于中国。
国际经济学杂志中几乎找不到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瓶颈的论述，但却有不少有关资源诅咒的讨论。现代经济史中，许多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都发展得不错，而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却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只是近年受中印发展带动才有了些生机。即便像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绝大部分资源远少于中国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的阻力也更多地被归咎于社会、教育、文化、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资源匮乏。靠减少人口来降低所谓的资源压力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既削弱自己的军事潜力、政治影响力，又降低自己的经济优势，让一个有望靠人的才智来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体，向一个出卖初级资源的低端经济体的方向退化。 三、 人口与粮食安全
（一）必须保持粮食自主生产能力
粮食供应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安全与经济分属两个不同层面，没有国家安全作为基础，经济繁荣随时可能成为泡影。中国可适当进口粮食，但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必须保持国内粮食自主生产能力，不能指望国际市场来保障本国的粮食供应。
首先，粮食是维系人类生命的首要商品，它的需求刚性大。如果供过于求，粮食价格会大幅下降，因为价格再便宜，人们的粮食消费增加也有限。如果供不应求，粮食价格则会飞涨，因为价格再高，人们也要吃饭。所以粮食价格对市场供需平衡特别敏感。一场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哪怕只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量几个百分点，粮食价格都可能飞涨数倍。一旦出现世界范围的恐慌，市场机制可能完全失效。这点在金融危机前的那场短暂却恐怖的全球粮荒中表现非常突出。仅仅在2008年3月30日的一天之内，大米的期货价格上涨了30%。几个主要粮食出口国突然停止出口。如果不是后来的金融危机降低了世界性的需求预期，世界粮食市场一夜之间崩溃并非天方夜谭。
其次，决定某种商品市场价格走向的因素不仅包括显性的实际供给，也包括隐性的可替代供给。如果把产出的粮食看成显性的实际供给，那么可产出、实际并未产出的粮食则是隐性的可替代供给。这种隐性的可替代供给，作为可实现的供应量，是抑制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只要中国拥有粮食自主生产能力，即便这种能力未被使用，也可使大幅推高粮食价格的企图废功于无形。在博弈论中，一方的博弈力量取决于其拥有的潜在的可运用能力，而非其实际运用的能力。依赖国际市场来保证粮食供应，是废弃自己手中的筹码，将市场的主导力拱手送人。而且，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可转换性，粮食自主生产能力一旦失去，长时间内将难以恢复。
再次，粮食需求的刚性特征导致垄断利润极其丰厚，获取对粮食市场的最终垄断，对巨型跨国粮商有着致命的诱惑力。这些跨国粮商要达到支配性的垄断地位需要长期的谋划、巨大的财力和所在国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强有力的支持。虽然西方大国一直在全球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它们对本国农业的巨额补贴却节节升高。这些长期策略卓有成效。到现在，第三世界的农业生产已越来越边缘化，75%至90%的世界粮食市场被西方的四大巨型跨国粮商所控制。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二）保证粮食安全与鼓励生育并不矛盾
保障粮食安全与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并不矛盾。粮食供需涉及到耕地、农业技术、储备、市场等因素的非常复杂的动态平衡，不能归结于划定人均耕地面积底线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中国人口现在占世界19.0%，但耕地面积仅占世界7%，很多人由此觉得中国地少人多，因此需要控制人口。但如前所述，这种以世界人均来作为判定标准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耕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就有167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69.2%。
而且，不同地区的粮食生产条件不同。比如，印度旁遮普邦用不到全印度3%的耕地生产了印度19.5%的小麦、10.3%的棉花、11%的水稻。中国地处温带和亚热带，土地相对肥沃，粮食生产条件较好。按《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在7亿吨以上，而《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量》的估算超过8亿吨。即便7亿吨的保守估计也比2013年6.02亿吨的粮食产量高出16%，远超未来人口增长的最高估计幅度。即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并幸运地把生育率维持在2.0以上，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4亿，与现在相比增加不到7.1%。
推动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需求;在世界各地，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生产水平也不断提高。在过去50年内，不同国家的耕地亩产总体上都在上升，而中国的亩产到目前也只有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85%左右。但或许因为需求的压力趋缓，中国在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仅相当于1980年代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占70%至80%，但在中国仅占45%（张利庠、纪海燕，2007），这也印证了中国在粮食单产上还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
根据《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中国在2012年耕地保有量为20.27亿亩。从1999到2011年，累计退耕还林达4.34亿亩，这当然体现了对环境的重视，但也说明没有耕地不足的危机。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作收入增加，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不断攀高，让不少耕地处于抛荒或耕种不足的状态。农业部长韩长赋在2011年表示，中国盐碱地中还有2亿亩有农业利用潜力，通过治理可以达到中等农田的生产水平。中国因矿产开发等人为破坏废弃的土地约达2亿亩，70%是耕地和其他农用地，其中不少可以复垦。
按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分类，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草地。中国的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是巴西、俄罗斯的两倍，印度的三倍。人均农用地面积远高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东南亚国家。中国的草地面积是耕地面积的4倍，而世界平均只有1.5倍（中国科学报，2012）。丰富的草地让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发展草地农业、提升饮食水平、保障食品安全。
（三）减少人口不能提高粮食安全冗余
虽然中国的耕地和潜在粮食生产能力，足以应对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之后的人口变化，减少人口是否能提高粮食的安全冗余？实际上，粮食安全危机来自供应而非需求的改变，即使在超高生育率下，人口自然增长一年最多百分之几。如果供应不变，需求量多百分之几不会饿死人，所以饥荒一定是由供应量突然减少所致。人口众多，粮食正常供应量也大，更容易应对供应波动，也就更不容易发生饥荒。历史上的大饥荒都与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或管理不当有关。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通信和交通的改善，世界发生饥荒的大都在偏远、人口稀少或者相对封闭的地区。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更有条件保证粮食供应的稳定。
中国一贯重视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基本稳定在85%以上，谷物在90%以上，粮食储备是年消费量30%以上，为世界平均2倍，远高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建议的18%的安全线（虞国平，2009）。中国每年酿酒消耗0.2亿吨粮食，粮食储存每年可避免的浪费也有0.2亿吨。两项合计0.4亿吨都可养活1亿人，说明中国粮食供应有较大的安全冗余。即使鼓励生育成功，按最乐观的估算，人口峰值也不会比目前多出1亿人。 尽管人口众多未必增加饥荒的风险，却可能拉低人均粮食拥有量而导致营养不足，这也是宋健当年倡导一胎化的主要理由之一。但中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人均产量总体上在稳步增长，现在的营养摄入量没有不足。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09年的数据，除奶类之外，中国在所有食品大类上的人均供应量都高于世界平均;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中国在谷物、蔬菜、蛋类和鱼类的人均供应量方面更高，但在水果、肉类和奶类方面则较低。中国在能量、脂肪、总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摄入量等每一项营养指标上都高于世界平均;除动物蛋白质外，中国在其他指标上也都高于日本。根据卫生部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城市居民的禽肉和油脂可能消费过多，营养过剩引发的慢性病如肥胖、脂肪肝、糖尿病等发病率都在快速增长。
粮食安全的关键是在危难时有能力确保基本食物的供给。近年中国的蔬菜产量、产值均超过粮食，成为第一大农产品，而各种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日渐增长。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处于战争等危难境地时，可通过把部分种植蔬菜或经济作物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提高粮食自给率以保证粮食安全。
（四）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危机在哪里？
中国的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但不是因为耕地不够，更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这种挑战在当前体现为不合理的发展方式威胁农业可持续的生产能力，比如水利设施失修、地下水开采过度、化肥使用过量、污染物进入农业用地等各种问题日趋严重。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循环农业的思路正当其时。
长期来看，影响中国的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的根本因素在于，中国社会的富裕化将推高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即其他行业的收入增加会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攀升，最终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除非能全面提升农业集约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否则中国将逐步失去在粮食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中国人口拥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优势不在农业，而在制造，后者才是财富的真正增长点。如果为了保持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去大幅减少人口，那相当于在财富创造过程中丢掉西瓜去拣芝麻。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放弃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一旦市场失效、储备不足，中国将陷入灾难。
应对之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按需对农业进行补贴。但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可避免，这将不断弱化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能力，并大幅降低政府补贴农业的潜在财力，让中国保持粮食生产自主能力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经济利益的驱使最终导致中国的粮食供应更加依赖国际市场，中国也必须采取长期措施，保持迅速复耕的能力，以确保一旦发生战争等突变事件时，在储备耗尽之前，能够保证粮食的完全自给。粮食安全是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必须保证粮食生产的自主能力，立足国内以确保本国的粮食安全，而限制生育的后果适得其反。
四、 人口与环境
（一）人口对环境的影响
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书曾掀起人口过剩思潮，该书作者Ehrlich就是一名支持环保的昆虫学家。由环保人士在1991建立的“自愿人类灭绝运动”就宣扬，为了避免对环境的破坏，人类应自愿绝育，直至最终完全灭绝。
实际上，地球本身一直处在持续性的变化和周期性的波动中，人类活动只是影响地球环境的众多因素之一。在人类存在以前，冰河纪与气候暖化曾交替出现。根据孢粉分析，过去4万多年中，黄土高原就经历过草原、森林草原、针叶林、荒漠化草原和荒漠之间来回交替的多次转换（唐领余等，2007）。在北京，明朝的沙尘暴就非常严重，乃至明成化四年的奏折写道：“天地坛外墙，风沙堆积几与墙等”;但到清朝，沙尘暴则大幅减缓，至民国却又开始趋于严重（孙东虎，2007）。近年很多用科学手段针对中国沙漠化成因进行的系统性分析表明（如Lindert，2000;王涛等，2006;Wang等，2008），近代的沙漠化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
由于影响环境的因素极其复杂，科学对其机理的理解十分有限。媒体曾频繁报道臭氧层出现空洞将引发气候灾难，但这种声音近年几乎销声匿迹。这是因为臭氧层空洞的形成机理比料想更复杂，而空洞可能引发的健康危害并未发生。权威的《自然》科学杂志在2007年的一篇题为《化学家在臭氧理论上戳开了洞》的文章中写到，“科学家需重新思考臭氧空洞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与气候变化有何种关系”。而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则认为，臭氧层的自我修复可能会加重气候变暖（Korhonen等，2010）。
至于人类活动到底如何影响环境往往难有定论。即便这种影响显著存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环境保护措施远比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开车所造成的能源消耗、空间占用和环境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Vivier， 1999）。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政策差异对人口总量和环境的影响只有百分之几或几十，相比交通方式差异完全低一个数量级。生育政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对人口规模产生可感受的影响。而在这期间，如果对环境问题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完全可让环境改天换日。
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着环境就好。在环境质量上，人口稠密的欧洲优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优于人口密度较小的中国。蒙古是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之一，但却位于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Chuluun， 201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数据，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空气污染全球第二，仅次于伊朗的阿瓦兹。美国《时代》在2011年引用的Blacksmith研究所列出的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方中，地广人稀的前苏联占了4个，而中国和印度则各占2个。而根据瑞士绿十字组织在2013年的排名，全球污染最重的10个地方有一半在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赞比亚这些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无一在中国和印度。
（二）空气污染的人口因素 近年，雾霾已成为全国性的环境灾害。中国气象局称，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最多。世界卫生组织（2011）收集了全球各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将该数据集里所有1099个城市按空气污染程度排序，中国大陆的31个城市中，排在最前和最后的分别是第35位的兰州和第192位的南宁，而北京则在第47位。如果将每个国家的所有城市取平均作为该国的污染指数，在总共91个国家中，中国的污染指数排第15位。
该数据采集时间在2011年以前，且是以PM10代表空气污染指数。由于中国城市空气在近年显著恶化，突出表现于高浓度的PM2.5，该数据未必能充分反映当前中国空气污染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数据集的1099个城市大都来自发达国家，比如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就占461个，其中很多是人口几万的小城市;而发展中国家许多空气非常污浊的大城市，如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河内、胡志明市等却不在数据集里。
为了解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因素，我们针对全球人口超200万的城市，分析了空气污染指数与所在国人口、所在国面积、所在国富裕程度（人均GDP）、城市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关系。结论显示，所在国的人口密度越大，空气污染确实越重;所在国越富裕，空气污染却越轻，特别是在人均GDP高过中国当前数据的情况下。但空气污染与人口密度的相关性要远小于与人均GDP的相关性。如果这种关系可反映空气质量与所在国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关系，那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空气质量的改善只相当于人均GDP增长9.1%。这说明要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全国人口的作用远没有发展经济提高治理水平来得重要。这个结果与观察是一致的。比如，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但东京和首尔的空气质量却远好于北京和上海。
雾霾的成因是大量悬浮颗粒物在特定气象条件下在空中堆积。通常认为，悬浮颗粒物主要来自汽车排放、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扬尘，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考虑到可比性，我们以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水泥产量来粗略作为汽车排放、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扬尘等构成雾霾的悬浮颗粒物的量化指标。下表列出了中国在2002和2012年以及美国、欧盟和日本在2010年的每百人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和水泥产量。该表显示，中国在2012年的所有指标都远高于2002年的水平。除了汽车保有量，中国目前在绝大多数人均指标上都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与这种高度工业化不无关系。
该表也显示，中国现在环境压力的人均硬指标上大都超过发达国家，要全面赶上发达国家并不需要更大的环境代价。中国目前是世界工厂，为全球生产了大量工业品，这也是中国人均污染源高于发达国家原因之一。但像汽车、煤炭、钢铁、水泥等大部分还是用于国内使用和建设，所以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还处于大规模建设期。
下表列出了中国在2002和2012年以及美国、欧盟和日本在2010年的每百平方公里的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钢铁产量和水泥产量。比起前表的人均指标所反映的工业化程度，该表直接反映了工业化对环境的压力，即土地对污染源密度。在每项指标上，中国在2012年都大幅高于2002年。除了汽车保有量，中国目前对污染源密度都远高于美国，也高于欧盟，但整体低于日本。
如上表，日本在汽车保有量、煤炭消耗和钢铁产量方面的污染源密度远高于中国，但日本空气质量却非常好，与美国和欧盟无异。同样，德国在这些指标上也都高于中国，但德国空气质量也无异于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除可能的地理因素外，粗放发展以及环保标准过低和执行不力应该是中国空气质量远差于日本和德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油品质量上，中国很多地区依然在采用国Ⅲ标准，油品的硫含量是欧洲和日本的15倍、美国的5倍。在此标准下，尽管中国单位土地承载的汽车少于美国和欧洲，但硫排放量反而远超他们。空气污染是跨地区的，很多大城市把污染企业迁出市区，但迁出企业可能因为监管放松反而成为更大的污染源。
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往往带来更大的代价。中国现在人均污染源大都超过发达国家，早到了该提高环境标准和执行力度的时候了。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李克强总理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对生态环保领域投放3.4万亿资金。这不仅可能缓解污染问题，也会通过刺激新兴行业，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医疗成本，最终带来经济回报。根据美国环保局递交美国国会的报告，1990年通过的《空气清洁法的修正案》实施后至2000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投入成本的四倍;在此之前，原《空气清洁法》在1970至1990年期间产生的效益也远大于投入成本。
伦敦曾被称为雾都，1952年持续五天的大雾霾导致1.2万人非正常死亡（Bell等，2004）。此后，英国痛定思痛，通过一系列法案加大措施治理空气污染。虽然伦敦都会区的人口比1952年增加了15%，现在伦敦的空气质量在全球143个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中居第38位（世界卫生组织，2011），远好于中国的城市。
洛杉矶从1943年至1980年代也经历过严重的雾霾天气，突出表现是1955年9月的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特别是1970年美国《空气清洁法案》实施后，洛杉矶的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一级污染天数从1977年的121天降到1989年的54天，再降到1999年的0天。从1950到2000年，大洛杉矶都市区的人口从425万增至1466万，汽车数量翻了数倍，其间空气质量却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提升。洛杉矶与伦敦的例子一样，都表明空气质量改善与人口增长可以同时发生，提升环境不必牺牲人口规模。
（三）人口如何通过经济发展影响环境？
人会破坏环境，更能改善环境。莱茵河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污染很严重，被冠以“欧洲下水道”的恶名，后经流域各国共同治理，又恢复了清澈、明亮。在有关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方面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文章中，Grossman和Krueger （1995）分析了几十个国家的14项环境指标的历史变化。结论是，在工业化初期，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但几乎所有的环境指标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的某个转折点之后开始改善。而且，这些国家环境大幅改善发生在工业生产大规模迁至新兴国家之前，因此是得益于本国保护和治理措施，而非污染源被转移出去。 这是因为随着收入的提升，人们开始注重生活品质，较之继续增加物资享受，改善环境变得更有价值。即随着社会变得更富裕，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会增加，这有利于人们强化环保意识，避免粗放式发展。近年，厦门、宁波和大连民间都出于对环境的担忧而拒绝了数百亿元的大型化工项目，而政府也顺应民意越来越注重环境质量，并为此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正是这类主动的政策和措施，才使环境恶化的趋势在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逆转。目前雾霾天气已成为媒体热点，环保意识日益高涨，解决污染问题的意愿在增强，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环境逆转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
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改善环境的财力和技术也不断提升。虽然中国人口总量还在增长，但由于保护和治理环境的投入增加了，环境的某些方面已在逐步改善。环境的变化有好有坏，但恶化往往比改善更吸引注意力。很少有人知道，过去十多年里，中国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总体上在持续减少。根据2011年《第四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从2000至2004年，中国荒漠化、沙化土地分别年均净减少7585平方公里、1283平方公里，从2005至2009年分别年均净减少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又如，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数十年来在持续上升。自1999年以来，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明显增加（张宝庆等，2011），由于其间气候变化相对稳定，这应该至少部分归功于大规模植被建设和农业技术改进。上海黄浦江水质曾不断恶化，但1996年以来却在逐渐改善（何金林、韩昌来，2004、2005），这得益于政府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比如上海市河流污水工程开始发挥效益，跨区域的引清调水开始组织实施。
正因为问题不断出现，人类才有动力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推动社会进步。人类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同样需要靠人来解决。经济进一步发展，会推高环境质量的相对效用而激发改善环境的动力，环境的改善又会提升保护和治理环境所需的财力和技术水平。相反，靠人口控制来改善环境质量是本末倒置，其效果即便存在也微乎其微，而且人口控制带来的人口老化和萎缩更会降低治理环境的能力，导致中国的环境面临蒙古和俄罗斯那样的困境。
五、人口与拥挤
（一）拥挤是否因为人口太多？
拥挤是对中国人口众多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按每平方公里计算，中国的人口密度为141人，远低于德国的226人、英国的262人、意大利的202人、瑞士的199人、韩国的503人、日本的335人。即使中国去掉占国土三分之一的西部山地，人口密度仍低于上述大部分国家。况且，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山地，人口分布也不均匀。比如，日本仅有32.8%的土地适宜人类居住（日本总务省统计局），而美国一半人口的居住地离海岸线不到50英里（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2008）。
几乎所有拥挤的地方都在大中城市，而农村普遍宽松甚至荒凉。按2013年《中国城市年鉴》，中国的地级和以上城市约300个，其建成区总面积占国土千分之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5%，远少于村庄占地面积。即使把现有城市面积扩大一倍，其对耕地总量的影响也有限，何况受影响的土地很多并非耕地。而且，由于人口集中，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要高于农村。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城市化在理论上可节省土地，只是当前的城市化并不充分，没有将农村人口完全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乔润（2014）曾提到，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就达34亿，超过未来人口峰值两倍多。尽管我们无法核实这一数据的准确性，但可以肯定，在全国范围内，被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大幅超过了实际需要，中国大城市的拥挤并不是因为全国土地不够，更不是因为全国人口太多。当然，由于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具有更强的规模和聚集效应，在自然状态下，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因此，严格控制这些城市的土地使用会人为加剧拥挤现象。
（二）城市拥挤与全国人口的关系
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会稳定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平衡上。一是聚集提高效率的凝聚力，二是聚集产生压迫感的排斥力。所以城市的拥挤是人们为了得到人口聚集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乃至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在同等的人口规模下，城市的拥挤程度取决于居住和交通形式。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更有意愿和能力去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让城市密度较低也能达到效率的提高。相反，贫穷国家的城市普遍更拥挤，哪怕这些国家的人口更少。三十年前，中国城市的市区密度就比现在要大得多，虽然那时的城市人口远少于现在。
我们使用Demographia（2013）的世界各城市聚集体的数据，来分析跨国家的不同城市的规模和拥挤程度。城市聚集体定义为空间上连成一片的建成区，其面积主要根据卫星地图按统一的规则分析计算得出，人口数则将次级相关行政区域的人口统计数据加总后扣除农村地区的人口得出。在有关全球城市的各种数据来源中，该数据集的定义在经济学意义上最合理，也让数据最具有可比性。
根据全球224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聚集体的数据，可以发现，大城市的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建成区面积）与所在国的人口密度正相关，与所在国的人均GDP负相关，但与后者的相关性更高。据此数据分析得出，所在国人口少一半，拥挤度要低6.8%，而所在国人均GDP高20%，拥挤度要低7%。换言之，对大城市拥挤度来说，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差异，不如两三年的经济增长。
中国大城市的拥挤度仅处于全球中等水平。按照建成区的人口密度计算，在全球224个建成区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中，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排在第119、第138、第131和第96位，属于中等水平。阿根廷面积是中国四分之一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却集中了全国40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拥挤度高于北京。巴西的面积是中国的89%，人口仅有中国的14%，但圣保罗的拥挤度高于北京和上海，里约热内卢的拥挤度与上海相当。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东京、巴黎、纽约的拥挤度则远低于北京和上海。 简言之，富裕的国家，那怕地少人稠，其城市也宽松;贫穷的国家，哪怕地广人稀少，城市也拥挤。中国人去海外访问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因而，直观比较下来，容易觉得中国的城市更拥挤，进而把这种拥挤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
（三）全国人口衰减对拥挤的影响
人口众多的国家会形成更多城市，给人们更多选择。在中国，不喜欢北京或上海的人可去武汉、西安、沈阳、重庆等地，每个城市都有几百万人，有各种工作机会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其他城市的规模都偏小，工作机会缺乏、生活单调。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几亿，年轻人更会涌向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城镇会衰败，让可选择的城市数量大幅减少。
全国人口萎缩并不能缓解大城市的拥堵。俄罗斯总人口从1992到2012年减少了3.8%，莫斯科却因人口流入增加了数百万人，绝对和相对增长幅度都在全俄83个地区中排首位，导致莫斯科房价飞涨，均价一度居全球第二（福布斯，2009），交通日益恶化，拥堵程度在2009年被《金融时报》排为世界第三。同时，俄罗斯很多中小城市却在衰败。从2002至2010年，俄罗斯人口下降了约1%，自然下降约1.5%。同期，俄罗斯的人口100万以上、20至100万和20万以下的城市中，人口增长的城市的比例分别为84.6%、50.6%和39.3%。换言之，绝大部分大城市的人口在增长，但大部分小城市的人口却在衰减;位于远东的一些城镇甚至被废弃。
因为人口老化和萎缩，日本现在只有东京和大阪还有些活力，其他地区的衰败趋势会不断加剧。根据日本总务省《国势调查报告》，2005至2050年，目前有人的区域按一平方公里划分，21.6%的区域将变成无人区，24.4%将减少50%～75%人口，仅有1.9%的区域的人口会增加。
在这些例子中，全国总人口衰减的后果是，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个人对拥挤的感受取决于平日对人口密度的个人经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会让全国有更大比例的人口，居住在相对拥挤的地方，最终可能推升全体国民平均所感受的拥挤程度。换言之，全国总人口的衰减甚至可能令人们平均感觉到更加拥挤。
可以预料，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7亿，中华大地的无数村庄乃至城镇，将衰败甚至被废弃。中国人口现在还未下降，村庄空心化的现象就已加速出现。尽管村庄的消失和凋敝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居民进城，但也说明了所谓中国人满为患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春运的紧张常被用来当作中国人口太多的证据。中国的交通运输平时并不紧张，运力基本可以应对正常流量。城市化的不充分让许多人在工作期间与家人分离，到春节才能团聚，导致春节前后客流量过度集中，大幅超越平日水平。决定拥挤的主要因素不是春运期间的客流总量，而是春运客流量相对于平日客流的倍数。人口规模大，平日客流量大，更容易支撑多种交通模式和强大的正常运力，这样高峰期的冗余和调配能力也更大。正是因为有庞大的人口规模为支撑，中国才有经济合理性和财力，能在航空和高速公路之外，建设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在现有人口规模下建设的交通设施，等到人口下降后不是有更大的冗余吗？这点只是短期成立，长期来看却不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非一劳永逸。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因为技术进步，新建的基础设施通常比早期建设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更高。人口下降最多在短期内产生一些冗余，但随着需求和财力的下降，能正常更新和维护的能力也会下降。等到使用寿命结束，基础设施的更新可能因缺乏经济合理性与财力的支撑而被废弃。即使那些留用的基础设施，其平均使用年龄也会大于一个人口增长或稳定的社会的基础设施。中国社会过去30多年习以为常的日新月异的感受将走向反面，随着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整个社会基础设施的面貌将日益凋敝。
六、 人口与经济发展
（一）人均财富 —— 人口是分母还是分子？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富裕程度最常用的指标。在长期计划生育思维下，人们习惯把人口当成分母。在谈论中国GDP时，很多人会无奈道：虽然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二，但因为人口太多，人均GDP才排在中上水平。事实上，人口更多与人均GDP更低并无因果关系;更合理的表述应该是，虽然中国的人均GDP是中上水平，但GDP总量就已经世界第二了。
分析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人口密度更大的国家，人均GDP甚至还略高一些，尽管关系并不显著。而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几个省，其人均GDP也大都排在前列;其他国家内部也大都如此。在中国内部，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份依次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在全国27个省区的人均GDP排名中，这5个人口最稠密省份分别位于第1、第7、第5、第19、第2位，即便是排名第19的，位于中部的河南，其人均GDP也高于同属中部、面积相当、资源更丰富、人口不到河南一半的江西。
当然，即使富裕的地方真的人多，那也可能是因为富裕吸引人口而不一定意味着人多致富。但上面结果至少说明，人口越多越穷的说法与数据不符。实际上，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中性或略偏正面的因素（McNeill，1963;Hicks，l969;Glover、Simon， 1975;Jones，1981;North，l98l;Robin，1998;Simon，1998;Bloom等，2003;Lal，2006;Poot，2008）。
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因此，其他条件不变，人口下降，对分子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分母的作用，导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
中国的面积与美国相当，人口是美国的数倍，但人均GDP却远小于美国。很多人把这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但中国与美国的比较只有2个样本点，而前述分析则比较了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结论更有普遍意义。当然，致富的因素有很多，人口只是其中之一。中国曾长时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处于最富裕的国家之列（Maddison，2009），但西方科技和工业革命打破了原先的均衡，将中国抛在后面。直到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才走上正轨。虽然现在中国人均GDP低于美国，但增长的速度却远快于美国，说明两国经济之间尚未达到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