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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书名所示，《国家与祭祀》是以“国家”与“祭祀”为轴心展开论述并建立起来的完整的话语系统。日文原版的腰封上有内容简介，题为《谁在祭祀死者？》，曰：“国家不可祭祀——探寻‘靖国’之源流，解析‘水户学’之政治神学，在亚洲大视野中考察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宗教的功能。首席日本思想史学家不辱使命，投入以国家神道为中心的话语抗争。”这段话对《国家与祭祀》之方法论与基本观念的概括简洁而又精准。
子安宣邦先生的著作被译为中文这并非第一次。在台湾，二○○三年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曾出版其《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在大陆，二○○四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他的《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后者为赵京华编译，赵京华撰写的解说文章《子安宣邦的日本现代知识考古学》对子安宣邦的学术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解说，作为“代译后记”附于书后。几乎是与《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出版的同时，书中的部分内容与解说也刊载于《视界》第十四辑（河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九月版）。对于汉语圈的读者来说，在理解子安话语、理解《国家与祭祀》方面，上述两个中文译本和赵京华的解说均值得参考。当然，具有更直接的参考意义的，是该书“后记”与子安宣邦为本书中文版撰写的序言。
一目了然，这本《国家与祭祀》具有自觉、鲜明的政治批判性。子安宣邦在“后记”中明言：“对于小泉首相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对于本国国民和亚洲邻国人们的挑衅行为，我作为思想史家必须给予回答。”在中文版序中他把这种回答称作与日本的“历史再认识论”者所进行的“批判性抗争”或“思想性抗争”。作为一部具有现实政治批判性的著作，《国家与祭祀》在二○○四年出版并非偶然。此时的日本社会在继续右倾化，“二战”结束六十周年即将到来。二○○一年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之后不停地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了日本与中、韩等近邻国家之间关系的恶化。与此同时，日本知识界的某部分人也通过所谓的“历史再认识论”为小泉的参拜提供文化依据与学理支撑。子安在本书第一章“国家神道的现在”中论及的“国家神道再认识论”，实质上是作为小泉参拜的文化依据存在的。就是说，在二○○四年前后的政治、文化状况下，作为政治家的小泉纯一郎与作为知识人的“历史再认识论”者同时构成了子安宣邦的抗争对象和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是在《国家与祭祀》出版前后，同为日本批判知识分子代表的小森阳一和高桥哲哉分别出版了《天皇的“玉音放送”》（五月书房二○○三年八月版，三联书店二○○四年八月翻译出版）和《靖国问题》（筑摩书房二○○五年十月版）。换言之，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批判话语而出现的《国家与祭祀》，其价值不仅是通过与小泉及其学理支撑者的对抗确立的，并且是通过与《天皇的“玉音放送”》、《靖国问题》等日本知识分子批判话语的并列确立的。《国家与祭祀》存在于当代日本的文化思想体系之中。
在《国家与祭祀》中，子安宣邦是“作为思想史家”展开自己的政治神学批判的。“作为思想史家”——这是一种身份的界定同时也是方法的界定。“作为思想史家”展开批判，就是在纵向的日本思想史脉络之中展开批判。于是，靖国神社问题被追溯到作为“天皇制国家日本之大祠”的伊势神宫，并且被置于十九世纪水户学经典《新论》的延长线上来认识。战后由美国主导制订的、规定着和平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神道指令》也被置于与“历史再认识论”的关联之中重新认识。“作为思想史家”的论证方法，也就是赵京华所阐释的子安式知识考古学方法。事实上，子安本人在书中也不止一次使用“考古学式”这个词。与此同时，子安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与文本（语言文本以及被文本化的历史事件）细读结合在一起。例如，第二章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展示了伊势神宫被“制造”出来的过程，第七章则通过对参与《神道指令》起草工作的美国人伍达德论文的正本清源式细读，揭露了“历史再认识论”者大原康男为了恢复国家神道的地位对于伍达德论文的断章取义，并阐述了“政教一致”与“祭政一致”二者的关系。子安宣邦的此类批判所呈现出来的是日本政治神学的生成过程与实践形式，《国家与祭祀》是一部将学术性与现实批判性进行了完美结合的著作。
基于《国家与祭祀》的政治神学批判来看近年成为焦点并直接影响到日本与中、韩等国关系的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能够发现，甲级战犯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者说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仅仅在现代历史的纬度上抗议小泉的靖国神社参拜远远不够。问题的关键，在于曾经在近现代与日本军国主义密切结合的日本政治神学传统在今天复活的危险性。在政治神学的意义上，小泉是要通过参拜行为重建“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的日本。这是传统的“祭政一致”政治神学思想的现实化、具体化。在“祭政一致”的逻辑中，靖国神社参拜与海外派兵、与近年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具有内在的关联与一致性。这样一来，规定着“政教分离”原则的日本宪法第二十条的重要性便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来。——这种重要性是与规定着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同样重要的。针对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改宪”，二○○四年夏天日本知识界成立了以保护和平宪法第九条为宗旨的“九条会”，在日本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而从子安宣邦对于战争与祭祀之关系的考察来看，对第二十条的保护同样重要或者更为重要。这是一个通过中断日本的政治神学传统而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可能性的问题。在阻断日本作为“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的连续性方面，日本和平宪法中规定着政教分离原则的第二十条和规定着放弃战争原则的第九条同样重要。因为，如子安所述，为臣民提供一个死后安居的场所是使臣民投身战争的前提。
《国家与祭祀》用两章（第四、五章）的篇幅对水户学经典、会泽安所著《新论》的政治神学思想进行了细致解读。大陆学界有关水户学的研究状况待考，美国学者贝拉的名著《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中译本，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对水户学有所涉及，但却没有给《新论》以足够重视。如子安宣邦分析的，《新论》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天祖”概念的重构将“祭政一致”作为一种具有政治群体和祭祀群体二重性的群体的主张而提出，以及由此形成的国体论。饶有兴味的是，在日语中“祭事”与“政事”写成平假名均为“まつりごと”，本来是同一个词。子安宣邦通过在成书于十九世纪前期（一八二五）的《新论》与明治日本以及后来彻底军国主义化的昭和前期日本之间建立联系，在更大的历史纵深之中发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战争之国”日本的思想根源。确实，《新论》构想的“国家”在明治后期至昭和前期的日本获得了实践形式，在“大东亚战争”中甚至是作为教科书发挥功能。——这在笔者为翻译《国家与祭祀》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具体印证。《新论》是用汉文书写，而《国家与祭祀》引用的是冢本胜义的日文译注本。为了核对原文，笔者请身在东京的友人林少阳（是他把《国家与祭祀》推荐给译者）到神保町的旧书店购买《新论》。于是，一册旧得发黄但完好无损的文库本《新论·迪彝篇》（《迪彝篇》为会泽安实践道德论的代表著作，成书时间晚于《新论》约八年）寄到了北京。那是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九月十五日的版本。这个版本出版之际，日本的侵华战争正在进行，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这本书的封面内侧有用毛笔竖写的签名：“第十一中队第三区队土井亮”，工整的签名上方贴着一张小小的方形图书登记表。登记表中除了“十一、三、土井亮”一项，另有“中队长”、“教官”、“书名”三项。“教官”栏空白，而“中队长”栏盖着一个小小的椭圆形印章，似为“莲冈”二字。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新论》成为日本军人的政治教科书。甚至文库本（即能够装在衣服口袋中的小尺寸书籍）这种书籍形态，也便于携带，适合军旅生活。《新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军人教科书，如子安宣邦分析的，在于它宣扬的是具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神学。在书后所附冢本胜义撰写的“解说”中，皇纪（神武天皇即位的公元前六百六十年为日本的皇纪元年）的使用体现出译注者鲜明的“皇国主义”立场。冢本在“解说”中指出∶“将忠孝大义传于无尽之将来者为祭祀，以祭神之心行政治，行政治之心则为祭神之心。即皇国之真姿存于祭政一致。”对于会泽安在《新论》中提出的“提携满清、巩固国防为最上之国策”这一观点，冢本认为：“该外交政策作为目前东亚新秩序之前身占有崇高历史地位。”这两段引文在本质的层面上体现出了《新论》和“大东亚战争”的一致性。《新论》·冢本胜义·土井亮三者构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含义深刻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之中，思想史与现实达到了统一，知识人与军人完成了结构性统合——统一·统合于战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战争年代日军士兵土井亮使用的这本《新论》，经过六十多年的岁月之后以《国家与祭祀》被翻译为中文为契机，从东京的旧书店辗转来到北京的译者手里，这个过程似乎包含着诸多历史与思想的曲折。
关于会泽安在《新论》中建构的“祭祀国家的理念”，子安宣邦有细致论述。会泽的相关话语在《新论》中多有所见，且引两段于此：“祭以为政。政以为教。教之与政。未尝分为二。故民唯知敬天祖奉天胤。所乡一定。不见异物。是以民志一而天下合矣。此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祖宗所以建国开基之大体也”（国体上）；“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有一定之略。祀为不拔之业。实国家之大事。而万世之长计也”（长计）。政治神学的功能，即在于“使死者有所凭以安其神。生者知死有所归而不惑其志”。现在的那些作为子安们抗争对象的右翼政治家、神社神道人、右翼知识人亦深明此理，因此支持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政治神学实践行为。如子安在第十章中指出的，右翼知识人代表之一中西辉政在题为《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精神》中直言不讳：“对于发挥为国家的存在而奉献生命这种无与伦比的、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国家必须尽全力予以表彰，使之传诸后世。否则，作为国家的道义心即告崩溃，在将来的危机中挺身而出的日本人当然也就不可期待。”中西是用赤裸裸的语言印证了子安阐述的“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的逻辑，并且使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为的政治神学意义再次显现出来。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新论》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很多，并且有别于日本读者。《新论》对于来自汉语词汇的“天祖”概念的重构已如子安所论，就与汉语的关系而言，《新论》那精妙的汉文让笔者惊叹，惊叹之中隐约发现了“同文同种”的某种依据。称日本“神州”或“中国”意味着真正的中国被夷狄化，对应西方入侵的战略似乎也适应于同时代的晚清中国。所有这些，均有待于“中国视角”的解读。
子安宣邦对日本政治神学的批判是尖锐的。由于明治后期以来的日本历史是在对中韩的侵略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子安批判的反面是对于现代日本政治神学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直接受害者中韩诸国人们的同情。借用一位友人的表达，这种思想是一种“伴随着痛感的思想”。换言之，思想在作为一种思想存在的同时获得了一种情感的形式。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子安提及观看日本青年电视工作者以中国东北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来自洒满辛酸泪水的大地》（制作者是为了调查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给当地人造成的伤害而辞去ＮＨＫ难得职位的海南友子）时的痛苦感受。在为《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他也提及类似的历史事实与感受。在《“世界史”与亚洲、日本》（收入《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一文中，他谈及另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里，看到日本商社职员用低廉的工资雇用中国老年妇女照看小孩，他感到难以忍受。他是从某些浅薄的日本人很容易产生优越感的地方看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和历史的阴影。
不过，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如何共有子安宣邦对于政治神学以及对于国家的批判才变成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读者应当意识到：子安宣邦的“日本批判”构成了当代日本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子安宣邦本人及其批判话语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悖论性存在。如果将“子安话语”置于“日本”之外，“日本”就会被简单化、就会遭到分裂，这种简单化与分裂有可能助长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与批判者子安的期待相反的东西出现——这尚且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如何超越国家历史的差异性与国民身份的历史性，在一个新的纬度来认识国家问题。毫无疑问，近代中国作为被侵略的国家是在与日本等列强的对抗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侵略与被侵略的不同历史造成了中国与日本“国家”存在合理性的巨大差异。不过，这种差异作为与特定历史阶段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并不能消除国家的一般性与普遍性，具体言之即无法抹消国家的双刃剑性质。显然，与国家的历史性相并列，个人与国家的矛盾成为子安政治神学批判的另一纬度。因此，在《国家与祭祀》的第十章，那些不被国家祭祀的众多死者们才被推到前台。只有在将孤独的生命个体与巨大的国家对置的情况下，战争才能够在超越了正义／非正义的层面上被否定。这也是批判知识分子、反体制知识分子确立自己批判立场的重要形式。
（《国家与祭祀》，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译，三联书店即出）
子安宣邦先生的著作被译为中文这并非第一次。在台湾，二○○三年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曾出版其《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在大陆，二○○四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他的《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后者为赵京华编译，赵京华撰写的解说文章《子安宣邦的日本现代知识考古学》对子安宣邦的学术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解说，作为“代译后记”附于书后。几乎是与《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出版的同时，书中的部分内容与解说也刊载于《视界》第十四辑（河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九月版）。对于汉语圈的读者来说，在理解子安话语、理解《国家与祭祀》方面，上述两个中文译本和赵京华的解说均值得参考。当然，具有更直接的参考意义的，是该书“后记”与子安宣邦为本书中文版撰写的序言。
一目了然，这本《国家与祭祀》具有自觉、鲜明的政治批判性。子安宣邦在“后记”中明言：“对于小泉首相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对于本国国民和亚洲邻国人们的挑衅行为，我作为思想史家必须给予回答。”在中文版序中他把这种回答称作与日本的“历史再认识论”者所进行的“批判性抗争”或“思想性抗争”。作为一部具有现实政治批判性的著作，《国家与祭祀》在二○○四年出版并非偶然。此时的日本社会在继续右倾化，“二战”结束六十周年即将到来。二○○一年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之后不停地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了日本与中、韩等近邻国家之间关系的恶化。与此同时，日本知识界的某部分人也通过所谓的“历史再认识论”为小泉的参拜提供文化依据与学理支撑。子安在本书第一章“国家神道的现在”中论及的“国家神道再认识论”，实质上是作为小泉参拜的文化依据存在的。就是说，在二○○四年前后的政治、文化状况下，作为政治家的小泉纯一郎与作为知识人的“历史再认识论”者同时构成了子安宣邦的抗争对象和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是在《国家与祭祀》出版前后，同为日本批判知识分子代表的小森阳一和高桥哲哉分别出版了《天皇的“玉音放送”》（五月书房二○○三年八月版，三联书店二○○四年八月翻译出版）和《靖国问题》（筑摩书房二○○五年十月版）。换言之，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批判话语而出现的《国家与祭祀》，其价值不仅是通过与小泉及其学理支撑者的对抗确立的，并且是通过与《天皇的“玉音放送”》、《靖国问题》等日本知识分子批判话语的并列确立的。《国家与祭祀》存在于当代日本的文化思想体系之中。
在《国家与祭祀》中，子安宣邦是“作为思想史家”展开自己的政治神学批判的。“作为思想史家”——这是一种身份的界定同时也是方法的界定。“作为思想史家”展开批判，就是在纵向的日本思想史脉络之中展开批判。于是，靖国神社问题被追溯到作为“天皇制国家日本之大祠”的伊势神宫，并且被置于十九世纪水户学经典《新论》的延长线上来认识。战后由美国主导制订的、规定着和平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神道指令》也被置于与“历史再认识论”的关联之中重新认识。“作为思想史家”的论证方法，也就是赵京华所阐释的子安式知识考古学方法。事实上，子安本人在书中也不止一次使用“考古学式”这个词。与此同时，子安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与文本（语言文本以及被文本化的历史事件）细读结合在一起。例如，第二章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展示了伊势神宫被“制造”出来的过程，第七章则通过对参与《神道指令》起草工作的美国人伍达德论文的正本清源式细读，揭露了“历史再认识论”者大原康男为了恢复国家神道的地位对于伍达德论文的断章取义，并阐述了“政教一致”与“祭政一致”二者的关系。子安宣邦的此类批判所呈现出来的是日本政治神学的生成过程与实践形式，《国家与祭祀》是一部将学术性与现实批判性进行了完美结合的著作。
基于《国家与祭祀》的政治神学批判来看近年成为焦点并直接影响到日本与中、韩等国关系的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能够发现，甲级战犯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或者说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仅仅在现代历史的纬度上抗议小泉的靖国神社参拜远远不够。问题的关键，在于曾经在近现代与日本军国主义密切结合的日本政治神学传统在今天复活的危险性。在政治神学的意义上，小泉是要通过参拜行为重建“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的日本。这是传统的“祭政一致”政治神学思想的现实化、具体化。在“祭政一致”的逻辑中，靖国神社参拜与海外派兵、与近年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具有内在的关联与一致性。这样一来，规定着“政教分离”原则的日本宪法第二十条的重要性便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来。——这种重要性是与规定着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同样重要的。针对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改宪”，二○○四年夏天日本知识界成立了以保护和平宪法第九条为宗旨的“九条会”，在日本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而从子安宣邦对于战争与祭祀之关系的考察来看，对第二十条的保护同样重要或者更为重要。这是一个通过中断日本的政治神学传统而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可能性的问题。在阻断日本作为“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的连续性方面，日本和平宪法中规定着政教分离原则的第二十条和规定着放弃战争原则的第九条同样重要。因为，如子安所述，为臣民提供一个死后安居的场所是使臣民投身战争的前提。
《国家与祭祀》用两章（第四、五章）的篇幅对水户学经典、会泽安所著《新论》的政治神学思想进行了细致解读。大陆学界有关水户学的研究状况待考，美国学者贝拉的名著《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中译本，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对水户学有所涉及，但却没有给《新论》以足够重视。如子安宣邦分析的，《新论》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天祖”概念的重构将“祭政一致”作为一种具有政治群体和祭祀群体二重性的群体的主张而提出，以及由此形成的国体论。饶有兴味的是，在日语中“祭事”与“政事”写成平假名均为“まつりごと”，本来是同一个词。子安宣邦通过在成书于十九世纪前期（一八二五）的《新论》与明治日本以及后来彻底军国主义化的昭和前期日本之间建立联系，在更大的历史纵深之中发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战争之国”日本的思想根源。确实，《新论》构想的“国家”在明治后期至昭和前期的日本获得了实践形式，在“大东亚战争”中甚至是作为教科书发挥功能。——这在笔者为翻译《国家与祭祀》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具体印证。《新论》是用汉文书写，而《国家与祭祀》引用的是冢本胜义的日文译注本。为了核对原文，笔者请身在东京的友人林少阳（是他把《国家与祭祀》推荐给译者）到神保町的旧书店购买《新论》。于是，一册旧得发黄但完好无损的文库本《新论·迪彝篇》（《迪彝篇》为会泽安实践道德论的代表著作，成书时间晚于《新论》约八年）寄到了北京。那是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九月十五日的版本。这个版本出版之际，日本的侵华战争正在进行，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这本书的封面内侧有用毛笔竖写的签名：“第十一中队第三区队土井亮”，工整的签名上方贴着一张小小的方形图书登记表。登记表中除了“十一、三、土井亮”一项，另有“中队长”、“教官”、“书名”三项。“教官”栏空白，而“中队长”栏盖着一个小小的椭圆形印章，似为“莲冈”二字。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新论》成为日本军人的政治教科书。甚至文库本（即能够装在衣服口袋中的小尺寸书籍）这种书籍形态，也便于携带，适合军旅生活。《新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军人教科书，如子安宣邦分析的，在于它宣扬的是具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神学。在书后所附冢本胜义撰写的“解说”中，皇纪（神武天皇即位的公元前六百六十年为日本的皇纪元年）的使用体现出译注者鲜明的“皇国主义”立场。冢本在“解说”中指出∶“将忠孝大义传于无尽之将来者为祭祀，以祭神之心行政治，行政治之心则为祭神之心。即皇国之真姿存于祭政一致。”对于会泽安在《新论》中提出的“提携满清、巩固国防为最上之国策”这一观点，冢本认为：“该外交政策作为目前东亚新秩序之前身占有崇高历史地位。”这两段引文在本质的层面上体现出了《新论》和“大东亚战争”的一致性。《新论》·冢本胜义·土井亮三者构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含义深刻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之中，思想史与现实达到了统一，知识人与军人完成了结构性统合——统一·统合于战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战争年代日军士兵土井亮使用的这本《新论》，经过六十多年的岁月之后以《国家与祭祀》被翻译为中文为契机，从东京的旧书店辗转来到北京的译者手里，这个过程似乎包含着诸多历史与思想的曲折。
关于会泽安在《新论》中建构的“祭祀国家的理念”，子安宣邦有细致论述。会泽的相关话语在《新论》中多有所见，且引两段于此：“祭以为政。政以为教。教之与政。未尝分为二。故民唯知敬天祖奉天胤。所乡一定。不见异物。是以民志一而天下合矣。此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祖宗所以建国开基之大体也”（国体上）；“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有一定之略。祀为不拔之业。实国家之大事。而万世之长计也”（长计）。政治神学的功能，即在于“使死者有所凭以安其神。生者知死有所归而不惑其志”。现在的那些作为子安们抗争对象的右翼政治家、神社神道人、右翼知识人亦深明此理，因此支持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政治神学实践行为。如子安在第十章中指出的，右翼知识人代表之一中西辉政在题为《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精神》中直言不讳：“对于发挥为国家的存在而奉献生命这种无与伦比的、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国家必须尽全力予以表彰，使之传诸后世。否则，作为国家的道义心即告崩溃，在将来的危机中挺身而出的日本人当然也就不可期待。”中西是用赤裸裸的语言印证了子安阐述的“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的逻辑，并且使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为的政治神学意义再次显现出来。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新论》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很多，并且有别于日本读者。《新论》对于来自汉语词汇的“天祖”概念的重构已如子安所论，就与汉语的关系而言，《新论》那精妙的汉文让笔者惊叹，惊叹之中隐约发现了“同文同种”的某种依据。称日本“神州”或“中国”意味着真正的中国被夷狄化，对应西方入侵的战略似乎也适应于同时代的晚清中国。所有这些，均有待于“中国视角”的解读。
子安宣邦对日本政治神学的批判是尖锐的。由于明治后期以来的日本历史是在对中韩的侵略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子安批判的反面是对于现代日本政治神学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直接受害者中韩诸国人们的同情。借用一位友人的表达，这种思想是一种“伴随着痛感的思想”。换言之，思想在作为一种思想存在的同时获得了一种情感的形式。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子安提及观看日本青年电视工作者以中国东北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来自洒满辛酸泪水的大地》（制作者是为了调查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给当地人造成的伤害而辞去ＮＨＫ难得职位的海南友子）时的痛苦感受。在为《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他也提及类似的历史事实与感受。在《“世界史”与亚洲、日本》（收入《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一文中，他谈及另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里，看到日本商社职员用低廉的工资雇用中国老年妇女照看小孩，他感到难以忍受。他是从某些浅薄的日本人很容易产生优越感的地方看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和历史的阴影。
不过，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如何共有子安宣邦对于政治神学以及对于国家的批判才变成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读者应当意识到：子安宣邦的“日本批判”构成了当代日本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子安宣邦本人及其批判话语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悖论性存在。如果将“子安话语”置于“日本”之外，“日本”就会被简单化、就会遭到分裂，这种简单化与分裂有可能助长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与批判者子安的期待相反的东西出现——这尚且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如何超越国家历史的差异性与国民身份的历史性，在一个新的纬度来认识国家问题。毫无疑问，近代中国作为被侵略的国家是在与日本等列强的对抗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侵略与被侵略的不同历史造成了中国与日本“国家”存在合理性的巨大差异。不过，这种差异作为与特定历史阶段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并不能消除国家的一般性与普遍性，具体言之即无法抹消国家的双刃剑性质。显然，与国家的历史性相并列，个人与国家的矛盾成为子安政治神学批判的另一纬度。因此，在《国家与祭祀》的第十章，那些不被国家祭祀的众多死者们才被推到前台。只有在将孤独的生命个体与巨大的国家对置的情况下，战争才能够在超越了正义／非正义的层面上被否定。这也是批判知识分子、反体制知识分子确立自己批判立场的重要形式。
（《国家与祭祀》，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译，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