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大伯新娶了一个老婆，有人问堂哥的女儿：你花奶奶对你好不好呀？小小年纪的她憋半天不说话。不说话不是因为不好，是因为过早见证了伤逝，对一切人事的不理解迷乱了眼前的景致。转眼间，我大娘已经过世4年了。
　　远在他乡读大学的我放寒假回家，下火车已是隆冬傍晚，坐县际公交到了我家的小县城，就被父亲和大伯电话通知说伯母病重，希望我能先去医院看看她。拖着行李箱来到医院小病房，打开房门见到伯母躺在病床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肥胖，只是没有了昔日颇有神气的吊梢眼。寒暄着说些注意身体呀，要听医生的话呀，我就回家了。
　　那晚去医院看完大娘回到家已是半夜，远归的人儿总能挑逗出一户人家几番的欣喜。伴着这欣喜，想着大娘会很快出院的，索性隔了两三天才正式去看望大娘，中途还拐到另一个亲戚家小坐片刻，待离开时接到电话说大娘在医院里已经不行了，我的心骤然就提到嗓子眼了，赶紧和妹妹奔向医院。刚坐上车，又来电话说要把大娘运回家了，我心里一下子像掉进了无底洞，时间紧凑得来不及回味这生与死的落差。回去的公车上，我禁不住泪啪嗒啪嗒往下掉，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回到家里一切的乱象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大伯家的场院里一下子聚集了许多急手急脚忙乱错愕的同姓人。冲进里屋，床上直挺挺地躺着大娘，我们这些晚辈扑在床前泣不成声。突然有一阵停电了，房间里也只剩下我，长辈们又提醒说灵床前不能离人。我就这么守着，心里满是对尸体的各种惊惧。
　　傍晚时分要移灵了，小院里又开始骚乱，在长辈的指引下，我的堂哥堂嫂们笨拙地端来一盆洗脸水给大娘擦洗和穿寿衣，堂哥和堂嫂们还要挨个抿一口那擦洗过尸身的水。要抬尸身了，我终于见证了尸体真的是很笨拙沉重的：七八个壮汉一个搬头，两个用粗原木担身体，一个扶屁股，两个抬脚（因为大娘闭眼时下面还插着导尿管，还要专门一个人去拔那管子）。众人“一二三”一起使劲儿抬起了大娘，那尸体竟然是直挺挺的，这场景真的吓到我了。
　　大冬天的晚上什么都是清冷清冷的，我们姐弟3个和我的堂哥堂嫂要在大街上守灵过一夜了，虽然搭有帆布帐篷，可是寒冬的小尖风还是无孔不入地袭来，我穿着厚厚的棉衣坐在棺材脚边上守着一炷香，好像那就是大娘的灵魂。我一边又用身体堵了那通风口好护着我的弟妹，让他们不至于太寒冷。第二天一早，大娘的娘家姐妹说昨晚接到托梦说大娘跑不快，所以就怀疑会不会是穿的鞋不够合脚，众人为了验证这个梦就去查验了大娘脚上穿的鞋，果真是大了，众人都唏嘘不已。
　　大娘去世得突然，本来膝下尚未儿孙成群，所以送孝的队伍显得那么尴尬和稚嫩，白花花的一行人徐徐向黄土坡头行进，像一条潜心拱土又倍感吃力的虫。一阵西北风过扬起荡荡沙尘，空气里回旋的也都是沉默和僵硬。唉！在这样的寒冬里安眠也算一个好归处吧！
　　大娘去世没过两个月就有不知名的妇女慕名求着母亲给大伯说亲，我在这七嘴八舌中了解到，多半是因为大伯家在我們村的好地块连盖了三栋二层小洋房。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我大伯就是这典型代表吧！后来大伯没接受这轮番的好意，倒是不知道在哪里认识了我现在的大娘，并很快结了婚。

　　新过门的大娘性格很呼啦，跟邻里街坊也和气，慢慢大家也就淡漠了那份逝伤。大娘过世第二年，临近春节那会儿，一晚母亲去大伯家串门，刚进门感觉不太对头，原来我这新大娘被鬼上身了。据我母亲亲眼所见说，我这新大娘那天喝醉了酒在床上突然就撒起了酒疯，咧着嘴说些不靠边的话，什么冷啊、楼要塌了、在那边别人见她就拧她踢她的话，我母亲赶紧找来认识的神婆子，那神婆一边安抚大娘情绪一边问她有什么要求，我这新大娘就咧着嘴说要换换地方，想要童男童女来护着她之类的话，神婆这边还讨价还价说换地方是不行的，倒是可以多送给她一些童男童女来着。后来那神婆子在大娘的背上从头抚摸到脚底，刚到脚底，大娘就晕睡过去了。第二天大伯和堂哥堂嫂赶紧去置办了纸扎童男女，到大娘坟头还多多地烧了纸钱，还在爷爷奶奶的土坟边上祈愿说让护着我大娘一点，别让其他孤魂野鬼老欺负她来着。
　　大娘刚过世那会儿，大伯坚持要把大娘的遗像摆正屋里，后来听人家说大娘死得早，遗像放正屋里犯冲，最终还是放在地下室的一角了。现在的大娘喜欢穿黑丝、长靴和紧身短裙，也引领了我们一条街中年妇女的穿衣潮流，最近我母亲也穿起紧身丝袜和皮短裤了。其实这样也挺好，慢慢地时间会冲淡一切，也会刷新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