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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岁的邓加祥脸上，已经没有了父亲那种黝黑黝黑的光泽，多年的城市生活，让他褪去了不少农村生活的痕迹。20多年来，他在城市恋爱、结婚、租房、买房、养育孩子。他的命运，已经和城市血脉相连。
这个平凡农民的心路历程和他的家庭故事，可以说是农民进城的一个缩影。
城乡鸿沟
2007年，对于重庆的许多农民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一场农民变市民的热潮，正在这个城市掀起。
邓加祥也被这个热潮感染着。虽然在6年前邓加祥就拿到了城市户口，但户口烙在他心里的痛，永远都无法消除。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张户口，就是一道巨大的鸿沟，把世上的人分为两类：城里人，乡下人。城里人有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各类保障；乡下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没有口粮供应，没有社会保障，甚至没有好的饮用水，连电费都比城里人贵得多，更不用说公费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了。
邓加祥是因为在重庆主城区买房而落户的，而在以前，农村人获得通向城市的最保险的“许可证”，就是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至今还记得当时回村办理户口迁移时的情形。那天，村主任拉着他的手大声说：“你娃能啊，可以吃商品粮了！”过去，城里人和农村人最显著的差别，就是粮食。农民是种粮食的，却经常吃不饱饭；城里人不种粮食，却能享受商品粮和各种副食品补贴等待遇。其实，他办户口的时候，城里已经废除商品粮分配制度。他把户口办到城里，就意味着他要放弃村里的土地，那可是农民的根啊。但他不后悔，现在，他和他的孩子，应该说是子孙后代，终于可以成为城里人了。
艰辛打拼
邓加祥出生在潼南县东升乡李台村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里。他的祖祖辈辈都是被拴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插秧，种田，犁地，担粪……是人们的本分，即使是还在上学的邓加祥，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家里几亩薄田也只能勉强糊住一家六口的嘴巴——李台村实在是太偏远了，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养猪养蚕都不是强项。
1985年，邓加祥初中刚刚毕业，面临着辍学的命运。那时，正刮着一股到南方打工的风。邓加祥最终没有去深圳、广州，他去了四川绵阳的一家餐馆当小工。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要向餐馆里的师傅学做菜：“有个手艺，不管世道怎么变，都有钱挣。”
在绵阳的7年，邓加祥从小工成长为掌勺的师傅。他结婚了，妻子何小华是自己邻村的打工妹。1992年，夫妻俩远赴甘肃天水，在当地的军区小伙食团担任厨师，对方开出了每月80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颇具吸引力。
在漫长的打工岁月中，邓加祥觉得打工者永远是老板手中的陀螺——周而复始，反反复复地干活，无论怎么转也转不出规定的区域。他开始留意单飞的机会。
1997年，重庆直辖的消息传到了邓加祥那里，身边许多重庆人开始回家乡创业。
1998年2月，谢绝了老板加薪的好意，邓加祥和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回到重庆。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向亲戚借来的几千块钱，他在江北大石坝开了一家只有十几个平方米的小馆子。
由于经营不善，小餐馆不到半年就倒闭了，一家人顿时失去了生活来源。交了100元房租后，邓加祥口袋里只剩下9块钱。最小的女儿只有几个月大啊！看着嗷嗷待哺的女儿，邓加祥突然没有了主意。“回家种田吧，至少还能解决起码的温饱问题。”好心的同乡帮他想好了退路。但他喜欢城市，来到城市，觉得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他心里就想，要是能在城市扎下根来，以后，孩子在这里上学就好了。
凭借这个朴素的信念，邓加祥在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努力地穿行着。一贫如洗的他，开始每天半夜两三点钟就起床，到市场上去批发馒头，早晨七八点用箩筐装到江陵厂门口去卖。批发价3角5分钱一个的馒头只卖4角钱一个，他一天可以卖掉几百个馒头。靠着一个馒头5分钱的利润，邓加祥一家在城市里又“活”过来了。
买房落户
“从我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扎在这里。”邓加祥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梦想，“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在城里……”
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在城里，是需要经济基础的。邓加祥明白，靠卖馒头，无论如何是无法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他需要找寻新的机会。
一天，邓加祥无意之中发现石桥铺有个外省人开了一家“北京烤鸭”店，烤鸭在当时的重庆还不多见。抓住城里人的胃，也就抓住了他们的口袋。敏锐的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他甚至没有买一只烤鸭来尝尝，厨师出生的邓加祥就在多次实验后，做出了肉质鲜嫩、骨脆清香的烤鸭。
没有钱租门面，他就在松树桥摆了一个临时摊点。烤鸭一炮而红，每天有许多人排队购买，一只鸭子能赚5块钱左右，一天能卖几百只，利润十分可观。
邓加祥的烤鸭越来越出名，手里的积蓄也越来越多。后来，他在花卉园的一个农贸市场内租了一间门面。慕名而来的，还有许多想学手艺的人，他们大多数也是农民出身，希望能够靠一门手艺在城市讨生活。邓加祥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他前前后后招收了五六十名学徒，把自己的烤鸭手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年轻的只有10岁，年长的有60多岁，他们大多数现在都在全国各地开烤鸭店了。”谈到自己当师傅的经历，他很自豪，“在城市，到处都充满了机会，不愁找不到饭碗，乐观点，踏实点，其实生活也没那么难。”
烤鸭生意对于邓加祥而言，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生计，通过它，他还在城市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像种子一样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在很多进城农民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20岁出山，40岁收山。”讲的是年轻农民外出打工卖力气，干不动了，到了中年以后，就只能回家。进城，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插曲。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年轻时在城市里觅食，但终归是要飞回乡下老巢的。
邓加祥不想做在城市里觅食的“候鸟”。
2000年，江北花卉小区的房子每平方米要卖1000多元，邓加祥夫妻俩看中了一套7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可他们的积蓄没法付清房款。其实当时已经可以按揭买房，但他们是农村户口，没有办法在银行贷款。
邓加祥吃够了没有房子住的苦头。来到城市，先是住在十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后来自己租房了，也总是东搬西挪，心里很不踏实。
邓加祥咬咬牙，向亲戚借了点钱，一家四口，就在花卉小区安了家。
让邓加祥最满意的是，有了房子，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户口迁进城市。现在想来，邓加祥觉得重庆的户籍制度十分宽松，那时只要在市区内买房就可以落户。而他的四弟，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外资企业当管理人员，算得上是高级白领了，两年多前就在深圳买了房，至今也没法把户口转过去。
回望家乡
刚刚到重庆主城区的那几年，虽然老婆孩子都在身边，但邓加祥还是寂寞的。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对家乡有深深的依恋。
说起在城里的交际，邓加祥很苦闷：“早晨7点到晚上9点，我和妻子基本上都泡在店里，根本没时间、也没有机会交朋友。”直到现在，他的生活圈子还是在菜场里，每个摊主他都很熟，他在城市的交往圈子，基本上局限于菜贩和老乡。
由于生意忙，夫妻俩很少回潼南老家，过年过节也很少回去。但只要是老家的亲朋好友有红白喜事，无论多忙，夫妻俩总会有一个人抽身回去一趟。这已是他们和家乡不多的联系了，他们不愿意连这种联系也被时间和空间给斩断了。
邓加祥在城市里买房落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两个女儿的教育。如今，两个孩子都在附近的小学读书，她们和城里孩子一样，公平地享受着城市的教育资源。邓加祥夫妇也和城里的家长一样，花钱让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孩子就是他们的未来。
对孩子们来说，回乡反而成了一段插曲。为了改变孩子娇气的毛病，今年一放暑假，夫妻俩就把孩子送回潼南老家“锻炼”去了。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在那里了解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能够学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两姐妹到乡下还没有几天，就给妈妈打电话哭闹着要回来。“她们从小没吃过什么苦，一放假就睡到中午才起床，成天逛超市买零食。”何小华狠心地拒绝了孩子们回家的要求。邓加祥也希望女儿能够在老家呆上一段时间，尽管成了城里人，但作为农民的后代，他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将来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父亲十分赞同儿子、媳妇的决定。他一直不愿意把他和老伴的户口转到城里来，邓加祥劝说过无数次，但他就是不肯放弃种田。他的理由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不管你有金山银山，还是不如家有粮山。如果碰上荒年，至少他可以给城里的他们送点粮食什么的。
其实，邓加祥明白，父亲真正割舍不下的，是和他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的乡里乡亲。父亲总是抱怨城里人冷漠，连对面住了几年的邻居都不认识。最重要的是，四个儿子已经先后离开了世代耕作的土地，父亲在心里觉得，他是这个农民家族最后的“掌门人”了，因此拖着老命，就是要留在土地上，也算是对祖辈有个交代。父亲还有一个不便说出口的理由，留在农村，以后可以和自己的祖辈一起，埋葬在家乡的田间地头。
但守土的观念，并不妨碍父亲适应城市的生活。农闲的时候，他也在离儿子烤鸭店不远的公园花卉园里当上了一名园艺工人，打理城里的花花草草。
展望幸福
烤鸭生意真的很辛苦，但幸福的生活如同烤炉里“”的声音和浓浓的烟尘，是那么的实在。邓加祥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家里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闲暇时他也会捣鼓捣鼓女儿学习用的电脑。去年，他又在江北区冉家坝的“逸静丰豪”小区，按揭买了一套面积更大、环境更好的房子。
随着同行竞争的加剧、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烤鸭店的利润越来越薄了。“一只烤鸭只能赚一两块钱。”他开始担心烤鸭店的命运。
但邓加祥又有了新的梦想：“希望能够在5年后开一家以烤鸭为特色菜的中档酒搂。”他心中的酒搂应该有一两百平方米大，环境幽雅，投资不会太少，应该需要七八十万的前期投入。到时候，再给自己和妻子买一份养老保险，后半辈子应该就衣食无忧了。
邓加祥一直遗憾没能给自己的烤鸭注册商标，他羡慕北京的“全聚德”，一只成本价在15元上下的烤鸭，可以卖到上百元，虽然自己的烤鸭味道不错，甚至每年还有人带到新加坡，但目前还只能算小打小闹。他还有更大的梦想，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回到家乡投资，搞鸡、鸭养殖，然后做深加工。“说不定还能出口赚外汇呢！”
回顾这么多年的城市生活，早已“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在城里”的邓加祥说了一段很有哲理的话：“要改变环境，不如先改变自己，老天只饿死懒汉，努力就一定有机会，什么城市人，农村人，能够成功的都是有实力的人。”
这个平凡农民的心路历程和他的家庭故事，可以说是农民进城的一个缩影。
城乡鸿沟
2007年，对于重庆的许多农民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一场农民变市民的热潮，正在这个城市掀起。
邓加祥也被这个热潮感染着。虽然在6年前邓加祥就拿到了城市户口，但户口烙在他心里的痛，永远都无法消除。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一张户口，就是一道巨大的鸿沟，把世上的人分为两类：城里人，乡下人。城里人有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各类保障；乡下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没有口粮供应，没有社会保障，甚至没有好的饮用水，连电费都比城里人贵得多，更不用说公费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了。
邓加祥是因为在重庆主城区买房而落户的，而在以前，农村人获得通向城市的最保险的“许可证”，就是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至今还记得当时回村办理户口迁移时的情形。那天，村主任拉着他的手大声说：“你娃能啊，可以吃商品粮了！”过去，城里人和农村人最显著的差别，就是粮食。农民是种粮食的，却经常吃不饱饭；城里人不种粮食，却能享受商品粮和各种副食品补贴等待遇。其实，他办户口的时候，城里已经废除商品粮分配制度。他把户口办到城里，就意味着他要放弃村里的土地，那可是农民的根啊。但他不后悔，现在，他和他的孩子，应该说是子孙后代，终于可以成为城里人了。
艰辛打拼
邓加祥出生在潼南县东升乡李台村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里。他的祖祖辈辈都是被拴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插秧，种田，犁地，担粪……是人们的本分，即使是还在上学的邓加祥，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家里几亩薄田也只能勉强糊住一家六口的嘴巴——李台村实在是太偏远了，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养猪养蚕都不是强项。
1985年，邓加祥初中刚刚毕业，面临着辍学的命运。那时，正刮着一股到南方打工的风。邓加祥最终没有去深圳、广州，他去了四川绵阳的一家餐馆当小工。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要向餐馆里的师傅学做菜：“有个手艺，不管世道怎么变，都有钱挣。”
在绵阳的7年，邓加祥从小工成长为掌勺的师傅。他结婚了，妻子何小华是自己邻村的打工妹。1992年，夫妻俩远赴甘肃天水，在当地的军区小伙食团担任厨师，对方开出了每月80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颇具吸引力。
在漫长的打工岁月中，邓加祥觉得打工者永远是老板手中的陀螺——周而复始，反反复复地干活，无论怎么转也转不出规定的区域。他开始留意单飞的机会。
1997年，重庆直辖的消息传到了邓加祥那里，身边许多重庆人开始回家乡创业。
1998年2月，谢绝了老板加薪的好意，邓加祥和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回到重庆。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向亲戚借来的几千块钱，他在江北大石坝开了一家只有十几个平方米的小馆子。
由于经营不善，小餐馆不到半年就倒闭了，一家人顿时失去了生活来源。交了100元房租后，邓加祥口袋里只剩下9块钱。最小的女儿只有几个月大啊！看着嗷嗷待哺的女儿，邓加祥突然没有了主意。“回家种田吧，至少还能解决起码的温饱问题。”好心的同乡帮他想好了退路。但他喜欢城市，来到城市，觉得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他心里就想，要是能在城市扎下根来，以后，孩子在这里上学就好了。
凭借这个朴素的信念，邓加祥在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努力地穿行着。一贫如洗的他，开始每天半夜两三点钟就起床，到市场上去批发馒头，早晨七八点用箩筐装到江陵厂门口去卖。批发价3角5分钱一个的馒头只卖4角钱一个，他一天可以卖掉几百个馒头。靠着一个馒头5分钱的利润，邓加祥一家在城市里又“活”过来了。
买房落户
“从我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扎在这里。”邓加祥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梦想，“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在城里……”
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在城里，是需要经济基础的。邓加祥明白，靠卖馒头，无论如何是无法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他需要找寻新的机会。
一天，邓加祥无意之中发现石桥铺有个外省人开了一家“北京烤鸭”店，烤鸭在当时的重庆还不多见。抓住城里人的胃，也就抓住了他们的口袋。敏锐的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他甚至没有买一只烤鸭来尝尝，厨师出生的邓加祥就在多次实验后，做出了肉质鲜嫩、骨脆清香的烤鸭。
没有钱租门面，他就在松树桥摆了一个临时摊点。烤鸭一炮而红，每天有许多人排队购买，一只鸭子能赚5块钱左右，一天能卖几百只，利润十分可观。
邓加祥的烤鸭越来越出名，手里的积蓄也越来越多。后来，他在花卉园的一个农贸市场内租了一间门面。慕名而来的，还有许多想学手艺的人，他们大多数也是农民出身，希望能够靠一门手艺在城市讨生活。邓加祥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他前前后后招收了五六十名学徒，把自己的烤鸭手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年轻的只有10岁，年长的有60多岁，他们大多数现在都在全国各地开烤鸭店了。”谈到自己当师傅的经历，他很自豪，“在城市，到处都充满了机会，不愁找不到饭碗，乐观点，踏实点，其实生活也没那么难。”
烤鸭生意对于邓加祥而言，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生计，通过它，他还在城市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像种子一样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在很多进城农民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20岁出山，40岁收山。”讲的是年轻农民外出打工卖力气，干不动了，到了中年以后，就只能回家。进城，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插曲。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年轻时在城市里觅食，但终归是要飞回乡下老巢的。
邓加祥不想做在城市里觅食的“候鸟”。
2000年，江北花卉小区的房子每平方米要卖1000多元，邓加祥夫妻俩看中了一套7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可他们的积蓄没法付清房款。其实当时已经可以按揭买房，但他们是农村户口，没有办法在银行贷款。
邓加祥吃够了没有房子住的苦头。来到城市，先是住在十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后来自己租房了，也总是东搬西挪，心里很不踏实。
邓加祥咬咬牙，向亲戚借了点钱，一家四口，就在花卉小区安了家。
让邓加祥最满意的是，有了房子，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户口迁进城市。现在想来，邓加祥觉得重庆的户籍制度十分宽松，那时只要在市区内买房就可以落户。而他的四弟，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外资企业当管理人员，算得上是高级白领了，两年多前就在深圳买了房，至今也没法把户口转过去。
回望家乡
刚刚到重庆主城区的那几年，虽然老婆孩子都在身边，但邓加祥还是寂寞的。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对家乡有深深的依恋。
说起在城里的交际，邓加祥很苦闷：“早晨7点到晚上9点，我和妻子基本上都泡在店里，根本没时间、也没有机会交朋友。”直到现在，他的生活圈子还是在菜场里，每个摊主他都很熟，他在城市的交往圈子，基本上局限于菜贩和老乡。
由于生意忙，夫妻俩很少回潼南老家，过年过节也很少回去。但只要是老家的亲朋好友有红白喜事，无论多忙，夫妻俩总会有一个人抽身回去一趟。这已是他们和家乡不多的联系了，他们不愿意连这种联系也被时间和空间给斩断了。
邓加祥在城市里买房落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两个女儿的教育。如今，两个孩子都在附近的小学读书，她们和城里孩子一样，公平地享受着城市的教育资源。邓加祥夫妇也和城里的家长一样，花钱让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孩子就是他们的未来。
对孩子们来说，回乡反而成了一段插曲。为了改变孩子娇气的毛病，今年一放暑假，夫妻俩就把孩子送回潼南老家“锻炼”去了。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在那里了解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能够学会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两姐妹到乡下还没有几天，就给妈妈打电话哭闹着要回来。“她们从小没吃过什么苦，一放假就睡到中午才起床，成天逛超市买零食。”何小华狠心地拒绝了孩子们回家的要求。邓加祥也希望女儿能够在老家呆上一段时间，尽管成了城里人，但作为农民的后代，他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将来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父亲十分赞同儿子、媳妇的决定。他一直不愿意把他和老伴的户口转到城里来，邓加祥劝说过无数次，但他就是不肯放弃种田。他的理由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不管你有金山银山，还是不如家有粮山。如果碰上荒年，至少他可以给城里的他们送点粮食什么的。
其实，邓加祥明白，父亲真正割舍不下的，是和他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的乡里乡亲。父亲总是抱怨城里人冷漠，连对面住了几年的邻居都不认识。最重要的是，四个儿子已经先后离开了世代耕作的土地，父亲在心里觉得，他是这个农民家族最后的“掌门人”了，因此拖着老命，就是要留在土地上，也算是对祖辈有个交代。父亲还有一个不便说出口的理由，留在农村，以后可以和自己的祖辈一起，埋葬在家乡的田间地头。
但守土的观念，并不妨碍父亲适应城市的生活。农闲的时候，他也在离儿子烤鸭店不远的公园花卉园里当上了一名园艺工人，打理城里的花花草草。
展望幸福
烤鸭生意真的很辛苦，但幸福的生活如同烤炉里“”的声音和浓浓的烟尘，是那么的实在。邓加祥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家里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闲暇时他也会捣鼓捣鼓女儿学习用的电脑。去年，他又在江北区冉家坝的“逸静丰豪”小区，按揭买了一套面积更大、环境更好的房子。
随着同行竞争的加剧、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烤鸭店的利润越来越薄了。“一只烤鸭只能赚一两块钱。”他开始担心烤鸭店的命运。
但邓加祥又有了新的梦想：“希望能够在5年后开一家以烤鸭为特色菜的中档酒搂。”他心中的酒搂应该有一两百平方米大，环境幽雅，投资不会太少，应该需要七八十万的前期投入。到时候，再给自己和妻子买一份养老保险，后半辈子应该就衣食无忧了。
邓加祥一直遗憾没能给自己的烤鸭注册商标，他羡慕北京的“全聚德”，一只成本价在15元上下的烤鸭，可以卖到上百元，虽然自己的烤鸭味道不错，甚至每年还有人带到新加坡，但目前还只能算小打小闹。他还有更大的梦想，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回到家乡投资，搞鸡、鸭养殖，然后做深加工。“说不定还能出口赚外汇呢！”
回顾这么多年的城市生活，早已“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在城里”的邓加祥说了一段很有哲理的话：“要改变环境，不如先改变自己，老天只饿死懒汉，努力就一定有机会，什么城市人，农村人，能够成功的都是有实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