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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抗击外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得以空前增强的伟大事件。抗战期间，虽然地处祖国边疆的青海没有直接成为抗日战争的前线，但是作为大后方，青海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英勇地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行列，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究其原因，可以说，青海抗战是青海省各族人民中华民族认同下的觉醒。
一、青海省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史实
（一）“青海学生抗日义勇军”的活动
1、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西宁地区各校师生纷纷召开讨论会、出墙报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10月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首先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发表宣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号召人民关心祖国命运，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分别组织了学生抗日义勇队。随后，民和、乐都、化隆、互助、大通、贵德、湟源、循化等47所学校的学生，先后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总计当时全省的中小学生共组织了抗日组织53个。这些组织成立后，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抗日义勇队的倡议下，于10月28日成立了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络处，将各校的抗日组织统一定名为“青海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11月3日，西宁市各校抗日义勇军在西宁小校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并以大会的名义发出通电，表明抗日到底的坚决态度。6日，又举行请愿大会，要求青海省政府和国民党青海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发给枪械，还要求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请愿大会后，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2、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主办的《学生抗日旬刊》，每期印1000份，主要登载省内外有关抗日运动的新闻。各校还举行抗日讲演竞赛会，走上街头，分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与此同时，在北平的青海籍学生也出版了不少宣传抗日的刊物。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还拟定了学生军事训练计划，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利用各校的课余时间，请军事教官讲授军事常识，并进行操场训练和野外实地演习。但是，国民党青海党务特派员办事处、青海省政府、陆军新编第九师司令部，对学生的抗日行动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和监控措施。到1932年8月，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均被国民党青海党务办事处下令全部撤销。
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青海各族人民群情激愤，立即成立了青海省人民抗敌后援会、国民精神发扬动员会青海分会、西宁教育界学生会以及妇女会、工会、商会等各界抗日团体相继成立。他们提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前方少流血、后方多出汗”等口号，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
（二）青海宗教界的抗日活动
1、1937年1月，西宁伊斯兰教创办《星月》半月刊，其宗旨为爱国爱教，阐扬伊斯兰教义，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在激发回族群众爱国热情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星月》前后共出30期，除本省外，还寄送西安、兰州、银川等地。
2、1939年藏传佛教大师、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前往蒙藏地区各大寺院宣传抗日救国。还利用青海湖“祭海”的时机，对参加“祭海”的蒙藏王公、千百户宣传抗日。同年，青海蒙古族驻京人员推选出几名代表，深入青海蒙古族29旗宣传抗日。
（三）各界知名人士来青海宣传抗日
1、1937年下半年，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出面将全国各阶层知名人士组织成若干个慰问团，分赴全国各地慰问。来青海的是北路慰问团，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和著名作家老舍等人组成。慰问团还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号召青海各界人士团结抗日。陈嘉庚主要介绍海外华侨和青年学生表现出来的爱国行为。老舍则以昂扬的激情在西宁作宣传抗日的报告。他知识渊博，讲话通俗易懂，幽默风趣，运用诙谐的语言，使听众的情绪始终活跃热烈。围绕抗日救国问题，他号召：“不分男女老少，有文化的人都拿起笔来，写民族团结，写民族仇恨，写保家卫国。”讲明“不抗日无以图生存，不团结无以图救国”的深刻道理。老舍一行在青海的时间虽短，可是对西宁文化界震动很大。他走后，学校里学生自办的文艺小报接踵而出。唯一的地方报纸也开辟了文艺副刊，一时文艺写作蔚然成风。老舍之来宁，对西宁文化教育界，可谓久旱降甘霖，极其适时。
2、抗战期间，来青海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有：著名作曲家王洛宾，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音乐家王云阶、陈大铮、车海天，舞蹈家吴晓邦、歌唱家吴抛萌，戏剧家李朴元、崔超等。其中，王洛宾两次来西宁，一次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一次组织了“青海抗战剧团”。画家兼戏剧家、杭州艺专教授李朴元，率领西北抗日戏剧宣传队第八队，给西宁人民留下了很深的演出印象。他还在西宁举办“抗日漫画展”，鼓舞各族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在西宁宣传抗日歌曲《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吕梁山的呼喊》《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抗日游击队歌》《松花江上》等响彻西宁古城的上空。1940年初，郑君里当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正在筹拍一部大型艺术记录片《民族万岁》，主题是反映全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郑君里计划到塔尔寺补拍一些镜头，时间定在农历正月十五的灯节期间。恰好这时西宁市一些中心小学校成立了一个以唱抗日歌曲和跳民族舞蹈为主的儿童抗战剧团。郑君里得悉后热情邀请这个剧团的孩子们和他们一道去塔尔寺，让剧团作些抗日宣传演出，为《民族万岁》影片增加些镜头。这些当时国内文艺界知名人物，都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实践经验。他们在抗战时期来到青海，都是出于热爱祖国，热爱艺术，发掘文艺宝藏，浇灌文化园地，发展抗日救国事业的崇高目的。他们无私无畏，不为个人名利，不避艰难险阻，为文艺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播下了新文化艺术的良种。他们可贵的民族气节，自我牺牲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推动了青海抗日宣传的发展，很值得青海人民思考和追念。 （四）青海籍将领的抗战
1、曾国佐将军生于青海互助县。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九军一零九旅二二二团团长，率部在喜峰口与日寇激战。曾突袭日军军营，用大刀与敌血战两昼夜；迫敌溃退，稳定长城一带战局，使抗日军民振奋。曾国佐升任一百旅副旅长，北平陷落后，又任七七军第一七九师副师长，与师长何基洋并肩战斗，在河北大名府之战中，给日军以重大杀伤。1943年任第八十一军参谋长，后又任十七集团军高级参谋。在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接见。抗战胜利后，病逝于宁夏。
2、马登云，回族，民和人，先后在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及陆军步校校官班受训。历任排、连、营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多次参战，因功升任九十八师二九三团上校团长。1938年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1941年又参加长沙会战，在身中数弹的情况下，躺在担架上沉着指挥两个团反击日寇，受到国民党军政部嘉奖。1944年8月，在湖南境内率部赴援友军途中，不幸遭日军伏击，为国捐躯。
3、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令首批出省抗日的军队番号为暂编骑兵第一师，正式任命马彪为师长。出省抗日的暂编骑兵第一师是马步芳以原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所属第一旅为基础，整编了原驻防在河西走廊一带的马步青部和一百师的部分官兵，并征调大通、互助、湟源3个县的民团共8000余人组成。其中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各民族人民，以回族较多。全师辖3个旅。同年9月11日（农历中秋节），马步芳在西宁大校场对新组成的暂编骑兵第1师进行检阅，并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以壮行色。该师官兵离开西宁后，经兰州、平凉，到达陕西乾县。沿途受到各地人民群众热烈迎送，部队官兵精神抖擞，士气昂扬，表现了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爱国的英雄气概。
4、除骑兵师外，青海还曾征派过一支“青年远征军”。1944年，日寇为了打通从河南到广西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标，掀起了豫鄂湘桂大会战，在贵阳失守、重庆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号召全国各地征集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组编“远征军”。10月，青海省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成立，马步芳兼任主任委员，薛文波、马绍武兼任委员，主要征集18岁到25岁的知识青年，名额为1000名。自11月10日到28日，青海青年报国心切，闻风响应。全省应征者共1150名，其中青年学生约占80%。12月，各县应征知识青年在西宁集中，编成3个营，马步芳派省教育厅厅长刘呈德任临时团长，1945年1月4日从西宁出发，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定地点陕西汉中集中，被编入青年远征军第二O六师受训。当年7月，青海各族人民还推派马遇良、谈明义等为代表，携款百余万元（法币），到达营区慰问，鼓励从军青年刻苦训练，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不久，抗战胜利，参加远征军的青年有的先后复员回省，有的进入当时设在汉中的青年中学、少部分进入大学学习。这些青年虽然尚未喋血沙场，但其抗日报国的精神还是表现了青海人民热爱祖国的民族气节。
二、青海抗战是民族认同下的自觉与进步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的民族认同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且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条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分歧和矛盾被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取代，只要参加或支持抗日，不管是新旧军阀、地方武装，都是抗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参加或支持抗日，不论其阶级成分、政治立场，都是抗日爱国人士；只要拥护和支持抗战，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
民族意识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无论是中国的广大官兵，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实业家，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海外侨胞，无不以各种方式，为救亡图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战到底，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坚强意志。正是这种觉醒的民族意识、定型的“国家感”，汇合成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财富，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不仅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而且是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种觉醒奠定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基础。民族意识在抗战中的空前觉醒，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趋势。民族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是使民族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实质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旋律中，人们才深切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中华民族”。抗战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为民族独立意识开始形成，并赋予其时代性、人民性的内容。这种觉醒体现的是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管党派、阶级、阶层、团体、个体，都共同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二）青海各民族认同下的觉醒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实际生活过程。作为民族存在的反映，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因为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发生冲突，才有可能使民族自我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可以说，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是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和奋起，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由于青海特殊的地理位置、环境和历史方面的种种原因，抗日战争期间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但是逐步觉醒和奋起的民族意识，使得著名学者和贤达不惜笔墨将视角放在了这里。比如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蒋经国的《伟大的西北》、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林鹏侠的《西北行》、顾执中和陆怡的《到青海去》、高良佐的《西北随轺记》、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马鹤天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李烛尘的《西北历程》等一批颇有社会借鉴意义和学术研究意义的著作中，比较翔实而客观地介绍了当时青海的社会概貌、经济文化及民族历史各个方面，向全国同胞明确了青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战略意义。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青海当局派遣了一支由青海回、汉等多民族组成的骑兵队伍，他是当时中国抗战骑兵部队的主力，迂回转战在河南、安徽各地。在八年抗战中，以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青海抗日健儿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史上，又谱写了一曲回肠荡气的正义之歌、捍卫国家独立的爱国之歌和不屈于外国侵略的英雄之歌，他们在二战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功勋不可磨灭。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共同奋起的人民战争，青海当然没有例外。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青海各族人民同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一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看来，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也是我们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抗战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去，但唤起的伟大民族觉醒、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是激励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西宁市委党校）
一、青海省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史实
（一）“青海学生抗日义勇军”的活动
1、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西宁地区各校师生纷纷召开讨论会、出墙报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10月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首先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发表宣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号召人民关心祖国命运，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分别组织了学生抗日义勇队。随后，民和、乐都、化隆、互助、大通、贵德、湟源、循化等47所学校的学生，先后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总计当时全省的中小学生共组织了抗日组织53个。这些组织成立后，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抗日义勇队的倡议下，于10月28日成立了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络处，将各校的抗日组织统一定名为“青海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11月3日，西宁市各校抗日义勇军在西宁小校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并以大会的名义发出通电，表明抗日到底的坚决态度。6日，又举行请愿大会，要求青海省政府和国民党青海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发给枪械，还要求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请愿大会后，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2、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主办的《学生抗日旬刊》，每期印1000份，主要登载省内外有关抗日运动的新闻。各校还举行抗日讲演竞赛会，走上街头，分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与此同时，在北平的青海籍学生也出版了不少宣传抗日的刊物。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还拟定了学生军事训练计划，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利用各校的课余时间，请军事教官讲授军事常识，并进行操场训练和野外实地演习。但是，国民党青海党务特派员办事处、青海省政府、陆军新编第九师司令部，对学生的抗日行动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和监控措施。到1932年8月，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均被国民党青海党务办事处下令全部撤销。
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青海各族人民群情激愤，立即成立了青海省人民抗敌后援会、国民精神发扬动员会青海分会、西宁教育界学生会以及妇女会、工会、商会等各界抗日团体相继成立。他们提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前方少流血、后方多出汗”等口号，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
（二）青海宗教界的抗日活动
1、1937年1月，西宁伊斯兰教创办《星月》半月刊，其宗旨为爱国爱教，阐扬伊斯兰教义，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在激发回族群众爱国热情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星月》前后共出30期，除本省外，还寄送西安、兰州、银川等地。
2、1939年藏传佛教大师、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前往蒙藏地区各大寺院宣传抗日救国。还利用青海湖“祭海”的时机，对参加“祭海”的蒙藏王公、千百户宣传抗日。同年，青海蒙古族驻京人员推选出几名代表，深入青海蒙古族29旗宣传抗日。
（三）各界知名人士来青海宣传抗日
1、1937年下半年，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出面将全国各阶层知名人士组织成若干个慰问团，分赴全国各地慰问。来青海的是北路慰问团，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和著名作家老舍等人组成。慰问团还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号召青海各界人士团结抗日。陈嘉庚主要介绍海外华侨和青年学生表现出来的爱国行为。老舍则以昂扬的激情在西宁作宣传抗日的报告。他知识渊博，讲话通俗易懂，幽默风趣，运用诙谐的语言，使听众的情绪始终活跃热烈。围绕抗日救国问题，他号召：“不分男女老少，有文化的人都拿起笔来，写民族团结，写民族仇恨，写保家卫国。”讲明“不抗日无以图生存，不团结无以图救国”的深刻道理。老舍一行在青海的时间虽短，可是对西宁文化界震动很大。他走后，学校里学生自办的文艺小报接踵而出。唯一的地方报纸也开辟了文艺副刊，一时文艺写作蔚然成风。老舍之来宁，对西宁文化教育界，可谓久旱降甘霖，极其适时。
2、抗战期间，来青海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有：著名作曲家王洛宾，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音乐家王云阶、陈大铮、车海天，舞蹈家吴晓邦、歌唱家吴抛萌，戏剧家李朴元、崔超等。其中，王洛宾两次来西宁，一次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一次组织了“青海抗战剧团”。画家兼戏剧家、杭州艺专教授李朴元，率领西北抗日戏剧宣传队第八队，给西宁人民留下了很深的演出印象。他还在西宁举办“抗日漫画展”，鼓舞各族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在西宁宣传抗日歌曲《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吕梁山的呼喊》《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抗日游击队歌》《松花江上》等响彻西宁古城的上空。1940年初，郑君里当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正在筹拍一部大型艺术记录片《民族万岁》，主题是反映全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郑君里计划到塔尔寺补拍一些镜头，时间定在农历正月十五的灯节期间。恰好这时西宁市一些中心小学校成立了一个以唱抗日歌曲和跳民族舞蹈为主的儿童抗战剧团。郑君里得悉后热情邀请这个剧团的孩子们和他们一道去塔尔寺，让剧团作些抗日宣传演出，为《民族万岁》影片增加些镜头。这些当时国内文艺界知名人物，都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实践经验。他们在抗战时期来到青海，都是出于热爱祖国，热爱艺术，发掘文艺宝藏，浇灌文化园地，发展抗日救国事业的崇高目的。他们无私无畏，不为个人名利，不避艰难险阻，为文艺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播下了新文化艺术的良种。他们可贵的民族气节，自我牺牲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推动了青海抗日宣传的发展，很值得青海人民思考和追念。 （四）青海籍将领的抗战
1、曾国佐将军生于青海互助县。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九军一零九旅二二二团团长，率部在喜峰口与日寇激战。曾突袭日军军营，用大刀与敌血战两昼夜；迫敌溃退，稳定长城一带战局，使抗日军民振奋。曾国佐升任一百旅副旅长，北平陷落后，又任七七军第一七九师副师长，与师长何基洋并肩战斗，在河北大名府之战中，给日军以重大杀伤。1943年任第八十一军参谋长，后又任十七集团军高级参谋。在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接见。抗战胜利后，病逝于宁夏。
2、马登云，回族，民和人，先后在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及陆军步校校官班受训。历任排、连、营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多次参战，因功升任九十八师二九三团上校团长。1938年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1941年又参加长沙会战，在身中数弹的情况下，躺在担架上沉着指挥两个团反击日寇，受到国民党军政部嘉奖。1944年8月，在湖南境内率部赴援友军途中，不幸遭日军伏击，为国捐躯。
3、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令首批出省抗日的军队番号为暂编骑兵第一师，正式任命马彪为师长。出省抗日的暂编骑兵第一师是马步芳以原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所属第一旅为基础，整编了原驻防在河西走廊一带的马步青部和一百师的部分官兵，并征调大通、互助、湟源3个县的民团共8000余人组成。其中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各民族人民，以回族较多。全师辖3个旅。同年9月11日（农历中秋节），马步芳在西宁大校场对新组成的暂编骑兵第1师进行检阅，并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以壮行色。该师官兵离开西宁后，经兰州、平凉，到达陕西乾县。沿途受到各地人民群众热烈迎送，部队官兵精神抖擞，士气昂扬，表现了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爱国的英雄气概。
4、除骑兵师外，青海还曾征派过一支“青年远征军”。1944年，日寇为了打通从河南到广西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标，掀起了豫鄂湘桂大会战，在贵阳失守、重庆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号召全国各地征集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组编“远征军”。10月，青海省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成立，马步芳兼任主任委员，薛文波、马绍武兼任委员，主要征集18岁到25岁的知识青年，名额为1000名。自11月10日到28日，青海青年报国心切，闻风响应。全省应征者共1150名，其中青年学生约占80%。12月，各县应征知识青年在西宁集中，编成3个营，马步芳派省教育厅厅长刘呈德任临时团长，1945年1月4日从西宁出发，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定地点陕西汉中集中，被编入青年远征军第二O六师受训。当年7月，青海各族人民还推派马遇良、谈明义等为代表，携款百余万元（法币），到达营区慰问，鼓励从军青年刻苦训练，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不久，抗战胜利，参加远征军的青年有的先后复员回省，有的进入当时设在汉中的青年中学、少部分进入大学学习。这些青年虽然尚未喋血沙场，但其抗日报国的精神还是表现了青海人民热爱祖国的民族气节。
二、青海抗战是民族认同下的自觉与进步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的民族认同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且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条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分歧和矛盾被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取代，只要参加或支持抗日，不管是新旧军阀、地方武装，都是抗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参加或支持抗日，不论其阶级成分、政治立场，都是抗日爱国人士；只要拥护和支持抗战，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
民族意识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无论是中国的广大官兵，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实业家，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海外侨胞，无不以各种方式，为救亡图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战到底，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坚强意志。正是这种觉醒的民族意识、定型的“国家感”，汇合成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财富，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不仅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而且是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种觉醒奠定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基础。民族意识在抗战中的空前觉醒，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趋势。民族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是使民族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实质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旋律中，人们才深切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概念——“中华民族”。抗战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为民族独立意识开始形成，并赋予其时代性、人民性的内容。这种觉醒体现的是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管党派、阶级、阶层、团体、个体，都共同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二）青海各民族认同下的觉醒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实际生活过程。作为民族存在的反映，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因为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发生冲突，才有可能使民族自我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存空间、共同文化、共同生活方式、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可以说，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是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和奋起，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由于青海特殊的地理位置、环境和历史方面的种种原因，抗日战争期间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但是逐步觉醒和奋起的民族意识，使得著名学者和贤达不惜笔墨将视角放在了这里。比如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蒋经国的《伟大的西北》、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林鹏侠的《西北行》、顾执中和陆怡的《到青海去》、高良佐的《西北随轺记》、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马鹤天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李烛尘的《西北历程》等一批颇有社会借鉴意义和学术研究意义的著作中，比较翔实而客观地介绍了当时青海的社会概貌、经济文化及民族历史各个方面，向全国同胞明确了青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战略意义。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青海当局派遣了一支由青海回、汉等多民族组成的骑兵队伍，他是当时中国抗战骑兵部队的主力，迂回转战在河南、安徽各地。在八年抗战中，以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青海抗日健儿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史上，又谱写了一曲回肠荡气的正义之歌、捍卫国家独立的爱国之歌和不屈于外国侵略的英雄之歌，他们在二战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功勋不可磨灭。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共同奋起的人民战争，青海当然没有例外。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青海各族人民同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一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看来，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也是我们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抗战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去，但唤起的伟大民族觉醒、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是激励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西宁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