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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位同事对我说,东方医学以预防为主,而西方医学则以治愈为目的。为验证这一理论,我在英格兰特地前往附近的药店逛了一圈。的确,那里出售的大多数产品都是为解决病人的问题,而不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加以预防。
这是否表明东西方在对待疾病问题上的态度有别,抑或仅仅表明在更加完善的医疗体系(诸如英国的医疗体系)中,理应以治愈为主?
这就引发了三个问题:首先,个,人对自己的健康是否负有责任?其次,完善的医疗服务具体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第三,谁应该为其买单?
关于责任问题,如果我们坚信每个人都有生存权,但生存权能否等同于拥有健康的权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健康应该成为社会承担的义务,而不是个体应该首先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每一个国家都有人暴饮暴食、吸烟酗酒,并因此而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这种情况或许在美国最为糟糕。“人如其食”,人的饮食习惯是身体健康的决定因素。但这是不是说,整天吃汉堡包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这类人认为自己有权在生病时依靠公共医疗系统是否合情合理?
我们暂且主张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建立一套国家公共医疗系统。在该系统中,我觉得大多数国家都应该把心理健康排在优先地位,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家庭都不知道如何应对有心理疾病的亲属。他们需要专业的救助,因而必须寻求该领域的专业服务。
但是这样的一套公共醫疗系统应该止于何处?许多人会说,国家医疗服务只应提供基本程度的医疗,但是这很可能将越来越多的、需要重大手术或长期住院的病例排除在外。此外,有些治疗可以让人们对自身感觉更好,我们大概都认为严重烧伤者有权进行整形手术,以修复表面损伤,那么面部畸形者和可以通过胃部末带手术治愈的强迫性进食者呢?
公共医疗服务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替代”医药买单,这一话题引起了很大争论,因为针灸之类的医疗实践在西方世界不被看作是常规治疗,而在东方则是传统医疗体系的组成部分。
或许在西方,最让人们感情用事的问题是有关那些可能消除癌症或延长寿命的昂贵新药的使用。这一问题的争论焦点是,是否应该无视其昂贵的稿用而向病人提供这类药物,以及这类药物是否应该向病人完全免费提供。许多人或许会说,公民上缴的所得税本来就是为了支付这类费用的,而另一些人(例如法国人)则认为,病人应该为各种医疗服务承担部分费用。
话说至此,我们要面对的大概就是支付能力的问题了。一个陷入昏迷状态的病人应该获准在医院依靠呼吸机生存多久?病人是否应该承担部分治疗费用?比约恩·隆伯格(BjornLomborg)在他的著作《如何解决世羿上最大的问题》(solut-ons for ehe World s BiggestProblem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提出,基于经济因素做出选择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做法。他主张进行“经济成本一效益分析,从而制定一个条理分明的评估框架”。在全然不同的备选方案之间做出选择绝非易事,然而正如隆伯格所说:“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没有排出明确的优先次序表明我们仍然在做选择,只是没有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罢了。我认为,为现实世界的各种解决方案明码标价,有助于我们做出更加有理有据的决策。”
全民医疗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命题,这也是美国共和党人坚决反对全民医疗的原因所在。然而毫无疑问,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国情。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愿意承认他们对自身的健康幸福负有责任,社会就应该有所准备,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为公民的医疗支付部分费用。而惟一的问题是:“多少钱?”
这是否表明东西方在对待疾病问题上的态度有别,抑或仅仅表明在更加完善的医疗体系(诸如英国的医疗体系)中,理应以治愈为主?
这就引发了三个问题:首先,个,人对自己的健康是否负有责任?其次,完善的医疗服务具体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第三,谁应该为其买单?
关于责任问题,如果我们坚信每个人都有生存权,但生存权能否等同于拥有健康的权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健康应该成为社会承担的义务,而不是个体应该首先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每一个国家都有人暴饮暴食、吸烟酗酒,并因此而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这种情况或许在美国最为糟糕。“人如其食”,人的饮食习惯是身体健康的决定因素。但这是不是说,整天吃汉堡包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这类人认为自己有权在生病时依靠公共医疗系统是否合情合理?
我们暂且主张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建立一套国家公共医疗系统。在该系统中,我觉得大多数国家都应该把心理健康排在优先地位,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家庭都不知道如何应对有心理疾病的亲属。他们需要专业的救助,因而必须寻求该领域的专业服务。
但是这样的一套公共醫疗系统应该止于何处?许多人会说,国家医疗服务只应提供基本程度的医疗,但是这很可能将越来越多的、需要重大手术或长期住院的病例排除在外。此外,有些治疗可以让人们对自身感觉更好,我们大概都认为严重烧伤者有权进行整形手术,以修复表面损伤,那么面部畸形者和可以通过胃部末带手术治愈的强迫性进食者呢?
公共医疗服务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替代”医药买单,这一话题引起了很大争论,因为针灸之类的医疗实践在西方世界不被看作是常规治疗,而在东方则是传统医疗体系的组成部分。
或许在西方,最让人们感情用事的问题是有关那些可能消除癌症或延长寿命的昂贵新药的使用。这一问题的争论焦点是,是否应该无视其昂贵的稿用而向病人提供这类药物,以及这类药物是否应该向病人完全免费提供。许多人或许会说,公民上缴的所得税本来就是为了支付这类费用的,而另一些人(例如法国人)则认为,病人应该为各种医疗服务承担部分费用。
话说至此,我们要面对的大概就是支付能力的问题了。一个陷入昏迷状态的病人应该获准在医院依靠呼吸机生存多久?病人是否应该承担部分治疗费用?比约恩·隆伯格(BjornLomborg)在他的著作《如何解决世羿上最大的问题》(solut-ons for ehe World s BiggestProblem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提出,基于经济因素做出选择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做法。他主张进行“经济成本一效益分析,从而制定一个条理分明的评估框架”。在全然不同的备选方案之间做出选择绝非易事,然而正如隆伯格所说:“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没有排出明确的优先次序表明我们仍然在做选择,只是没有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罢了。我认为,为现实世界的各种解决方案明码标价,有助于我们做出更加有理有据的决策。”
全民医疗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命题,这也是美国共和党人坚决反对全民医疗的原因所在。然而毫无疑问,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国情。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愿意承认他们对自身的健康幸福负有责任,社会就应该有所准备,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为公民的医疗支付部分费用。而惟一的问题是:“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