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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城东去三十里，有天福山，山勢不高，却很有名。公元1937年12月24日，这里爆发了震惊胶东的天福山起义。
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大众日报》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刊登了由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山东抗战大事记》，我在其中搜寻到如下内容：
1937年
10月3日 日军第十师团大举入侵山东，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山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12月24日 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天福山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12月26日 姚仲明、廖容标等率领长山抗日志士在黑铁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1938年
1月1日 山东省委在泰安徂徕山大寺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任队长，黎玉任政治委员。
1月26日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在大汶口至新泰间伏击日军，打响了起义部队抗日第一枪。
2月13日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和特务队在理琪率领下，一举攻克牟平县城。理琪牺牲。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
在抗战初期，山东境内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规部队之前，这些事件是极具亮色的，而天福山起义因为最先发起，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随后攻克牟平城和激战雷神庙，毙伤日寇五十余人，在黑云压城之际，极大地鼓舞了胶东军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关于起义部队的下落，《文登市志》中有如下记载：
4月底，“三军”主力到达蓬、黄、掖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支抗日武装后来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五十五团、六十一团和六十三团，成为胶东人民武装的基础。此后，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七、四十一、三十一、三十二等4个野战军，为抗日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史笔。我叹为惊奇，也在心底堆起了无限景仰。
二
为此，我曾数度拜谒天福山。
有一年春天，山上草色青黄。我站在老崮峰下烈士墓前，听风从草尖上掠过，似是天籁。
有一年夏天，山上树木葱茏。我登上竖旗亭，一只鸟从林中扑掕棱飞起，刺入云中。
有一年秋天，山上层林尽染。我在起义旧址推开风雨侵蚀的门板，目光漫过胶东特委的人物泥塑像。
但是，我一直不能进入起义者的内心，不能进入当年战斗的场景，不能用语言显扬这其中蕴藏的精神热力。惘然之下，我找来有关天福山起义的文字反复翻阅，字里行间渐渐浮现出一个个身影，连缀成一段传奇。
那年冬天的那个黎明，天福山风急雪大，道路迷失了踪迹。一些人从四面八方踏雪赶来，在一轮红日跳出铅云包围的一刻，树起了一杆红旗。从此，他们被定格成历史永恒的记忆，定格成一群英雄的雕像，矗立着，鲜活着。
六十八年后的这个冬天，一场雪扬扬洒洒下个不停，平日热闹的公园里极显空寂。没有风，雪花在昏黄的路灯下忽隐忽现，然后稳稳地落下来，落在树梢上、草地上和天福山起义主题雕塑上。我在雕塑群中读到了郭沫若的题诗：
天福英雄是理琪，献身革命国忘私。
当年猛打雷神庙，今日高标星宿旗。
万代东风吹海陆，一方化雨仰宗师。
文登多少佳儿女，接力还须步伐齐。
理琪，何许人也？
他是天福山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这支革命队伍的灵魂。
三
理琪，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游建庄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来到文登。
此前，文登刚刚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一一·四暴动”失败以后，包括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在内的一大批中共党员被捕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上级失去联系。沟于家村党员张修己提议成立文登临时县委，并被推举为书记，但他认为自己难以胜任，就通过西字城村党员刘庆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文登县抗日大队教导员）找到该村在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的邓汝勋。与此同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因敌人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半年之久的理琪，刚刚与河南省委接上了关系。于是，两个偶然因素相碰撞，胶东大地便飞来了一粒星火。
春节前的一天傍晚，理琪经过沟于家村后小路，从后窗跳进张修己家中。他说，中央同志在上海看到报纸上刊登胶东“赤匪”作乱，正在进剿，因此派他来加强领导。两三天后，当党员王台来到张修己家中时，张修己介绍说：“这是上级派来任胶东特委书记的理琪同志。”这一年夏天，理琪在烟台第八中学遇到中央北方局派来胶东的吕其恩，两人商量之后，由理琪任特委书记，吕其恩任副书记，并报北方局批准。
这些是我从文登党史资料中查到的内容，从严格意义上讲，理琪转接组织关系、担任领导职务，手续并不完备。但是，历史不会苛责一位自觉走进白色恐怖和枪林弹雨的勇士。胶东，为理琪提供了一个施展政治抱负和智慧的舞台，而理琪也没有辜负这个舞台，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让抗日的烽火映红了胶东的天空。
当年，理琪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胶东特委会致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是胶东党的第一个文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了过去的缺点，指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了以后的任务、目标和要求。今天读来，犹有黄钟大吕之声：
……
严密党的组织。列宁在沙皇统治之下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时常发出严重的指示：“战胜沙皇的专制，第一是组织，第二还是组织。”党若没有坚强的组织，群众的发展与领导，就是空谈。
……
慎重吸收党员。党员不在其多，只在其精。但不是说不希望党员的增加，党的扩大是要十分慎重，不能再像过去那种“拉夫式”，什么杂乱的分子都拉进来。 ……
在这个文件中，他就整顿和恢复党的基层组织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一，发现有的党员消沉、动摇时，便秘密停止他的工作，不再派人与其联系；其二，抓紧开展群众工作，组织群众进行斗争，把党隐藏在庞大的群众之中。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暴动失败后瘫痪的党组织基本得以恢复，失掉联系的党员也大多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
谁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谁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依我看来，理琪乃书生本色，只是这个书生，不仅有磅礴的激情，而且有冷峻的理性，不仅善于阐述完整的革命理论，而且用于指导具体的斗争实践。可以说，正是这篇激情与理性交织的文章，清除了党内存在的急躁和悲观情绪，为武装起义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四
我时常惊诧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异乡人，人生地疏，为何能凝聚那么多力量，把那么多人团结在一起？
那可是英雄一辈人啊，每个人都是职业的革命者。吕其恩、宋澄、于得水、邹恒禄、林一山、于烺、刘振民、张修己、邹恒德……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们是君子，为了崇高的理想，聚集在党的旗帜下，但他们个性迥异，头角峥嵘，因此对待具体问题常有不同观点。
1936年底，理琪被捕入狱，在没有理琪的日子里，这支革命队伍中不时地发出一两声不和谐音。
邹恒德（今文登市葛家镇林子西村人，因参加革命，妻子受辱投湾自尽，1939年5月牺牲。兄长邹恒禄、邹恒寿，子侄邹立义、邹礼智也先后捐躯），与于得水不睦，便在吕其恩面前说，于得水不受特委领导。吕其恩轻信，通知党员不得容留于得水。于得水一怒之下，便与特委断了联系。
刘振民（今文登市界石镇大界石村人，第三、四届胶东特委委员，“一一·四”暴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1938年4月被国民党韩炳宸部杀害），从延安回来，用中央发给胶东特委的二百元经费，买了一套新衣服，打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旗号，私自到国民党文登县政府谈判，并动员于得水的游击队接受改编。
理琪出狱回到胶东，每个“单飞”的同志都迫不及待地聚集到他的周围，流着眼泪说出埋在心底的话。对于同志间的误会，他推心置腹，消除芥蒂；对于原则性的错误，他旗帜鲜明，严肃批评。就在起义前召开的胶东特委扩大会议上，他立场坚定地说：“共产党的武装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作战可以联合，但不能合编，更不能改编，政治上、军事上、指挥上的自主权绝对不能丧失。”
毫无疑问，理琪在这支队伍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无与伦比的威信。他在中央机关工作过，读书看报，见多识广，主办了一份《真理报》，撰写散发了《九·一八告同胞书》，给大家打开了天窗，开阔了眼界。他有着较高的政治水平，懂得开展党的工作需要做阶级力量对比和形势分析，能够从消极现象中辩证地找到积极因素，进而扭转不利局面，大家跟他干，心里有底气，眼前有光明。
威信，除了职务、见识、水平这些因素以外，还源于个人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说浅了，叫人缘；说深了，叫非领导影响力。理琪待人热情诚恳，经常帮助大家学习理论知识和工作方法，还组织了新文字训练班，编写刻印了课本。他工作环境艰苦恶劣，身体有病，但总是有说有笑，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大度宽容，不念旧恶，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草率处理。可以说，他能够克制个性，超越自我，而把自己的思想与同志的情感连在一起，把自己的生涯与革命的事业融为一体。
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有些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五
这里，我不得不说于烺。
于烺，今文登市大水泊镇井南村人，出身地主家庭，1937年6月入党，曾任国民党高村区区长、启民小学校长。
区长任上，他惩邪治恶，为民谋福。高村地处沿海，海匪出没，前任明剿暗纵，从中受贿。他上任后，积极训练壮丁，并亲自带队抓获海盗头目，救下被抢民妇。青龙河汛期泛滥，水灾为患。他软硬兼施，迫使地主出让土地，修筑防洪大坝，现在仍造福两岸民众。
校长任上，他注重改革，勇于创新。当时，小学春季开学，中学秋季开学，他始倡小学改为秋季开学；小学多是多级复式教学班，他首推小村联办，改为单级单式班。此外，他还将学田改为教学试验田，推广体育运动。这些做法，一直沿袭至今，成为定制。
面对政治腐败、外寇入侵，他离开了原先的阵营，毅然投身革命。理琪在他家中长住，特委们吃的粮是他的，用的纸是他的，天福山起义前战士吃的饭是他筹办的，“三军”初建时战士用的枪是他从石岛买来镟床制造的。“三军”西上以后，他担任五支队军法处长、掖县人民政府县长等职，率领县政府保安大队多次与日伪军交战，战之必胜。他还办起了短期师范学校，为抗战培养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战士。
但是，他死了。1940年10月12日，原东海地委以贪污公款叛变投敌、重新拉队伍与东海地委对着干的罪名，将其处决，开除党籍，终年三十七岁。1985年，中共煙台市委对此案进行复审，并为此专门发出72号文件：
……复审的结果证明：于烺的所谓舞弊侵吞公款千元以上，查无证据；逃跑叛变投敌问题，毫无事实根据；拉队伍与东海地委对着干的问题，纯系一种传说和猜疑，根本不能成立。当时将其处死，永远开除党籍，是十分错误的，确属冤案。
于烺同志是胶东的老党员之一，参加并组织领导过天福山武装起义；参与我党与牟平、文登、威海国民党的谈判；为了资助革命，献出大部分家产。他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对胶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一定的贡献。为了落实党的政策，经市委研究决定，并报请中共山东省委同意，给于烺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其党籍。对他的不幸去世，表示深切地哀悼。
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还了他一个迟来的公道。
天福山，走出了许多共和国的将军和高级干部，他们在回忆录和题词中，对起义故地念念不忘。我想，他们即使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在给儿孙讲故事的时候，也一定会想起理琪，想起牺牲的战友，想起天福山漫天的风雪和风雪中挺立的青松。
文城东去三十里，有天福山，山勢不高，却很有名。公元1937年12月24日，这里爆发了震惊胶东的天福山起义。
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大众日报》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刊登了由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山东抗战大事记》，我在其中搜寻到如下内容：
1937年
10月3日 日军第十师团大举入侵山东，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山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12月24日 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天福山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12月26日 姚仲明、廖容标等率领长山抗日志士在黑铁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1938年
1月1日 山东省委在泰安徂徕山大寺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任队长，黎玉任政治委员。
1月26日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在大汶口至新泰间伏击日军，打响了起义部队抗日第一枪。
2月13日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和特务队在理琪率领下，一举攻克牟平县城。理琪牺牲。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
在抗战初期，山东境内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规部队之前，这些事件是极具亮色的，而天福山起义因为最先发起，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随后攻克牟平城和激战雷神庙，毙伤日寇五十余人，在黑云压城之际，极大地鼓舞了胶东军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关于起义部队的下落，《文登市志》中有如下记载：
4月底，“三军”主力到达蓬、黄、掖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支抗日武装后来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五十五团、六十一团和六十三团，成为胶东人民武装的基础。此后，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七、四十一、三十一、三十二等4个野战军，为抗日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是史笔。我叹为惊奇，也在心底堆起了无限景仰。
二
为此，我曾数度拜谒天福山。
有一年春天，山上草色青黄。我站在老崮峰下烈士墓前，听风从草尖上掠过，似是天籁。
有一年夏天，山上树木葱茏。我登上竖旗亭，一只鸟从林中扑掕棱飞起，刺入云中。
有一年秋天，山上层林尽染。我在起义旧址推开风雨侵蚀的门板，目光漫过胶东特委的人物泥塑像。
但是，我一直不能进入起义者的内心，不能进入当年战斗的场景，不能用语言显扬这其中蕴藏的精神热力。惘然之下，我找来有关天福山起义的文字反复翻阅，字里行间渐渐浮现出一个个身影，连缀成一段传奇。
那年冬天的那个黎明，天福山风急雪大，道路迷失了踪迹。一些人从四面八方踏雪赶来，在一轮红日跳出铅云包围的一刻，树起了一杆红旗。从此，他们被定格成历史永恒的记忆，定格成一群英雄的雕像，矗立着，鲜活着。
六十八年后的这个冬天，一场雪扬扬洒洒下个不停，平日热闹的公园里极显空寂。没有风，雪花在昏黄的路灯下忽隐忽现，然后稳稳地落下来，落在树梢上、草地上和天福山起义主题雕塑上。我在雕塑群中读到了郭沫若的题诗：
天福英雄是理琪，献身革命国忘私。
当年猛打雷神庙，今日高标星宿旗。
万代东风吹海陆，一方化雨仰宗师。
文登多少佳儿女，接力还须步伐齐。
理琪，何许人也？
他是天福山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这支革命队伍的灵魂。
三
理琪，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游建庄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来到文登。
此前，文登刚刚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一一·四暴动”失败以后，包括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在内的一大批中共党员被捕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上级失去联系。沟于家村党员张修己提议成立文登临时县委，并被推举为书记，但他认为自己难以胜任，就通过西字城村党员刘庆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文登县抗日大队教导员）找到该村在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的邓汝勋。与此同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因敌人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半年之久的理琪，刚刚与河南省委接上了关系。于是，两个偶然因素相碰撞，胶东大地便飞来了一粒星火。
春节前的一天傍晚，理琪经过沟于家村后小路，从后窗跳进张修己家中。他说，中央同志在上海看到报纸上刊登胶东“赤匪”作乱，正在进剿，因此派他来加强领导。两三天后，当党员王台来到张修己家中时，张修己介绍说：“这是上级派来任胶东特委书记的理琪同志。”这一年夏天，理琪在烟台第八中学遇到中央北方局派来胶东的吕其恩，两人商量之后，由理琪任特委书记，吕其恩任副书记，并报北方局批准。
这些是我从文登党史资料中查到的内容，从严格意义上讲，理琪转接组织关系、担任领导职务，手续并不完备。但是，历史不会苛责一位自觉走进白色恐怖和枪林弹雨的勇士。胶东，为理琪提供了一个施展政治抱负和智慧的舞台，而理琪也没有辜负这个舞台，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让抗日的烽火映红了胶东的天空。
当年，理琪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胶东特委会致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是胶东党的第一个文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了过去的缺点，指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提出了以后的任务、目标和要求。今天读来，犹有黄钟大吕之声：
……
严密党的组织。列宁在沙皇统治之下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时常发出严重的指示：“战胜沙皇的专制，第一是组织，第二还是组织。”党若没有坚强的组织，群众的发展与领导，就是空谈。
……
慎重吸收党员。党员不在其多，只在其精。但不是说不希望党员的增加，党的扩大是要十分慎重，不能再像过去那种“拉夫式”，什么杂乱的分子都拉进来。 ……
在这个文件中，他就整顿和恢复党的基层组织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一，发现有的党员消沉、动摇时，便秘密停止他的工作，不再派人与其联系；其二，抓紧开展群众工作，组织群众进行斗争，把党隐藏在庞大的群众之中。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暴动失败后瘫痪的党组织基本得以恢复，失掉联系的党员也大多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
谁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谁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依我看来，理琪乃书生本色，只是这个书生，不仅有磅礴的激情，而且有冷峻的理性，不仅善于阐述完整的革命理论，而且用于指导具体的斗争实践。可以说，正是这篇激情与理性交织的文章，清除了党内存在的急躁和悲观情绪，为武装起义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四
我时常惊诧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异乡人，人生地疏，为何能凝聚那么多力量，把那么多人团结在一起？
那可是英雄一辈人啊，每个人都是职业的革命者。吕其恩、宋澄、于得水、邹恒禄、林一山、于烺、刘振民、张修己、邹恒德……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们是君子，为了崇高的理想，聚集在党的旗帜下，但他们个性迥异，头角峥嵘，因此对待具体问题常有不同观点。
1936年底，理琪被捕入狱，在没有理琪的日子里，这支革命队伍中不时地发出一两声不和谐音。
邹恒德（今文登市葛家镇林子西村人，因参加革命，妻子受辱投湾自尽，1939年5月牺牲。兄长邹恒禄、邹恒寿，子侄邹立义、邹礼智也先后捐躯），与于得水不睦，便在吕其恩面前说，于得水不受特委领导。吕其恩轻信，通知党员不得容留于得水。于得水一怒之下，便与特委断了联系。
刘振民（今文登市界石镇大界石村人，第三、四届胶东特委委员，“一一·四”暴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1938年4月被国民党韩炳宸部杀害），从延安回来，用中央发给胶东特委的二百元经费，买了一套新衣服，打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旗号，私自到国民党文登县政府谈判，并动员于得水的游击队接受改编。
理琪出狱回到胶东，每个“单飞”的同志都迫不及待地聚集到他的周围，流着眼泪说出埋在心底的话。对于同志间的误会，他推心置腹，消除芥蒂；对于原则性的错误，他旗帜鲜明，严肃批评。就在起义前召开的胶东特委扩大会议上，他立场坚定地说：“共产党的武装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作战可以联合，但不能合编，更不能改编，政治上、军事上、指挥上的自主权绝对不能丧失。”
毫无疑问，理琪在这支队伍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无与伦比的威信。他在中央机关工作过，读书看报，见多识广，主办了一份《真理报》，撰写散发了《九·一八告同胞书》，给大家打开了天窗，开阔了眼界。他有着较高的政治水平，懂得开展党的工作需要做阶级力量对比和形势分析，能够从消极现象中辩证地找到积极因素，进而扭转不利局面，大家跟他干，心里有底气，眼前有光明。
威信，除了职务、见识、水平这些因素以外，还源于个人的人格魅力。人格魅力，说浅了，叫人缘；说深了，叫非领导影响力。理琪待人热情诚恳，经常帮助大家学习理论知识和工作方法，还组织了新文字训练班，编写刻印了课本。他工作环境艰苦恶劣，身体有病，但总是有说有笑，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大度宽容，不念旧恶，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草率处理。可以说，他能够克制个性，超越自我，而把自己的思想与同志的情感连在一起，把自己的生涯与革命的事业融为一体。
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有些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五
这里，我不得不说于烺。
于烺，今文登市大水泊镇井南村人，出身地主家庭，1937年6月入党，曾任国民党高村区区长、启民小学校长。
区长任上，他惩邪治恶，为民谋福。高村地处沿海，海匪出没，前任明剿暗纵，从中受贿。他上任后，积极训练壮丁，并亲自带队抓获海盗头目，救下被抢民妇。青龙河汛期泛滥，水灾为患。他软硬兼施，迫使地主出让土地，修筑防洪大坝，现在仍造福两岸民众。
校长任上，他注重改革，勇于创新。当时，小学春季开学，中学秋季开学，他始倡小学改为秋季开学；小学多是多级复式教学班，他首推小村联办，改为单级单式班。此外，他还将学田改为教学试验田，推广体育运动。这些做法，一直沿袭至今，成为定制。
面对政治腐败、外寇入侵，他离开了原先的阵营，毅然投身革命。理琪在他家中长住，特委们吃的粮是他的，用的纸是他的，天福山起义前战士吃的饭是他筹办的，“三军”初建时战士用的枪是他从石岛买来镟床制造的。“三军”西上以后，他担任五支队军法处长、掖县人民政府县长等职，率领县政府保安大队多次与日伪军交战，战之必胜。他还办起了短期师范学校，为抗战培养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战士。
但是，他死了。1940年10月12日，原东海地委以贪污公款叛变投敌、重新拉队伍与东海地委对着干的罪名，将其处决，开除党籍，终年三十七岁。1985年，中共煙台市委对此案进行复审，并为此专门发出72号文件：
……复审的结果证明：于烺的所谓舞弊侵吞公款千元以上，查无证据；逃跑叛变投敌问题，毫无事实根据；拉队伍与东海地委对着干的问题，纯系一种传说和猜疑，根本不能成立。当时将其处死，永远开除党籍，是十分错误的，确属冤案。
于烺同志是胶东的老党员之一，参加并组织领导过天福山武装起义；参与我党与牟平、文登、威海国民党的谈判；为了资助革命，献出大部分家产。他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对胶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一定的贡献。为了落实党的政策，经市委研究决定，并报请中共山东省委同意，给于烺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其党籍。对他的不幸去世，表示深切地哀悼。
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还了他一个迟来的公道。
天福山，走出了许多共和国的将军和高级干部，他们在回忆录和题词中，对起义故地念念不忘。我想，他们即使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在给儿孙讲故事的时候，也一定会想起理琪，想起牺牲的战友，想起天福山漫天的风雪和风雪中挺立的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