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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国际竞争优势是个古老话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优势的概念，大卫·李嘉图将其优化为比较优势，赫克歇尔和俄林又用要素禀赋理论解释了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二战后，出现了基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系统理论体系。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用以解释一个国家产业或企业竞争优势的产生。林毅夫教授分析了波特竞争优势产生的四个条件，他认为，发展经济的关键还在于比较优势，一国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一、我国传统国际竞争优势——基于要素禀赋优势的低成本优势
（一）我国传统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要素市场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人为地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要素的成本，形成了低成本优势的国际竞争力。在劳动力市场，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的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从农村源源不断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使得我国劳动力价格在过去30年保持着较低水平。而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在土地市场，由于政府拥有较大定价权，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土地往往成为地方政府吸引投资、发展本地经济的惯用手段。在原材料市场，为提高发展速度，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自然资源无价、原材料低价的做法，忽视环境成本，形成原材料的低价优势。在资本市场，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长期较低的利率不是市场出清的均衡结果，而是政府利用低成本资金加大投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意愿体现。
（二）我国传统国际竞争优势难以为继
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成本优势无可厚非，这也正是“中国制造”行销全世界的原因所在，但人为的安排使要素市场的负向扭曲过度放大了这种成本优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内外环境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建立在低成本上的国际竞争力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一味固守将可能失去竞争优势。
一是生产要素成本全面上升。近年来，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随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突出，土地价格持续快速上涨；能源的瓶颈制约和倒逼压力，使得资源成本也越来越高，我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二是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30多年来的增长基本是建立在粗放型经济的基础上，竞争优势相当一部分来自资源能源的低成本以及对环境保护的缺位，这种出口方式不仅造成大量能源、资源的消耗浪费，同时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雾霾、殍猪、赤水、地陷等生态灾难事件频发，一些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已达极限。
三是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依靠低价优势、扩大出口规模、采取以量取胜、挤占他国市场的外贸方式，越来越多地引发贸易摩擦。入世以来，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第6位上升到了第2位，并已连续3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而同期，遭遇外国贸易救济调查案件842起，居世界第一位。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和艰难。
四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加剧。我国传统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面临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特别是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近些年来效仿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凭借更低的人力成本优势，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代工产业展开争夺，传统优势正在逐步失去。
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一）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必要性
在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变过程，越来越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其的中间投入，作为制造业知识密集化的构成要素，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制造业发展中竞争力的基本源泉。在我国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消失的情况下，必须适时调整，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第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经济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要素的投入，关键还是要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国际竞争优势的确立也不能单纯靠压低要素价格，以低成本致胜，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进一步提高专业化程度，深化劳动分工，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涵盖的物流、金融、研发等领域是制造业企业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的基础，更是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环节。
第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推动产业价值链升级。由于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我国制造业始终徘徊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组装加工。而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研发设计、商务咨询等都是产业技术创新、企业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促进因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模式由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向价值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利润环节延伸的必然选择。
第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打造国际品牌和通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推动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但与跨国企业相比，中国制造企业在资本力量、技术水平、全球品牌知名度、全球销售网络等方面都不占优势的中国企业往往放弃品牌，采取OEM的方式。但当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并且积累了相当经验后，就需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发展物流、研发等服务产业，掌握销售终端，打造自身品牌，提高对产业链的控制力。
第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研发和营销服务等产业将会大大提升我国的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设计水平，对于扩大海外市场、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推动制造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第五，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推动“走出去”战略。纵观世界各国，其国内优势产业向外转移的过程都离不开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支撑，包括海外市场开拓的相关商务服务、新产品的研发、中间产品及产成品的物流通道等等。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则安排生产，关键在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了各制造流程的有效链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有效提供海外市场咨询、搭建融资平台、商务贸易等便利服务，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 （二）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所在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和优势。
首先，制造业已形成规模优势。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并为之服务的配套服务业，依赖于制造业而存在，是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工信部的统计显示，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我国的制造业产出约占世界的20%，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奠定了产业基础。
其次，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已占到40%左右，成为拉动服务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行业。
第三，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日益认识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大力发展包括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科技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增加值从2006年的105.81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54.94亿元，年均增速达到27.4%，远高于同期GDP增速。
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思路
首先，加快转变观念，进一步深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识。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充分认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在促进经济增长、转型升级以及促进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改变以往那种“重生产、重制造、轻服务”的传统思维；引导企业家正确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对传统制造业务的改造提升作用，充分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在拓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改变以往那种单一的低价竞争策略。
其次，深化市场改革，消除妨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对于部分垄断性服务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多个竞争主体，打破行业垄断局面；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消除行业内对民营私营经济的歧视性政策；减少、简化行政性审批，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周期，废除不合理的审批事项。
第三，推动产业融合，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互动发展。通过知识、科技等要素的投入促进制造业的“软化”，从组装生产环节逐步向技术研发、市场运作和品牌塑造逐步升级；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大范围的深入交叉、渗透和融合，提升产业规模和业务模式创新水平。促进制造业进一步深化分工，拓展产业链，引导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将非核心的服务业务，如软件服务、法律、物流等外包出去，一方面通过专业化分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实现社会化服务与企业制造的有效链接。
第四，深化对外开放，统筹兼顾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一方面，抓住当前国际服务业加速转移的契机，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采购中心落户我国，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和管理创新。另一方面，与我国的优势制造业相结合，完善生产服务体系，培育金融、物流、保险、信息服务、咨询等新业务增长点，以通路建设和塑造品牌为重点，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设立海外营销总部、国际物流仓储分拨中心，搭建海外营销网络，打造国际品牌，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融资支持。积极探索以财政投入为种子，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广泛吸纳民间资本参与的财政支持新思路。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生产性服务业投资经营环境。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建立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支持合格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加大利用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工具的力度。
第六，支持行业协会发展，充分发挥其协调服务和行业自律作用。理清政府相关部门与行业协会的职能分工与合作关系，推进官办行业协会转型发展，鼓励发展新型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开拓市场、制定标准等方面的作用，为业内企业提供更好地服务。
（窦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博士后。卞靖，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博士）
一、我国传统国际竞争优势——基于要素禀赋优势的低成本优势
（一）我国传统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要素市场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人为地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要素的成本，形成了低成本优势的国际竞争力。在劳动力市场，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的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从农村源源不断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使得我国劳动力价格在过去30年保持着较低水平。而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在土地市场，由于政府拥有较大定价权，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土地往往成为地方政府吸引投资、发展本地经济的惯用手段。在原材料市场，为提高发展速度，地方政府往往采取自然资源无价、原材料低价的做法，忽视环境成本，形成原材料的低价优势。在资本市场，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长期较低的利率不是市场出清的均衡结果，而是政府利用低成本资金加大投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意愿体现。
（二）我国传统国际竞争优势难以为继
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成本优势无可厚非，这也正是“中国制造”行销全世界的原因所在，但人为的安排使要素市场的负向扭曲过度放大了这种成本优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内外环境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建立在低成本上的国际竞争力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一味固守将可能失去竞争优势。
一是生产要素成本全面上升。近年来，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随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突出，土地价格持续快速上涨；能源的瓶颈制约和倒逼压力，使得资源成本也越来越高，我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二是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30多年来的增长基本是建立在粗放型经济的基础上，竞争优势相当一部分来自资源能源的低成本以及对环境保护的缺位，这种出口方式不仅造成大量能源、资源的消耗浪费，同时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雾霾、殍猪、赤水、地陷等生态灾难事件频发，一些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已达极限。
三是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依靠低价优势、扩大出口规模、采取以量取胜、挤占他国市场的外贸方式，越来越多地引发贸易摩擦。入世以来，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第6位上升到了第2位，并已连续3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而同期，遭遇外国贸易救济调查案件842起，居世界第一位。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和艰难。
四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加剧。我国传统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面临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特别是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近些年来效仿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凭借更低的人力成本优势，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代工产业展开争夺，传统优势正在逐步失去。
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一）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必要性
在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变过程，越来越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其的中间投入，作为制造业知识密集化的构成要素，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制造业发展中竞争力的基本源泉。在我国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消失的情况下，必须适时调整，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第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经济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要素的投入，关键还是要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国际竞争优势的确立也不能单纯靠压低要素价格，以低成本致胜，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进一步提高专业化程度，深化劳动分工，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涵盖的物流、金融、研发等领域是制造业企业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的基础，更是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环节。
第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推动产业价值链升级。由于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我国制造业始终徘徊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组装加工。而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研发设计、商务咨询等都是产业技术创新、企业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促进因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模式由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向价值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高利润环节延伸的必然选择。
第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打造国际品牌和通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推动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但与跨国企业相比，中国制造企业在资本力量、技术水平、全球品牌知名度、全球销售网络等方面都不占优势的中国企业往往放弃品牌，采取OEM的方式。但当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并且积累了相当经验后，就需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发展物流、研发等服务产业，掌握销售终端，打造自身品牌，提高对产业链的控制力。
第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研发和营销服务等产业将会大大提升我国的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设计水平，对于扩大海外市场、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推动制造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第五，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推动“走出去”战略。纵观世界各国，其国内优势产业向外转移的过程都离不开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支撑，包括海外市场开拓的相关商务服务、新产品的研发、中间产品及产成品的物流通道等等。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则安排生产，关键在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了各制造流程的有效链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有效提供海外市场咨询、搭建融资平台、商务贸易等便利服务，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 （二）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所在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和优势。
首先，制造业已形成规模优势。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并为之服务的配套服务业，依赖于制造业而存在，是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工信部的统计显示，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我国的制造业产出约占世界的20%，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奠定了产业基础。
其次，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已占到40%左右，成为拉动服务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行业。
第三，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日益认识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大力发展包括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科技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增加值从2006年的105.81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54.94亿元，年均增速达到27.4%，远高于同期GDP增速。
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思路
首先，加快转变观念，进一步深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识。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充分认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在促进经济增长、转型升级以及促进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改变以往那种“重生产、重制造、轻服务”的传统思维；引导企业家正确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对传统制造业务的改造提升作用，充分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在拓展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改变以往那种单一的低价竞争策略。
其次，深化市场改革，消除妨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对于部分垄断性服务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多个竞争主体，打破行业垄断局面；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消除行业内对民营私营经济的歧视性政策；减少、简化行政性审批，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周期，废除不合理的审批事项。
第三，推动产业融合，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互动发展。通过知识、科技等要素的投入促进制造业的“软化”，从组装生产环节逐步向技术研发、市场运作和品牌塑造逐步升级；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大范围的深入交叉、渗透和融合，提升产业规模和业务模式创新水平。促进制造业进一步深化分工，拓展产业链，引导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将非核心的服务业务，如软件服务、法律、物流等外包出去，一方面通过专业化分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实现社会化服务与企业制造的有效链接。
第四，深化对外开放，统筹兼顾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一方面，抓住当前国际服务业加速转移的契机，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采购中心落户我国，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和管理创新。另一方面，与我国的优势制造业相结合，完善生产服务体系，培育金融、物流、保险、信息服务、咨询等新业务增长点，以通路建设和塑造品牌为重点，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设立海外营销总部、国际物流仓储分拨中心，搭建海外营销网络，打造国际品牌，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融资支持。积极探索以财政投入为种子，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广泛吸纳民间资本参与的财政支持新思路。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生产性服务业投资经营环境。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建立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支持合格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加大利用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工具的力度。
第六，支持行业协会发展，充分发挥其协调服务和行业自律作用。理清政府相关部门与行业协会的职能分工与合作关系，推进官办行业协会转型发展，鼓励发展新型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开拓市场、制定标准等方面的作用，为业内企业提供更好地服务。
（窦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所博士后。卞靖，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