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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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发后,基于对“例外状态”的错位理解,阿甘本等西方生命政治理论家们几乎以一种反智主义态度拒斥政治权力.这种哲学上对于生命的僭越与他们所担忧的政治对生命的僭越同样危险.在这种死亡向的生命政治批判中,生命的真实存在被自由观念所遮蔽,政治的可能也同样被警惕.对当下这一外部性、整体性、非政治的例外状态下的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反思,让技术膺服于生命及其可能,或有助于我们对生命—政治,乃至后疫情时代的政治、技术及其可能探明方向.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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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0023;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2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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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发后,基于对“例外状态”的错位理解,阿甘本等西方生命政治理论家们几乎以一种反智主义态度拒斥政治权力.这种哲学上对于生命的僭越与他们所担忧的政治对生命的僭越同样危险.在这种死亡向的生命政治批判中,生命的真实存在被自由观念所遮蔽,政治的可能也同样被警惕.对当下这一外部性、整体性、非政治的例外状态下的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反思,让技术膺服于生命及其可能,或有助于我们对生命—政治,乃至后疫情时代的政治、技术及其可能探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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