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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震慑缓刑制度是在监狱服刑和缓刑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两厢融合的产物。笔者回顾美国震慑缓刑的发展历史，以俄亥俄州震慑缓刑为研究蓝本，发现震慑缓刑以刑罚威慑和改造回归社会为出发点，具有显著优点。据此，根据我国刑事执行实际，笔者认为移植该制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从震慑缓刑的政策考虑、适用对象、监禁时长及未成年人问题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在引进时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震慑缓刑 混合模式 移植
在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无论是对刑罚设置的重构还是刑罚执行措施的改革，都贯穿着立法者对既有规定的选择、扬弃、妥协与修正。震慑缓刑制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融合的产物。
震慑缓刑（shock probation）又称休克缓刑，不同语境下因侧重点不同还有使用休克监禁（shock incarceration）、间歇拘禁（intermittent confinement）、间歇型监禁（intermittent imprisonment）等。震慑缓刑从本质上是一种中间制裁（intermediate sanction）又称为中间刑罚（intermediate punishment），它是指介于传统的社区矫正和监禁刑之间的制裁形式。
一、美国震慑缓刑制度概述
（一）美国震慑缓刑的历史
美国震慑缓刑本质上是实刑与虚刑结合的混合服刑模式。19世纪人们逐渐摆脱对监禁刑的盲目崇拜，意识到其弊端，开始探索将监禁刑和非监禁措施结合的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的一个代表是19世纪欧洲各国的保护性监视制度（protective supervision）。保护性监视制度旨在通过短期的羁押更好的评估罪犯的需求，以便辅以矫正改造和教育措施。瑞典刑罚典（Chapter 28：3 of the Penal Code）规定了保护性监视制度（protective supervision or skyddstillsyns），在缓刑前，先行羁押一个月以上两个月以下。德国也有类似规定，羁押时间最长为三个月（European Committee on Crime Problems 1966：34）。
混合模式第二种代表是美国的分期服刑制度。20世纪20年，加利福尼亚洲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令，将在监狱中羁押作为缓刑的条件，服刑地点为地方监狱。这样既能通过监禁生活让罪犯体会刑罚的痛苦，同时在本社区内矫正又不至于脱离社会。
在美国分期服刑模式的影响下，将监禁刑和缓刑结合适用的形式逐步在美国得到发展，美国震慑缓刑初具雏形。1965年，俄亥俄州议会通过法令（Ohio Revised Code 2947.06.1），震慑缓刑以正式的法律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二）俄亥俄州震慑缓刑的运行
俄亥俄州的震慑缓刑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监禁阶段。罪犯在地方监狱进行改造。这一阶段与一般有期徒刑监禁没有差别。只是监禁刑的执行地在地方监狱，而不在州监狱或联邦监狱。第二阶段，是缓刑阶段。根据犯罪人本人或律师申请或者法院直接决定，中止监禁刑，进行社区矫正。
在适用对象上，美国各州有一定差异，但是一般都规定了震慑缓刑适用于初犯，排除累犯和重罪的适用。
在程序方面，震慑缓刑必须经过司法程序，地方缓刑执行初关无权决定。俄亥俄州的震慑缓刑判决是一种司法再裁量。当行为人因为犯罪入监后，其本人、辩护人或者法院直接提起震慑缓刑动议。法庭基于原案定罪量刑情节，结合震慑效果，决定是否适用震慑缓刑。
（三）震慑缓刑设置的出发点
震慑缓开帔认为是针对累犯的灵丹妙药，具有以下优点：第一，震慑作用，使犯罪的人感受到被隔绝的监狱生活的痛苦，从心理上畏惧监狱生活；第二，改造作用，使犯罪的人处于监狱管理下，有更充分的时间了解其需求，改造罪犯；第三，避免了监禁刑的弊端。与监禁刑相比，震慑缓刑只羁押必要的时间，避免了交叉感染；第四，震慑缓刑节约了监狱资源。
震慑缓刑制度背后的理论出发点有二，——是刑罚的威慑，二是回归社会。从威慑角度，震慑缓刑是一种特殊的威慑，通过监禁的震慑避免罪犯在未来再犯罪。从回归社会角度，短期的监狱生活（例如在俄亥俄州90到130天）不会对犯罪分子原有的生存状态产生影响，不阻碍其回归社会。震慑缓刑制度既融合了惩治犯罪的正当性基础又体现了回归社会的制度考量。
二、我国引入震慑缓刑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震慑缓刑弥补了缓刑的不足
我国的缓刑属于刑罚的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这容易导致缓刑犯质疑刑罚威慑作用而再次越轨。实证研究表明缓刑在预防再犯罪方面效果不佳。同时，由于考察指标概括、模糊，其矫正作用也大打折扣，其弊端日益受到各方诟病。
与缓刑制度相比震慑缓刑增强了威慑，在矫正和累犯预防方面作用显著。短期的监禁刑让犯罪的人体会到刑罚的痛苦，敦促其在今后的生活中趋利避害，作出合法的理性选择。弥补了缓刑矫正效果的绵软。
（二）震慑缓刑避免了监禁刑的弊端
监禁刑是对人自由的剥夺，将犯了罪的人禁锢在监狱中进行统一管理。监禁刑体现了刑罚的报应和矫正功能。但监禁刑所带了的弊端也是不可避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很好的例证。1971美国斯坦福大学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了模拟监狱实验，他挑选人格和心理健全的被试者分为“犯人组”和“看守组”，使其体验监狱生活。实验结果令人痛心，原本情绪稳定的假象“犯人”逐渐出现依赖、软弱、狂躁，易怒等心理问题。斯坦福试验使人们意识到，作为矫正犯罪的场所，监狱本身具有潜在的危害性。
震慑缓刑中的监禁生活重在教育和矫正，监禁是矫正的手段而非惩罚，所以震慑缓刑的监禁时间远短于一般的监禁刑。这有效规避了监狱生活的弊端，避免了在押罪犯间的交叉感染。 （三）我国的假释制度不是变相的震慑缓刑
从形式上看，假释和震慑缓刑都包含监内执行和监外考验两个部分，但假释是对在押犯罪的提前释放，因而有学者认为假释是一种优惠政策。而震慑缓刑的本质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是辅助特殊预防的执行措施或策略。两者在制度设计上有本质区别。
假释前的监禁阶段是刑罚的执行，其监禁的目的是实现刑罚的报应和改造作用。而震慑缓刑的监禁是为了实现震慑的目的，即体现刑罚的威慑作用；假释主要依据服刑期间的表现，来判断是否已达到原判刑罚所期待的效果而作为奖励提前释放。震慑缓刑则是原判法院结合原案情形和震慑情况，作出的刑罚再裁量。因而两者不能两厢替代，有必要引进震慑缓刑制度。
三、构建我国的震慑缓刑制度
（一）震慑缓刑应作为替代措施，体现非监禁化
震慑缓刑应当作为监狱执行的替代措施，而不能作为缓刑的补充措施。震慑缓刑的基本出发点是非监禁化，即给有期徒刑“减负”。对于不符合缓刑条件的轻罪，极短的监禁足以达到抑制犯罪的效果，或者通过极短的监禁后，社区矫正的功效能够发挥，则对其适用震慑缓刑。
震慑缓刑不能成为缓刑的“附加”。若裁判者受重刑主义思想影响，肆意添加“监禁”这一附加条件，使监禁被过分滥用，甚至成为缓刑的必经阶段，这样非但震慑的效果无法有效发挥，还会沦为任意司法的工具。
（二）严格限制震慑缓刑的监禁时间
震慑缓刑设计的初衷是为实现特别预防，因而监禁的时间应当与其威慑效果相当。美国俄亥俄州震慑缓刑监禁时间是90-130天，但是这个时间受到实证研究的质疑。维托1978年对1508名在1975年被释放的俄亥俄州罪犯进行研究。维托将这些罪犯分子按羁押时间分成三组：（1）1-30天；（2）31-130天；（3）超过130天。并统计这些人的再犯律。研究结论显示，监禁时间低于30天的人，再犯率最低。
笔者建议如构建我国的震慑缓刑，羁押时间不宜过长，一艘情况下短于30天，延长至多不能超过60天。应当明确监禁是震慑的手段，社区矫正是改造罪犯的重点，不能本末倒置，企图通过监禁完全达到矫正犯罪的作用。监禁时间应被严格限制，与拘役、有期徒刑等矫正犯罪的自由刑应区别。
（三）震慑缓刑适用对象应有所区分
震慑缓刑在适用对象上应有所区分。首先，排除激情犯的适用。震慑缓刑预防再犯、震慑罪犯的理论前提是犯罪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即是犯罪分子在衡量犯罪成本与收益后，认为收益大于成本的选择。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期望通过监狱生活的体验，使犯罪分子对监禁、对刑罚产生畏惧，给犯罪的天平上增加犯罪成本的筹码。对于激情犯罪人（criminal by passion），龙勃罗梭认为“他们的犯罪行为基本上都是在激情作用下发生的暴力行为。”从犯罪人学角度，激情犯实施犯罪时往往内心缺少犯罪衡量的天平。其犯罪行为是在外界刺激下的非理性选择。对激情犯企图通过监禁的震慑而使其作出不犯罪的理性选择恐会收效甚微。因此笔者主张排除激情犯的震慑缓刑适用。
其次，排除累犯的适用。对于累犯，通过前罪的审判、刑罚等都不足以威慑罪犯，防止再犯，而希冀通过短期监禁发挥威慑，更是希望渺茫。因此，应排除累犯的震慑缓刑的适用，对累犯应通过实刑的执行，来教育和矫正犯罪。
此外，应鼓励震慑缓刑在经济犯罪上的适用，经济犯罪往往存在着经济利益的与刑罚的平衡博弈。同样的，震慑缓刑的震慑作用有助于引导其平衡犯罪的天平，作出合法的理性选择。
（四）未成年人震慑缓刑推广及注意
对于未成年人，是非观还未明确，学习能力较强。无论少管所的设计如何精湛，设施如何优厚都不可抹去其监禁本质，从而使未成年人的内心蒙尘。少管所给未成年人贴上服刑的标签，造成污名化效应对未成年矫正和教育十分不利。因此我们鼓励震慑缓刑制度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推广。
未成年人震慑缓刑的应具有特殊性。第一，未成年人学习能力强，环境适应周期短，因而第一阶段的羁押时间应短于成年人。羁押时间一般为15天，至长不能超过30天。
第二，羁押阶段的执行场所不能是成年犯监狱。有观点认为，可以让未成年人在成年犯监通过看到成年犯的遭遇，引以为戒。笔者认为区分监禁一方面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监社、监狱等的优惠措施得以顺利推行。因此，即使震慑缓刑监禁只是极短的时间，仍应将成年犯与少年犯分开羁押。此外，少年犯的羁押场所可以探索美国“集中营（boot camp）”，通过类似新兵训练的方式进行矫治。
关键词：震慑缓刑 混合模式 移植
在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无论是对刑罚设置的重构还是刑罚执行措施的改革，都贯穿着立法者对既有规定的选择、扬弃、妥协与修正。震慑缓刑制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融合的产物。
震慑缓刑（shock probation）又称休克缓刑，不同语境下因侧重点不同还有使用休克监禁（shock incarceration）、间歇拘禁（intermittent confinement）、间歇型监禁（intermittent imprisonment）等。震慑缓刑从本质上是一种中间制裁（intermediate sanction）又称为中间刑罚（intermediate punishment），它是指介于传统的社区矫正和监禁刑之间的制裁形式。
一、美国震慑缓刑制度概述
（一）美国震慑缓刑的历史
美国震慑缓刑本质上是实刑与虚刑结合的混合服刑模式。19世纪人们逐渐摆脱对监禁刑的盲目崇拜，意识到其弊端，开始探索将监禁刑和非监禁措施结合的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的一个代表是19世纪欧洲各国的保护性监视制度（protective supervision）。保护性监视制度旨在通过短期的羁押更好的评估罪犯的需求，以便辅以矫正改造和教育措施。瑞典刑罚典（Chapter 28：3 of the Penal Code）规定了保护性监视制度（protective supervision or skyddstillsyns），在缓刑前，先行羁押一个月以上两个月以下。德国也有类似规定，羁押时间最长为三个月（European Committee on Crime Problems 1966：34）。
混合模式第二种代表是美国的分期服刑制度。20世纪20年，加利福尼亚洲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令，将在监狱中羁押作为缓刑的条件，服刑地点为地方监狱。这样既能通过监禁生活让罪犯体会刑罚的痛苦，同时在本社区内矫正又不至于脱离社会。
在美国分期服刑模式的影响下，将监禁刑和缓刑结合适用的形式逐步在美国得到发展，美国震慑缓刑初具雏形。1965年，俄亥俄州议会通过法令（Ohio Revised Code 2947.06.1），震慑缓刑以正式的法律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二）俄亥俄州震慑缓刑的运行
俄亥俄州的震慑缓刑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监禁阶段。罪犯在地方监狱进行改造。这一阶段与一般有期徒刑监禁没有差别。只是监禁刑的执行地在地方监狱，而不在州监狱或联邦监狱。第二阶段，是缓刑阶段。根据犯罪人本人或律师申请或者法院直接决定，中止监禁刑，进行社区矫正。
在适用对象上，美国各州有一定差异，但是一般都规定了震慑缓刑适用于初犯，排除累犯和重罪的适用。
在程序方面，震慑缓刑必须经过司法程序，地方缓刑执行初关无权决定。俄亥俄州的震慑缓刑判决是一种司法再裁量。当行为人因为犯罪入监后，其本人、辩护人或者法院直接提起震慑缓刑动议。法庭基于原案定罪量刑情节，结合震慑效果，决定是否适用震慑缓刑。
（三）震慑缓刑设置的出发点
震慑缓开帔认为是针对累犯的灵丹妙药，具有以下优点：第一，震慑作用，使犯罪的人感受到被隔绝的监狱生活的痛苦，从心理上畏惧监狱生活；第二，改造作用，使犯罪的人处于监狱管理下，有更充分的时间了解其需求，改造罪犯；第三，避免了监禁刑的弊端。与监禁刑相比，震慑缓刑只羁押必要的时间，避免了交叉感染；第四，震慑缓刑节约了监狱资源。
震慑缓刑制度背后的理论出发点有二，——是刑罚的威慑，二是回归社会。从威慑角度，震慑缓刑是一种特殊的威慑，通过监禁的震慑避免罪犯在未来再犯罪。从回归社会角度，短期的监狱生活（例如在俄亥俄州90到130天）不会对犯罪分子原有的生存状态产生影响，不阻碍其回归社会。震慑缓刑制度既融合了惩治犯罪的正当性基础又体现了回归社会的制度考量。
二、我国引入震慑缓刑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震慑缓刑弥补了缓刑的不足
我国的缓刑属于刑罚的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这容易导致缓刑犯质疑刑罚威慑作用而再次越轨。实证研究表明缓刑在预防再犯罪方面效果不佳。同时，由于考察指标概括、模糊，其矫正作用也大打折扣，其弊端日益受到各方诟病。
与缓刑制度相比震慑缓刑增强了威慑，在矫正和累犯预防方面作用显著。短期的监禁刑让犯罪的人体会到刑罚的痛苦，敦促其在今后的生活中趋利避害，作出合法的理性选择。弥补了缓刑矫正效果的绵软。
（二）震慑缓刑避免了监禁刑的弊端
监禁刑是对人自由的剥夺，将犯了罪的人禁锢在监狱中进行统一管理。监禁刑体现了刑罚的报应和矫正功能。但监禁刑所带了的弊端也是不可避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很好的例证。1971美国斯坦福大学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了模拟监狱实验，他挑选人格和心理健全的被试者分为“犯人组”和“看守组”，使其体验监狱生活。实验结果令人痛心，原本情绪稳定的假象“犯人”逐渐出现依赖、软弱、狂躁，易怒等心理问题。斯坦福试验使人们意识到，作为矫正犯罪的场所，监狱本身具有潜在的危害性。
震慑缓刑中的监禁生活重在教育和矫正，监禁是矫正的手段而非惩罚，所以震慑缓刑的监禁时间远短于一般的监禁刑。这有效规避了监狱生活的弊端，避免了在押罪犯间的交叉感染。 （三）我国的假释制度不是变相的震慑缓刑
从形式上看，假释和震慑缓刑都包含监内执行和监外考验两个部分，但假释是对在押犯罪的提前释放，因而有学者认为假释是一种优惠政策。而震慑缓刑的本质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是辅助特殊预防的执行措施或策略。两者在制度设计上有本质区别。
假释前的监禁阶段是刑罚的执行，其监禁的目的是实现刑罚的报应和改造作用。而震慑缓刑的监禁是为了实现震慑的目的，即体现刑罚的威慑作用；假释主要依据服刑期间的表现，来判断是否已达到原判刑罚所期待的效果而作为奖励提前释放。震慑缓刑则是原判法院结合原案情形和震慑情况，作出的刑罚再裁量。因而两者不能两厢替代，有必要引进震慑缓刑制度。
三、构建我国的震慑缓刑制度
（一）震慑缓刑应作为替代措施，体现非监禁化
震慑缓刑应当作为监狱执行的替代措施，而不能作为缓刑的补充措施。震慑缓刑的基本出发点是非监禁化，即给有期徒刑“减负”。对于不符合缓刑条件的轻罪，极短的监禁足以达到抑制犯罪的效果，或者通过极短的监禁后，社区矫正的功效能够发挥，则对其适用震慑缓刑。
震慑缓刑不能成为缓刑的“附加”。若裁判者受重刑主义思想影响，肆意添加“监禁”这一附加条件，使监禁被过分滥用，甚至成为缓刑的必经阶段，这样非但震慑的效果无法有效发挥，还会沦为任意司法的工具。
（二）严格限制震慑缓刑的监禁时间
震慑缓刑设计的初衷是为实现特别预防，因而监禁的时间应当与其威慑效果相当。美国俄亥俄州震慑缓刑监禁时间是90-130天，但是这个时间受到实证研究的质疑。维托1978年对1508名在1975年被释放的俄亥俄州罪犯进行研究。维托将这些罪犯分子按羁押时间分成三组：（1）1-30天；（2）31-130天；（3）超过130天。并统计这些人的再犯律。研究结论显示，监禁时间低于30天的人，再犯率最低。
笔者建议如构建我国的震慑缓刑，羁押时间不宜过长，一艘情况下短于30天，延长至多不能超过60天。应当明确监禁是震慑的手段，社区矫正是改造罪犯的重点，不能本末倒置，企图通过监禁完全达到矫正犯罪的作用。监禁时间应被严格限制，与拘役、有期徒刑等矫正犯罪的自由刑应区别。
（三）震慑缓刑适用对象应有所区分
震慑缓刑在适用对象上应有所区分。首先，排除激情犯的适用。震慑缓刑预防再犯、震慑罪犯的理论前提是犯罪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即是犯罪分子在衡量犯罪成本与收益后，认为收益大于成本的选择。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期望通过监狱生活的体验，使犯罪分子对监禁、对刑罚产生畏惧，给犯罪的天平上增加犯罪成本的筹码。对于激情犯罪人（criminal by passion），龙勃罗梭认为“他们的犯罪行为基本上都是在激情作用下发生的暴力行为。”从犯罪人学角度，激情犯实施犯罪时往往内心缺少犯罪衡量的天平。其犯罪行为是在外界刺激下的非理性选择。对激情犯企图通过监禁的震慑而使其作出不犯罪的理性选择恐会收效甚微。因此笔者主张排除激情犯的震慑缓刑适用。
其次，排除累犯的适用。对于累犯，通过前罪的审判、刑罚等都不足以威慑罪犯，防止再犯，而希冀通过短期监禁发挥威慑，更是希望渺茫。因此，应排除累犯的震慑缓刑的适用，对累犯应通过实刑的执行，来教育和矫正犯罪。
此外，应鼓励震慑缓刑在经济犯罪上的适用，经济犯罪往往存在着经济利益的与刑罚的平衡博弈。同样的，震慑缓刑的震慑作用有助于引导其平衡犯罪的天平，作出合法的理性选择。
（四）未成年人震慑缓刑推广及注意
对于未成年人，是非观还未明确，学习能力较强。无论少管所的设计如何精湛，设施如何优厚都不可抹去其监禁本质，从而使未成年人的内心蒙尘。少管所给未成年人贴上服刑的标签，造成污名化效应对未成年矫正和教育十分不利。因此我们鼓励震慑缓刑制度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推广。
未成年人震慑缓刑的应具有特殊性。第一，未成年人学习能力强，环境适应周期短，因而第一阶段的羁押时间应短于成年人。羁押时间一般为15天，至长不能超过30天。
第二，羁押阶段的执行场所不能是成年犯监狱。有观点认为，可以让未成年人在成年犯监通过看到成年犯的遭遇，引以为戒。笔者认为区分监禁一方面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监社、监狱等的优惠措施得以顺利推行。因此，即使震慑缓刑监禁只是极短的时间，仍应将成年犯与少年犯分开羁押。此外，少年犯的羁押场所可以探索美国“集中营（boot camp）”，通过类似新兵训练的方式进行矫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