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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索南达杰的弟子,现在当地成立了一家NGO,教牧民如何做环保
英雄
索南达杰毕业的时候,放弃了留在西宁或北京的机会,回到治多县民族中学当了一名老师。他骑马回家乡招了扎多进中学,第一次改变了扎多的命运。
从民族中学到青海邮电学校,扎多一步一步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他看到了楼房,在西宁说了4年的汉话,经常说得嘴都干了,还兴高采烈。
对于20出头的年轻人扎多来说,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社会里充满了变革的味道。他和朋友们组建了自己的团体“唤醒会”,办杂志,发小册子,上台演讲批评县领导,试图用极其先锋派的行为敲打沉闷的县城。
有人打小报告说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州里派了一位副书记来调查。领导看完他们小团体章程,指着第一条说:“小伙子啊,这一条救了你们。”
“唤醒会”开宗明义第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此后,扎多和朋友们申请去民族中学当老师,放弃高收入,要用教育改变家乡人的思想。
他们在学校的改革又一次失败了。
当老师是扎多社会改造计划的最后一步,现在退无可退了,他彷徨,看不到前方的路。
妻子博雷看到县农业银行外面张贴的一张红纸,治多县委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的县委副书记正是索南达杰。
扎多和朋友兴冲冲投奔过去,却被索书记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索南达杰觉得这帮小年轻连在学校这点委屈都受不了,更不可能跟着自己干事业去。
他的心很大,包括了可可西里,面积和宁夏一样大的无人区。
扎多倒是觉得索南达杰虽然脾气臭了点,但是个值得追随的人。从少年时代开始,索南达杰就已经是他的偶像了。他加入了西部工委,成了索南达杰的秘书。直到1994年1月,18个月里12次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
在亲历者扎多眼中,索南达杰并不是一个如此先知先觉的人,他成立西部工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开发搞建设。
身为草原的儿子,索南达杰很清楚单靠畜牧业,草原人没办法富裕,一场雪灾就足以让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他把眼光投向了可可西里,隶属于索加乡的无人区,这里有金矿,他成立了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索南达杰是个异类干部:当中学老师,敢违抗上命,让学生把捡来的虫草卖给商人,而不是政府指定的供销公司,因为价钱更高;当乡党委书记,敢不交税,因为牧民实在太穷困,因而被戏称为“索加人民共和国”;作为下级,他敢拍着桌子骂县委书记然后再若无其事“道歉”;对于他看上眼的领导,再怎么柔顺的话他都能说出来。
扎多现在想,除了矿产,或许是可可西里的氛围吸引了索南达杰,他实在是个很难融入周遭氛围的人,他太有个性了。
扎多还记得,第一次去可可西里,索书记看的是《工业矿产手册》,边看边说:“你要是没有知识,就变成野牦牛了。”
西部工委成立就是为了开发可可西里,但这个计划并没有执行下去,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
索南达杰手里看的书变成了复印的散页《濒危动物名录》,除了盗金者,他们的敌人多了藏羚羊的盗猎者。
藏羚羊的绒毛编织成的“沙图什”,是世界上顶级奢侈品。这个美丽的物种开始成为人类贪欲的牺牲品。
扎多始终没有能够搞明白,索南达杰何以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这个词在90年代初的青藏高原,还显得特别陌生。他把索南达杰的作为理解成了因为对家乡的责任感而产生的文化自觉:眼看着大批藏羚羊被血腥屠杀,索南达杰内心的藏族传统价值观还是得以体现:不杀生、众生平等。
当然,作为一名真正意义的共产党员,盗矿和盗猎都不是索书记所能原谅的。
1994年1月,扎多和索南达杰最后一次走进可可西里。出发前,扎多留心了一眼吉普车的车牌号“青G0519”,他心里暗自嘀咕,真不吉利——我要救。
索南达杰骂他:“分明是我要金。”
车队行进不久,遭遇一大伙盗猎者,经过一场枪战,将敌人全部拿下。枪战中盗猎者司机被击中。他把扎多悄悄叫到一边,叮嘱回去汇报要统一口径:“一定要说是我打的。”
扎多心想,你要抢功啊,分明是咱们的向导开枪打的。索南达杰告诉他:向导是老百姓,如果说是他打的,回去要被人报复的,咱们是政府的人,回去没人敢找事。
为了照顾伤员,索南达杰临时决定,让扎多和司机带着伤员提前回去,他带着队伍押着大队盗猎者。
临别时,索南达杰把所有的子弹留给扎多,告诉他如何从草地和冰块上辨认方位,如何寻找北极星,还警告了扎多带走的有病盗猎者:“如果动了他一根毫毛,我下辈子不做书记了,专门抄你的老窝。”
几经波折,扎多的吉普车爬到了五道梁。
而索南达杰,一位难以定义的英雄,最后寡不敌众,与盗猎者殊死搏斗后牺牲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怒目圆睁,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在零下几十度严寒下,化成了一座冰雕。
前程
寺庙里,索南达杰遗体身覆党旗,武警战士为他守灵,上千盏酥油灯点燃,400位喇嘛诵经三天三夜为其超度。
索南达杰书记生前不信藏传佛教,他走后,遗体被政府恭送至寺院火葬,这是只有高僧大德圆寂才有资格进行的仪式。
当地的秋吉活佛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同一个真正的比丘。”
索南达杰走了,也带走了扎多的魂魄。他失去了老师、领导,又一次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扎巴多杰来了,他是索南达杰的妹夫,曾经当过县公安局长和监察院长,现在是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受索南达杰影响,他拉了一支队伍保护藏羚羊,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野牦牛队”。
扎多拒绝了入队的邀请。
可可西里实在太可怕,他害怕了,每次出发时看着家人装作若无其事,但心里想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看到人就知道肯定是坏人,就是你死我活;一次回来,看到马路,他整个人就瘫在了上面。
县里风言风语,说是他害死了索南达杰,为此他还在招待所待了好几天,交待事情经过。
扎多觉得累了,受够了,要奔前程了。再见了,可可西里。
领导让他找个想去的单位,他选择了宣传部,他想宣传索南达杰。在整理英雄事迹过程中,他又一次次被感动,决心加入索南达杰的那个组织。
甚至,他还参演了一部《杰桑
英雄
索南达杰毕业的时候,放弃了留在西宁或北京的机会,回到治多县民族中学当了一名老师。他骑马回家乡招了扎多进中学,第一次改变了扎多的命运。
从民族中学到青海邮电学校,扎多一步一步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他看到了楼房,在西宁说了4年的汉话,经常说得嘴都干了,还兴高采烈。
对于20出头的年轻人扎多来说,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社会里充满了变革的味道。他和朋友们组建了自己的团体“唤醒会”,办杂志,发小册子,上台演讲批评县领导,试图用极其先锋派的行为敲打沉闷的县城。
有人打小报告说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州里派了一位副书记来调查。领导看完他们小团体章程,指着第一条说:“小伙子啊,这一条救了你们。”
“唤醒会”开宗明义第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此后,扎多和朋友们申请去民族中学当老师,放弃高收入,要用教育改变家乡人的思想。
他们在学校的改革又一次失败了。
当老师是扎多社会改造计划的最后一步,现在退无可退了,他彷徨,看不到前方的路。
妻子博雷看到县农业银行外面张贴的一张红纸,治多县委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的县委副书记正是索南达杰。
扎多和朋友兴冲冲投奔过去,却被索书记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索南达杰觉得这帮小年轻连在学校这点委屈都受不了,更不可能跟着自己干事业去。
他的心很大,包括了可可西里,面积和宁夏一样大的无人区。
扎多倒是觉得索南达杰虽然脾气臭了点,但是个值得追随的人。从少年时代开始,索南达杰就已经是他的偶像了。他加入了西部工委,成了索南达杰的秘书。直到1994年1月,18个月里12次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
在亲历者扎多眼中,索南达杰并不是一个如此先知先觉的人,他成立西部工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开发搞建设。
身为草原的儿子,索南达杰很清楚单靠畜牧业,草原人没办法富裕,一场雪灾就足以让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他把眼光投向了可可西里,隶属于索加乡的无人区,这里有金矿,他成立了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索南达杰是个异类干部:当中学老师,敢违抗上命,让学生把捡来的虫草卖给商人,而不是政府指定的供销公司,因为价钱更高;当乡党委书记,敢不交税,因为牧民实在太穷困,因而被戏称为“索加人民共和国”;作为下级,他敢拍着桌子骂县委书记然后再若无其事“道歉”;对于他看上眼的领导,再怎么柔顺的话他都能说出来。
扎多现在想,除了矿产,或许是可可西里的氛围吸引了索南达杰,他实在是个很难融入周遭氛围的人,他太有个性了。
扎多还记得,第一次去可可西里,索书记看的是《工业矿产手册》,边看边说:“你要是没有知识,就变成野牦牛了。”
西部工委成立就是为了开发可可西里,但这个计划并没有执行下去,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
索南达杰手里看的书变成了复印的散页《濒危动物名录》,除了盗金者,他们的敌人多了藏羚羊的盗猎者。
藏羚羊的绒毛编织成的“沙图什”,是世界上顶级奢侈品。这个美丽的物种开始成为人类贪欲的牺牲品。
扎多始终没有能够搞明白,索南达杰何以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这个词在90年代初的青藏高原,还显得特别陌生。他把索南达杰的作为理解成了因为对家乡的责任感而产生的文化自觉:眼看着大批藏羚羊被血腥屠杀,索南达杰内心的藏族传统价值观还是得以体现:不杀生、众生平等。
当然,作为一名真正意义的共产党员,盗矿和盗猎都不是索书记所能原谅的。
1994年1月,扎多和索南达杰最后一次走进可可西里。出发前,扎多留心了一眼吉普车的车牌号“青G0519”,他心里暗自嘀咕,真不吉利——我要救。
索南达杰骂他:“分明是我要金。”
车队行进不久,遭遇一大伙盗猎者,经过一场枪战,将敌人全部拿下。枪战中盗猎者司机被击中。他把扎多悄悄叫到一边,叮嘱回去汇报要统一口径:“一定要说是我打的。”
扎多心想,你要抢功啊,分明是咱们的向导开枪打的。索南达杰告诉他:向导是老百姓,如果说是他打的,回去要被人报复的,咱们是政府的人,回去没人敢找事。
为了照顾伤员,索南达杰临时决定,让扎多和司机带着伤员提前回去,他带着队伍押着大队盗猎者。
临别时,索南达杰把所有的子弹留给扎多,告诉他如何从草地和冰块上辨认方位,如何寻找北极星,还警告了扎多带走的有病盗猎者:“如果动了他一根毫毛,我下辈子不做书记了,专门抄你的老窝。”
几经波折,扎多的吉普车爬到了五道梁。
而索南达杰,一位难以定义的英雄,最后寡不敌众,与盗猎者殊死搏斗后牺牲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怒目圆睁,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在零下几十度严寒下,化成了一座冰雕。
前程
寺庙里,索南达杰遗体身覆党旗,武警战士为他守灵,上千盏酥油灯点燃,400位喇嘛诵经三天三夜为其超度。
索南达杰书记生前不信藏传佛教,他走后,遗体被政府恭送至寺院火葬,这是只有高僧大德圆寂才有资格进行的仪式。
当地的秋吉活佛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同一个真正的比丘。”
索南达杰走了,也带走了扎多的魂魄。他失去了老师、领导,又一次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扎巴多杰来了,他是索南达杰的妹夫,曾经当过县公安局长和监察院长,现在是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受索南达杰影响,他拉了一支队伍保护藏羚羊,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野牦牛队”。
扎多拒绝了入队的邀请。
可可西里实在太可怕,他害怕了,每次出发时看着家人装作若无其事,但心里想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看到人就知道肯定是坏人,就是你死我活;一次回来,看到马路,他整个人就瘫在了上面。
县里风言风语,说是他害死了索南达杰,为此他还在招待所待了好几天,交待事情经过。
扎多觉得累了,受够了,要奔前程了。再见了,可可西里。
领导让他找个想去的单位,他选择了宣传部,他想宣传索南达杰。在整理英雄事迹过程中,他又一次次被感动,决心加入索南达杰的那个组织。
甚至,他还参演了一部《杰桑